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全球商业环境的挑战：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启示论文,关系论文,环境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美国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之间一直存在着争论。这一争论因美国经常项目账户出现赤字而变得更为激烈。2005年美国进口商品和服务总额接近2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的出口总额为1.271万亿美元。在去年的前三季度中， 美国经常项目账户赤字从6680亿美元增长到7900亿美元，预计在2006年还会有大幅增长。目前这一数字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4％（如果一个国家这一指标超过3％，那么它的经济状况就是不健康的）。
美国最大的双边贸易差额来自与中国之间的贸易。 2005 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为2016.2亿美元，比2004年的1619.7亿美元增长了20％。所以，中国引起了美国政治家们的极大关注。
除了由上述数字引起的政治热，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更加复杂。一方面，美国商务部提供的有关两国间贸易的数据仅包括商品贸易额，不包括服务领域的贸易额（如金融、保险、咨询、法律等），而美国的服务行业不仅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而且还在迅速地向全球的企业开放。美国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05年美国在服务行业只有少量盈余。
另一方面，美国和中国计算贸易不平衡的方法不同。2006年1 月北京发布的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额只有1142亿美元。差异来自两国对香港这一世界港口贸易额的处理方法不同。华盛顿方面把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计算在美中之间的贸易额中，而北京方面则没有考虑。
一些严谨的观察家们也认为美国的官方统计夸大了中国的出口额，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和亚洲公司将组件运到中国，只在那里进行最终的组装。但计算中国出口额时却包含了这些产品的全部价值，而不是只计算在中国发生的增值部分。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2005年中国出口总额的58％以上和中国对美国出口的64％以上均来自外国公司或与外商的合资企业。
另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是，2005年6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8190亿美元，预计到2006年底其外汇储备将超过1万亿美元，这将超过日本目前847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美国政治家们关注的焦点是，中国中央银行持有2000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是否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在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的监督下，近几年中国的企业一直在积极地寻求购置海外资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中国最高的经济计划部门，它的职能相当于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日本国际贸易及工业部（MITI）。中国兼并美国资产的成功范例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对美国优尼科公司的投标，标的额为185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另一家公司雪佛龙168亿美元的投标额。这进一步加剧了保护主义政治家及其同盟对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担忧。他们援引去年由中国政府控制的家电生产企业海尔公司试图出价12.8亿美元收购美泰公司的案例，认为中国企业对美国资产的兼并会威胁美国的就业稳定。事实上，海尔公司已经开始在南卡罗莱纳州为美国市场生产电冰箱并提供就业机会。海尔公司收回他们对美泰公司的投标显然是出于商业和政治因素。当IBM 公司提出要将其处于亏损状态的个人计算机制造部以17.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中国企业联想集团时，这些政治家们仍然以国家安全和减少就业机会为借口加以反对，即便个人计算机的制造设备在美国已经找不到了。其实，IBM的这个部门已不再赢利，从商业角度看，此举对IBM公司来讲是明智的。在收购了IBM公司的计算机制造部后，联想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宣布， 联想集团将把其总部迁到纽约，并成立一个基本上由100 名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研究实验室。同样，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也声明，目前由优尼科提供给美国消费者的石油不会销售到其他地方。中国的这些声明和承诺并没有缓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情绪，因为他们一直担心中国正在掠夺美国的资产。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也取消了收购优尼科的计划。
美国参议员查尔斯·E.舒默（纽约的民主党）是这一政治集团的领导人之一。他和林赛·Q.格雷厄姆（南卡罗莱纳州的共和党）共同起草了一份议案，建议如果中国不考虑升值其价值过低的人民币，美国就应对中国商品征收27.5％的进口重税，并减少中国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但他们推迟了对这一议案的投票表决）。舒默声称，中国在随意操纵和提供出口补贴，他们指责中国并没有在既定的贸易规则内与美国进行公平的交易。舒默及其同僚的理论是，美国经常项目账户赤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民币价值过低，而一旦这种币值扭曲的现象被纠正过来，市场就会转向对美国有利的方向。
如果参议员舒默和他的同僚们能够认真回顾大约20年前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关系，他们就会对美国目前的经济困境有更清醒的认识。在1980年代，美国曾经恐惧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因为当时美日双边贸易赤字在不断增长，而且日本企业还收购了大量美国资产，如曼哈顿中央的洛克菲勒中心、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卵石滩高尔夫球场。日本当时收购这些资产引起了美国政治家和工会的警觉。当时反日情绪非常高涨，许多保护主义政治家们在美国国会大厦的台阶上猛砸日本产的电视机，这一场面在电视上可以完整地看到。同样，底特律的汽车工人也在砸毁日本生产的汽车。许多人认为美国的贸易赤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元币值相对美元过低造成的。日本在美国贸易制裁的威胁下作出了让步，将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提高了25％。这就是著名的1985年的“广场协议”。与这一举措同时推出的还有，在美国威胁向从日本进口的价值60亿美元的豪华车征收100％关税时， 日本开始同意向美国开放自己的汽车和零件市场。日本并非心甘情愿地接受美国提出的要求。然而，这些协定并没有将日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扭转到对美国有利的局面，因为问题远远比汇率调整更复杂。
理论上讲，美元贬值应该能带来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支出转换”：因为进口成本上升，美国应该开始更多地购买国产商品。这样美国出口的商品对外国人而言将变得更便宜，国外对美国产品的需求应该会扩大。这种汇率和价格的变化可以修正国家的贸易赤字。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古典的解决方案并不适用于当今的数字世界。美国市场上销售的大多数服装、鞋帽和各种家用电器都是外购的，这些不再是美国本土制造的商品。同时联邦储备银行发现转嫁价格率（汇率的变化会引起一个国家进口和出口价格的变化）是零。基于这一事实，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阿兰·格林斯潘和财政部长约翰·斯诺在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上指出，人民币升值对减少美国经常项目账户赤字的作用微乎其微。如果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或实行配额制，美国的贸易公司就会从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弥补损失，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已基本停滞，而且更糟糕的是，美国的消费者将受此连累。美中贸易委员会2006年1月份的一份研究显示， 美国与中国贸易额的扩大将会降低美国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在2001年到2010年之间，这一因素将会使美国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每年增加1000美元。
从中国的观点来看，考虑到其脆弱的银行体系、巨额的不良贷款和幼稚的资本市场，人民币钉住美元是一种稳健的政策。中国的问题是其欠发达的金融部门与经济波动并存，这对人民币升值形成了压力。中国目前的状况吸引了大量投机资本进入中国，因为他们预见到中国政府将很快允许人民币升值。
2004年，中国外汇增长最快的渠道是“信贷贸易”，即中国公司借出海外的美元，然后通过外国银行在中国内地将其兑换为人民币，因为他们期望从人民币升值中获得额外的收益。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人民币不再钉住美元，这不但会吸引国际货币投机家，而且还会吸引国际货币炒家，这将动摇中国经济的稳定。如果人民币升值，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价值将损失2000亿美元。在美国政府强大的政治压力下，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不再钉住美元，且人民币升值2.1％，但在每日交易中允许人民币有±0.03％的浮动。中国人民银行将采取人民币钉住一揽子非确定货币的政策。这基本上是一种新加坡模式，即由中国中央银行严密管理汇率体系。中国的举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稳健的，但这些措施并没有缓解以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为首的保护主义政治家们的反华情绪。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这一政策调整对解决美国经常项目账户赤字问题几乎不起作用。同时，中国将减缓未来购入美国债券的速度，而这将会影响美国的利率。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1980年代，许多令人崇敬的学者和经济学家与当今的保护主义政治家们持有相似的观点，即他们相信日本的经济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在他们中间，特别坚持这种观点的两位专家是查默斯·约翰逊教授和克莱德·V．普雷斯托维茨博士，他们曾任里根政府时期的贸易谈判代表。与20年前他们对日本所持的观点相反，现在他们对在美中双边贸易和中国收购美国资产中出现的美国经常项目账户赤字持正面观点。约翰逊教授认为，“如果我们真的关注美国的安全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就应该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普雷斯托维茨博士的态度也是要维护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以及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他提到，“最大的风险不是中国将取得成功从而成为经济上的超级力量，最大的风险将会发生在中国衰败的时候。”与对日本经济地位的观点相比，他们对中国的态度的180度的转折并不是因为他们更喜欢中国，而是因为他们正确地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一部分。
不过，美国经常账户和预算赤字现象是不能被忽视的。当我们认真加以研究时，我们发现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源于放松的财政政策。赤字来源中的很大一部分与迅速扩大的军费预算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2005财政年度为4650亿美元，这其中还不包括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大约3000亿美元的负担）。这一数据仅指用于军队行动的预算，还不包括其他间接成本，如退伍军人管理费用、伤员治疗费用、退伍军人伤残费用、由于其他严重伤病造成的失业赔偿费用，等等。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琳达·比尔姆斯教授估计，如果美国军队将在伊拉克驻扎到2015年，那么总费用将高达1.865万亿美元。
美国目前用于农业补贴的支出为1800亿美元（全球用于农业补贴的支出总额为3000亿美元，2005年欧盟的农业补贴占财政预算的42％），兑换选举支票的浪费支出（这是美国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标志）为240 亿美元（这是自林登·约翰逊以来最大的金额），其他财政支出还包括美国的医疗保健体系。布什政府的减税计划则减少了财政收入。美国目前财政赤字的数额大约与贸易赤字的规模相当。
外国政府购买美国债券对缓解经常项目账户赤字有所帮助。美国一直在进口中国生产的日用品，同时还有外国政府大量购买美国的债券（虽然每年仅有2 ％的低回报率，且兑付期较长），这些有助于美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甚至零通货膨胀。由于上述原因，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一直能够维持较低的利率水平，保证了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在若干年中一直处在年均3.5—4％的水平，失业率处于5％左右的较低水平。可以说，美中两国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美国经济的开放性、自由的市场经济、灵活的劳动力和资本市场、扶持创业的良好环境以及资助技术创新的高效金融市场，保证了美国成为历次技术浪潮的主宰。美元仍然是世界储备货币。亚洲政府外汇储备总额1.5 万亿美元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美国的资产。美国依然是外国投资的首选。虽然美国经常项目账户存在赤字，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从亚洲流入的实际投资仍会持续增长。
二
由于缺少一个世界性的政府，民族国家因为有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权而在全球经济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当今世界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与国内为适应和配合竞争日益激烈的数字世界的结构改革密切相关。各个国家纷纷采取亲市场的政策，即降低营业税、形成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提高人口教育素质，以保持更强的竞争力。美国、英国、爱尔兰、丹麦、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和印度等都很好地适应了当今的经济世界，只是中国和印度还需进一步放松它们的官僚控制。相反，“旧欧洲”的中坚国家，法国和德国却落在了后面，在过去10年中其经济增长率约为2％，德国和法国的失业率分别高达12％和10％。它们那种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已经过时，需要深入的结构改革以适应这个新世界。
爱尔兰是将本国经济成功地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榜样。在不到20年前，爱尔兰被戏称为欧洲的落后地区，是一个居民纷纷迁出的国家。而如今爱尔兰则是欧洲经济发展最快和人均GDP最高的国家，居第二位的是卢森堡。 开明的国家领导人带领爱尔兰创造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奇迹。爱尔兰实行的第一项改革措施是使企业开除雇员更容易，而不需要支付雇员以前的年功。乍看起来，这种做法显得不合情理，但实际上，在更容易解雇雇员的情况下，企业更愿意雇佣雇员。爱尔兰的工作道德、税制优化和灵活的劳动力政策，比德国和法国对跨国公司的投资更具吸引力，在德国和法国解雇一名工人要支付高昂的成本。毫无疑问，在2003年，爱尔兰比中国吸收了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
爱尔兰的发展策略基本上集中在通过提供灵活的劳动政策、受教育的劳动力和低企业税（12％）以吸引来自美国的高科技企业的投资。爱尔兰的领导人认识到，受过教育的劳动力能够在这个数字世界中具有竞争力。在爱尔兰，所有层次的教育几乎都是免费的。爱尔兰教育部长玛丽·汉尼芬女士启动了一个到2010年科学和工程博士数量增加1倍的工程。 她还建立了各种基金以吸引全球企业和特别杰出的人才到爱尔兰从事研究工作。大量的全球高科技企业，包括英特尔、戴尔、微软、西门子和沃达丰都已经在爱尔兰建立了实验室或安装了制造设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爱尔兰正在积极聘请中国的科学家。
同时，爱尔兰还在扶持本国企业，使之具有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爱尔兰企业与科学部最近建立了一个爱尔兰企业基金，挑选出那些具有发展潜力并处于起步阶段的企业，给予它们指导和支持，并培育中型企业加入跨国公司。爱尔兰是一个劳动力短缺的国家，它已经从东欧输入了100万名工人。 因为全球企业带来的税收和就业机会都在爱尔兰，都柏林已经有能力增加保健、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基金了。显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经济的成功就不能存在社会的参与，爱尔兰是一个适应21世纪数字世界的模范国家。
三
今天，本国和外国生产地的界限已经模糊，因为公司和市场已经全球化了。沃尔玛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几年前，沃尔玛还是阿肯色州Bentonville 的一个小零售企业，今天它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商，2005年的收入达到2880亿美元。沃尔玛取得成功的关键是较早适应了数字化时代的商业环境。为了提高供应链的管理效率，它在信息技术方面投入了巨资。沃尔玛通过运行“及时”系统，消除了存货问题。沃尔玛紧随五角大楼之后拥有世界上第二大计算机中心。中国是沃尔玛的供应商，2004年，沃尔玛的供应链从4000家中国企业购买了18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 如果沃尔玛是一个单独的经济体，那么它将是中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比俄罗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对中国的贸易量还大。其他跨国公司如耐克、IBM、戴尔、微软、思科、UPS、联邦快递等也都在重复着和沃尔玛一样的故事。
真正的商业竞争不是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是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公司在全球的舞台上展开竞争——移动电话业是摩托罗拉与诺基亚和三星，汽车业是通用和福特对丰田、宝马、本田和现代，电脑业是戴尔对联想和惠普，等等。全球竞争是企业之间的，而非国家之间的。全球性的企业在一个国家制造产品出口时也积极参与该国的市场。耐克在中国生产了40％的鞋，同时中国也是耐克产品的最大消费市场之一，耐克公司计划2008年在中国取得10亿美元的收入。沃尔玛和其他公司也是这样。耐克在中国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全球性的体育用品公司阿迪达斯——雷宝（2005年，阿迪达斯收购了雷宝）。李宁也逐渐成为有竞争力的全球性体育用品公司。沃尔玛在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法国零售商家乐福和德国零售商麦德龙。家乐福是中国最大的零售商，2004年的销售收入是19亿美元，沃尔玛紧随其后为10亿美元。在中国迅速成长的汽车市场，通用汽车的竞争对手是丰田、大众、现代以及其他品牌。移动电话市场的激烈竞争已经持续了好几年，每年有2000万部的新需求。在这个市场上，三星和LG与摩托罗拉、爱立信以及其他公司展开了空前激烈的竞争。目前还只是这些公司在相互竞争，但是它们很清楚，迟早会有从中国成长起来的国际性企业挑战它们的地位。
在美国，中国的资产收购和投资不仅需要当地的管理专家，而且还要在美国进行生产，并充分利用美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去年，现代集团在美国投资了11亿美元生产索纳塔汽车，为的是2006年的美国市场。中国制造的汽车很快会引入美国市场。很多年前，日本汽车公司如丰田、本田等在美国都已经有了生产设施，德国的梅塞德斯—奔驰和宝马也是这样。丰田和本田在与通用和福特竞争美国市场份额的问题上取得了胜利。在美国生产的索尼电视是如此受欢迎，以致多数消费者认为索尼是一个美国商标，而非日本商标。实际上，索尼打败了一度有名的美国电视机制造商Zenith和RCA。但是，今天的索尼在美国市场上面临韩国企业三星和LG在纯平电视机和其他家用电器上的激烈竞争。无数的国际性企业在美国制造产品，同时也在竞争美国市场。经济互动是双向的，既指向国内消费市场也指向国际贸易。这就是国内和国际经济界限的区分日益模糊的原因。
全球性企业之间并不只有零和的竞争。在某个领域的竞争对手，在另一个领域可以合作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促进双方的利益。三星和索尼在许多产品如纯平电视市场上是竞争对手，但它们在其他商业领域建立了合资企业。沃尔玛与其日本的竞争对手西友百货连锁建立了伙伴关系，在2003年12月31日成立了西友—沃尔玛有限公司。大多数全球性的高科技企业都与它们的竞争对手建立了类似的合资企业或合作协议，比如微软与日本的软银，思科和日本的软银，思科还与中国最大的网络游戏制造商上海盛大公司建立了伙伴关系。
竞争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竞争有利于产生新的思想，有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并降低产品的价格，全球性公司的繁荣和发展取决于它适应不断变化的、竞争性的商业环境的能力，取决于它不断创新的能力。全球商业和安全的最大危险成分是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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