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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一些曾经叱咤商海、呼风唤雨的巨子们如昙花一现，各领风骚三五年后便销声匿迹。三株、巨人、飞龙、南德、爱多……一个个企业转眼间成了陈年旧事。“中国首富”牟其中成了“中国首骗”，“中国比尔·盖茨”史玉柱因破产而潦倒，“一代儒商”吴炳新对自己的企业徒叹奈何，将爱多产值搞到了20亿的胡志标身陷囹圄……
诚然，在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的淘汰率越来越高了。美国《财富》杂志统计的70年代全球500大排名企业，到80 年代便有三分之一落榜。日本中小型企业能够维持10年的只有18.3%，运营超过20年的只有8.5%，而能够持续经营30年以上的则不到5%。但让人觉得困惑的是，中国的这些企业几乎都是在自己的经营领域取得“登峰造极”的辉煌业绩的时候，訇然崩倒的。在民营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部分的今天，在发展民营经济越来越成为中国走出通货紧缩趋势、发展经济、扩大就业的重要途径之际，我们有必要透视一下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短命现象”，问一问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为何英雄气短？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情结
看似与政企不分的国有企业体制不搭界的民营企业，却出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就是政治情结特别大，有人总结说，“中国的民营企业老板是混血的一代：马列主义有一点，西方文化有一点，孔老二也有一点。”尤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一些民营企业所信奉的竟不是企业经营管理的理论，而是毛泽东思想。在大多数知名企业家的书橱里，不难见到毛泽东的传记，四卷本《毛泽东选集》是许多企业家的圣经。
三株集团总裁吴炳新根红苗壮，是支书出身，他的办公室里，马恩列斯毛的大幅画像庄重地挂在墙上。他成立过一个“市场前线总指挥委员会”。他说：“市前委相当于中央军委，各省的前沿指挥部相当于前敌委……军事化的最大特点就是绝对服从命令。”三株总部设有“政府工作部”，各省设有“政治委员”，各子公司派有“党代表”，这些人大多数是营以上的转业干部，三株还是“支部建在连上”的典范。“鞍钢宪法”、“大庆经验”、“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在这里大行其道。
当年组织学马列小组的牟其中言必称马列，自称南德是一块“社会主义试验田”，从发型到行动都有意模仿毛泽东，《牟其中演讲集》编排体例与《毛选》如出一辙，公司办公室被叫作办公厅，法律处称作了监察部。公司不时邀请官员和学者召开与公司业务无关的各种国计民生的会议，处处注意树立政治形象。
巨人集团总裁史玉柱创业时不到30岁，但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却了然于胸。1996年，史玉柱宣布进入“‘巨不肥’会战战备状态”，成立“会战总指挥部”，自任总指挥，下辖“三大野战军”和一大群“兵团”、“纵队”。在“请人民作证”的口号下，参与会战的正规军和民兵逾7000人。
飞龙集团总裁、大学生企业家姜伟，在面临困境时，祭起了“延安整风”的法宝，开展思想、干部、财务三大整顿，要求干部在3 个月内“说清过去，管好现在，把握未来”。他刮起学习风、调整风、研究风，要把公司变成大学。霎时间，人们称姜伟为“校长”，而员工则是“学生”，“学生”必须写思想汇报，不写，“校长”扣钱。
我们无意否定毛泽东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外国人可以把我们的《易经》、《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作为商务策略的参考书，我们自己的企业家又何尝不可以把毛泽东思想用于自己的企业中去呢？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中国民营企业家根深蒂固甚至走火入魔的政治情结。
从秦始皇时代开始并在汉武帝时以“均输”、“榷酒”走向极至的官方经济，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始终占了主导地位，民营经济从一开始就是在官方经济的夹缝中生存，并在与官方的交往中获得发展的，一开始就缺乏在商言商的传统，喜欢在政治圈子里转悠，也希望在成为富商的时候在政治上得到人们的承认，甚至在经商被明令不得仕进而被视为社会末流的时候，也希望“商而优则仕”。同时，近现代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和政治生活的波谲云诡，企业家们的政治家情结在短时间内更是不易化解。而从体制而言，曾被划归在私有制范畴的民营经济一直伸不直腰来，在新时期才逐渐从地下走上地面，头却从来没有昂起来过，一讲起自己是民营，便在许多场合都走不通。
然而，商场有其自身的规律。如果拆解不开的政治情结让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到了忽视商业的固有规律的时候，最后吃苦头的肯定是自己。
“青春期”的中国民营企业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令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期，民营企业也随之进入了“青春期”。对于进入“青春期”的中国民营企业的“青春期综合症”，飞龙总裁姜伟在企业受挫后有过精辟的论述，这就是“决策的浪漫化、决策的模糊性、决策的急躁化”。
人们对财富的渴望、对成功的期盼是没有止境的，更何况民营企业家们过去的成功又使他们无一例外地对未来的发展势头看好，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进入了一个误区，认为企业的竞争实力与企业规模成正比，而经营风险与企业规模成反比，企业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和风险能够在企业的快速发展中消化。几乎只是在一夜之间，史玉柱就将巨人大厦“建”至70层。三株1994年设定的发展目标还只是年销售额1亿，1995年保3亿争6亿，1996年保9亿争16亿。但1995年制订的第一个“5 年计划”却将这一发展目标翻了几倍：1995年将争6亿改为争20亿，而1996 年要达到100亿，1999年则要达到令人瞠目的900亿。这一宏伟的构想要使三株的最高年增长速度达1600—2000%，甚至在达到600亿元销售额后， 最低增长率也要达到50%。爱多老总胡志标在一次会议上谈超级VCD 的市场容量时，竟宣称几个月内就达到500万台。 他们都雄心勃勃地发出“在10年乃至20年内跻身世界500强”的豪言。
“青春期综合症”的另一个表现是，我们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把市场这门学问看得太简单了，那些红极一时的企业家都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资金，对企业、产品、品牌进行了包装、策划。这些包装、策划也确实为企业赢得了众多的经济效益，使他们认为有了策划就赢得一切，从而误以为企业的核心能力就是品牌策划力，而名牌又是广告打出来的。他们不惜投入巨资，从中央电视台到街头小报，进行所谓“全方位、立体式、密集型”的广告轰炸。仅1995年5月18日和19日， “巨人集团”所支付的报纸广告费就高达500万人民币之巨。一时间， 标有“巨人”标记的“B—52轰炸机”出现在都市上空，一连串的“电脑”、 “医药”、“保健品”炸弹倾泻而下……后来被国家工商局制止，“巨人集团”为这次广告的总投入量达到了2000万人民币，间接损失超过1 亿元人民币。
秦池的“标王故事”是最有说服力的。山东一个贫困山区的县属小厂以一年花3.2亿当中央电视台广告标王， 在这一夜之间“誉满神州”，“每天给中央电视台送去一辆桑塔纳，赚回来的是一辆豪华奥迪”，继而又“每天送去一辆豪华奔驰，赚回一辆加长林肯”。然而，秦池仅风光了两年，看似潇洒的“标王”终于倒了。
其实，当中国已经由短缺经济步入买方市场和微利的时候，靠“筹措一笔款子，抛出一堆产品，哄起一个品牌”的所谓“营销技巧时代”已经结束；利用不成熟的市场和不成熟的消费者，疯狂造名，争取一夜成名进而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还抱着追求钻政策、体制和市场空子的暴富遗梦，还心存利用投资者和消费者都不成熟而造市取胜的侥幸心理，最终只会身败名裂为天下笑。
“巨不肥”现象的机制原因
巨人集团曾经有个品牌叫做“巨不肥”，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往往也有一个通病，也叫“巨不肥”，大了巨了反而肥不了。
把企业做大无疑是每个企业家的愿望之所在。以软件起家的巨人集团，在其辉煌期，业务曾横跨电脑、保健品和房地产三大领域，还涉足了金融领域，在38个城市中拥有全资子公司、数亿元人民币的固定资产。曾劝史玉柱不要去挣“不该挣的钱”的吴炳新的三株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产品也涉及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四大领域。牟其中更是“思接千载，心游万仞之上”，除了要搞南水北调工程这一宏伟巨制之外，还要组建航空公司搞卫星对接，找到发射失败的卫星，再用对接的办法将其推上预定轨道，还要买航母送给海军……
为何民营企业会出现“巨不肥”现象？这除了民营企业“青春期”的一些特点之外，主要还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出了问题，人们已经很充分地谈到了家庭或家族企业模式对民营企业的影响。我国的民营企业与现代企业制度几乎是两码事，这些企业的老总往往是董事长和总经理一肩挑，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既是决策人，又是执行者，没有权力制衡一说。史玉柱在检讨失败时曾坦言：“巨人的董事会是空的，决策是一个人说了算。因我一人的失误，给集团整体利益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也恰恰说明，权力必须有制约。”唯其如此，没有人能对吴炳新的“三株年销售额在1999年达到900亿”的宏伟目标提出质疑。
在中国古代，整个社会的结构都是从家庭模式衍化而来的，家长制蔓延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在以张记商店、王记钱庄命名的企业里，老板也是打工者的“衣食父母”，充满了家庭色彩，也便具有了家长制的特点、专制和集权，听不进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的一言堂，全凭个人的智慧，一个人说了算。要家长放权谈何容易，更何况许多民营企业家都是从“无产者”一下子发展起来的，他们又怎能心甘情愿地把企业拱手交给别人管理？
靠什么来支撑民营企业的发展
本来传统经济就有官方专制经济的色彩，它与斯大林模式一结合，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中国的扭曲和僵化便难以避免，将民营经济作为异己的“资本主义尾巴”的歧视便在所难免。到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仍不能说这种歧视已完全消失。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的资源，特别是资金，70%是国有经济用掉了。在统计中，民营经济没有单独列出来，我们只能从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统计中来加以比较。1997 年， 我国城乡从业人员已有84.1%的人员供职于非国有经济单位，在全国工商税收中也至少有40%来自非国有经济。1998年，在全部工业增加值中，非国有经济创造的占66%，而在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非国有经济投资只占45%，当年底，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的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41.82%，而且短期贷款又占了78.5%。尽管从1996年到1998年3年间， 全国金融为非国有经济的贷款年均增长27.3%，所占比重上升3个百分点， 但从总量上讲国有银行贷款对非国有经济贷款比重只有32.8%，而这对非国有经济来讲，占了它们获得的全部贷款的48.6%。仅从贷款的角度来看，这的确与非国有经济的贡献不太协调。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以后，在信贷管理中推广授权授信制，使信贷资金流向国有企业和其他大中型企业的意愿得到强化，使一些主要面向中小非国有经济的银行分支机构丧失了发放贷款的权力。此外，贷款金额小、次数多、手续繁、费用高、效益低、风险大，以及贷款利率与贷款风险不匹配等因素，也影响了民营企业向银行贷款的积极性。资本市场也没有为我们的民营企业敞开方便的大门。这些也是一些企业和个人非法集资的原因之一。
民营经济被局限于餐饮业、商品零售业、轻工业等传统领域，虽然也有民营企业进入高科技领域，但从总体上说，他们的投资范围还都是囿于风险大的过度竞争性领域，而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的服务业尤其是基础领域，如电信、航空、自来水、电力等公认的赚钱领域，则被排斥在外。这就注定他们只能局限于小打小闹，在现实的严酷竞争中命运多舛。
交通闭塞的温州在80年代初就形成了闻名全国的十大专业市场，是温州人用非法的地下活动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种不自觉的反叛。这种反叛一开始就有寻求合法化保护的要求。他们一方面通过收买有关部门官员获得默许，另一方面通过收买有关国有或集体企业，以“戴红帽”的形式为自己披上合法的外衣。在这种情况下，民营经济由于其预期的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性，也就必然地具有短期行为，掠夺性开采资源、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偷税漏税等等，使温州似乎成了这些不良行为的代名词。这种结果既有企业本身的原因，也有我们整个经济体制的原因。
在以专制为特点的官方经济延续了上千年的中国，我们的民营经济的确走过了太多的弯路，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当民营经济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重要途径之际，当民营成为全球化的风潮之际，如何使中国民营企业不再英雄气短甚至命短，让他们更加底气十足地在中国的经济舞台甚至全球的经济舞台上大展拳脚，我们的确还需要做很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