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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利用教育(library instruction)亦被称作书目指导(bibliographic instruction)、用户教育(user education)、认识图书馆的环境(library orientation)、信息素养教育等，它教给用户如何快速准确地获取所需资料[1]。本文研究了美国大学图书馆利用教育的发展历程，并将其分为初期、奋斗期、复活与复兴期、发展期、完善与创新期五个发展阶段。并重点提及了各时期的重点人物、主要事件或观点、发挥的作用。梳理了其经历的五个运动阶段：书目教授运动、图书馆-学院运动、书目指导运动、信息素养运动、融入教学的信息素养运动。
1 美国大学图书馆利用教育发展的五个阶段
美国的大学图书馆利用教育是从一个分散的图书馆活动(scattered libraries activity)开始，逐步形成了现在公认的图书馆服务(an accepted library services)的。从1820s出现至今，已有近200年的发展历史。美国大学图书馆利用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初期、奋斗期、复活与复兴期、发展期、完善与创新期五个发展阶段。如图1所示。
1.1 初期：1820s～1890s
1820s，哈佛学院馆员偶尔给本科生开展的图书查找讲座(occasional lectures)是图书馆教学最早的迹象[2]。1849年开始，美国大学图书馆逐步接受图书馆教学项目(instruction programs)作为图书馆服务的一个重要部分[3]。1858年，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提出的在大学校园内设立“图书教授”(professor of books)的呼声是早期图书馆利用教育的主要影响事件之一，为学生选择适当的阅读材料提供指导[4]。1869年，康奈尔大学第二任校长、美国教育家和历史学家查尔斯·肯德尔·亚当斯(Charles K.Adams，1835—1902)发展了美国第一个神学院图书馆教学(seminary instruction)模式。美国内战后，被调查的17个机构中，有8个(密歇根、欧柏林等大学)提供独立书目课程，9个(哈佛、印第安纳、哥伦比亚等大学)提供偶尔的讲座。书目教学在17个机构开始生根是图书馆利用教育的第二次迹象[5]。
1876年，《杜威十进分类法》出版，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图书馆学杂志Library Journal第一期出版。1887年，第一所图书馆学校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图书馆事业开始成为一门职业。高等教育和图书馆的变化推动了图书馆利用教育的需求，其教学方法也发生了变化，服务用户的范围逐渐缩小。麦维尔·杜威(Melvil Dewey，1851—1931)提出“馆员作为教育者”概念[6]。俄克拉荷马州大学生物与动物学系主任威廉·马修斯(William Mathews)提出馆员担任“图书与阅读教授”(professor of books and reading)概念。1870s后期，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Gilman，1831—1908)等提倡馆员应扮演教育工作者及教师角色，在霍普金斯大学产生了很大影响。1877年，理查德·R.鲍克(Richard R Bowker，1848—1933)促进了馆员担任“图书与阅读教授”的需求。奥蒂斯·H.罗宾逊(Otis H.Robinson，1835—1912)、埃德温·H.伍德拉夫(Edwin H.Woodruff，1862—1941)在学生利用书目工具进行实践，教授接受“图书馆研究与课程合作”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881年，罗宾逊在罗切斯特大学课堂上讲解图书馆利用，教授在图书馆讲课，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对这种“将图书馆研究融入课程”的方法给予高度评价[7]。1886年，伍德拉夫在“大学图书馆神学院教学模式(University Libraries and Seminary Methods of Instruction)”一文中提出了“在学生和图书馆之间建立密切关系”的有价值建议[8]。1879年，雷蒙德·C.戴维斯(Raymond C.Davis，1836—1919)在密歇根大学开展如何利用图书馆、如何利用卡片目录和参考资料的讲座。1886年，他创建了《书目与参考工具》课程。戴维斯可以说是第一个最有影响的教授图书馆技能的大学馆员[9]。1894年，贾斯汀·温沙(Justin Winsor，1831—1897)在哈佛大学针对图书馆利用教育发表演讲。温沙支持馆员作为教育者将“图书馆利用教育”带给学生，他认为馆员应成为学生的研究顾问。他强调与大学教学人员合作，适应他们的个性需求，在需要时提供帮助。把图书馆利用教育更完全地带入到教学过程中，有助于扩大大学图书馆的知识价值[10]。1897年，哈里·L.库普曼(Harry L.Koopman，1893—1930)在布朗大学做了30讲每周3小时的图书馆利用讲座。1899年，亚撒利雅·史密斯·鲁特(Azariah Smith Root，1862—1927)在欧柏林大学发展了书目和图书馆利用课程，支持文科课程对图书馆技能的需求，并区分了“图书馆教育”和“图书馆利用教育”这两个概念[11]。1880—1890年间，图书馆教学迅速发展，一些馆员因他们的学识、对读者的援助被认可[12]。
初期阶段前期，图书馆利用教育的主要形式为书目指导、讲座。后期出现了独立课程，也举办讲座、参观和图书讨论等活动。方法主要有个人协助、讲座、印刷本指南、利用设备咨询图书馆问题等。相关文献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图书馆利用教育与课程的融合、教员与馆员之间的关系、最适合的目标受众、谁最胜任等问题。馆员开始讨论图书馆利用教育的性质和目的。
1.2 奋斗期：1900s～1920s
这一阶段，高等教育经费减少，图书馆馆藏不丰富。大学开始建立课程实验和优等生(honors course)课程，学生更多关注课外课程。馆员虽尝试将图书馆利用教育应用到课程中，但是没有被广泛接受[13]。到1900年，17个机构中有6个不再提供图书馆利用教育。到1903年，又有两所学校停止了其教学项目。1912年秋，ALA关于“图书馆教学”调研了200所大学，做出回应的149所中，85所偶尔对大学一年级新生提供系统教学，64所不提供图书馆教学服务[14]。1913年，美国教育局进行了“图书馆利用调查”。作出回应的446所大学或学院中，7所为毕业生提供必修学分书目课程，19所大学提供选修课程。没有正式的图书馆利用教学的占79%，提供任何一种形式的仅12.9%。
从以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图书馆利用教育在此时期遇到了问题。同时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如杰姆斯·A.麦克米伦(James A.McMillen)提出了大学层面的图书馆利用教育大纲，支持通过购买图书而不是直接与课程联合来提高学生的阅读习惯[15]。但是仍有一些学者接受挑战，为之奋斗，鼓励其发展。如美国天主教大学图书馆馆长约瑟夫·施耐德(Joseph Schneider，1883—1942)写了一个“课程中的知识书目(intellectual bibliography)”的内容提要。他从文学的角度把知识书目定义为与书及书的内容相关。施耐德认为，图书馆利用教育将帮助学生轻松做原始研究，成为学者，相信教师也会支持[16]。密歇根大学图书馆馆员威廉·华纳·比舍普(William Warner Bishop)推荐学生进行图书馆利用培训，认为学生的图书馆利用教育应该从初中到高中延续到大学[17]。瓦瑟学院历史教员露西·M.萨蒙(Lucy M.Salmon)则认为图书馆利用教育不应是独立的课程，应该与个体课程结合。图书馆利用教育确实需要教师与馆员的合作，但是应该由教师做，不应由馆员做[18]。
1920s，出现了几个为政府赠与地(land-grant)机构和师范学院服务的图书馆教学项目，提供实践和技术课程，推动了书目教学的发展。1924年，蒙德·沃克利(Raymond Walkly)介绍了缅因州大学图书馆利用教育的经验，他们为大学一年级新生在迎新周(orientation week)创建了一个由讲座、图书馆参观、动手环节三部分组成的图书馆利用教育项目。大学前，仅有29%的学生接受过一些图书馆利用教育[19]。埃尔布里·科尔比(Elbridge Colby)支持图书馆利用教育应该有独立的课程，希望馆员成为他们工作时间(work time)的指导者(instructors)[20]。1926年，玛丽·E.唐尼(Mary E.Downey)分析了丹尼森大学图书馆的调查结果，支持图书馆教学作为课程的独立部分，为学生做研究、解决他们未来的信息需求做好准备[21]。斯沃斯莫尔学院馆员查尔斯·B.肖(Charles
B.Shaw)想成立一个独立的部门提供书目课程。弗朗西斯·L.霍普金斯(Frances L.Hopkins)认为肖在知识层面促进了书目教学，促进了高等教育接受图书馆利用教育[22]。
奋斗阶段，图书馆利用教育的主要形式为图书馆利用教育项目、独立课程或课程的独立部分。教学方法有讲座、图书馆参观、动手实验、书目指导等。相关文献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图书馆利用教育的需求和教学方式的讨论。
1.3 复活与复兴期：1930s～1960s
1.3.1 改革期：1930s～二战
到1930s，课程改革已很普遍，图书馆开始成为学校的中心，学生主动利用图书馆，图书馆努力建立教学项目。1930s，佩顿·赫特(Peyton Hurt)在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发现，354个研究生中，62%的在本科生时期没有接受过图书馆利用教育，68%的学生感到需要图书馆利用教育[23]。赫特认为教师和馆员有合作需求，描述了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给不同学科领域研究生提供的图书馆教学及教学形式(迎新参观、图书馆手册、独立课程)。馆员在教师课堂上讲课，观察到学生没有基本的图书馆知识，对学生做基本的图书馆教学指导，重点是如何利用图书馆资源做课程作业[24]。
1935年，乔治·皮博迪学院的路易斯·萧斯(Louis Shores，1904—1981)创立了“图书馆-学院”(library-college)，为图书馆利用教育课程的推行付出了努力，使图书馆成为学院及教室的中心。1931—1950年，B.拉马尔·约翰逊(B.Lamar Johnson，1904—1995)在斯蒂芬斯学院组织了“图书馆教学项目”，强调把教师与馆员合作放在重要位置，把图书馆利用教育融入到班级课程，成为课程的一个正式部分，鼓励学生消闲阅读，使图书馆成为大学中心[25]。1939年，约翰逊出版了一本关于大学图书馆尽可能多地为课程做贡献的书，书中阐述了图书馆利用教育的一些新方法。他预言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教学运动将提供情况介绍(orientations)、基本参考工具利用教学、利用点(point-of-use)教学、个性化教学等教学方式[26]。埃默里大学助理教授伊夫林·斯蒂尔·利特尔(Evelyn Steel Little)支持书目教学部门从提供图书馆利用教育指导到提供文化兴趣，解决“书”的任何一个方面的问题。这使图书馆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部分，而不是被动的管理人的角色[27]。1940年，杜克大学图书馆馆长贝内特·哈维·布兰斯科姆(Bennett Harvie Branscomb，1894—1998)出版了Teaching With Books一书，该书提出将课程的不同单元与图书馆思想融合。推荐由馆员教授学分课程、与课程相关的教学，并列入与院系成员结合的计划。他也认为教师与馆员的合作很重要，并建议参考馆员走出图书馆，与教员建立交流，成为给教师提供图书馆相关服务的助手[28]。
1.3.2 问题期：1950s
二战后，退伍军人进入大学使大学和学院的登记数量增长的同时也使教育资金增加。1950s后，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大学是每一个人的”平等主义运动理念推进了美国的高等教育。1958年的调查显示，24所大学中有20所没有正式向研究生提供图书馆利用教育，而只提供大型研讨会。主要原因是馆员没有时间、行程安排复杂、学科多样性等。调查还显示，与教师的密切合作对研究生还是需要的。
20世纪50年代，出现利用视听资料辅助图书馆利用教育的教学方式。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利用闭路电视提供“认识图书馆的环境项目”。1959年，帕特里夏·B.柯奈普(Patricia B.Knapp，1914—1972)提出“图书馆利用教育与学校教师合作”的思想。她认为图书馆利用能力需要一段时间的培养。由教师鼓励学生在做课程作业和相关阅读时利用图书馆很重要。她知道发展融入式教学很难。馆员必须与教师合作并获得教师对图书馆利用教育的认可，每一个教师将是训练过的馆员，每一个馆员将是一个教师，即“馆员型教师”(librarian-teacher)[29]。
这段时期开展的活动很多，但是没有太大进展。伴随着活动的逐步开展出现了一些问题，许多大学开展了图书馆教学项目，但是逐渐增加的班级人数使馆员有点招架不住。一些馆员不支持图书馆教学作为图书馆的重要功能。书目教学项目缺少概念框架。厄勒姆大学馆员托马斯·柯克(Thomas G.Kirk)提出了书目教学在四个方面存在的劣势，即馆员对“图书馆概况”和“图书馆利用教育”两个概念区分不清，经常仅提供“图书馆概况”；图书馆利用教育不是在学生需要了解图书馆的情境下提供的；图书馆利用教育的内容经常来自馆员的参考培训内容；馆员对高等教育的变化事件不敏感[30]。
1.3.3 复活期：1960s
1960s，大学生数量持续增长，图书馆馆藏增加，图书馆利用教育变得更容易被接受，开始了所谓的草根运动。萧斯的“图书馆-学院”得到了支持但没有幸存下来，“馆员型教师”也得到了提升。1960年4月，柯奈普主持了“韦恩州立大学蒙泰丝学院图书馆实验项目”(The Monteith College Library Experiment)。以蒙泰丝学院为试验对象，与院系教师共同开发图书馆利用课程。作业的设计与学生所修课程及教师的教学方法密切相关，使学生和教师感受到图书馆学习和教学有帮助。她主张把图书馆经验与学校的课程相互结合，因此图书馆应建立新的组织架构；馆员和教师应建立新的合作、互动关系，将用户教育融入学校整体教学工作之中。柯奈普成为该大学图书馆学系的一名教师。此计划只维持两年，影响却非常深远，这种教学模式后来被许多学校仿效[31]。1967年，ALA成立了图书馆教学利用委员会。馆员尝试用新的方式进行图书馆教学，给一年级新生发手册，录音、幻灯和胶卷等技术，视听资料，计算机辅助教学等。1968年，埃文·艾拉·法伯(Evan lra Farber，1922—2009)尝试了厄勒姆学院项目(The Earlham College Program)。厄勒姆学院是一所文理学院，Lilly主馆是一个“以参考为中心”的图书馆，有一个可容纳50人的投影室。英语系的一名教师同意了法伯到他的班上讲课，这件事的成功鼓励使法伯继续联系其他的院系。先把图书馆教学与一年级的文科课程结合，一年级的第一学期，要求学生每周阅读一本书，写相关论文并在小组内讨论，不需要图书馆利用教育；第二学期，约20人一组，对一个话题进行讨论，后4、5周写一个与话题相关的研究论文，参考馆员做一小时的基本参考资料讲座，与小组成员一起讨论小论文。一年级结束后，学生基本会利用卡片目录、索引、书目和参考工具。然后再融入到更专业的课程。1969年，法伯在ALA介绍了厄勒姆学院项目，对在美国大范围内发动图书馆教学起到了推动作用[32]。
相关文献从1958年的35篇增长到1971年的71篇，增长为了一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图书馆利用教育进入了复活与复兴期。
1.4 发展期：1970s～1980s
20世纪70年代，图书馆利用教育进入发展期。一方面，图书馆新馆舍的建设、图书馆馆藏的快速增长，技术的发展、政府机构的资金资助和基金会的补贴、相关文章的发表、图书的出版、专业图书馆协会的支持及活动的组织、大量的专题讨论会和学术会议的召开、专业机构的成立、相关标准的制定等推进了图书馆利用教育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本科教育的再次被重视、课程改革的推出、复杂的信息检索系统的增加、对馆藏外文献的需求使传统的参考咨询服务已经不能充分满足用户的检索需求，参考服务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图书馆利用教育成为参考服务的新功能。
1970年6月，ACRL的教学与利用委员会(Instruction and Use Committee)和ALA的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组(The Junior College Library Section)共同组织了图书馆教学的年会闭幕会。同年7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办了“关于教学在大学图书馆中的利用”会议。1971年5月，东密歇根大学举办了关于“高等院校图书馆情况介绍”(library orientation)第一次年会。一年内三次会议的集中举办说明图书馆教学已成为高校的热门话题。
1971年，ACRL建立了书目教学工作组(Bibliographic Instruction Task Force)，1977年更名为书目教学分部(Bibliographic Instruction Section)，旨在提高大学馆员的能力，以促进信息素养在高等教育中的教与学。1972年，ALA在东密歇根大学教育资源中心建立了图书馆情况介绍和教学交易所(Library Orientation-Instruction Exchange,LOEX)。1977年，ALA建立了图书馆教学圆桌会议(The Library Instruction Round Table，LIRT)。这些机构的成立将推动图书馆教学快速发展。1977年，ACRL制订了《大学图书馆书目教学指南》(Guidelines for Bibliographic Instruction in Academic Libraries)，为图书馆教学提供了指导。
1974年，法伯描述了一个被称作“大学-图书馆综合症(University-Library Syndrome)”的问题。他认为研究型大学的教师是研究型学者(scholar-researcher)，知道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图书馆。学院(college)的教师在这方面存在不足。管理人员、教员和馆员应该认识到学院的功能和使命不同于研究型大学，他呼唤学院馆员把面向学生提供图书馆利用教育作为学院图书馆的目标，这是1970s学院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33]。
1974年，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考斯基(Paul G.Zurkowski)提出了“信息素养”概念。1978年，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着手图书馆用户教育项目。1980s，2.5万名学生开展与课程相关的教学，四五千名学生开展研讨会(workshops)。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建立的信息门户解决了逐年增多的学生人数图书馆利用教育面临的馆员不足问题。该信息门户将图书馆目录、CD-ROMS和纸本资料的利用结合在一起，用户可以通过图书馆系统的多个终端获得。在没有馆员的情况下提供指南和指导，根据自己的需求鉴别、发现、评估和选择最有用的信息[34]。
20世纪80年代前的书目教学是无组织的，现在它已经成长为一个经过大学图书馆验证的，有自己的文献、理论、内容和相关产品(concerns)的公有服务，可谓书目教学的第二代[35]。这一时期的特点之一是建立图书馆利用教育的概念框架，把学习理论与图书馆利用教育相结合。柯奈普认为图书馆利用教育可以按参考工具类型、分类文献检索、出版物形式、第一、二手资源、出版系列、引用模式和索引结构等加以组织。并探索将行为认知学习理论与图书馆利用教育建立关系。在图书馆利用教育中关注可转移的技能和批判性思考技能，采用“基于问题的解决方法”、“基于行动的学习方法”，帮助学生在大量的信息资源中进行选择[36]。威斯康星大学帕克赛德分校教学馆员哈罗德·塔克特(Harold W.Tuckett)探索将认知学习理论融入到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解决问题技能的相关教学中[37]。并不是所有馆员对图书馆利用教育持有热情，有的认为它与参考工作的概念不清。
1979年的调查发现，24%的大学图书馆提供一些形式不同的图书馆利用教育。教学方法与内容集中在检索策略，除了教给学生如何查找信息外，还教给学生研究技能的概念框架和批判性思考的技能。1987年的调查发现，有65%的高校图书馆提供书目教学。主要形式有讲座、录像带、计算机辅助教学、利用点(point-of-use)项目、学期小论文测试(term paper clinics)和个性化教学[38]。
在此阶段，馆员从传统的角色向教育者的角色转变，馆员缺少教学经验，只知道一些片面的方法和技术，面对读者日益增加的需求，不足以应付，工作充满了挑战。表面上看起来蓬勃发展，事实上潜伏着很多危机，其成效也很值得怀疑。
1.5 完善与创新期：1990s～
1993年，美国政府制定并开始实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战略，信息技术在大学图书馆中的应用增强。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带来信息多源性、可选性和易得性，这对信息素质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美国许多大学图书馆提供基于网络资源利用的指导服务。基于资源的学习在美国教育体制中成为获得信息素质的基本途径。网络的增长和普及也对图书馆教学的内容带来了变化，如在线目录、在线数据库、CO-ROMs等。
1990s至今，用户教育的主要形式有迎新参观(Tours,Orientations & Receptions)、讲座(Workshops,lectures)、与课程相关的教学(Course-related instruction)、融入课程的信息素养教育(Course-Integrated instruction)等。迎新主要内容有馆舍参观、图书馆讲座、欢迎会、午餐会等。讲座主要内容多为实用软件的使用方法，如网页制作软件、个人文献管理工具、图像处理软件和数据库培训讲座等。下面介绍后两种在美国相当普遍的图书馆教育形式。
1.5.1 与课程相关的教学
“与课程相关的教学”是馆员针对课程提供一两节课的图书馆利用讲座，制作课程指南或网页。强调图书馆资源与课程的整合。将图书馆的网站资源、电子教参系统、课程级资源导航整体嵌入到大学课程管理系统(网络教学平台)的资源中心模块是近十年出现的将资源整合到课程中的新模式[39]。
1996年，衣阿华大学图书馆启动了历时3年的运用创新性教学风格和技术手段实施教学项目(Teaching With Innovative Style and Technology,TWIST)，支持和培训院系教师把依阿华大学图书馆的信息资源整合到课程中，创建基于学科的在线指南/课程。由1名全职馆员协调，教育技术人员、馆员和相关院系教师三方合作，形成了以教师为内容专家、馆员为信息专家、教育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服务的“TWISTed Pairs”合作模式[40]。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图书馆基于图书馆联合系统开发了“在线信息素养教育指南”，在该系统内实现16个图书馆信息素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此外，美国许多大学图书馆利用LibGuides这种Lib2.0知识共享系统与院系教师合作，创建课程指南，支持课程教学。LibGuides可把科技查新、查收查引、科研论文写作技巧与投稿指南、文献管理软件等整合在一个平台上，还能制作个性化网站、嵌入教育视频、博客、进行RSS订阅、使用标签、社会网址收藏等，为图书馆多种资源和服务的整合创造了条件[41]。
1.5.2 融入课程的信息素养教育
“融入课程的信息素养教育”亦称“嵌入式教学”，是馆员作为教学助手嵌入到课堂，把信息检索技能、信息意识和信息道德融入到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中，通过专业教师与馆员的协作，使学生掌握专业课程的基本知识，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嵌入式教学在实现专业课教学目标的同时，还将培养学生完成课程所需的信息素质能力作为教学目标，即“双目标”，课程结束时同时有专业课和信息素质能力两方面的测评，即“双测评”[42]。“嵌入式教学”以面授为主，与网络教学平台(Blackboard、WebCT、Moodle等)相结合。采用由馆员培训教师信息素质技能，教师将知识融入课程；或由馆员和教师共同讲授相关知识，馆员侧重介绍信息检索、利用和评价技能，教师针对不同学生对象开设不同层次的学科专业知识和信息素养知识的教学内容，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主动式教学方法。具有嵌入学科适用面广(可嵌入各院系的专业课或通识课)、全程式参与、重视教学效果的评估和考核等特点[43]。
2 美国大学图书馆利用教育经历的五个运动阶段
纵观美国大学图书馆利用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将其分为书目教授运动、图书馆-学院运动、书目指导运动、信息素养运动、融入教学的信息素养运动五个阶段[44]，如图2所示。
2.1 书目教授运动：1870s～1920s
1870s～1920s，大学课程基本为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学效果体现在教授的权威性、讲课方法和课本上，教师不会把学生带入图书馆，学生利用图书馆不是课程学习需要而是娱乐需要。但是有几所大学图书馆的馆员把图书馆和图书馆的使用以书目教授和讲座的形式介绍给学生[45]。该阶段为威廉·F.普尔(William Frederick Poole，1821—1894)呼吁的书目教授(professor of bibliography movement)运动阶段[46]。这一阶段的馆员多为图书馆兼职教授，采用“知识层面的书目教学”的教学方法，为了学术目的讲解图书馆技能。霍普金斯称这些教授为“学者馆员”(scholar-librarians)。馆员给指定教师提供图书馆利用教学，教给学生独立查找图书馆资源的能力。罗宾逊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是院系的一名教师，有学科背景，在1868—1889年间，致力于教给学生独立检索信息资源的技能。温沙在哈佛大学被指定为专职书目教授，在1877—1897年间，帮助学生成为图书馆的独立用户。鲁特在1887—1927年间，为大学课程设计了三门图书馆指导课程。这些教授的努力付出，虽没使图书馆利用教育在大学图书馆长期建立，使图书馆成为学校的中心，但为该时期书目教授运动的形成作出了很大贡献。
2.2 图书馆-学院运动：1930s～1950s
“图书馆-学院”(library-college)由萧斯于1934年在ALA的芝加哥会议上提交的一篇论文《大学图书馆艺术》(The college of library arts)中首先提到的，在之后的30年，形成了“图书馆-学院运动”(library-college movement)阶段。他提议“以图书馆为中心的自主学习”代替“以教室为中心的小组教学”，教师在新的教学模式下的角色是顾问(counselor)。1935年的“詹姆斯敦宪章”(Jamestown Charter)对“图书馆-学院”做了更清晰的定义，它一方面强调教师通过图书馆书目咨询来提高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泛在书”(generic book)，泛在书包括印刷的、视听教学的、基于计算机的和其他用来教育学生的所有资料[47]。萧斯强调馆员与教师的平等，二者之间是合作关系。他在一门课内安排了一个有计划阅读项目，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共同探讨查找资料的方法，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再向老师求助，教师则针对学生的需求对图书馆相关主题资料做讲解。萧斯提到，美国教育的发展趋势显示出图书馆参与学习过程的上升态势，大学开始利用图书馆作为工具投入到教学研讨会中，出现了一种介于馆员和教师之间的新角色——“馆员型教师”[48]。诺曼·贝斯威克(Norman Beswick)认为，或许图书馆-学院运动的主要价值是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图书馆对学习过程的贡献是什么和指导教师是干什么的两个重要问题。图书馆支持学生独立学习，但不是图书馆支撑整个课程，但图书馆对这课程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49]。
2.3 书目指导运动：1960s～1970s
书目指导运动(The Bibliographic Instruction，BI)是将BI融入到大学课程。代表性事件是1960s柯奈普的蒙泰丝学院图书馆实验项目和法伯的厄勒姆学院项目。柯奈普强调“馆员与教师团结一致”，法伯强调“与课程相关的教学”或“融入课程的教学”，他说服了大学领导开始将图书馆指导贯穿整个课程。1970s早期，一些有较强的学科背景的博士学位教师因不能到教师岗位而成为馆员。这些年轻的、新馆员组织的Bl运动可以说是自下而上的草根运动。1970s，受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图书馆资源委员会的资助，与课程相关的项目在其他一些大学也迅速开展。然而，1974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大学图书馆馆员米里亚姆·达德利(Miriam Dudley)通过手册实现由学生自定进程的(self-paced)图书馆技能项目，使图书馆利用教育向一个不同的方向发展，这种模式对学生数量多的(labor-intensive)大学更实用，之后被广泛复制[50]。
2.4 信息素养运动：1970s～1980s
信息素养与书目指导一样，都是与信息用户的基本信息能力、学习理论、概念框架、主动学习、批判性思考有关，强调信息的需求、检索和发现、利用、评估。与Bl的“与书和馆藏相关”不同的是，信息素养更多地与电子信息和计算机及信息技术联系在一起。自1974年泽考斯基提出信息素养是“解决问题时利用信息的技术和技能”至今，信息素养运动(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movement)有近40年的发展历史。1980s后期，BI开始发生变化进入信息素养阶段。信息素养教育是一种官方行为。基于Web的信息素养教育推进了在线教学，ACRL的教学方法委员会教学分部制订了图书馆教学的Web标准。
信息素养运动的结果之一是许多相关机构的建立和研究成果的出现。1987年，ALA成立信息素养董事委员会(The Presidential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Literacy)。同年，卡罗·库尔梭(Carol Kuhlthau)出版了《信息社会的信息技能研究综述》(Information Skills for an Information Society：A Review of Research)。1988年，帕特利夏·布雷维克(Patricia S.Breivik)出版了Libraries and the Search for Academic Excellence报告。1989年，成立了包括ACRL、NEA等75个专业协会的信息素质国家论坛(National Forum on Information Literacy)。2000年，ACRL出版了《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信息素养特征实例图解指南》。2003年，ACRL出台了《高校图书馆教学项目指南》和《图书馆教学和信息素养研究议程》。2004年，成立了“教学馆员精通技能工作小组”。2007年，ACRL出版了《教学环境分析手册》(Analyzing Your Instructional Environment：A Workbook)，2010年做了修改。手册为教学合作者和管理者提供一个特有环境下使用的实践指南，根据你的机构和需求情况，提供一个帮助系统分析所需的计划、发展、评估教学项目因素(包括学习者的特征、现有的图书馆教学、穿过课程的信息素养、图书馆教学和信息素养资源、图书馆教学的模式和方法)的框架[51]。2008年，制定了《教学馆员与合作者精通标准实用手册》，列举了馆员精通的管理、评估、交流、课程知识、综合信息素养、教学设计、领导、计划、描述、提升、学科知识、教学12项技能。
信息素养运动的结果之二是重视对馆员的培训和激励。如塞瑞斯·奥伯曼(Cerise Oberman)创立了ACRL信息素养协会(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Literacy)为大学图书馆员提供一年两次的浸入项目(Immersion Programs)，为教学馆员提供强化的信息素养培训和教育[52]。1981年，ACRL建立“书目教育智囊团”(Think Tank)。1984年始，ACRL教学分部对在大学或研究图书馆的教学提升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学馆员设立“Miriam Dudley教学馆员奖”[53]。
2.5 融入教学的信息素养运动：1990s～
融入教学的信息素养运动包括“与课程相关的信息素养”和“融入课程的信息素养”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在时间上有交叉，界限很难界定，所以将其合并为一个运动阶段。可以认为前者是融入教学的初级阶段，后者是融入教学的高级阶段。
在美国，许多大学图书馆都提供“融入教学的信息素养”服务，图书馆网站大多建有相关网页。哈佛商学院图书馆密切融入教学，不仅为课程提供相关指南及课程大纲必要资料，建设课程网站网页及交流平台，还为课程提供信息产品和学习资源的定制，研究作业、课堂学习活动和项目内容的设计，和教授一起在课程设计、学科发展、课程规划和学习资源等方面提供一系列的信息技术和支持，把信息资源、技术和个人智力融入到课程教学的全过程[54]。康奈尔大学的馆员与院系教师合作，在教师的教学活动中，根据授课教师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资源推荐、文献检索、资料搜集等信息检索知识方面的教学，针对教师给学生布置的作业为学生开展文献检索方法与技巧的相关专题讲座。陶森大学馆员与学科教师共同开发了“高效利用信息”(Using Information Effectively)课程，作为服务新生的通识课程，学科教师提供学科学习内容，馆员协助形成研究问题，并教授学生如何获取答案，培养信息资源获取、资源评价和呈现能力[55]。
3 结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环境的变化，图书馆利用教育的形式也被赋予不同的时代内涵，有正式的学分课程，也有小组讲座、一对一培训、书面指南和小册子、视听演示、计算机辅助教学、一次性(one-shot)讲座、与课程相关的教学、融入课程的信息素养教育等。图书馆利用教育的模式不断创新，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02年始创的“本科生图书馆资源研究奖励计划”，体现了本科生主动构建新的知识体系的需求型整合式教育模式。本科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研究课题、制定研究计划，利用图书馆资源自主研习，提交基于学分课程或本科生研究计划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在研究过程中可以接受该课题专业教师的专业性辅导，也可以接受馆员的图书馆资源及利用的指导，教师和馆员起辅助支撑作用[56]。2005年，该计划获ACRL年度教育教学创新奖。相信在未来，图书馆利用教育的发展前景将更广阔，我们广大图书馆同仁也期待出现更多、更适合学生自主学习的图书馆利用教育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