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机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机制论文,稳定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中国政府运行以及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中大量滋生和蔓延的网络参与导致的危机事件说明，网络政治参与对我国转型时期的政府治理构成了挑战，需要依据互联网背景下政府治理范式转变的内在要求，结合网络政治参与催生网络危机的独特规律及其对我国转型时期政府治理的影响，基于公共危机治理的视角，需要从理论层面分析网络政治参与的整合功能及其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从实践层面探索目前体制环境下治理网络危机的政治稳定机制。
一、网络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间的逻辑关系
政治参与是指政治主体为了维护和实现自身的生存、发展与价值追求，按照政治系统固有或认可的程序及规范，采用一定的方式和手段参与选择相关政治领导、影响政治决策和监督政治行为的政治运行过程，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体系的生存方式和运行规则。而网络政治参与则是公民以网络为途径和工具介入政治生活领域，参与议决公共事务、制定公共政策、监督政府运行，从而影响政治体系的生存方式、运行规则和政治决策过程的政治行为。①由于互联网拥有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特质，其互为主体性、跨地域性、去中心化和去时间性等特质造就了网络政治参与的独特功能。这种独特功能改变了传统科层制政府的运行模式，传统政府运行模式中各层级之间信息的交流沟通是以直线方式进行的，马克思曾经指出：“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依赖上层。”②但是在互联网背景下信息的传递是呈网络状的，并且呈现出无中心化，传统政府直线型的信息沟通方式正在被网络所取代。克里斯·安塞尔(Chris Ansell)通过对西欧国家政府治理结构变迁的研究，提出用网络化的政体(The Networked Polity)来代替传统科层制政府组织。③他指出在网络化政体中，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权力运作中心，只有通过与公民个体和社会各组织网络的合作才能有效实施对现代社会的治理。同时，由于网络政治参与导致传统议程设置模式的变迁，网民不再是单向式的被动地接受信息的受众，而常常是主动地利用互联网发布自己的信息与观点，制造强大的网络舆论，对政府处置网络突发事件甚至舆论引导能力产生巨大的压力。因此，网络政治参与某种程度上正在改变传统的权力格局，甚至有学者指出在互联网背景下传统上强势的政府官员已变为“弱势群体”，受众和传播者之间的界限进一步被模糊。④网络政治参与蕴涵的巨大整合功能改变了现代政府的政治环境和治理模式，导致了从话语权的变化，到权力格局的变迁，对社会政治的稳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⑤
政治稳定“作为一种政治结构的运行状态，它又以政治结构规范整合效力的有效发挥和运行的有序性体现出来”⑥，政治稳定系统通常是由政治结构、政治稳定与政治冲突三者组成的有机整体，所以它内涵着政治矛盾与冲突，“现代人本质上趋向于不满，在个人与团体发生利益或观念方面的冲突时，既要有一种至高无上的结构性约束的存在，同时又要有巨大的缓冲力量的存在，社会才具有动态的稳定结构”⑦。所以，政治稳定只是各种矛盾和冲突处于相对缓和状态的动态平衡系统。
在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方面，塞缪尔·亨廷顿曾经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文中论证了国家政治稳定与否取决于政治制度化程度与公民政治参与进程之间的比率。他指出如果在政治制度化程度较低的背景下，盲目或者过多地启动公民政治参与的进程，可能会危及正常的社会秩序，导致政治动荡，不利于社会政治的持续和有序发展。随着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政治参与的扩大，政治信息的传递呈现去中心化和多元化，传统政府对信息发布和控制的权力逐渐弱化，面临信息难以控制的尴尬处境。⑧“虚拟技术的发展导致政府的行为随时处在民众的监督之下，它的内政与外交的透明度越来越高，受到各方力量的牵制和约束也随之增大。媒体的衍化和舆论工具向个体的转移彻底改变了国家与公民个人间的关系。”⑨所以，政治主体在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方面需要对社会动员进行适度的控制，倡导有序和理性的政治参与。
由于政治稳定蕴涵着政治矛盾与冲突，为了维护一个社会的政治稳定需要设置一种安全阀来化解或缓和潜在的矛盾与冲突，使得政治系统保持动态平衡状态。“政治参与已成为现代民主政体维护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的重要通道和手段，能够化解旷日持久的政治冲突。”⑩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认为通过严格的社会控制能够一定程度上避免或者消除社会矛盾与冲突，但也可能导致民众的不良情绪得不到有效释放而累积起来，在任何细小突发事件的刺激下导致更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冲突。而网络突发事件一定程度上可以部分消弭民众的敌对或消极情绪，成为社会政治稳定的安全阀。网络突发事件是网络风险衍变为社会公共危机的诱因，是网络政治参与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11)罗杰·卡斯帕森(Roger Kasperson)曾经提出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他指出风险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不同价值偏好的影响，有些被人为放大，有些被缩小，导致风险放大的关键点被称为“放大站”，治理网络风险就是要及时发现其中的“放大站”，对网络风险的传播过程和途径进行把握，从而找到合适有效的治理机制。(12)所以，网络参与风险并不总是产生消极后果，有时反而会推进相关的制度变更以及促进政治发展。不仅可以稀释网络危机效应，而且还可以通过网络舆论的议程设置功能在新的基础上重塑政府形象，重构政府与民众间的相互依赖与相互信任关系。因此，网络政治参与带来的网络危机在导致政府合法性危机的同时也为新的合法性生成提供了契机。
二、网络治理范式的探讨与展望
互联网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民众的政治观与政治参与模式，网络参与也改变着政府的公共决策行为，其蕴涵的风险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稳定。罗森塔尔指出“危机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的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必须对其做出关键性决策。”(13)所以，网络治理需要治理主体果断决策，对于网络危机掌控适度，将网络突发事件转变为政治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探索及时有效的政治稳定机制。笔者理解的政治稳定机制就是政治主体通过一定的手段和运作方式将政治稳定各构成要素及其功能组合起来，通过建立适当的体制和制度，使政治系统协调运行，在影响政治稳定的外部条件发生不确定变化时，能自发地迅速作出反应，调整其结构和功能，保持政治系统运作的秩序性、规范性和延续性，使得政治结构处在动态的、相对的稳定状态。政治稳定机制包括预警、分级响应、应急联动和决策等机制的配套实施，其运行奉行“机制整合、多元治理”的原则。(14)
(一)机制整合
机制整合就是要做到在网络治理过程中政治稳定机制能够覆盖相关职能部门，对可能遇到的网络风险进行分级、分类，再分阶段有步骤地针对不同种类风险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将应急管理纳入常态管理之中。
1.网络预警机制的构建
网络预警机制就是要建立系统的关于网络突发事件诱因的监测、评估、预控、自动应对等一系列管理流程和制度，并且进行动态跟踪评估，以及时发现和预判网络危机的诱发因素，并据此及时调整具体的应对决策行为，增强对网络突发事件的预判、分析能力，以确保互联网系统处于有序的安全运行状态。关于网络预警的管理，从系统控制论角度来理解，就是在网络治理过程中，构建一种对同质、同类网络突发事件能够“免疫”，并能预防和矫正各种类似网络突发事件的“自组织”机制，(15)以确保互联网的健康运行和良性发展。
网络预警管理系统可以分为预警分析和预控对策两方面。(16)预警分析是对网络突发事件的各种诱因进行自动甄别与评估，对可能的诱因及时作出警示。其内容包括监测、评估和自动报警，监测是预警的前提，是对整个互联网日常运行过程进行不间断的监测以及时发现可能的致灾因素；评估是对监测的数据信息及时进行分析，甄别可能导致网络突发事件的主要诱因，以确认相关的危险源以及划分等级程度；自动报警就是当危险达到一定等级程度，系统将向网络预警信息系统自动发出警报。预控对策是对预警分析输出的数据信息进行综合评估，对危险诱因的早期征兆进行及时矫正或预报，对危险源进行自动识别和跟踪，并及时反馈给网络预警信息系统，以达到对网络危机事件的早期预防和控制。
网络预警机制的动态跟踪评估系统就是对互联网的运行进行日常监测，以及时捕捉和发现引发危机的诱因及其源头，并迅速判断其危害等级程度，从而采取及时有效的预控对策。正确有效的网络预警有利于“安全状态”的维持；失效的网络预控对策将导致网络突发事件的发生，如不能进行有效的危机救援，将衍变为社会公共危机，而此时应急管理主体如果没有有效的应急管理措施，会导致公共危机转化为全面的社会灾害。与此同时，网络预警过程中形成的相关数据和预控对策信息，又会反馈到“网络预警信息系统”，将自动调整和优化下一循环过程的网络预警，形成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一旦危机超出系统的承受限度就会自动发出预警。
2.分级响应机制的选择
选择合适的响应机制是网络危机管理中重要的环节。罗伯特·希斯(Robert Heath)在《危机管理》一书中提出了“危机慎思”的概念。(17)“危机慎思”为网络危机的决策管理提供了一种应变管理方法，要求管理者在应对网络危机时能够保持冷静，考虑如何利用有限的时间和信息资源选择有效的应对策略和行动方案。(18)同时，希斯又提出危机管理中的二八定律(80/20法则)(19)，即在危机情境下，80％的设备和人员随时都可以利用，但是20％的人员和设备有可能不能投入使用；而80％的80％(也就是总额的64％)将会按照危机管理中心的指令进行应对，余下20％的资源会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使用或拒绝应对；实际上真正能够应对危机的资源只有80％的80％(也就是总额的51.2％)能够达到危机管理者的初衷。因此，在危机管理中即便是最有效的应对决策也可能仅仅使用了近一半的资源。依据这一法则，在网络危机的应对中要预先拟定多种分级响应预案和准备充足的备用资源，每一层级的危机事件最好在该层级得到处理，以合理有效地使用应急资源。
网络危机事件中的分级响应机制包括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方面是以网络危机事件的规模范围和应对能力为主要依据的分级响应。就是在网络突发事件发生后或得到预警后，根据突发事件相应的分级标准，以事发地危机管理主体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应对为基础，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凡是该级危机管理主体能够处置的由该级管理主体统一负责，该级危机管理主体无法应对或规模升级跨区域时才由上一级危机管理主体来负责协调；同时，建立以某一级危机管理主体为主，上级管理主体支持和援助的组织协调机制，跨区域、跨部门的应急管理由中央层级牵头组织，其他层级积极配合的救援机制。另一方面可以按网络突发事件的严重程度和影响幅度进行分级，譬如分为特别严重(Ⅰ级)、严重(Ⅱ级)、较重(Ⅲ级)和一般(Ⅳ级)等级别。每个级别对应各自的应急预案，其中预警的级别、组织动员的范围、应急处置的方法都各不相同，各危机管理层级按应急程序要求进入不同的应急状态，根据危机事件的严重程度和影响程度，向相应的危机管理层级进行预警，以启动相关的安全防御系统和应急预案。
3.应急联动机制的完善
网络应急联动机制就是通过日常的网络预警进行风险分析，同时对网络危机决策的可行性、应急人员队伍的配备、应急资源的储备配置、应急指挥机构的设置布局和应急技术系统的稳定性等问题，采用数据包网络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方法进行评估和验证，从而使得以上与网络危机应对的相关因素能够在接到危机预警信号后自发联动，形成跨地区、跨部门的网络突发事件应对体系，实现信息共享、资源技术互补，以有效应对网络危机的发生。(20)
目前在危机管理的实践方面许多国家都建立起适应本国国情的应急联动机制。美国建立了从中央联邦危机管理局(简称FEMA)到各州的标准化应急管理系统，地方也建立起相应的地方应急管理中心；日本成立了部一级的危机管理常设中心；印度政府专门设有“危机管理小组”。而我国应急联动功能的综合体系还不健全，因此，在网络危机的治理中，应急联动机制的完善非常必要。相互协作、反应快速的应急联动机制，主要包括通过计算机联网和网络预警形成的信息资源共享机制；通过设定网络危机类别和级别而进行风险提示的预警机制；通过制定网络应急预案而建立的分工协作、快速反应机制等。在政府层面来说，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的联动，中央组建常设的综合性应急协调机构，统一负责突发事件的协调管理和资源整合。地方层面，明确地方政府直接处置本地突发事件的责任，并赋予其统一实施应急处置的权限；其次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合作联动，通过政府与民间组织、公民个人乃至国际组织签订协议形成的相互沟通协作机制等。由于网络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去中心化、传播的快速性和传播范围的广阔性，仅仅依靠政府部门难以应对，与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协调互动不可或缺。同时，应急联动机制需要国际间的合作互助。在全球化和网络化背景下，网络突发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往往也是世界性的，发生在一国的网络危机其传播和影响具有全球化特征，所以，有效应对网络危机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国际组织的共同参与。
4.应急决策机制的流程分析
应急决策是应急管理的核心环节，在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已经全面爆发或者即将爆发的情况下，决策主体为了及时应对，往往省去常规决策中的某些环节和机制，利用现有的资源、条件和决策信息，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判断、做出决策，应急决策是一种在巨大的压力环境和有限的决策条件下完成的特殊决策过程。例如“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在四十五分钟之内就作出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判断，及时准确的定性有利于接下来的反恐应急决策。所以，应急决策机制是根据危机事态发展的不同阶段，将多阶段不确定性决策的动态过程进行整合，通过及时准确的决策部署和快速决策程序来完善决策方案，以达到预期的决策效果。
依据组织决策理论，应急决策机制需要对决策流程进行分析，探索不同危机约束条件下的应对策略。决策流程主要包括确定目标风险、收集危机信息、判断风险的性质与危害程度、拟定备选预案、确认应对方案、执行应对决策和评估反馈决策等阶段。通过决策流程的分析，能够确认危机的对象，识别引发危机的来源，选择解决危机的主体，甄别应对危机的预案，保障处置危机的资源。这样才能形成统筹兼顾的应急决策机制，即通过网络信息监测预报达到信息资源共享，通过设定危机类别和等级程度进行风险提示，通过应急预案进行分工协作的应对，通过国家与社会、组织与个人、国内与国际相互沟通协调建立多元治理的机制等。
(二)多元治理
多元治理意味着在应对网络风险时需要从单一国家政府层面走向国家与社会和公民个体的合作共治。构建政治稳定机制不仅仅是政府的任务，亦是全社会的责任，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要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资源、技术和机制的有效整合。
1.政府监督引导网络参与的议程设置
网络政治参与系统涉及网民个体、政府和网络媒体三大主体。其中的网民不但是信息的接收者同时也是主动传播者，改变了其在传统议程设置模式中的被动从属地位。而且网民表现出较大的个性差异性，每当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互联网上高密度聚集的网民会表现出无意识、条件反射式的模仿行为，出现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方式，容易形成群体极化效应。(21)所以，为了有效控制网络虚假信息的传播，主导网络主流舆论，引导网民和媒体从容应对网络危机，政府需要积极发挥自身的监管和引导职能。(22)政府应对网络舆论时应以积极疏导为主，在加强对网络媒体监管力度的同时要注意对网络舆论的引导，积极介入媒体的议程设置。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以及公共危机的主要应对者，需要根据网络事件的发展趋势，主动设置突发事件的媒体议程，将政府的网络危机应对措施“设置”成为网民关注的焦点，使得政府决策的权威性与网络媒体的影响力有机结合，形成共振，在网民中形成广泛集中的焦点议题，最终实现合力效应形成网络舆论，并引导舆论朝着政府公共危机决策预案的方向发展。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把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尤其强调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加强网络管理。政府需要把握正确的网络舆论导向，精心组织网上正面宣传，抢占网络传播制高点。
网络政治参与系统
2.国家与社会和公民个体的合作共治
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民众参与意识的增强，以韦伯科层制理论为核心的传统公共管理范式面对现代社会的治理已经显得捉襟见肘，政府管理的理论范式已经出现从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再到治理的变革。唐纳德·凯特尔在《行政过程中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一文中指出，在网络化公共行政背景下，由于公共管理界域的多维性、相对性与权衡取舍标准的差异性，必须抛弃传统的界域管理理念，政府才能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随着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式微，公共管理理论逐渐备受理论与实践界的青睐。公共管理理论强调管理主体的广泛性、多元化，管理主体间的密切合作才能共同完成公共管理的职能。因此，随着行政管理拓展为公共管理，管理主体由政府一元转变为多元。而伴随治理理论的兴起，罗森塔尔将公共危机的管理理念从“应对”衍进到“管理”。“应对”是一种应急管理、临时措施，而“管理”则是一种相对长期的制度化行为。由公共管理到治理的衍变，某种程度上适应了互联网背景下政府管理的现实需要。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政府职能进一步调整，国家权力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政府进一步还权于社会、还权于公民，社会与公民逐渐走向独立与自治。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政府的行政权力也不再是唯一权力中心，许多社会组织也成为了社会资源整合的权力中心。因此，在目前的网络治理中，政府为了实现治理的目标，就必须加强与社会和公民个体的合作，逐步形成共同承担危机后果的权责体系。在网络危机管理中，政府向社会和公民个体让渡公共权力的同时，也必然要求社会和公民个体承担相应的政治、法律和道德责任，积极培育公民社会，拓展公民能力，发挥社会和公民个体的危机自救能力。所以，互联网的出现，带来了一种主体间互动模式的革命，以前的信息传播是一个点到多个点的传播，而互联网是多个点到多个点的传播，再也难以区分传播者和被传播者，传统传播模式被颠覆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社会政治的稳定。近年来世界各地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都与这种信息环境的改变有直接的联系，最近所谓的北非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从突尼斯、埃及到利比亚、叙利亚，民众都是通过互联网进行串联，将一个个很小的事件传到互联网，甚至是境外尤其是美国的各大门户网站，从而引起巨大反响，一个很小的冲突事件可能被利用来推翻一个政权。而当互联网在炒作这些事件甚至是虚假的信息时，政府控制的媒体反而失去话语权，民众不了解真相，谣言满天飞。所以，信息环境的变化导致传统政府权力中心地位被动摇，这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尤其是互联网容易表现出暴力化倾向，某些偏激的网民喜欢上纲上线，把任何问题都政治化。过去仅仅是语言暴力，现在却是赤裸裸的主张行为暴力。譬如近年来出现的永州法院枪击案、江西抚州爆炸、天津市政府门前发生爆炸、成都公交大楼被炸等事件，网上一片叫好声。最近发生的江苏省溧阳市卫生局长不知道微博客不同于手机短信，从而使自己的隐私完全暴露在网民的眼皮底下，被四千多网民在互联网上长期跟踪，而且网友之间相约保密，政府、媒体一无所知，互联网所蕴含的种种危险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为了有效控制网络虚假信息的传播，引导网民和媒体从容应对网络危机，需要国家和社会及公民个体的合作共治。
3.资源、技术和机制的有效整合
政治稳定机制的构建需要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实现资源、技术和机制的有效整合。网络治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信息资源的有效管理，正如肯尼思·克赖默(Kenneth L.Kraemer)所指出，在当今信息时代，公共管理对信息的使用远远超出了技术管理的范围，管理技术已发展到对信息技术的战略使用和运用现代技术来实现公共管理目标。管理信息资源成为政府提高公共行政效率和管理能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民众满意度的重要方法；也是信息时代再造政府、转变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不可或缺的。(23)所以，网络治理中需要开发建设中枢应急信息系统，收集各种相关的网络风险信息资源，提供给网络治理主体进行综合分析和风险评估，这成为网络危机管理强有力的资源保障。
技术是改造和适应自然过程中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服务人类的工具，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指出，技术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需要，是为了使人们发现原来被遮蔽的世界，以便为生命存在提供一种全新的便捷的方式。(24)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的治理带来了全新的变革，整合互联网技术改造传统的官僚制组织结构，缩减以至取消政府管理的一些中间层级，便于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的直接沟通，可以将政府组织重塑成为一种扁平的、高效的网络状组织，使其成为适应互联网环境下的政府组织形态。同时，通过互联网防范技术可以防止有害信息在互联网空间的传播和蔓延。如采取实名制，推行实名登记网站、博客和上网等制度；通过信息识别、信息过滤、不良信息自动报警等技术手段对网络舆论进行监控；建造网络安全防火墙，防范“网络水军”的各种非法入侵行为，防止网络社会进入“被策划时代”。
同时，网络治理需要创新组织结构，导入快速反应机制，完善危机管理系统功能。对预警机制、分级响应机制、应急联动机制和应急决策机制等进行整合。力求覆盖相关职能部门，对可能遇到的网络政治参与风险进行分级分类，针对不同类别制定相关的应对机制。
因此，在网络危机的治理方面，需要将资源、技术和机制进行有效整合。通过互联网有时可以将突发事件、危机事件转化为政府正面形象的树立和维护。所以，有效传播不仅能减轻危机，还能给组织带来比危机前更为正面的声誉，而拙劣的危机处理则会损害组织多年建立起来的可信度、公众信心和信誉(25)。一个政治“结构模型只注意体系的维持是不够的，稳定与瓦解的因素同时并存”。(26)政府通过资源、技术和机制的有效整合，把网络参与造成的危机和冲突控制在一个稳定的体制框架之内，可以达到政治秩序的合法化、危机冲突的可控化。通过这样的整合，才能“维持一个否则由于其内部冲突而会分崩离析的政治结构”(27)。因此，目前中国网络政治参与导致的网络风险与政治稳定息息相关，只有深入剖析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转变治理结构，才能构建有效的政治稳定机制，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
注释：
①王金水：《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5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02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③Chris Ansell,The Networked Polity: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Europe,in Governance.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Vol.13,No.3,July 2000,pp.303～333.
④叶皓：《从宣传到传播：新时期宣传工作创新趋势》，《现代传播》，2009年第4期。
⑤王金水：《网络舆论与政府决策的内在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⑥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宋庆仁、约翰·查尔斯·托里斯：《对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的比较分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民主的再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⑦徐大同、吴春华：《当代西方政治思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4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⑧王金水：《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5期。
⑨E.A.罗斯：《社会学原理》，第151页，纽约：世纪出版社，1930年版。
⑩许耀桐：《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对政治现代化的关注》，《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4期。
(11)王金水：《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5期。
(12)童星、张海波：《群体性突发事件及其治理——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下的再考量》，《学术界》，2008年第2期。
(13)Uriel Resenthal,Coping with Crises:The Management of Disasters,Riots,and Terrorism.Michael T.Charles and Paul T.Hart,1989(Springfield,Ill.,Charles C.Thomas),p.10.
(14)王金水：《网络舆论与政府决策的内在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15)佘廉：《企业预警管理论》，第152～153页，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
(16)王金水：《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5期。
(17)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中信出版社，2001年版。
(18)赵妮娅、叶静：《建立健全预警和应急机制：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关键》，《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9)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第127～128页，中信出版社，2001年版。
(20)王金水：《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5期。
(21)Uriel Rosenthal.Coping with Crises:The Management of Disasters,Riots,and Terrorism.Michael T.Charles and Paul T.Hart,1989(Springfield,II.,Charles C.Thomas).
(22)李志宏、王海燕、白雪：《基于网络媒介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信息传播仿真和管理对策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第1期。
(23)蔡立辉：《论公共管理的特征与方法》，《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24)蔡宁、刘景枝：《论网络技术的反生态危害性》，《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4期。
(25)W.T,Coombs,Choosing the Right Words.The Development of Guidelines for the Selection of the "Appropriate" Crisis Response Strategies.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1995.(8).
(26)帕深思、莫顿：《现代社会学结构功能论选读》，第161页，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9年版。
(27)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第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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