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化思潮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关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1）04－0005－10
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是个新范畴，究竟选取何种认知结构或思维模式在这个新范畴中深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或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是当下学界应该关注与重视的课题。
研究或书写现代中国文学史，对于各地区各民族各阶段生产出的不同形态的文学或形成的不同文学系统，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思路或框架结构进行归纳和梳理，整理出一个多元共生而又齐头并进的文学史轨迹，以便供治史者来发掘和书写。但是在笔者看来，以文化与文学互动关系构成的认知结构，来归并或梳理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复杂系统应似最佳选择。其理由之一是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极为亲近又极为纠结。文化是文学生成与发展的取之不尽的思想或美学资源，而文学不只是文化的载体和重要一翼，并且它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文化；虽然不能说现代中国有多少种文化形态就能生成多少种文学形态，不过这种决定与被决定的直线因果关系，也导致一些文化形态与文学形态具有相当大的同质同构性，如政治文化与政治型文学的关系便可作如是解。理由之二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涌现往往是新文化思想出现在前或者并行出现。这种疑似规律的现象，恰恰说明文化思潮是为新文学的生成扫清障碍或者适应新文化的诉求而应运生成了新文学。由此可见，选取文化与文学互动的认识框架，不仅有利于梳理现代中国多种杂陈的文学形态或系统，构成一部清晰有序各得其位的文学通史，而且有利于揭示各种文学形态或系统的丰富多彩而又异同互见的文化意蕴，以及不同文化通过创作主体转化为异彩纷呈的审美意识。
一
在现代中国进程中存有的文化形态五彩缤纷，然而对文学生成与发展影响和渗染较大较深的不外是“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消费文化”。对这四大文化形态可以从物质层面去理解也可以从精神层面去阐释，若考虑其与文学关系的密切程度则从精神层面去探讨即形成何种文化思想或文化意识，将其理解为一种观念形态更宜于与文学这种审美意识进行衔接和焊合。共时性考察，现代中国涌现出的“政治文化”既有君主立宪政治文化、三民主义政治文化，又有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苏式”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虽然诸种政治文化形态之间及其本身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冲突，但是它们的涌现大都以“救国、建国、强国”三大政治主题及把中国人从政治压迫、经济剥夺和社会贫穷中解放出来为旨归的，因此它们在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爱国主义意识、以及独立、平等、民主、法制等思想上具有趋同性和互通性；而这些政治文化形态是通过“民族、国家、阶级或集团等政治实体所建构的政治规范和权力机构，是通过营造成某种流行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来影响于文学创作的。”[1](P9)所谓“新潮文化”，主要指启蒙理性主义（个性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等）文化、现代主义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所以冠以“新潮”是因为它们源于西方先锋文化思潮。实际上也应该把“政治文化”纳入“新潮文化”，因为它们也是从西方政治思潮中汲取的；不过这里所说的“新潮文化”着重从伦理道德或人本哲学的层面来理解。如启蒙理性主义不论其包涵的自由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或平等观念、博爱意识，都能在思想层面或情感层面启示或唤醒人们摆脱蒙昧主义、神权主义、禁欲主义和专制主义，朝着解放自我关爱众生的人道之路迅跑，处理好人与人之间互尊互爱而不是互仇互怨的关系，使人真正消除奴性而变成一个理性自觉者。而现代主义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化始终没有在中国扎深扎牢根基，两者都属于非理性主义文化，前者关注人的意志力或生命强力以及弗洛伊德所追求的所谓潜意识，使人冲破理性万能的桎梏获得像尼采、萨特等人所说的绝对自由，从更深更广的神秘无意识层次认识人自己；后现代主义文化并不完全否定现代理性，它所解构的是主体论或理性决定论或权力中心话语，承认人的意识的无序性、非逻辑性以及各种欲望的合理性，而在追求人的绝对平等绝对自由绝对解放上与现代主义文化又是相通的。即使社会主义伦理文化也强调解放全人类，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调“公仆意识”，强调自己解放自己，这都体现出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尽管“新潮文化”的不同形态之间有差别甚至有异质性，然而它们在关注人的命运、关注人的解放和关注人的生命上却有相通性，即体现出一种从人的不同层次予以关爱的人文主义情怀；它们与“政治文化”的不同形态也有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但是就其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和渗染来看，“新潮文化”比“政治文化”更直接更深透，尤其对新文学或现代文学的创构所产生的功效更大。所谓“传统文化”，主要指仍活在现代中国的古代文化传统，既有儒佛道文化又有民间文化，既有少数民族所信奉的宗教文化（如藏佛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又有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中原文化等）；而“传统文化”的内涵驳杂，层次也多，异同关系极其深微，论述清晰并非易事，这里只能粗略述之：古代文化传统的儒佛道三位一体文化曾是正宗文化，其影响既深且广，虽然儒家文化在五四文化运动中遭到重创，但它在当下趋于复活；从政治伦理层面来看儒学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并没有被完全否定，现代的政治伦理中仍有它的影子，而从道德伦理层面所认知的“仁者爱人”“泛爱众”的博爱人道主义似乎具有了普世价值，可以与“新潮文化”的博爱观念和基督教文化的博爱意识相联通。道家文化的自由潇洒、逍遥浪漫的个性张扬精神以及佛教文化的普度众生的大慈大悲大爱精神，既与现代文化意识可以沟通又活在现在中国人的心中。至于“民间文化”自古就包涵着各民族的民间文化，尽管有的研究者认为它“藏污纳垢”，然而它还蕴含着自由自在的个性意识、行侠仗义的英雄精神、以平民为本位的人道意识、敢于把皇帝拉下马而主张“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叛逆精神，以及对坚贞不渝爱情的美好向往等，这是民间文化的精华也是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值得光大弘扬的。藏佛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各地域的文化，既与古代正宗传统文化有密切联系又有自身的精华，一直延续到21世纪仍有不朽的生命力，而这种不朽的生命力正是可以贯通各种形态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今天对古代传统文化的再挖掘再发现就是要以其丰赡的人文精神来补救现代人文精神的匮乏。古代传统文化对现代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各种文学形态或系统的影响和渗染有的是有意识的而大多则是无意识的，如同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一般。所谓“消费文化”，主要指传统商业市民文化与现代都市的消费文化，但这种消费文化在现代中国的产生是伴随着清末民初上海、天津等现代化大都市的出现而兴起的，由于现代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和庞大文化市场的崛起以及市民阶层的文化欲望膨胀，故而以商品化、娱乐化、享乐化为特征的消费文化就形成了，台港澳地区的消费文化也早日出现了，而大陆真正具有现代色彩的消费文化的喷涌则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虽然它与政治文化可以共谋又拒斥启蒙理性主义文化而属于非意识形态文化，但是它对社会文化心理的渗透及对现代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文学的影响却是难以估量的，这主要因为现代消费文化具有的公民性、世俗性、受控性、普泛性、包容性、雅俗性六大功能特征所致[2](P240－242)。
若从历时性考察，可以发现“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消费文化”对现代中国各种形态或系统的文学渗染，在1900至1929、1930至1976、1977至2010这三大历史阶段所产生的功能特征是不同的。先说第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和“消费文化”，随着历史的嬗变在互动互促中是如何影响和渗染现代中国文学的。所谓“政治文化”从广义上说，是指“在一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民族、国家、阶级和集团所建构的政治规范、政治制度和体系，以及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态度、感情、心理、习惯、价值信念和学说理念的复合体”[1](P7)。笔者拟从政治权力和政治观念这两个维度来探析政治文化。现代中国文学开端的维新变法以前，马建忠、王韬、陈炽、郑观应等人就公开提出效法西方“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的设想，主张在中国设立议院[3](P72－73)；而维新变法的政治改良纲领的最核心内容则是“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即效法西方君主立宪制度，改革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3](P87)。虽然这场政治变革流产了，维新派的“权力客体”地位并未取代清王朝的“权力主体”地位，而后者仍然掌握着政治权力控制中心，可以调动兵力把维新运动暂时镇压下去，但此时清王朝的权力主体地位却摇摇欲坠，政治权力控制中心已不可能再搞什么“文字狱”了。因此，维新派所鼓吹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潮以及进化论、天赋人权说则成了社会舆论中心，营造着社会政治心理，改变着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使人们认识到“要救国，只有维新，只有学外国”，而“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学习”[4](P1470)。维新派尽管处于权力客体之位，然而却操控着宣传和学习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治学说的舆论权和话语权，因此所造成的政治文化生态和政治氛围，不仅有利于梁启超倡导的政治小说、时政散文的生成以及晚清的爱国政治诗篇的繁荣，而且更有利于新潮启蒙文化的弘扬及其“新民”启蒙文学的昌盛。虽然民主政治文化对“传统文化”有点抑制或抵触，但由于它的兼容性仍使各种传统文化得以存在，在它的渗染下古代正宗文学和各民族的民间文学都有所变化。特别是晚清的“消费文化”在“政治文化”思潮的激荡下，配合上海天津等现代城市的崛起，也欣欣向荣地发展，直接导致通俗市民文学的兴起。在反思维新变法失败教训而掀动起来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权力主体而成立中华民国建立了新的权力主体，孙中山于1905年10月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则是共和国的政治纲领，其中“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此次国民革命与“前代殊”的，“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5](P296)。这就进一步通过辛亥革命实践强化了民主主义政治文化观念的宣传，越发深入人心了。虽然辛亥革命获得了权力主体地位，但是民权主义没有真正实现，政治权力控制中心也没有牢固建立起来，而革命果实则被北洋军阀政府吃掉了。尽管如此，从民初到五四前的民主政治文化曾与孔学为代的传统政治文化激烈交锋；不过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以南社为代表的革命政治文学有了发展，古代文学也出现回光返照，消费文化渗染下的以礼拜六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的生长势头很猛，而新潮文化影响下的启蒙文学大有被政治文学和通俗文学遮蔽之势。鉴于辛亥革命只有民国之名而乏民国之实的历史教训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出现的新思潮以及救亡图存的急迫要求，继维新变法以“新民”为宗旨的思想启蒙运动之后而在五四时期及20世纪20年代便掀起一场更广泛的以“人”为本位的思想启蒙运动，“政治文化”和“新潮文化”捆绑在一起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巨大思潮汹涌而至；虽然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科学主义和民主主义占据思潮的中心位置，但是各种牌号的社会主义思潮如俄式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等也杂陈于思想界。从政治层面看，其中的民主主义政治文化和俄式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为众多先进知识分子所认同；而从道德伦理层面来看，大多数新文学先驱者或青年作家则选择了这多元新潮中所蕴含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甚至现代主义（即新浪漫主义）等文化意识。前者政治文化思潮，与孙中山在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国大会上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有相通点；也与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指出的：“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6](P100)的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的精神相吻合。这应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政治基础，此时国民党作为政治权力主体在政治权力客体的有力协助下，便于1925年发动的北伐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正是在这种民主主义政治文化思潮的驱动和渗透下，五四文学革命与五四反帝爱国运动轰轰烈烈地掀动起来，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反帝反封建两大政治主题。后者新潮文化的渗染，在理论形态上提出了白话文学观、人的文学观、平民文学观、为人生文学观、生命文学观等；而在创作实践上则出现了启蒙文学、写实文学、浪漫文学、象征文学等，使新文学或现代文学真正在现代中国多元共生文学总系统中大放异彩。五四及20世纪20年代的“传统文化”虽然在新文化运动中遭到激进主义的猛烈批判，但它所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封建专制主义及其“吃人”的伦理道德，并不是否定所有的传统文化，正宗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具有超越价值的“泛爱”精神以及民间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则得到了发掘和承传，即使批判过的传统文化在民主政治文化所营造的文化生态中仍可存活下来。所以在传统文化渗染下的古代文学样态、“旧瓶装新酒”式的文学、文言文学等仍可以营造，与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形成并举互补的格局。至于“消费文化”渗染的通俗文学并未因为新青年派、为人生派的批评而消匿，相反它是在与新文学的竞争中而获得大发展，涌现出像张恨水这样的通俗文学巨匠。此时期的港台地区的文学受到新潮文化的影响，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皆有发展，与大陆新文学构成相互辉映的态势。
二
第二历史阶段（1930—1976）的“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和“消费文化”，随着现代中国文学演变出现复杂的情势，它们相互关系的变奏更难以把握。就“政治文化”而论，由于国共两党政治上合作而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并且所造成的民主自由的文化生态也助推了20世纪20年代新文学建设的欣欣向荣以及传统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有所成长；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为了实行“一个党”“一个主义”的专制，经过“四·一二”政变便在南京建立国民党政权，从此国共两党由合作走向破裂。国民党作为权力主体“为了赢得权力客体”不只要“炮制、研讨、推广一种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是权力结构中的非强制性部分”，它可以“由权力主体以宣传、教育等手段灌输给权力客体，让权力客体自觉地接受权力主体的权力意志”；同时权力主体本身也要建立一种政治文化，以便寻求“大量的、能增强自信心的精神刺激”[7](P20)。而国民党建立的政治文化却是除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旧三民主义，借以推行一党专政；于是在文艺战线提倡“三民主义文艺”，掀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在军事战线上则对共产党发起一次次围剿及其特务活动。共产党虽处于权力客体地位，却义无反顾地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所推行的政治文化则是深受日本福本路线和苏俄“拉普”影响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化，在文艺战线提倡无产阶级文学，发起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其声势之大成绩之丰远远超过“三民主义文艺”运动，在军事战线进行“反围剿”及特工暗战，并在苏区建立苏维埃政权，举行两万五千里长征。直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国共两党的权力之争其强势大于反帝的爱国战争，国共两党操控的政治文学虽然都发展了，但左翼政治文学却占了上风，而以抗帝为主题的爱国政治文学则生存于国共两党政治文学的夹缝中。若以现代民族国家视野审之，不论国民党坚持的由孙中山建立的三民主义政治及其中华民国体制，或者共产党所遵循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及其所期待建立的联合政府，那都属于现代性政权，只是推行独裁专制的蒋介石悖离了现代政治文化；不过对于国共两党在救亡图存捍卫民族国家主权的政治文化及其文学作品所表现的爱国主题，应持一种肯定的态度，任何党派偏见都会失去公允。20世纪30年代“新潮文化”除了自由主义受到国民党权力主体的抵制，其他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现代主义等并没有受到冲击。新月派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化之所以遭到国民党权力机构的严厉批判，不仅因为胡适早在1929年发表《人权与法约》一文抨击国民党政权查禁书报“侵害自由”的行径[8]；还因为罗隆基、梁实秋、沈从文等都发表了谴责文章，甚至指责国民党乱用权力摧残民族文化近似秦始皇的“焚书坑儒”[9]。自由主义政治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批判与左翼政治文化对国民党权力查禁书报暴行的揭批，形成一定的共同语言；然而共产党的反“文化围剿”中却把新月派倡导的自由主义、人性论以及“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自由论等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理论观点，统统视为国民党鼓吹的资产阶级思想甚至“法西斯主义”，认为是对左翼文化所施行的“文化围剿”，而左翼文化则给予了全部的扫荡和批判，从而也暴露出左翼政治文化某些“左”的特征。不仅如此，左翼政治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古典主义乃至消费文化渗染的通俗文学，也进行了清算和批判。尽管左翼政治文化在反“文化围剿”中扫荡的文化思想如此之多，然而必须承认的是此刻的共产党权力仍处在客体地位，并且连续受到极“左”政治路线的伤害，这必然导致其反“文化围剿”取得的结果与其预期有一定的差距。国民党权力主体所建立的政治权力控制中心，对左翼政治文化及其文学样态的批判是严厉的，但还存在着一定的缝隙；不然“左翼文学运动”怎么能在国民党权力的控制中心发生发展起来，并成了大气候。这一方面表明国民党权力的控制中心并不十分严密；一方面也透露出国民党不敢明目张胆地抛弃孙中山制定的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这从其对新月派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的态度上则明显地可以看出来，虽然批判得很严厉，甚至对胡适作了一定处理；但是却没有像对待共产党人那样取缔之或消灭之，这固然与自由派反对军事暴力主张政治改良有关，也因为自由主义同三民主义有相通点。至于国民党权力对新潮文化的其他形态，对传统文化和消费文化，都采取宽容态度，特别是倡导“新生活运动”来鼓吹传统伦理文化；这样就使四大文化思潮渗染的各种形态或系统的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都得到了各自为政又相互牵连的发展，特别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呈现出比五四及20世纪20年代更繁荣的景观。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四大文化形态的内涵及对文学渗染的格局有了新的变化。所谓“政治文化”在政治权力层面国共两党为了抗战大局而重新合作，虽然抗战八年也有过冲突但基本上是合作的，并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致使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的爱国政治与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政治相结合而构成最高政治原则。尽管日军入侵将中国分成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包括台港地区），使沦陷区的权力主体落在日伪政权身上，根据地或解放区建立起民主政权而共产党成了政权主体；然而从当时整个中国来说国民党仍是权力主体。因此，作为权力主体无疑承担领导全民抗战的重责，而在全国范围内虽然共产党仍处于权力客体地位，但在抗战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一种政治格局所规范的不同政治文化在权力层面和观念层面而对不同地区文学的影响，必然呈现出趋同性和差异性。在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化与抗日救亡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实践相结合的强力渗透下，产生大量与抗战紧密相关的政治型文学；这与抗日根据地或解放区出现的抗战文学或在东北、华北、台湾等沦陷区出现的反抗日伪政权的政治文学有互通性。由于“新潮文化”、“传统文化”和“消费文化”都可以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抗战大旗下与思想意识结成同盟，所以不论哪个地区的新文学、传统体式文学、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和翻译文学等，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即使与抗战无关的文学也出现了沈从文、张爱玲这样的文学大家。值得注意的是，1942年以前的抗日根据地的文学是容许不同形态文学哪怕表现人性复杂的文学也可以存在，共产党权力主体并不干预；但是1942年后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展了文艺整风运动，却对与人性论、人道主义等相关的“新潮文化”和“消费文化”及其文学甚至作家进行了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直至1948年东北局发起的对萧军的全面大批判和香港“左倾”刊物《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朱光潜、沈从文等的政治批判，这应似从理论到方式以“一元思想”为核心建立一体化的政治文化、伦理文化、文学艺术所进行的预演。不过由于彼时共产党在全国权力结构的客体地位没有彻底改变，因此这种“预演”对全国其他各地文化和文学形态的建构影响不大。1945年抗战取得彻底胜利，除港澳之外，所有地区都回到祖国的版图，理应国共两党联合起来推动解放了的中国向着现代化的大道阔步前行，建成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10](P1029－1030)。然而重庆谈判后国民党撕毁协定使国共两党又分裂了，经过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腥风血雨，得道多助的共产党取得了胜利，而失道寡助的国民党蒋家王朝则败退到台湾。虽然解放战争三年国共两党忙于内战，但是其政治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共产党做得更自觉更有成效，而国民党则相对差一些。这就导致包括台湾在内的国统区的新潮文化渗染的自由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以及消费文化渗染的通俗文学有了显著发展；而解放区的文学则被纳入“革命机器”的政治轨道，那种“新潮文化”和“消费文化”渗染的文学几乎被扫光，即使“传统文化”渗染的民间文学也装进了政治革命的内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大陆上各个民族各个党派各个团体联合成一现代国家共同体，共产党理所当然地成为权力主体，而败走台湾的国民党蒋家政权则成了客体，形成的两岸对峙的政局至今尚未统一。作为新政权主体的共产党在政治制度层面建立了体现“人民共和国”体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政治协商”制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较辩证地处理了执政党与参政党、领袖与人民、党权与法权、人治与法治、集中与民主等重大政治关系，这不仅有利于完成“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历史使命，而且也一度形成了有利于现代中国文学繁荣发展的政治生态。权力主体在政治意识层面则承续了延安文艺整风形成的一套观念和方式，建立起强力的政治舆论控制中心，围绕“一元思想”来整合政治文化。新中国一诞生所承载的历史使命早在《论联合政府》中已作了明确交代，也就是现在所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但是不久却选择了“苏式社会主义”模式，本来“苏联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则旋即把“苏联的今天也当成中国的今天”。这样，作为制度层面的政治文化便制定了超越“初级阶段”的总路线总任务特别是举起具有政治乌托邦性质的“三面红旗”；而在政治意识层面的政治文化则纳入了“兴无灭资”的斗争框架，并通过权力控制中心的大抓所谓的“阶级斗争或路线斗争”和大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谁胜谁负”问题，试图借助这种“斗争”那种“运动”的方式来推行乌托邦。于是就导致了体现“人民共和国”民主政体几大关系的政治文化从建国之初到“文革”的曲折历史程中，或出现倾斜或出现偏至或出现压倒，直至人治取代了法治、集中取代了民主；而在政治意识层面的所谓“亚文化”都宣判为“封、资、修”文化，只有“一元思想”成了权力主体的唯一的政治文化。虽然在这种一体化政治文化的大收编大整合的过程中，曾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使人文科学研究或文学艺术创作闪出亮点或发出不同声音，但很快这些亮点或杂音却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它们在一场场是非混淆的“政治风暴”中便销声匿迹了。试想这种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的政治文化所造成的政治氛围和政治生态，只能形成一种与解放区政治文学相通的政治化文学，而“新潮文化”、“传统文化”和“消费文化”等渗染的文学形态几乎灭迹。但是必须看到，权力主体的政治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复杂性：一是权力主体政治文化渗染的政治化文学只限于大陆的各地区各民族，而同台港澳的文学却处于异质对抗状态；不过对大陆的政治化文学其思想艺术价值务要具体分析，如果权力主体的政治文化观念或意识形态是正确的富有真理性的，那么它渗染的政治文学，至少在思想价值上应有所肯定，若是创作方法选择得当艺术构思有创新，这样的政治化文学更应该重视。如描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以及隐蔽战线谍战等题材的政治文学该肯定必须肯定，即使有缺点也要从肯定中指出；如果政治化文学深受权力主体政治文化的错误观念或乌托邦幻想的渗染，例如歌颂“三面红旗”、肯定“文革”、赞扬错误“阶级斗争或路线斗争或思想斗争”的文学等，那有什么思想价值可言，即使艺术上再完美也不能全面肯定。因此对政治化文学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在文学史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二是权力主体的政治文化虽然对“新潮文化”采取反复打压的态度，政治控制中心从批判《武训传》直至“文革”始终没有放松对其清扫，其实这种无情无理的政治批判越厉害越能激起作家们的反其道而创造的激情，所以深受人道、人性、人情的现代人道主义或现代主义等新潮文化渗染的文学创作并没有间断，地上不许创作就转入地下进行潜在写作，为五四文学的人学传统保存了火种，即使非人文学风行的“文革”也有现代主义诗情在张扬；况且，并非所有的权力主体的政治文化都与“新潮文化”或“传统文化”针锋相对，有的权力主体的政治文化对其他文化形态仍采取宽容态度，哪怕给它扣上“修正主义”文化的帽子也没有遏制其在文学创作中所起到的潜在作用。与大陆权力主体政治文化相对的则是台湾国民党蒋家政权的政治文化，20世纪50年代仍延续专制独裁的政治文化，对大陆坚持反共的政治策略，对台湾人民采取压制手段，致使台湾生成一些政治型文学，蒋经国执政推行民主改革，所造成的民主自由的政治气氛与政治生态导致台岛各种文化形态的文学都有了新的发展。港澳地区虽然尚未回归，仍然在殖民主义统治下走着英式资本主义道路，与之相适应的各种文化形态渗染的文学都有所振兴，特别是消费文化渗染的通俗文学获得大发展的机遇，出现了继大陆张恨水之后的又几个通俗文学大家。可以说台港澳地区的新潮文化和消费文化渗染下生成的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弥补了大陆文学形态的缺失。
三
第三个历史阶段（1977—2010）的“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和“消费文化”，随着大陆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总趋势日益深化，以及“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战略视野的逐步展开，四大文化形态的内涵及其互动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就政治文化来说，权力主体在制度层面的政治文化虽然仍坚持“人大”制、“政协”制和人民“宪法”，但通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又匡正了执政党与参政党、领袖与人民、党权与法权、人治与法治、集中与民主等重要政治关系；特别是通过新时期30多年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一部完整的法律体系已建成，使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越来越得到法律的保证，这为公民的话语自由权和作家文艺创作的自由权提供了有法可依的根据。权力主体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政治文化中清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主张，公开宣布没有阶级斗争也没有“左”与右的路线斗争，更不搞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与时俱进地吸纳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政治智慧，如以人为本的理念、科学发展的观念、天人合一的“和谐”哲学以及“和而不同”的传统思想等；特别是通过1980年初“人道主义”问题论争，使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想也得到弘扬，并且政治权力控制中心经过所谓“清污”、“风波”等多次抵制极“左”思潮的借机反扑而越来越开明，不再以文化专制的手段压制不同政见，或者靠“政治引导”或依法说话，即使异质文化受到指斥也不会危及人身安全，而政治权力主要借助现代的各种媒体来传播其发展的创新的政治意识。虽然进入21世纪体制内的政治文化改革的力度和民主建设的速度尚不能完全适应全球的民主潮流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欲求，但是它毕竟为各种文学形态的自由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宽松的空间。总观新时期以来的在权力主体政治文化渗染下生成的主旋律文学形态，亦是越来越人性化人道化了。在这种政治文化生态里，“新潮文化”的新启蒙主义曾一度与政治文化联手批判了视人为草芥的扼杀人性禁锢人欲的极左政治文化；虽然在联手过程中新启蒙主义曾受到权力主体政治文化的抑制，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却进一步松绑了，即使有人提倡“新启蒙运动”也没有引起权力主体的格外关注，这样就使“新潮文化”渗染的新启蒙文学在发扬晚清至五四启蒙文学的基石上又有新拓展，以个人主义为世间本位的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交融为一体的启蒙意识得到广泛的播扬。“新潮文化”形态中的以存在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现代主义文化，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其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却获得了大张旗鼓传扬的机遇，在其渗染下形成了规模庞杂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有了更大发展，同时也影响到新启蒙文学，甚至像王朔这种新通俗文学也深受熏染。后现代主义文化20世纪90年代混杂于现代主义文化进入我国文坛，虽然尚未形成大气候，只对权力主体的政治文化和新启蒙理性有一定的解构作用，但也没有引起主旋律政治文化的抵制，特别是它与消费文化结缘则与权力主体的政治文化有了一定的共谋关系。即使笔者并不完全认同消费文化就是后现代文化这种等值见解，不过也觉得20世纪90年代以来涌现出的消费文化的综合性特征中的确有后现代文化因素；因此可以说，在消费文化渗染下所形成的样态各异的大量通俗文学也有后现代文化的功效使然。
所谓“消费文化”，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而到20世纪90年代便形成高潮，直至21世纪初叶其发展势头不减；这种消费文化本来产生于发达的工业社会和相当成熟的商品市场经济，且以现代城市公民为主要消费对象，通过各种大众媒体传播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遵循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或文学作品。而这种消费文化又何以在中国“初级阶段”的20世纪90年代及其以后能形成热潮呢？在笔者看来，主要因为“经济转轨后冲破计划经济的种种成规戒律，权力政治的强控制已失去其应有的规范力和约束力，使计划经济结构中被压抑窒息的生产力获得空前的解放，尤其构成生产力的最活跃的人的因素挣脱了人为的枷锁而遵循着经济规律向前迅跑，其创造性的潜能和智慧在工业、农业、技术的现代化中得以充分发挥，这就大大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科技化的步伐。特别是市场经济与文化工业按照‘商业化’的机制运作与旋转，把文化领域的不少机构和从业人员逐步纳入现代市场之中，根据经济市场和文化市场的双向选择使那种能适应市场销售需要和大众精神文化消费要求的文化产品和文学作品获得了大发展的良机”，这就推动着现代消费文化或文学思潮一浪高过一浪[2](P236)。再加之各种大众传媒的现代化步伐越来越快和大量现代知识分子进入文化市场竞争既能引导消费文化又能塑造消费文化，以及全国各族公众对消费文化的娱乐享乐功能的迫切需求，这也是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文化及其渗染下的通俗文学迅猛发展的原因。从消费文化自身的功能特点来考察，它不仅具有公民性，即消费文化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审美信息和思想信息能够跨越阶层、阶级、民族乃至国家的界限为全人类公民所接受，而且它具有代表全体公民的世俗欲望、意愿、情感、思想和审美的世俗性；它不仅具有接受文化市场规律制约和控制的受控性，而且也具有颇受公民赏心悦目的能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普泛性；它不仅具有涵纳各种文化意识的包容性，而且也具有供不同层次人群阅读欣赏的雅俗性，这诸多功能致使消费文化可以对中外古今各种文化进行大汇融、大整合，在它的综合性的渗染下几乎所有的文学形态不约而同地进入市场运作的轨道，除了通俗文学外即使主旋律文学、人文启蒙文学、传统体式文学也带有通俗性的色彩。
所谓“传统文化”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号召下和发展企业文化的鼓励下，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即不管哪个民族或哪个地域的或正宗的或民间或宗教的传统文化，都得到权力主体的倡导与引领而进行大规模地重新发掘重新认识，哪怕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批判的“吃人”文化、蒙昧迷信文化也要重新评述。它不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资源之一，也是与世界其他国家或民族进行广泛的文化对话与交流的最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因此在这种丰赡厚实、源远流长、博大深广而又泥沙混杂的“传统文化”渗染下的各民族、各区域和各形态、各系统的文学，无不富有民族文化意蕴或本土文化色彩。尤其那些以传统历史或少数民族或地域人文景观为题材创作出的新历史小说、民族宗教文学或乡土文学，其传统文化内涵更丰盈，即使主旋律文学、新潮文学和通俗文学也深受传统文化影响，这就增强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民族化或中华性特征。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消费文化”格外关注金钱主义、享乐主义，在其渗染下的通俗文学难免无节制地激荡着人的钱或性的欲望，使这些媚俗的因素化入人们的心灵往往在行为上产生不可小视的负效应；由于对“传统文化”缺乏以时代的现代眼光进行审视，有可能把“腐朽当成神奇”、“糟粕视为精华”、“垃圾当成宝贝”，这就容易使“传统文化”渗染的文学“沉渣泛起”，造成对文学现代化的不堪想象的冲击或伤害。总之，四大文化形态在第三个历史阶段，逐步形成了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互相渗透又自行运演的多元并存的格局，在其渗染下的大陆各民族各地域的不同文学形态比起前一历史阶段的单一的政治化文学来更加异彩纷呈、千姿百态；特别是由纸媒的图书报刊和电媒的影视网络发表或出版的文学作品得到了“疯长”，这预示着跨进21世纪的现代中国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将会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学一起为人类文学建设展开更丰富的想象和发挥更大的创作潜能。这不仅因为现代中国包括政治文化渗染的所有形态或系统的文学与政治权力主体的疏离而在边缘化找准了自己的应有位置，越来越自觉地遵循文学自由开放的规律而运行；也因为权力主体越来越尊重文艺本身的规律，越来越重视激发作家的艺术创作能量和自由想象机制，越来越注意为文艺创作营造优越的文化生态：尽管本阶段的文学创作尚未发现出世界级的可以成为经典的作家和经典的作品，然而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那些真金是会大放光芒的。
台港澳文学在这个历史阶段虽然不像大陆由于“文革”的结束发生了结构性的重大转型，但是它们也出现了新的转折，即在继承四大文化形态渗染下的不同样态文学的优良传统的前提下又有了新的发展。港澳由于大陆改革开放的直接影响和相继回归祖国怀抱而实行“一国两制”，使其形成了多元文化的文学局面，“创作呈现出千姿百态”[11](P151)；台湾地区因为历史的转折也发生了文学变革，1979年元旦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遂之发生“美丽岛事件”，导致政治文化渗染的台湾政治文学出现了新变，即：“与五十年代政治性的文学的‘反共抗俄文学’不同的是，八十年代的政治文学，开始用象征、寓言、暗讽等文学手法来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恶政，也以讽刺手法描写从事‘台独’政治运动的投机政客。”[12](P314)至于在“新潮文化”渗染下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又有了新拓展，特别是在“传统文化”渗染下的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和“新潮文化”影响下的女性写作呈现出新的艺术景观。这一历史阶段的华文文学和翻译文学在深广度上超越了前两个历史阶段，为现代中国文学多元结构形态增色添彩。随着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时期以及海外华人的爱国情结日益强烈，现代中国文学将以和谐统一的整体面貌雄踞于世界文学之林。
若是书写现代中国文学史，能够对“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和“消费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从纵与横相互交错的两大维度梳理清楚，那就有可能建构一部逻辑结构严整的全景观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文本。
标签：文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消费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抗战精神论文; 艺术论文; 国民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