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多元主义：福利提供从国家到多元部门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利论文,主义论文,部门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6)06—0040—09
社会政策的研究沿着不同的范式向前推进。古典自由主义者重视市场的力量，赋予市场交换关系于支配性的地位。在工业革命时代，社会政策扮演“残补”的角色[1][2][3]。在自由放任思想主导下，社会政策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方面作用有限。随着西方国家发展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国家介入社会问题解决的凯恩斯—贝弗里奇的社会政策范式占据主导地位。二战后西方国家纷纷建立福利国家，社会政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提供福利的制度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分依赖政府的福利提供成为一个公认的问题，“政府失灵”和福利国家危机给居于主导地位的凯恩斯—贝弗里奇模式以致命的一击。福利多元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提出来的，它主张社会福利来源的多元化，既不能完全依赖市场，也不能完全依赖国家，福利是全社会的产物。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政策研究的一个新范式。
一、福利国家角色的历史演进
任何理论的发展都源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福利多元主义作为一个社会政策的分析视角也不例外。从其兴起的时间来看，它是在福利国家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扩张，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显露出危机问题以后产生的。审视福利国家背后的价值意识形态，国家的角色无疑是讨论的焦点。本部分通过回顾福利国家角色的历史演进，进而分析国家角色的变化，讨论福利多元主义范式提出的背景。
（一）福利国家角色显现 福利国家的发端往往要追溯到1883年德国健康保险，当时西方国家普遍开始工业革命，农业日益衰弱；城市化、工业化蓬勃兴起，因经济衰退周期导致的贫困家庭数量日益增加，在认识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因疾病、老龄、死亡、工伤等原因不能再工作而面临长年难以忍受的贫困生活，执政者在社会保险中寻找答案，试图要在事前规避工业秩序中的风险而不是事后处理。不久大多数西欧国家纷纷效仿德国，在二战前后建立了健康、工伤、养老、失业保险等计划；而美国的国家保险计划直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才出台。“社会保险的出现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私人慈善和家庭支持，以及朋友和教友的帮助是不能完全确保无疑的，所以政府要承担新的保护性责任，主办、指导和资助那些为特定风险和工人提供保护的保险计划。”[4](p.44) 政府被推到国家福利的前沿，私人机构和地方社区的作用被削弱了。
（二）福利国家角色的成长 福利国家的成长阶段是20世纪中期。这一时期社会保险无论从覆盖人群还是保障水平都得到很大发展，原先设计为解决特定人群的计划被放宽限制逐步扩展到全民，最初设定为接近最低生存标准线的援助水平也放宽到符合主流社会的合理标准水平。凯恩斯主义几乎在全球获得统治性地位，二战经济迅猛发展，强劲有力的经济发展为福利国家的成长提供了坚实后盾。这个过程产生的结果是将中产阶级纳入到福利国家的框架中。社会福利覆盖面的全民化，使几乎所有的收入群体都逐渐变得越来越依赖政府的帮助，政府在福利提供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三）福利国家角色的成熟 福利国家的成熟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经济持续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社会观念自由开放，新政治选举提升了少数民族、妇女、残障人士和其他人的民权和社会权利，人们注意到了社会不公平问题的各个方面，经济的发展使人们也愿意支持福利计划以改善公民权利和就业机会。
在这一时期，欧洲国家继续扩张福利计划，如通过职业培训、就业补贴以及放宽病假和工作法规等配套措施扩大了对失业或未充分就业人员的援助；美国尽管不愿采纳任何形式明确的社会福利理念，其福利扩张也是显而易见的，如美国的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包括职业培训、食品券、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精神健康以及社会服务等，对少数民族、被社会排斥人群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福利国家角色的收缩 福利国家的紧缩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石油危机标志着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终结，经济出现滞胀的同时，社会对福利需求增加，主要是因为人口老龄化，失业问题严重。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状况不断扩大，阶级之间冲突扩大，税收和开支系统入不敷出。社会和经济上的失败给福利国家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几乎所有福利国家都成了被批评的对象。
以英美为代表的收缩派开始放弃了充分就业的承诺，尽管他们不敢公然放弃普及性社会服务承诺，但在行动上已明显开始缩小政府福利开支。福利国家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权利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政治压力等因素使收缩派不能将社会政策全面向右转。以瑞典和奥地利为代表的维持派尽管仍然维持战后福利国家的开支水平，实施充分就业的承诺，但在行动上福利开支也有所缩减[5](PP.21～126)。政府部门通过福利开支缩减的手段来减少福利国家的规模，将福利责任下放到地方或其他部门，从国家保障的单一主体发展成多元责任主体。福利多元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解决福利国家危机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
二、福利国家批判
“70年代以前的福利国家扩张阶段不仅象征着资本与劳动者之间，也象征着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与其公民之间关于保障与权利的新契约。”[5](p.22) 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滞胀使许多国家发现，国家难以维持高水平的福利开支，福利国家制度也非设计中的那样完美，对其批评此起彼伏。福利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呢？经济合作组织对福利国家危机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描述：1.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2.经济衰退的危机；3.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危机；4.福利开支的危机[6]。米什拉指出福利国家面临四个方面的危机：1.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危机；2.福利提供和管理的危机；3.财政危机；4.经济危机[7]。
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对福利国家都持批判态度。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熊彼特为代表的新右派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把政府的干预限制在最低层面，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其理由是市场是发现人们需要的最佳方式；市场给人们最广泛的自由选择权，鼓励有利于消费者的竞争，降低了科层官僚体制无效率所带来的弊端，使社会发展更加民主，也更适合人类的天性。国家只应扮演规定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对无劳动能力的人提供一定的服务，不应过多干预。新右派认为创建一个普及性福利制度的国家不具有可行性，福利国家的支持者对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缺乏理性认识，福利国家不仅威胁到人类自由，而且破坏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福利国家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英国的高夫（Ian Cough）、德国的欧菲（Claus Offe）。左派学者使用矛盾（contradiction）来描述福利国家的本质，最典型的说法来自欧菲：“矛盾在于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并存，也不能没有福利国家而自存。”[8](p.153) 左派对福利国家的态度是：福利国家只是资本主义制度合法化的工具，其功能是帮助资本积累，劳动力再生产和维持政治安定，其运作并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最终必然产生财务危机及引发资本主义内部更严重的冲突和矛盾。
一些新的代替福利国家的概念也被提出，如“新福利国家”（new welfare state）、新混合福利经济（new mixed economy of welfare）、志愿福利国家（voluntary welfare state）、新工业福利国家（neo—industrial welfare state）、助人自助国家（enabling state）、福利国家私有化（privatiz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公私部门合作（public—private sector partnerships）、福利多元主义（welfare pluralism）、福利社会（welfare society）、组合主义的福利国家（corporatist welfare state）、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等[9](p.314)。所有这些批评和概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主张引入非政府力量来弥补政府部门的缺陷，反对过分强调国家在福利提供中的作用，提升其他部门的福利提供功能，发展一种多元的、混合的福利制度。
三、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在福利国家危机的背景下，在对福利国家的批评中，福利多元主义理论面世了。这种理论有时也称混合福利经济（the mixed economy of welfare），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社会政策领域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西方社会政策领域中，福利多元主义主要指福利的规则、筹资和提供由不同的部门共负责任，共同完成。但由于各国的经济环境、意识形态的差别，福利多元主义的构成及其功能的侧重点有所差别，如安德森的福利模式的三分法中，在自由福利国家模式中，国家主张市场介入社会福利，不论是采取消极的最低保障，还是积极的补贴私人社会福利方案；在保守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中，则强调传统家庭的价值，国家介入的原则只有当家庭能量枯竭时才被允许；在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模式中，则强调国家对福利的承诺和责任，公民享有高水平的福利[3]。尽管如此，福利多元主义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它不仅有利于对福利国家危机现状做出解释，而且提出了福利国家转型的发展方向。
（一）福利多元主义概念的缘起及内涵 福利多元主义概念在社会政策以及相关领域中引起广泛关注，它首先源于1978年英国《沃尔芬德的志愿组织的未来报告》中的使用[10]。沃尔芬德报告主张把志愿组织也纳入社会福利提供者行列，将福利多元主义运用于英国社会政策的实践[11]。然而对福利多元主义有明确论述的应该是罗斯，他在《相同的目标、不同的角色——国家对福利多元组合的贡献》一文中详细剖析了福利多元主义的概念①[12]。罗斯首先对福利国家概念予以澄清，认为福利国家是一个大家熟知但容易引起歧义的概念，特别是容易误认为福利完全是政府的行为。国家在提供福利上的确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绝不是对福利的垄断。其次，他主张福利是全社会的产物，市场、雇员、家庭和国家都要提供福利，放弃市场和家庭，让国家承担完全责任是错误的。市场、国家和家庭在社会中提供的福利总和即社会总福利，用公式表示为：TWS＝H＋M＋S。TWS是社会总福利，H是家庭提供的福利，M是市场提供的福利，S是国家提供的福利。国家是现今最主要的福利生产者，但并非唯一的来源。市场也是福利的来源之一，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都要从市场中购买福利，工人通过雇佣劳动获得福利；从历史的角度看，家庭一直都是福利的基本提供者。再次，市场，国家和家庭作为单独的福利提供者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三个部门联合起来，相互补充，扬长避短。如国家提供社会福利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由于非市场的“政府失灵”，国家垄断福利的提供会招致批评；而国家和市场提供社会福利是为了纠正“家庭失灵”，家庭和志愿组织提供福利是为了补偿市场和国家的失灵。最后，混合福利社会就是当国家提供社会福利的增长并未完全排除由家庭和市场提供的社会福利时，三者共同提供福利服务时，这种混合社会（mixed society）就产生了。它认识到国家财税福利的重要性，但也同时强调市场和家庭对社会福利的贡献。总之，国家、市场和家庭之间与其说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不如说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三者此消彼长，一方的增长对其他方的贡献具有替代性[12]。
在福利国家面临危机的年代，罗斯关于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因为强调国家以外的其他社会部门在福利方面的作用受到重视，后来不少学者使用福利多元主义理论来建构他们的分析框架。
（二）福利多元主义的三分法 从罗斯关于福利多元主义的解析来看，他其实采用了三分法的方式，即福利的提供者由国家、市场和家庭组成。这种分析框架为德国学者伊瓦斯（Evers）所发展，在罗斯的研究基础之上，伊瓦斯提出了福利三角的研究范式[13]。他认为罗斯关于福利多元主义的定义过于简单，应把福利三角分析框架放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的背景中，并将三角中的三方具体化为对应的组织、价值和社会成员关系。（市场）经济对应的是正式的组织，体现的价值是选择和自主，社会成员作为行动者建立的是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国家对应的是公共组织，体现的价值是平等和保障，社会成员作为行动者建立的是和国家的关系；家庭是非正式的私人的组合，在微观层面上体现的是团结和共有的价值，社会成员作为行动者建立的是和社会的关系。福利三角展示了三方的互动关系。（市场）经济提供着就业福利；个人努力、家庭保障和社区互助是非正规福利的核心；国家透过正规的社会福利制度将社会资源再分配。在一定的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中，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和家庭提供的家庭福利可以分担社会成员在遭遇市场失败时的风险[13][14]。
欧尔森也放弃传统的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分法，而改采用国家、市场和民间社会（家庭、邻里、志愿组织等）的三分法来分析福利国家。他采用民间社会的概念讨论福利的分散化和私有化，认为福利提供组织向民间社会发展是可以预见的[15]。
无论是何种解释，研究者都强调福利来源三方互动关系的平衡性和稳定性。均衡状态一旦被打破，过分强调国家的作用，就会产生福利国家危机状态。福利三角理论特别注意在三种制度的互动过程中分析行动者与制度的关系。人民的福利来自他们通过就业从劳动力市场获得的福利，来自他们生活的家庭中的非正式福利，只有当他们在市场失败和家庭问题的时候，国家才承担解决危机的作用，国家并非是人民获得全部福利的提供者，在福利三角中，它和市场、家庭一样是人民获得福利的部分提供者[14]。
（三）福利多元主义的四分法 并非所有学者都持三分法的划分模式，就连伊瓦斯在其后来的研究中也对福利三角的研究范式给予修正，他采用了四分法的分析方式，认为社会福利的来源有四个：市场、国家、社区和民间社会[16]。他特别强调民间社会在社会福利中的特殊作用：它能够在不同层次上，在基于不同理念上的政府、市场、社区之间建立联系纽带，使私人和局部利益与公共利益相一致（参见表1）。他注意到了民间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对社会福利的整合有着重要意义。
约翰逊也主张采用四分法的方式，他在福利三角国家、市场和家庭的基础上加入了志愿组织，强调福利多元主义暗含的福利供给的非垄断性，志愿组织、家庭等非正式组织在福利的提供上发挥着重要作用[17][18]。吉尔伯特福利多元主义的观点与约翰逊一致，他认为福利多元主义结构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它可被视为由政府、志愿组织、非正式组织和商业组织四部门组成，社会福利透过这四个部门传送到需要帮助的公民手中；另一方面，这四个部门嵌入福利国家市场的公共和私人领域，尽管它们可以单独存在，但仍然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市场相互重叠（见表2）[11][19]。
吉尔伯特区别了经济市场和社会市场，其不同在于指导福利分配的原则和动机不同。福利国家的社会市场主要是根据人类需求、依赖性、利他情结、社会义务、慈善动机和对公共保障的渴望来分配商品和服务。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和服务是通过经济市场来分配的，理念上是以个人进取心、生产效率，消费者选择、支付能力和利润追逐为基础的[11][19]。“与经济过程不同，福利国家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个人的市场价值不是用来衡量其福利权利的指标。事实上，福利的核心功能是从市场中拿走商品和服务，代替市场或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和修正市场运作方式以产生其自身不能产生的结果。”[20](pp.19～20)
福利多元主义的四分法是在三分法的基础上对福利来源的进一步细化。对于约翰逊而言，其贡献在于在国家、市场和家庭之外发展了志愿组织作为福利的提供方，丰富了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内容，并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如王卓祺[21](pp.20～26) 在儿童照顾议题下，分析了福利产品来自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和志愿部门的福利多元组合。吉尔伯特把福利多元主义嵌入广阔的社会经济背景中，福利的提供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在社会市场与经济市场之间相互区别，彼此交织，表明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之间从不兼容到兼容的演变[22]。
福利多元主义的三分法和四分法没有绝对的划分界限。一些提出三分法的学者有时也使用四分法开展他们的研究。无论是三分法还是四分法都是对福利提供的反思。福利多元主义认为福利的来源应该多元化，福利责任不仅仅由国家或市场来承担，其他社会主体如个人、家庭和志愿组织、民间机构等也应是福利的提供者，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它企图冲破国家和市场的绝对主义藩篱，寻求福利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路径。
四、福利多元主义的发展趋势
正如前文中所谈到的，福利多元主义已成为西方社会政策的理论主流，由国家提供福利在向多元部门提供福利转变。然而，这种转型究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国家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会扮演怎样的角色？多元福利提供部门实际上发挥怎样的功能？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分析研究。理论家们在分析福利多元主义的同时，也对它的实践发展趋势作了预测，其观点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派：
（一）对福利多元主义的批评 对福利多元主义的批评以约翰逊为代表，他提出福利多元主义的社会政策发展具有潜在的危险和不平等[17][18][23]。他从分析英国的福利政策出发，认为英国目前的福利政策正是一种多元模式，福利提供日益多元化。但是值得怀疑的是政府之所以对福利多元主义如此偏好是否隐含着政府期望摆脱自身的责任，将其本应承担的职责转给非正式的商业或志愿部门。1.由非正式部门提供的福利意味着家庭、亲属特别是家庭中的妇女对福利承担起责任。但自前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渐渐明显，在未来将有更多的老年人需要照料，而照顾者人数减少，大量的妇女人群参与到雇佣劳动中，由家庭等非正式部门提供主要福利是不切实际的。约翰逊对由非正式部门提供福利的潜在问题表示忧虑：“其问题是能否保有现在的福利水平，而不是家庭在未来可以提供更多的福利。”[23](p.172) 2.让志愿组织承担更多的责任也会面临一些问题。如果志愿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然对责任机制和审核机制的需求更大，而责任机制和审核机制的建立反过来又会危害到志愿组织的独立性[23](p.174)。3.有可能强化社会阶层结构，拉大两极分化，主要表现为社会福利提供的不均。如果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是志愿组织，在下层阶级中，他们对福利的需求往往最为强烈，但下层人民得到的社会福利也最少。同时志愿组织具有分裂性和较差的统一配套性，机构重叠或空缺现象时有发生；如果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是商业部门，其最主要的问题是可能形成地方垄断或行业的卡特尔[23](p.177)。
约翰逊认为福利多元主义在理论分析中可以视为中性词，因为它本身并没有暗含某种具体的福利组合形式，然而其使用远非中立，向福利多元主义方向发展实质是在世界范围内对国家角色的再次评估[18](p.25)。
在对福利多元主义的批评中，吉尔伯特也有类似的看法。他通过分析美国的社会福利政策，认为福利多元主义必然朝着私有化和地方分权主义的方向发展，这种趋势暗含三个假设：1.私有化是最有效提供和输送社会服务的方式；2.地方政府组织比中央政府能更好地满足公民的社会福利需要，因为地方政府与接受服务的民众更贴近而且避免联邦政府的科层制；3.草根组织和社区基层组织比地方公共机构更有效，因为他们较公共机构缺乏科层化，与接受服务的民众关系紧密，同时强化了民间社会的中层结构（mediating structure）[11]。
吉尔伯特对这三个假设持批判态度。针对第一个假设，吉尔伯特认为福利多元主义者应该注意到市场的比喻不能完全应用到社会福利领域，因为社会福利领域还包括有公共资金资助的服务。当公共基金用于从私人部门购买服务时，市场规则失效了，因为这个第三方设置暗中破坏了对消费者选择反应灵敏的竞争力，整个交易过程不为消费者所了解，他们获得由公共部门出资，私人部门提供个人服务；也不为购买方政府公共部门所了解，因为他们并未接受服务。而且社会服务的消费人群通常是弱势人群——儿童、老人和穷人——他们得到的信息并不完全；在缺乏受有经验消费者制约的市场原则的情况下，第三方服务的购买很难保证输送服务的质量。确保服务质量的问题又引出私有化的另一个问题，即合同的交易成本较高，从而要求精密的测算以确定所购买服务的单位价格及对随后所输送服务的质量进行测算所需程序的昂贵成本[11]。
针对第二个假设，吉尔伯特认为福利多元主义者认识到地方政府较中央政府机构对本辖区的社会问题更在行，能对辖区的特殊需求迅速地做出反应而且小政府更容易操作，即使失败也不至于带来太大损失，但是也要认识到地方主义可能具有狭隘性和压制性，地方性小政府容易顾及大多数的利益但也可能忽视其他少数利益[11]。
针对第三个假设，吉尔伯特认为福利多元主义者认为社区基层组织是否比公共官僚机构在输送社会服务上更有效是一个经验性问题。基层组织与接受服务的民众距离更近，缺乏官僚化，对当地需求能迅速做出反应，但也不能保证在服务输送中一定更高效[11]。他还提出：“在福利多元主义中，福利输送的责任在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均衡状态的变迁引发一个令人思考的问题：福利多元主义是否代表着社会保护领域研究的一个新的研究范式。”[11](p.419) 即福利多元主义的发展方向是否可以为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福利，向实现人类社会的公平又迈进一步呢？这仍然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
（二）对福利多元主义评论的中间路线 福利多元主义的中间路线以平克为代表。他认为福利多元主义完全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相互妥协做出的选择，自由主义者最终承认了国家干预的优点，并保有一定的社会福利支出水平，而保守主义者继续拥护集体计划，但也为市场留有一定自由发挥作用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福利多元主义被视为一种控制损失（damage control）的有效政策，各种不同的理论、意识形态相互吸引，取长补短。平克认为福利混合经济形式灵活，缺乏繁文缛节，各部门相互合作可以提供丰富的福利服务。平克还将自己誉为重商主义式的集体主义者，一方面强调运用国家的力量提供福利，另一方面并不排斥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平克认识到英国既不是纯粹的自由经济的市场经济，又非社会市场的社会，而是一种混合体制的社会[24][25]。他采用的重商主义的集体主义具有一定的新意，但对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一些表象的描述，未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本质。他的观点内涵笼统，缺少追随者。
（三）对福利多元主义观点的支持 福利多元主义的支持者以伊瓦斯和皮斯托弗为代表。伊瓦斯对福利多元主义的讨论及当代福利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同意约翰逊关于福利多元主义发展暗示着国家在福利提供的作用下降，然而与约翰逊不同的是他认为这种转变是积极的。对伊瓦斯而言，通过分析福利三角和福利多元主义，最大的收获就是打破了长期以来在福利国家中存在的二元国家与市场对立的思想。皮斯托弗对福利多元主义的发展同样抱有乐观的态度。他的着重点是把福利多元主义与社会团结结合起来考虑，将社会团结划分为水平团结和垂直团结。垂直团结暗含着国家在资源转移过程中的积极卷入，将资源从一个社会群体转移到其他社会群体，中央政府通过做税收的收集人和社会项目的筹资者，加强了垂直团结。而水平团结暗含着更多的个人卷入，在福利服务的生产中有更积极的公民参与，政府介入的较少。在水平团结中，皮斯托夫进一步细分为三种类型：1.不同个体消费者（服务接受者）之间的团结，即参与式团结（Participatory）；2.特定社会福利项目中，雇员之间的团结，即互助式团结（Mutual benefit）；3.富裕群体与贫困群体之间的团结，即慈善式团结（Benevolent）。福利多元主义正是通过福利提供的多元化途径实现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26][27]。
福利多元主义实践的乐观论者看到福利多元主义发展方向与增权（empowerment）、更大的选择自由权、积极的公民权（active citizenship）、团结、参与概念的联系，认为福利多元主义不仅可以解决福利国家危机问题，而且可以促进社会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福利多元主义是社会政策的一个宏观分析范式，它关注福利的多元来源、供给、传输的结构。在福利国家陷入困境之时，福利多元主义给社会政策吹来了一股新鲜的风。它纠正了过分强调国家提供福利的错误认识；提出国家、家庭、市场、志愿组织等多元福利提供者的职责并重；建立多元福利提供者的结构；从福利的国家提供转型到福利的多元提供模式等重要的观点。
福利多元主义对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无疑也是具有借鉴意义的。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经历了由家庭保障的传统保障制度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单位统包的保障体制，后来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随之出现。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强调市场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但传统的家庭、社区在社会福利制度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新兴的志愿组织、民间团体在社会保障中应该怎样发挥作用呢？中国具有强调家庭作用的传统文化和价值，有组织结构严密的社区，有密切互动的邻里关系，它们在福利提供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尚未具备西方福利国家那样丰厚的经济基础，国家提供福利的模式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现在，福利多元主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理论模式：平衡不同的福利提供者的作用，避免国家在福利提供中过分地保障，避免福利依赖问题的出现。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文化与社会的结构，注意到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以及福利多元主义对福利国家发展的意义，将福利多元主义嵌入我国社会福利结构，在福利多元主义观点的指导下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政策，构建一个有稳定的福利保障、和谐发展的社会。
收稿日期：2006-07-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5ASH001）。
注释：
① 福利多元组合（welfare mix）与福利多元主义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福利多元组合是福利多元主义的一种福利资源安排，强调福利资源的来源多元化，是一个偏重社会结构描述。福利多元主义强调的是面对福利国家的危机，通过福利多元组合安排，将以国家的全面福利提供转变为社会诸多部门的福利提供，在社会不同部门参与下，重视家庭、社区和其他非正式组织，从福利国家转型到福利社会，化解福利国家危机，是一个偏重社会过程的理论研究。有许多学者（Abrahamson,1994; Evers,1993; Johnson,1999）将福利多元组合的分析归入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内容。因此，笔者在这一部分论述的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解释实际是从福利多元组合的分析范式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