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基层组织建设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大革命论文,基层组织建设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6)-04-0069-07
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上海是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的驻地和党最重要的活动地区之一，党员人数曾占全党的1/3。上海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始终在中央的直接指导下进行，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根据档案文献资料，以上海为考察的中心，对大革命时期党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所做的探索，进行初步的梳理，为党的基层组织史的研究和今天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一些思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确立了必须建立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的原则。党的第一个纲领规定：“凡是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① 中共二大指出：“我们既然要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律：(一)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② 这就是指出了党的组织建设的基本原则，即党必须联系群众，党的自身建设——组织和内部教育必须适应这一要求。据此，二大党章具体规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各组每星期由组长召集会议一次”③。这里的“组”就是党的基层组织。三大党章的规定与此基本相同，只是把“组”改称“小组”，其建立的条件改为“五人至十人”。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规模很小，组织发展速度相当缓慢。二大召开前夕，党员总数为195人；1923年6月三大召开时，党员总数为432人，到同年11月，也不过增加了百余人。④ 上海在1922年6月有党员50人，但到1924年5月，总数仍只有47人。⑤ 党组织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入党条件的掌握普遍过严。上海地委曾这样解释党组织发展缓慢的原因：“(一)因同志现注意国民党中的工作，所以对于一般人，都介绍他进国民党去了；(二)介绍为本党同志，务在严极。”即要求“先经过民族民主的政党之政治训练，然后才可以加入无产阶级的政党”，或者是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了解马克思主义，都应有高度的工作能力”⑥。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许多人坚持认为：在还不能进行充分有效的党内教育和训练的情况下，大量吸收党员是危险的。⑦ 同时，尽管确定了必须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原则，但对于基层组织的基本职责及活动方式，党章尚无明确的规定。因而，基层党组织的状况最初很不理想。上海的地方组织一度“内部涣散，等于没有组织，”虽经整顿，却“工作仍然毫无起色”。⑧ 为了保证党组织的正常活动，上海地委甚至做出过“如组长一次溺职，罚洋十元”的决定。⑨ 1924年5月，上海的基层党组织共有五个组。按照党章的规定，各组至少每星期开会一次，可“一月来惟第一组开了三次会议，第二、三组只开过一次会议，第四、第五组一次会也没有开过，”党费也不能按时收清⑩。
随着国共合作的建立，特别是以国民会议运动为起点的国民革命运动的逐渐高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党员队伍开始了较快的增长。党对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特别是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及时作出一系列的决定和指示。
1924年5月，中共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要求加快吸收党员，并初步明确了党的基层组织——小组的基本职责是：教育党员，发展新党员，经常在工人群众中做宣传工作。同年11月的中央第21号通告进一步强调：“党内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小组及地方会议应照例举行，不得间断”，规定各“委员会或组长，至少一星期应向中央作报告一次”(11)。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首先，大会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和新的党章规定，党的基层组织的名称是“支部”；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任何地方凡有党员3人以上，均得成立一个支部；支部公推书记1人或公推3人组织干事会(相当于今支委会)；支部人数较多时，可以再分为若干个小组，每组设组长1人。这与中国共产党现行的基层组织体制是相同的。
其次，大会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论述。《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指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就必须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必须“扩大党的数量，实行民主的集权主义，巩固党的纪律——党员们受其所隶属的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及支部干事会的指挥”(12)。
最后，《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重申了1924年中央扩大会议对支部的工作职责的规定。即“支部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教育党员，吸收党员，……支部在每一个企业中，应当时常善于利用企业主和其使用人之压迫工人或冲突或致于罢工……的机会，去宣传工人群众，促成他们阶级的自觉”。这样，就明确了支部的基本职责是：一、教育、管理和发展党员；二、开展群众工作，对他们进行政治上的引导、教育。同时，会议还决定在国民党和各种社会团体中建立党团，以“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
四大的这些决定非常及时，为党迎接以五卅运动为起点的全国性群众运动高潮，做好了基层组织建设方面必要的思想准备和制度准备，从而保证了党对群众运动领导权的掌握，并使自己的基层组织力量获得突飞猛进的扩张。
五卅运动爆发后，全国革命形势急剧高涨。中共中央正确估量形势，及时作出了变通入党的条件和手续以加快党员发展、扩大党的力量的决策。
1925月8月，中央发出第53号通告，把入党介绍人须有半年以上党龄的正式党员二人的规定改为只需一人为正式党员，且无党龄限制(13)。接着，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把党员的候补期从党章规定的劳动者3个月、非劳动者6个月，缩短到工人农民1个月，知识分子3个月；这次会议并对坚持较高入党标准的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主张党员数量上的发展，当以党的内部教育能力为限”是一种“错误观念”，是“党的群众化之唯一障碍”(14)。上海区委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进而提出：“产业工人乃是天然的同学(指党员——笔者注)，只要有阶级觉悟及诚实，便可加入，认识主义程度如何，能力如何，原可都不必计及之”(15)；并多次发出加快党员发展工作的指令，甚至硬性规定每个党员发展新党员的数量。如1925年10月，指标为每个党员至少发展工人5名以上或知识分子2名以上；1926年5月，指标为每个党员发展2名，与群众接触较多的党员，则须发展4名以上。(16)
党的队伍就此呈现出迅速扩大的势态。
1925年1月党的四大召开时，全国党员总数约1000人，而到同年10月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召开时，已达3000人，增加了两倍(17)。上海的党员数量增加最快。五卅运动前，上海区(18) 的党员总数为295人，在运动中增加了785人，到1925年9月，总人数已达1080人，占全党总数的1/3；全区共有74个支部，其中65个在上海(19)。1926年7月的统计为：全党11257人，上海区2241人，其中上海本地2163人；共有支部112个。(20)
党组织的迅速扩大，立即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方面，党员教育的任务越来越艰巨。
由于入党条件明显放宽，新党员素质高低参差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上海区委坦承：“在五卅高潮中，我们吸收八百人之多，免不了有少数的反动的不稳分子，所谓‘高潮带进的草渣’。”(21) 在当时的档案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党员因遭受挫折而“反动”即政治上转向的记载。如引翔港部委1925年11月的报告称，有些工人党员，一失业就“顿呈反动”，从而造成支部工作瘫痪。1926年9月小沙渡纱厂罢工失败后，“同志领袖，大多数都表现不好，如揩油，如要钱，甚至因要钱不遂，竟向(张)佐臣同志以报送捕房等语相恫吓”(22)。造成这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显然是对新党员缺乏政治教育。有些新党员，是由“党员个人的情感关系”介绍入党的，“只知有帮派或姊妹们的情谊，而不知有党”；甚至有“不知自己的加入者为何种团体之党员”(23)。据引翔港部委的分析，当地的党员中，“大概能分清工会与党的关系有十分之六七，还有十分之三四连工会和党的关系恐怕还弄不清楚……有阶级觉悟者仅十分之二三而已”。闸北部委也认为，当地“大多数同学竟不知道党是什么东西”，“有的同学不负丝毫责任，视己与党没有什么关系”(24)。因此，加强基层组织的建设，以更好地管理、教育党员，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严重任务。
另一方面，党的基层组织功能定位问题也日益突出起来。
五卅运动期间，党组织的迅速扩大，是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的直接结果。五卅运动后上海党员中的工人成分要占78.5％，比运动前增加了20％以上，(25) 当可说明这一点。但当时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处于公开状态的工会组织、采取合法斗争的模式实行的。即：上海总工会或所属的产业工会，直接派职业革命家去组织、指挥企业或行业的工人斗争，并在斗争的过程中，发现和培养工人活动分子，发展其中的积极分子入党，然后再建立企业的党支部和工会。这种斗争模式实际上严重依赖上海总工会这一强大的公开组织。因为当时的上海总工会不仅得到党领导的其他社会组织的公开支持，也得到官方一定程度的承认，拥有强大的社会威望和一定的经济实力，能有效地领导工人获得斗争胜利，让群众获得现实的利益，并因此而获得工人群众的真诚信任。
然而，这种斗争模式的最大隐患，就是群众的组织化程度过低。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企业工会，一般威信不高，“各种工人不相信自己的工会，只相信上总”(26)。企业内部的党组织，更因处在秘密状态或力量过于单薄，很少能在斗争中发挥主要的作用，远未成为群众斗争真正的政治核心和领导者，在群众中的影响远远小于总工会。如引翔港地区有11个工厂支部，在群众斗争中，仅3个能指挥群众，其余的均“仅可说是个人的努力而非党的活动”(27)。1925年11月，上海区委决定改组上海总工会，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认为工会与党的关系过于松散，即在各地区的党、团机构和工会机构，“实际差不多完全各管各事，不相统率。……殊失了以党的组织为职工运动之骨干的意义”(28)。这个批评是否公允，当然可以讨论，但工人运动的中心是工会而不是党组织，殆无疑义。用罗亦农和赵世炎的话来说，这就是“上海先发(展)工运，后发(展)党，故现工人信上中(总)者多，信傅翥(即上海区委，此处指共产党——笔者注)者少”；“大多数群众只受C.P.思想上的影响，而未做到组织上的影响”(29)。
更重要的是，五卅运动期间上海总工会获得合法地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机遇，与当时上海地方军阀政权的频繁更替及民族革命高潮的骤然到来有直接关系，而不是一种常态。因而，一旦统治阶级加强镇压，合法斗争的条件丧失，群众就会处在群龙无首状态，从而导致群众运动急剧低落，党的政治影响严重下降。1925年9月，上海总工会第一次被军阀当局查封，上海工人即顿觉失去依靠，许多基层工会，由此而“渐失其效用”，甚至“几全体瓦解”，“都有无形消灭之现象”(30)。这无疑是一个极其沉痛的教训。因此，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通过基层党组织来领导群众，建立新的斗争模式，就成了党的当务之急。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对基层党组织的功能作出更明确的定位。
1925年下半年以后，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1925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的第53号通告中，中共中央对支部和党团这两类基层组织的功能进行了界定。通告规定：“支部为本校基础组织，在一固定机关内负责发展本校及指导该机关内之本校政治工作两重职位；校团则在各种临时会议或各种联合机关内其中并不能组织支部者负指挥本校同学一致行动之责任。”(31)(引文中的“校”均指“党”——笔者注)这里本党的政治工作，也就是指对群众进行政治上的引导。上海区委迅即转发了这份通告，并根据“支部组织不好，则吾校组织即呈涣散现象”(32) 的新认识，发出了加强基层支部建设的一系列的指示。主要内容是：
(一)整顿组织，建立支部工作的规范。要求各支部负责人向上级报告所属党员的政治表现及支部名单、党员检查表、每月统计表等，并严格实行以单个工厂、学校、机关为单位建立支部，不准建立联合支部，理由是“以一个工厂为单位，它的中心自然集中在本厂的活动及发展组织”(33)。规定每个支部每周开例会一次，向区委组织部书面报告一次(34)，并要严格党费的征收。区委的一份通告声称：如果连党员的党费也不能收，“其组织之腐败可想而知也”(35)。
(二)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与培训。要求各支部“厉行教育及训练工作，多开会议，尤其是同志间的相互批评”(36)。区委开办了培训干部的党校、各部委高级训练班，培训课程中，就有“支部的重要与工作”的内容；还要求各部委开办为期5周、每周一次的支部训练班，并规定了培训的内容(37)。
(三)建立指导员制度。即各部委、地方必须向各支部委派一名有经验的党员，对支部发展党员及开展党的政治工作问题进行就近指导(38)。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看，这些指示得到了比较好的贯彻。从1925年9月到1926年5月，上海区委召开了13次听取各部委有关基层支部情况汇报的会议，区委领导对各部委的支部工作进行了专门检查。许多部委递交了所属支部建设的详细报告。如引翔港部委列举了所属11个支部的情况，6个支部做到每周开会，至少有4/5的党员到会，只有2个支部从不开会；浦东的11个支部，只有2个从不开会，有6个可以指挥群众，只有2个不起作用。(39)
随着基层组织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央和上海区委在1926年7月的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前后连续发布了4个文献，对基层组织的建设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思考和部署，即：1926年5月中央发布的《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上海区委的第63号通告，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等文件，上海区委组织部负责人赵世炎在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的报告《组织问题与支部工作》(40)。这4份文献所提出或阐述的一系列观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基层组织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建立强大的基层组织是共产党的根本特点。
这些文献认为，共产党“与其他的一切社会党的组织根本不同之点，就是它的基本组织是支部”；党的组织建设问题是很重大、很必要、又很宝贵的问题，俄国共产党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弄清楚，才建成现在这样严密完善的组织。不能对这个问题掉以轻心。
第二，支部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于它是群众的政治核心，“是党在各种社会中之核心”。
《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对党支部的功能、任务及工作方式，作出了八个方面共54条的具体解释与规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关于支部工作的详细规范。其中列出了支部的八项具体功能，即：“A.党的基本组织和党的组织单位，B.党的教育和宣传的学校，C.党在群众中的核心，D.发展党的工具，E.党的生活的中心，F.党的战斗的武器；G.党的实际监督党员工作的机关；”还有一项为“支部是党在群众中的耳目手足——党有支部的组织，才能知道群众的要求，群众对于革命的情绪；在群众方面才能感觉到党的指导，这样才能在群众中起作用，才能领导群众”。上海区委的第63号通告则根据陈独秀的一次讲话(41)，把这些功能概括为“革命的核心”，即“支部的意义在能使每个群众都以他为革命的核心，他是有真正群众的，是完全接近群众，而能调动群众的一个唯一重要的党的革命的工具”，“支部二字，在西欧各国原文都作‘核心’意义解释，中国译为支部与意义似有不合”；现在党的支部却多数未能做到这一点，因而党不能接近群众领导群众，“没有真正在群众中建立党的基础”。(42) 应该说，这是对支部基本功能的最有力的解释，为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指出了根本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组织建设理论方面的一个重大飞跃。
第三，对支部建设作出了一系列基本原则和具体操作的规定。
如：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支部干事会即支委会；只准设置两种支部，即按企业、学校或农村等单位设置的支部和按居住地如街道、区域设置的支部；支部必须执行党的决议和训令，给每个党员分配工作；党团不能成为党的第二组织，党团中的党员不能脱离支部，如党团的决定与支部有分歧，应提交上级机关解决；工厂的党支部必须通过工会，参与一切与工人利益有关的事件，借此组织和训练工人，并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还对党员教育的内容、开展群众工作的方式和技巧、支部生活的内容和程序、支部书记的职责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这些原则和规定，把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升到了制度化的水平。
第四，提出了必须发展党内民主的思想。
上海区委的第63号通告提出，中共是一个战斗的力量，为了使党的行动敏捷，需要实行相对的集权，但为了使党的政策群众化，也应该尽量实行党内民主，即“施行党的德谟克拉西”。具体的含义就是，试行各级党部执行委员或支部干事的选举。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正式批准上海区委在部委、支部中“试行初步的德谟克拉西”，用民主方式选举部分的部委委员和支部干事。
最后，提出了“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
1926年7月1日，上海区委组织部的会议首先提出了“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43)。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采纳了这一提法，在《组织问题议决案》正式确定了“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其含义，就是要把“党的真正基础建筑在各支部上面”，“把党的基本工作责成各支部，建立每个支部的活动工作，在每一个支部里实行分配工作，……使各支部里都有全党形式的各样工作”。按照赵世炎的解释，这一口号表明了支部工作的重要性，它意味着要求支部承担更多的工作，“使支部成为社会之核心，使每一个党员的所有社会关系和工作，统统集中到支部里面来”。
历史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及时、而且发挥了巨大积极作用的口号。因为只有党的基层组织充分发展了自己的政治核心作用，党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也只有高度重视了基层组织的建设工作，基层组织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此，共产国际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指出：中共七月的扩大会议的有关决定，即“党的整个组织工作应当是根据实际任务把党员和非党群众团结在党的政治口号周围。党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吸引每个党员投入到贯彻执行行动纲领的工作中，而且这项工作基本上应通过支部进行”，是“完全正确”的。(44)
不言而喻，这些思想观点，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以后，在“一切工作归支部”口号的指导下，上海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为上海地区革命形势的进一步高涨，奠定了强大的组织基础。
首先，党的组织进一步巩固和扩大。1926年9月，因小沙渡纱厂罢工的失败，上海减少工人党员700多人，几乎占党员数的1/3，其中的300余人还是工厂的支部书记或工会领袖，但是，上海党支部数量却没有减少，仍为113个(45)。这足以说明支部已有了比较巩固的基础。到11月，上海区的党员总数已达2544人，其中上海1720人。这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进一步号召“党员数量上的增加”，要求在翌年春的五大召开以前，使党员数量达到4万人以上，其中上海区要发展到7000人。上海区委则认为完全可达到新增10500人的目标。(46) 这个指标后来超额实现了，尽管其中可能含有水分或基础并不牢固。1927年1月，上海区的党员为5157人，其中上海本地为3630人；支部数则达到272个，其中142个在上海；20％的支部能很好地发挥作用，50％能正常开会(47)。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本地的党员达到14000人左右，支部180个；四一二政变后，最初仍有6000至7000名党员，支部160余个(48)。
其次，试行党内民主，推选基层干部的工作逐步展开。上海区委认为，这可以让有才能的群众领袖获得参与工作的机会，以培养出许多干部人才，并依靠真正的群众领袖，使党的力量深入群众。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后不久，上海区委就开始全面推行各支部干事会的选举。试行的结果是，“不但毫无流弊发现，且已收到相当的成效”。两个月后，区委又决定试行各部委委员的选举，同样“改选结果，非常良好，各部委委员，工人同志占百分之八十”。区委再进而准备进行区委执行委员的选举。(49) 应当指出，这里所称赞的工人比例高，并不是简单的成分论，而应该主要指工人领袖担任了干部，可以带动更多的群众。
第三，支部的工作日益活跃。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在1926年底对组织建设工作表示乐观：“各级党部都很活动，各种工作都有发展，党员增加，每星期平均约八十人。”(50) 中央对上海的工作也表示满意，认为：“‘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沪区已在党内宣传甚久。”(51) 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后，上海区委继续要求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无限制地扩大党的组织、每天要开支部会等新的要求，并要求赶造本区全体党员的详细名册，以便区委掌握每个党员的工作能力。(52)
最突出的成就，则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工人群众中已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能够确实地发挥政治核心的作用，依靠自己的威望和组织力量，把大批群众凝聚在自己周围，领导他们参加最残酷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如中央所指出的：“我们党在上海的组织在工人群众中是有相当的基础，在政治上亦有相当的地位，已成为上海革命运动的中心。”(53) 1927年2月，党正是依靠着自身强大的基层组织力量，领导发动了上海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几天内竟有30多万工人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政治大罢工，而到1927年3月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参加总同盟罢工的上海工人，达到了80万。党领导的3000名工人纠察队，经30余小时的激战，夺取了上海，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篇章。这在党的建设史上的意义，正如陈独秀所说的，证明了“我们的党不但不是一个小团体，而且不是一个(平)常的政党，我们……已经能开始武装暴动了。这使我们的同志有了自信”(54)。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90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93～98页。
④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第17页。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0、256页。
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56、243、474页。
⑦《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第51页。
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90～191页。
⑨《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90年，第11页。
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57页。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99～300页。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79～380页。
(13)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50页。
(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74页。
(15)《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52页。
(16)参《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第60页；《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192页。
(17)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94页。
(18)上海区包括苏浙皖三省及上海本地。
(19)参见《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9～42页。
(20)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52～353页；《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573页。
(21)《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51页。
(22)《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7年，第27～28页；《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58页。
(23)《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181、218页。
(24)《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82～83、171～172页。
(25)《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9～41页。
(26)《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1，第191页。
(27)《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57页。
(28)《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80页。
(29)《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289页；《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2，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90年，第37页。
(30)《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28页；《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8年，第92、98页。
(3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50页。
(32)《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125页。
(33)《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39页。
(34)《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18页。
(35)《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54页。
(36)《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28页。
(37)《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11、118页。
(38)《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53页。
(39)参见《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57、454页。
(40)这4个文献分别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611～618页；《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212～222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79～186页，第196～205页；《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287～298页。
(41)见《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2，第252～253页。
(42)当指" nuclei" ，其单数形式为" nucleus" ，本意即为“核，核心，中心”。《联共布党史简编》英文版(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Moscow,1951)中，党支部均作" Party nuclei" 或" nuclei" 。
(43)《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3页。该文件原无年月，编者判为“1925年8月”，有误。因文件中提到要与严春阳、丁文江交涉及“请汪(精卫)销假”问题，而严、丁均系1926年才在上海任职，汪的“请假”亦是“中山舰事件”以后之事。
(4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77页。
(45)参见《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573页。
(46)《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77～79、82页。
(47)参见《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643、646页；《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7，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90年，第110页。
(48)参见《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5年，第546页；《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6，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90年，第550页。
(49)《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21～122页；第141～142页。
(50)《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21～122页。
(5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508页。
(52)《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253、285页；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7～344页。
(5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508页。
(54)《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6，第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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