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创新的公共使命与社会企业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使命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冠以“社会”二字：社会企业理念进入中国 步入21世纪，政府和公益组织领域正在被商业创意、市场规则和管理实践等私有经济的理念不断渗透（Phills et al.，2008）。企业和创新，这些与私营部门经济密切相关的词汇，被冠以“社会”二字——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成为新的概念，被赋予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含义，并走入现代生活的主流。 社会企业衍生出社会创业、社会企业家等描述兼具经济责任与公益责任双重任务的组织和人物（时立荣，2005）。当商业和投资被冠以社会作为前缀，变成社会商业和社会投资的时候，金钱所代表的意义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诺贝尔奖获得者，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主任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开创和发展了小额贷款（micro-loan）的服务，其创办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又称乡村银行）专门提供给因贫穷而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创业者，超过96%的贷款借给了女性，她们不平等地遭受贫穷之苦，但同时也比男人更勤劳，更愿意奉献更多的收入，以供家庭所需。2006年，“为表彰他们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尤努斯教授与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格莱珉银行已成为孟加拉国最大的农村银行，这家银行有着835万的借款者，为8万多个村庄提供信贷服务。格莱珉银行的偿债率高达97%。提供“小额信贷”帮助穷人脱贫的格莱珉银行，正是受到学术界和商业领域关注的社会企业/社会商业（Social Enterprise/Social Business）的典型（Light，2006）。 社会企业，包括社会创业和社会企业家，这些概念被引入中国首先需要感谢两位英国人和他们的作品：一位是关注社会创新的英国记者戴维·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他写了《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How to Change the World：Social Entrepreneurs and the Power of New Ideas），另一位是布莱尔内阁的英国作家查尔斯·利德比特（Charles Leadbeater）写的小册子《社会企业家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Social Entrepreneur），2004年，这两本书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社会企业的相关概念在中国逐渐崛起（British Council，2008），不到十年时间，其受到的关注与日俱增。刚一接触，社会企业新的组织和生产方法、新的生产要素和新的市场关系便吸引了国内学者尝试性地探究社会企业的内容以及在中国可能的发展前景（时立荣，2005）。 二、社会企业/创业/企业家——争论中的定义与边界 （一）社会企业的边界 1998年，杜克大学社会创业促进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CASE）的创始人Dees教授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概念（Dees，1998），其描述的组织形式和特征早就存在，但正是Dees教授的努力，社会企业这一创新型社会组织的发展很快便吸引了整个世界的目光。Dees教授提出的社会企业光谱概念受到实践领域的关注，并被逐步完善，清华大学的王名教授将这一概念和理论体系通过学术著作介绍给中国学者（王名、朱晓红，2009）。 国外关于社会企业的学术讨论越来越密集，国内的学者受益于严谨的学术争论和迅速发展的中国国情。一方面从描述性的角度，阐述了社会企业的内涵和外延，包括社会企业的定义、属性与分类，社会企业的起源和法律地位（王名、朱晓红，2009；雅克·迪夫尼等，2009），同时，融入了国内外不同的情境，比较了社会企业的特征和支持因素，以及公民社会、政府、市场和国际援助这四个驱动因素的影响，指出社会企业在中国发展路径的驱动力量（余晓敏、丁开杰，2011）。 大量国外的研究文献聚焦于社会企业相关概念的界定（Mair & Marti，2006），然而，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社会企业研究者们并未在这一概念的主要领域、边界、形式以及意义上达成共识（Peredo & Mclean，2006），因此就导致学术界并没有对其有一个明确和统一的定义（Short et al.2006）。同时，社会企业概念的混淆现象导致了研究领域的非严谨性和大量的异质方法的出现，这成为了实现跨领域对话和理论进步的障碍。 大量社会企业的概念都涉及企业利用资源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虽然研究界针对这个观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一些学者将社会企业定义为政府或非营利组织运用商业规则的过程（Austin et al.2006），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社会企业是传统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活动或者是慈善组织的职责行为，还有些研究者认为社会企业是一种社会创新（Bornstein，2004）。 对社会企业的定义主要聚焦在四个因素上：（1）社会企业家的个人特质：主要突出获得所需资源的能力、识别和利用机遇的能力以及通过领导技能做出变革的能力。（2）社会企业的运作部门和运营过程：偏重于运作部门及社会企业所使用的资源和运营过程的定义，进一步促使了对社会企业定义的理论基础的探讨，这些主要包括社会企业建立所遵循的规则以及社会企业开展的主要活动。（3）社会企业家运用的资源：一些学者根据社会企业家在进行风险投资时所使用的资源和运行过程来定义社会企业，包括营利和非营利、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经济财富的创造、社会企业行为和社会服务行为及社会行动。（4）社会企业家的主要目的及产出：主要聚焦于社会企业的主要使命和工作成果，其中包含通过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大部分的社会企业定义中似乎都涉及社会价值或社会价值的外延。这种方法主要关注社会企业家的努力效果，一些学者在定义社会企业时采取忽略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方式，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将二者联合起来。表1整理了社会企业的各类定义。
对社会企业的定义，研究者们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评论。纽约大学研究公共服务的Light教授认为目前的定义内涵太宽（Light，2006），而多伦多大学的Martin教授和Skoll基金会的主席Osberg女士则认为这些定义的内涵又太窄。长期从事社会企业研究的Dees教授早期就意识到了这种困境，所以他认为研究者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避免社会企业定义的过宽或过窄。从上述这些定义中可以看到，研究者并未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平衡。 时至今日，学者们仍在争论社会企业是否应被当做一个独立的领域来研究、社会企业与哪些组织和管理的模式相融合。基于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特征而对二者所作的定义，则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这些特征的探讨和争论；这种争论是无解决方案的，因为将这种组合特征应用于所有的社会企业活动是不可行的。 社会企业独特的使命是社会价值的创造，要求研究者对社会企业的过程、资源及特定的成果进行检验，那么关注于此的定义，将有助于研究者在社会企业研究中获得新的洞察。同时，从社会企业发展过程的角度定义，也能让研究者衡量不同社会企业的发展状况。可以预期，未来从学术和实践的角度，关于社会企业及相关概念的争论仍然会持续。 （二）社会企业在中国的社会价值创造 作为一种崭新的组织形式，社会企业和商业企业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第一，使命。商业企业有明确的盈利目的，虽然有的商业企业积极开展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活动，但是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在股票市场能有良好的表现；而社会企业就是带着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的目的。第二，市场失灵。商业企业家的难题和失败，往往有可能是社会企业家的机会。社会企业的产生正是因为市场失灵，这也是社会企业的目的。第三，资源配置。社会企业的人力和财力资源配置既有优势又有限制，社会企业的社会目的和使命使得有时候社会企业不能像商业企业那样获得许多资源，但是又会有额外的支持，在工作人员和雇员方面，两者也有明显的区别。第四，绩效评价。商业企业可以通过财务指标、市场占有率、客户满意度和性能质量等相对有形和可量化的手段来评价企业的表现，而以社会使命为主要目的的社会企业，就比商业企业在绩效评价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不可量化、多重因果、时间维度和对社会影响力的认知差异，都会挑战对社会企业表现的绩效评价（Austin et al.，2006）。 然而，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实践，对中国社会的社会价值的创造和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不依赖于目前国内有限的学术研究和争论。在公益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已经存在的或者刚刚诞生的组织认同自己、标榜自己为社会企业，也有一些组织觉得社会企业这个概念是洪水猛兽，会摧毁公益组织本身的使命，但是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认识到解决社会问题，不能仅仅依赖于“授之以鱼”这样直接的物质帮助和临时性的解决方案，而是需要给予目标人群可持续的发展技巧。社会企业正是依赖于维持组织运行的经济考量和实现社会使命的社会价值创造这两个重要方面（见表2）。
对于传统的慈善或者公益来说，存在一个争论：有的时候，慈善或者福利没有真正帮助到需要的人，反而鼓励懒惰。针对乞讨者这一常见的现象，国外对是否给予金钱帮助有所讨论。大部分的观点是不赞成给乞讨者金钱，即使有些赞成的观点，也只是希望能捐给正规、有组织的慈善机构。不赞成金钱帮助的重要一条原因就有，钱应该捐给那些致力于从根源上补救无家可归者的公益组织。社会企业本着公益的精神，它们提供有尊严的工作和能力培训，为弱势群体提供支持。 三、双重使命带来的利益和存在的风险 社会企业是经济使命和社会使命的混合。作为一个混合体，社会企业由两个强大的力量驱动。首先是社会变革需要的内在本质，往往受益于创新、创业或基于企业的解决方案。然后是可持续发展的组织和服务需要多元化其资金来源，通常包括创造收入的来源。双重价值创造——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决定社会企业有一些重要的特征：他们同时使用商业的工具和方法来实现社会目标；需要融合社会和商业资本及运作方法；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需要创造经济价值；从商业活动中产生收入，以资助社会福利计划；受到市场驱动和使命引导；同时衡量财务表现及对社会的影响；财务目标的实现有助于公众的利益；享受财务自由，不受收入的限制；能够采用企业战略来完成社会使命。 遗憾的是，社会企业的创立过程并不总是美好的。和商业企业、非营利组织一样，社会企业也面临失败的风险。作为一种混合的组织存在，与商业企业相比，社会企业有不同的使命和目的，获得经营性的收入仅仅是社会企业解决社会问题、完成社会使命的一种手段，它的内涵，与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CSR）完全不同；此外，与公益组织相比，社会企业行为除了产生利益以外，同时也伴随着多个方面的风险。2008年受到英国大使馆教育处的委托，公益组织的支持机构恩派（NPI）对中国的社会企业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British Council，2008），总结了若干在中国建立社会企业的挑战：（1）初始资金缺乏，报告中解释的原因是社会企业容易落入既不是完全营利性公司又不是传统非营利组织的两难境地，社会企业很难获得风险投资、贷款和捐赠款，因为基金会往往会支持传统的非营利组织；（2）缺乏专业非营利组织的有效的目标群体；（3）缺乏商业技能和非营利组织运营两方面的人才；（4）缺乏对社会问题创新的解决方案以及与市场竞争能力不足等。调研的结果多在意料之中。 首先，对于商业企业和传统的非营利组织来说，初始资金和运营资金的缺乏是很常见的事情，从理论上来说，社会企业应该兼具商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优势，既能够通过商业运作获得额外的经济来源，又能够与传统非营利组织一样，获得政府、公众和基金会的支持。与传统非营利组织相比，社会企业很难获得风险投资、贷款和捐赠款的原因，很有可能是目前不明晰的边界，导致社会公众对社会企业的认同，包括社会企业对自身的认同，都存在一定的不足。 其次，人才和商业技能的不足，是在面对商业企业竞争时能力不足的重要因素。社会企业这一崭新的概念，给中国的公益大地带来扑面的清风，许多传统公益组织在尝试或者思考转型社会企业带来的利弊，国外社会企业，比如Aravind眼科诊所和Goodwill慈善超市，他们的成功感染了国内致力于公益事业的从业者，但是现实比理想残酷，社会企业需要既熟悉商业技能又懂得非营利组织管理的人才，在市场化的运作背景下，社会企业面对商业企业时的竞争能力不足，以及同时关注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容易使社会企业迷失前进的方向。 最后，缺乏创造性地提出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能力才是社会企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商业企业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盈利，而社会企业的使命往往更加复杂，既要解决社会问题又要创造社会价值，创新的解决方案是社会企业立足的基础。未来的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研究，应当更多地关注社会创业领域的解决方案。 虽然面临这些挑战，社会创业和社会企业还是可以为公益组织提供有效的支持，包括增加收入和拓展多元化的资金基础，在收入分配上有更大的灵活性，改善组织规划、管理和效率，改进与慈善捐助者之间的关系，增加和改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增强自信，使工作具有更大的价值。同样的道理，非营利组织整合成社会企业也会产生风险，必须管理或避免风险。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探讨社会企业在财务、社会使命、组织运营和组织文化四个方面的风险和收益（见表3）。
1.组织的财务和经济基础 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可以促进社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商业方式的资金收入没有捐助者的限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援助的依赖。同时，能够整合和充分利用社会企业的有形和无形资产，比如共享后勤，能够节约组织运营的成本。曾经同属于科学松鼠会的果壳网和哈赛科技传播中心，肩负商业使命的果壳网为公益组织哈赛提供直接的财务和行政支持。公益组织主动寻求商业机会、以创新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会提高组织在资助者中的声誉，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传统慈善和公益“没有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而是在鼓励懒惰”的现象。 商业运作同样也给公益组织带来负面的风险，和普通的商业企业一样，社会企业需要承担可能的损失和机会成本，社会企业的启动成本可能会较高，导致在最初的经营过程中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而同时，传统的非营利组织的资助者可能会降低对社会企业的资助，使初创的社会企业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 2.社会企业的使命 社会企业给公益组织带来的益处是商业活动本身可以成为可持续项目的载体，商业活动的本质转变为实现社会使命、完成社会目标和解决社会问题，可以为公益组织提高核心竞争力。但是，如果公众对社会企业的认识有偏见，那么公益组织的使命和声誉都会受到损害。组织很难维持商业任务和公益活动两者金钱及重心的平衡，公益组织的核心业务可能受到商业的影响而发生转移，对服务对象、利益相关者产生负面的影响。 3.组织运营 社会企业的运作方式，给公益组织的运营带来清新之风，为整个非营利组织植入组织发展和商业工具，为所有功能的管理提供双重底线：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发展。社会企业需要组织和管理社会利益、资产和投资，增强在动态的市场运作的战略思维，提高效率和效益，提高对市场变化的反应速度。 商业活动对组织运营也会带来负面作用。针对社会企业的投资会转移管理层和员工对社会使命和公益任务的注意力，增加组织的复杂性，增加适应商业运营的新系统要求企业增加成本，同时还需要招募新的员工获得商业企业所需的技能。 4.组织文化 社会企业的发展为公益组织带来变革管理、创新和创业精神，公益活动会更多地以市场和结果为导向，建立新的评价标准。 但是，社会企业内部并存的社会使命和商业文化之间的差异可能导致整体文化的紧张关系，由于“商业文化”，有些员工可能会选择离开，怀有公益目的的理事会和工作人员有时可能会觉得被商业所出卖了。社会企业的变革依然面临不少的阻力。 虽然社会企业存在天然的不完善，但是其初始目的是美好的，象征着未来组织的发展趋势。社会企业超越了简单的经济学假设，是社会发展创新模式的升华。政府的协调和市场的调节，是社会企业创造社会价值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四、政府协调社会企业的两种路径 （一）社会企业的发展模式：西欧vs.美国 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开始经历社会企业爆发性的扩张，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Salamon教授在研究中提及1977—1989年间，社会服务组织40%的收入增长来源于手续费或其他商业活动；与美国第三部门自然发展形成类似社会企业组织不同，欧洲是在70年代后期经历就业危机之后开始发展社会服务和促进社会福利。虽然不管是在概念还是在主题上两个地区都缺少沟通，但是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在促进和塑造社会企业方面选择的途径具有各自的特色，对这两个地区社会企业社会经济情境、组织形式和主要目的等方面的研究，可以为我国推动社会企业进步、促进社会发展和提高公益事业，提供不可多得的借鉴（见表4）。
社会—经济情境和社会企业的目的表现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美国的社会企业是作为传统NGO等公益组织的重要补充和社会创新的重要组织形式。社会企业通过商业化的方式，实现经济和组织管理方面的提高，促进社会企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完成公益目的和社会使命，能够可持续的发展，获得多元的资金支持，同时，能提供许多传统公益组织不具备的职能。南京爱德基金会建立的爱德面包坊，在经营面包坊门面店、网店和工厂的同时，主要致力于为弱势群体提供培训、就业的机会以及庇护的场所，爱德面包坊的收入可以成为维持公益目的的重要来源。而西欧社会企业，更多地关注公共事业、社会福利和就业。以社区为核心的社会企业，开展各种类型的活动促进社区公共事业，如完善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发展。 社会企业关注的领域主要有：美国的社会企业几乎涉及公益、非营利活动的方方面面，有各种类型的组织形式，比如美国连锁的Goodwill慈善超市，为帮助社区因残疾、教育水平低或者其他原因失业的弱势群体而开创，旨在慈善事业但完全商业化运作。又如西雅图市著名的Farestart餐厅，为西雅图众多的公益机构提供餐饮服务，而其运营的目的则是为了帮助众多的弱势群体，如无家可归者、曾经的犯罪人员和吸毒人员等，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帮助他们获得工作的技能、接受培训和庇护等。西欧的社会企业更多的是服务公共事业和社区发展，社会企业的组织类型比较少，但是受益方、利益相关者对于社会企业的发展规划的协调程度比较高。2004年立法通过并在2005年成立的社区利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就是英国社会企业的法律形式，而社区利益公司服务的对象，包括整个社区的人口而不仅仅是出资的居民。 学术研究对社会企业的关注，也体现了美国和西欧两种社会企业发展的差异。在美国，大量的学术文章会同时发表在商业管理和社会问题领域的杂志上，如创业研究和实践领域的顶尖期刊（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ETP）和公益组织研究的最好杂志（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NVSQ）者刊登了不少关于美国和欧洲社会企业和社会创业的学术研究成果。而西欧尤其是英国，许多学术文章更多关注的还是社会研究领域，2005年位于欧洲的国际性出版集团Emerald特意针对社会企业的研究创办了一份学术刊物（Social Enterprise Journal），目前已经出版九卷了。 （二）社会企业的政府协调途径 社会企业的政府协调，包括新的立法、规章和制度，政府对特定公共组织和项目的协调以及政策支持，对社会企业的规定、税收管理及提供建议，包括对促进社会企业研究和项目的支持。美国和西欧不同的发展模式，给我们呈现了两种互有借鉴意义的政府协调途径（见表5）。
正如政府协调传统商业企业的程度很低一样，在美国，社会企业很少有政府协调，更多地依赖和受到市场经济条件的调节，而政府缺乏对社会企业发展和规制的相关法律框架。目前的社会企业，基本和传统公益组织一样是基于税法501（C）（3）条款的公益非营利组织形式。在英国，政府协调社会企业是较为普遍的行为，以社团或合作社等组织形式，欧盟多个国家关于社会企业有一定的法律框架，但仍然在不断增长和发展之中：2004年芬兰通过法律对社会企业进行定义；1991年意大利就提出关于社会合作类型的企业，2005年通过社会企业法律，因此意大利政府2006发布155号立法命令对社会企业的形式和定义做出规范；1992年开始，爱尔兰就获得欧盟对社会企业的财政支持；比利时在1995年就引入了“社会目的的公司”立法项目；波兰在1998年创新运用了“社会团结合作社”概念；法国2001年也引入了“集体利益的合作社会”；英国关于社会企业的法律和规范也比较多，2004年就在针对社会企业的公司法案定义和规范了社会利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的法律形式和社会目标。 欧洲社会企业的启动和发展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的密切协调和配合。2012年英国政府上、下议院通过公共服务和社会价值法案，它要求英国公共部门在履行公共服务时，必须考虑改善社区的经济、社会与环境福祉。同时在采购进程中选择目标机构时，不能只考虑低价与高量的因素，而必须考虑社会、经济与环境三重价值，以公平的价格购买真正造福于当地社区的公共服务。 在美国，社会企业的发展受到大量私人基金会的支持。有些基金会关注社会企业的联系和网络，比如凯洛格基金会、考夫曼基金会、苏德纳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有些则关注社会企业的启动创业，如罗伯茨企业发展基金；还有一些关注社会企业的商业竞赛，如高盛基金会、皮尤慈善信托基金；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关注社会企业家，为他们提供高强度的培训和部分资金支持，如德雷珀理查兹基金会，Skoll基金会，Echoing Green基金会，Ashoka基金会，施瓦布基金会。美国政府有限程度或者间接地协调社会企业的发展，比如通过政府购买的行为，对社会企业和公益组织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支持。比较少见的是西雅图市政府曾经提供过地方性的直接支持，作为目前公益组织和社会企业比较集聚的美国城市，社会使命和目的的实现在西雅图格外受到重视（Kerlin，2006）。 （三）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广泛协调 美国和欧洲的社会企业发展，都为我国发展公益事业、实现社会使命、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借鉴。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多种类型的社会企业发挥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完善提高社会公益和福利的社会经济。英国发展社区利益企业政府协调的经验，有助于我国加快传统福利企业的转型。同时，美国自由经济市场的经验，比如税收调节和支持性基金会的协调，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企业实践的重要参考模板。国家民政部统计2013年第三季度我国目前拥有基金会3 300个，但是已知的与公益相关的不足200个。青年社会企业家基金会（FYSE）2012年发布了英文版的《中国社会企业报告》，瑞银集团和多家研究学术中心、媒体等合作发表了《中国社会企业和社会影响力投资发展报告》。国内已经有许多相对成熟的具有各方背景的社会企业和公益组织的孵化器，比如上海浦东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从多个角度给予公益组织支持和资助。依靠社会和市场的自身力量，加上政府提供直接和间接的帮助，可以有效地促进社会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以创新的方式解决社会进步过程中遇到的政府和市场失灵问题。 淘宝和支付宝等社会创新领域的成功实践者马云说：“不能为社会解决问题的企业称不上伟大。”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承载着社会使命和经济期望，体现了社会整合的功能优势。在悄无声息之间，社会企业在中国渐渐发展起来，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和相对成熟的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三元关系不同，社会企业还没有严格的边界和框架，需要社会、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共同协作，发挥关注社会使命、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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