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特色的社会关系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社会关系论文,特色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5)05～0001～08 所谓社会关系文化，指的是社会化的行为规则、惯例，是人们处理和认识社会关系的活动方式，亦即社会关系的模式化、固定化。①台湾在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精神文化等因素变迁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些具有台湾特色的社会关系文化，尽管有时它不一定合法，但却成为得到许多人认可的社会规范、通行的惯例，在台湾社会中产生广泛的影响。 本文选择四种文化加以解读。 一、关说文化 关说一般指的是通过某种关系，进行疏通，为自己或帮助他人办成原本很难做到的事。按照台湾官方的定义，则涉及违法问题，它指的是不循法律程序，为本人或他人向公务员以及代表政府或公股的相关人员提出请求，且该请求有违反法令、营业规章或契约之虞。台湾方面还有关于请托关说登录查察的规定，依法可以提出陈情、申请、游说等关说行为，必须向相关的政风机构登录。关说涉及行政、执法、人事、工程、投标、采购等诸多方面。关说是“施”(“请”)与“受”的关系，受托者为请托者获取收益，请托者给受托者以回报，当事双方都会受益。既然有人受益，其他人的权益就可能受害。 在台湾，关说盛行，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媒体报道说：从乡民意代表、县市议员到“立法委员”，关说无所不在。有帮忙买火车票、机票、在各级机关安插人事、年终考绩、学生打架、行车擦撞纠纷、闯红灯与超速、被警方临检酒测等等，生老病死全包。选民往往一通电话，民意代表的服务就要到。更严重的是，立法机关也盛行请托、关说文化，影响到同意权的行使。所以，关说文化成为台湾民众痛恶的“立院”积习之一。军队里也盛行关说，柯文哲有过这样的经历：他是台大医学院毕业生，当兵时，大家认为他一定会留在师部卫生营，可是别人“都去找一颗星、两颗星的大官关说，结果所有的凉缺都被占掉了，我最后被下放到步兵营”。②有的学者指出：“关说表面上只是人情请托，大家互相给面子，实则却是动摇法治社会的基石”。③还有人说：“关说影响社会风气，造成民众丧失对司法的信赖，并非台湾之福”。④ 台湾为什么会盛行关说文化呢?有人认为台湾人重视人情，在“情理法”中，“情”居首位，“法”处末席。也有人认为与选举有关。因为“张张选票都有投资报酬率的期待。那些平时能够为选民去关说，并且还能关说出成果的民意代表，选举时自然占尽先机”。因此民意代表必须为选民关说，否则就没有选票。还有人认为“行政程序不透明才是关说的源头”，台湾当局也曾表示要做好“民代关说制度化、透明化的设计”。 实际上，按照台湾现行制度，只要不被查到有金钱交易的关系，关说就不要负担罪责，因此，民意代表、关系良好的政治人物，乃至权力通天的商人，只要手法够巧妙，都可“合法关说”。 不涉及金钱交易的关说，甚至会博得台湾社会的同情和支持。王金平关说柯建铭案，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台湾媒体报道：他们数度向“法务部长”曾勇夫、“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检察长”陈守煌关说，指示检察官在柯建铭获判无罪后不要上诉。⑤由于两人没有金钱交易，台湾民间认为这就是朋友帮忙，柯建铭是“立委”，尽管和王金平不是一个党，出了事找“立法院长”帮忙，非常正常，而王金平不问对方是不是自己的一个党，慷慨帮忙，堪称肝胆。在法治社会所不允许的事情，在江湖中却是义气。所以更多的人认为王金平是在“关心”，而非关说。⑥台湾学者指出：“台湾司法的防线还未确立，关说、施压无处不在，行贿也常有所闻。奇妙的是，这种现象的盛行，是由下至上的。也就是‘人民’的人情使然。不管一般人嘴里怎么说，能够通过关说、施压而解决问题的时候，台湾人民通常就会那样办；民意代表也知道，如果不帮‘人民’的忙，票就没了”。⑦这种社会关系文化给民进党提供了有利的机会，他们公然为国民党人王金平鸣不平，矛头显然指向马英九。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反对政治关说、捍卫司法独立的马英九被视为“不讲情面”的人，无法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和谅解。《联合报》社论指出：“王柯关说案爆发至今七个月，结果是揭弊者遭到判刑，成为全案最大受害者；这样的发展，相当程度反映了当下台湾诡异的政治气候和社会氛围。”⑧ 直到现在，柯文哲当选市长以来，“每天都有人打来跟他关说人事，他觉得很烦”。他警告说要公布关说者的名单。柯文哲能不能改变台湾的关说文化，这要看台湾社会给予什么样的答案了。 二、密室文化 所谓“密室政治”指的是不公开、不透明的暗盘交易。这种台面下的“黑箱作业”或“分赃政治”，在台湾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上自“总统府”下至村里长办公室，无处不在，无时中辍。至于政治人物与工商界大佬的餐叙场合，“每日晚间，在酒家上演的各党各派立委借酒色调解的权钱交换游戏”，更是司空见惯。所以在台湾已经形成一种具有特色的密室文化。 台湾最高当局向来采用密室决策。“党内是没有民主的”，这是李登辉的名言。在他主政时，国民党的中常委、副主席等人都没有参加决策，“副总统”、“行政院长”等人也被排斥在外，而由他本人和少数智囊在密室中做出决策。陈水扁主政时，由“副总统”、党主席、中常委等人参加的“9人小组”并不是决策机构，只能提供决策参考，重大决策是由陈水扁个人与少数贴心幕僚在密室中做出的。⑨至于马英九时代，所谓“府党院5人决策小组”也不是决策机构，大家公认他是由“小圈圈”决策，决策的核心只是围绕在马、金(金溥聪)周围的极少数人。 台湾密室文化在“立法院”的“朝野协商”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由于朝野“立委”只关心选区的利益，对“立法”不感兴趣，也无心进行监督，因此各种委员会没有实质作用，许多议案都无法取得共识；同时，由于“立委”审查政府提案时，几乎都为自己政党的权益算计，争议连连，很难有共识，议案无法顺利审查，只好交付“朝野协商”(即“党团协商”)。于是，党团协商的位阶凌驾于各种委员会和院会之上。而党团协商只有“国会议长”和各党党团“党鞭”参加，即只有“立法院长”和国民党、民进党、“台联党”三党的党团三长共10人参加，这就是说，许多重要法案只有这10个人说了算，这就形成了密室政治，其他“立委”无法介入。所以有人说：“立法院长和党鞭才是真正的立法者。” 不仅如此，党团协商必须达成共识，经过各党团负责人签名，才算是结论。而所谓“共识”，就是“一致同意”，只要有一个党不同意，就不能通过。这样，在“立法院”中有64个席位的国民党，就与只有3个席位的“台联党”处于同等的地位，多数党的地位被“阉割”了。国民党提出的许多议案都无法通过。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自由经济示范区、粮食管理法修正草案、老农津贴暂行条例修正草案，都躺在“立法院”，迟迟无法完成立法程序，“卡住立法，卡住服贸，也卡住台湾的未来竞争力”。⑩此外，由于党团协商没有达成共识，国民党籍“行政院长”的施政报告多次受阻，被迫“离席”。台湾舆论指出：“党团协商是违背民主代表与民主监督原理的密室政治机制，架空了常规的国会议事程序”，(11)“立法院缺乏民主法治精神，现已沦为乔事、藏污、腐化、拜托、关说之圣地，成为台湾的乱源之一”。(12) 密室文化有一个重要的特色，用台湾话说就是“乔”。所谓“乔”，就是协调、协商的意思。这是正面的含义，实际上“乔”往往是在桌面下进行的。在“朝野和谐”的标榜下进行“朝野协商”，让许多法案在密室中交换。主持人压低多数席次同党“立委”的权力，拉高少数席次在野党委员的筹码，少数党通过密室协商杯葛法案。这种以“乔事”方式修出来的法案，必然让在野党“立委”感恩不已，不得不“涌泉相报”。 有人把王金平称为“乔王之王”，“他真正的业绩全都是在台面下的密室之中做成，包括预算和法案的朝野协商，以及政商界寻求人事、钱事、政事、司法事的畅通，甚至连立委想安排小孩念一个挤破头的私校、台塑创办人王永庆遗产纠纷，都曾拜托王金平帮忙乔”。(13) 民进党人姚人多指出：“王金平什么都能乔，政治能乔，人事能乔。基本上，他就是靠施予恩惠，并且在适当时候要求别人偿还的绝妙工夫，在台湾政坛上挣得一席之地”。“这么多年的‘立法院长’任内，没有任何人可以指出他过去到底为台湾做了什么，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记得他曾经为台湾的发展提出什么有见解的方向。不过，历史的吊诡就在于，这场充满神圣性格的太阳花学运之完美结局，竟然是由这样一位政坛暗黑界的代表一手乔出来的”。(14)有许多人把“立法院”称为“乔家大院”，因为它体现了“密室文化”的精髓。 《中国时报》社论指出：“多年来朝野政党为联手垄断政府预算资源、遂行政治利益交换，党团协商竟逐渐‘密室化’，良法美意已破坏殆尽。”可是，有人却美其名为：“尊重少数党”，“保护少数党利益”。(15)熊玠教授明确地指出：“民主政治的规律就是多数决的政治”，“国民党在‘立法院’的人数超过三分之二，但最后所有马英九要过的法案都通不过去”，就是因为“不懂民主政治学的规律”。(16) 不仅如此，在野党、“太阳花”、柯文哲也都出现“密室决策”“密室交易”的情况，可见密室文化已经成为台湾政坛无法摆脱的恶习。尽管民间早已厌恶这种黑箱政治、密室文化，已经发出“废除朝野协商”的呼声，但并未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支持和响应。因为密室文化在台湾民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在选举过程中，贿选、买票、拉票、配票乃至“搓圆仔汤”等等都在台面下进行的。“搓圆仔汤”是台湾政界常用的术语，有人写道：“搓圆仔汤式的选举也是台湾的民主特色，是一种围标式的选举”，“参选的人以一定金额或代价给其他参选人，要求其他参选人放弃竞选，让其一人当选，就是搓圆仔汤式的选举”。(17)投票拿钱，人情拜托，黑道漂白，付出代价赢得选举等等，虽不光彩，但已司空见惯，大家不去计较，也不会受到公众的谴责。因此，密室文化已经盛行于台湾社会，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能通行无阻。可是，在台湾也经常出现“反黑箱”的言行，甚至把不是密室说成是黑箱。例如，有人把两岸服贸协议说成是“黑箱”，最近又有人提出“反马英九黑箱加入亚投行”。关于前者，实际上“服贸谈判前早已公开，签署前向国会进行过3次项目报告，经济部就46种服务业的公会代表264人，展开111场的沟通，并在立院召开20次公听会。签署后，又召开144次说明会，更依据产业别办了16场公听会，其中民进党办了8场。3月18日前，服贸协议在立院，准入逐条审查、表决”。(18)这怎么可以说成黑箱呢?后者则刚刚提出意向书，还没有开始运作，就被说是黑箱。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黑箱、密室的看法已经到了颠倒黑白的地步。所以可以说，目前台湾不论是执政党、反对党或是社会公众，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改变这种密室文化。 三、帮派文化 所谓帮派，通常指的是以地缘、族群或其他关系组织起来的、为个人和小群体的利益从事非法活动的黑社会团体；同时也指那些为个人或团体利益而组织起来的地方派系、政党及政党内的派系等等。在台湾，大到蓝绿两派、各个政党、政党中的派系、各县市的地方派系，小到基层的宗亲、氏族、乡里等等，都形成大大小小的帮派。帮派文化指的是，维护并极力争取扩大本帮派的利益和影响；在本帮派的势力范围，不让外力立足、参与竞争或分享他们的资源。这种帮派文化在台湾普遍盛行，在选举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从基层来看，台湾的地方派系有所谓“角头”“桩脚”等名目。“角头”是历史上形成的地缘性同宗、同乡组织，共同维护自身和村庄的安全，多数以庙宇为凝聚的中心。在选举时为了共同利益，共同投票支持自己的候选人，候选人当选之后就要回馈角头。“桩脚”是地方帮派中的骨干，也是各地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如宗亲会、农会、庙宇的负责人，按动员能力的大小(主要是能够提供多少选票)，有大桩脚与小桩脚之分。桩脚是候选人与选民的中介，其主要功能在于买票。蓝绿两派和国、民两党各有自己的桩脚，分布在台湾各地。 台湾的政党实际上也是帮派。前台北县长周锡玮指出，选举时各政党团结对阵，壁垒分明，像是两派打群架。提名获得政党承认，就具有正当性，倘若违背，会遭全党及支持者唾弃。为了胜选，什么坏花招都用，甚至买电视广告来攻击对手，却不是说明自己的理念。(19)担任过“中选会”主委的黄石城指出：“台湾的政党虽名为‘政党’其实是帮派而已”。“这些帮派式的政党，根本无法发挥政党政治的功能，他们只顾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都不够了，哪有心情去为国家人民设想”。“这些以桩脚为中心进行买卖而当选的人，主导台湾的政治生态，称为‘桩脚政治’”。“桩脚政治是黑金结构，长年来台湾的政治在桩脚政治的操弄和控制下，政治人物的质量低劣，真正贤能之士，闻选色变，无法出头。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反淘汰政治”。(20)那些没有理念、没有抱负的政党，但谋一党之私，也只能算是帮派了。 国民党和民进党内部都有派系，派系的利益超过政党的利益。国民党的黑金地方派系，严重影响党的形象，而且长期勒索中央，每次到了选举，就要钱要职位，如果不给，就会倒向民进党。马英九本来也是在帮派势力支持下上台的，可是他却以国民党改造的名义，对地方派系开刀，结果以失败告终。民进党的派系则表现为“人头党员”“党员大户”以及派系的“角头化”上面，各个派系为自己的利益互相争斗。“权力就是真理，道义只是摆设，利益主宰一切”。在这种情况下，许信良、施明德、林义雄以及“十一寇”等都在民进党内帮派斗争中受到排斥。民进党人许添财声称：“台湾的政党已帮派化，政党里被帮派占据，这是搞什么!”(21)柯文哲对民进党的派系有自己的看法：“民进党是部落政治，里面派系很多，其中谢系与苏系是死对头，众所皆知。回顾历年的每一次台北市长选举，只要谢长廷参选，苏系就按兵不动，若是苏贞昌参选，谢系一样一动也不动；所以一直以来，任何一个派系都无法驱动全部的民进党。”(22)有人指出：“红衫军”时期，大家在讨论陈水扁事件时，心中最痛恨的是什么?就是陈水扁与当时民进党的“帮派文化”，把台湾搞得乌烟瘴气。 还应当看到帮派文化往往是与密室政治相结合的。朱高正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04年陈水扁当选后，国亲两党面临是否能够联合共同对付民进党的问题，于是展开了一场台面下的政治交易。由国民党敦请李焕出面与宋楚瑜私下沟通，宋提出要担任国民党第一副主席兼中央党部秘书长，第二年改选时要当国民党主席。国民党无法答应这些条件，因而打算让出“立法院副院长”的职位给亲民党，党主席连战不便自己出面，只好请王金平向“副院长”江丙坤提出，王金平果然“乔”定了，结果让亲民党的钟荣吉当上“副院长”，出现了国亲再度合作的局面。(23) 此外，“搓圆仔汤”“酬佣”等等也是帮派文化的黑箱操作。有关“搓圆仔汤”问题，上文已有介绍。所谓“酬佣”指的是给予为本帮派做出贡献的人一定的报酬。不论哪个政党执政，都有酬佣的问题，包括公务职位、公营事业单位的“肥缺”等等。2000年民进党上台时，一下子有上千个官职，而民进党所用的人多是酬佣，给予“金主”、“大桩脚”和助选有功之人。有人指出：“现制总统府资政、国策顾问、顾问、行政院顾问、各级政府的顾问，大部都是属酬佣性的行为，是公私不分的产物。” 台湾学者指出：当今台湾政治“所制造的拉帮结派、政党权谋、贿选胁迫、利益分赃、选票绑架、阳奉阴违，恐怕神仙来了都无法协调”。(24)黄石城则一再强调并且呼吁：“以少数帮派分子绑架整个国家和全民，主宰国家命运和全民的生存，是国家和人民的不幸”；“台湾是帮派式的政党。帮派怎能治国，帮派怎能统治人民”；“消除帮派式的政党，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党”。(25)这种美好的愿望恐怕是很难实现的。 四、民粹文化 所谓“民粹”，没有公认的定义，一般指的是“平民治理”，这似乎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实际上，民粹是通过对“人民”的号召和动员，将“人民”与“人民”以外的“他者”(包括某些政治人物、现存的政治体制以及统治集团)相敌对，其核心价值是直接诉诸民意。俞可平认为“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策略”。作为褒义词，民粹主义“被视为崇尚全民利益、直接民主、平民化、大众化、爱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外来干涉、反个人专制”等等；作为贬义词，“常常被等同于蛊惑人心、假民主、狭隘的平民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盲目的排外情绪、非理性选择等等”。“民粹主义的基本意义就是极端平民化”。(26)曹沛霖指出，民粹主义“无视宪政、反对法治、轻视制度，使民主变成民粹主义政治家玩弄权术的工具，使人民失去享有一切政党民主的保障”。(27) 有关台湾的民粹主义，从李登辉的“民粹威权”到陈水扁的“民粹式民主”，已经有许多人做过研究，也存在不少争议。现在所谓“民意第一”“以民意为依归”，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种层面。台湾学者高希均指出：“民主是那么艰难地获得，却是那么容易被‘民粹’取代，台湾民主之根尚未稳固，民粹——激情言论、偏执立场、冲撞对立——之飓风已使它地动山摇。”(28)台湾媒体也说：“地方政府或利益团体又往往从自己利益出发，以‘民怨’为由，提出令政府畏惧的民粹反对意见，终使任何改善措施都胎死腹中。民粹风气在台湾其实流传已久，大至两岸政策与水电能源问题，小至地方建设施政，常为了少数人的特殊反对因素而放弃，因噎废食。政府看待民怨，诚然应该戒慎恐惧，但到了一味恐惧的地步，也就庶几乎无可作为了。”(29)这说明民粹文化已经在台湾盛行。这里仅以所谓“太阳花学运”为例，对台湾现存的民粹文化加以剖析。 台湾的民粹文化在所谓“太阳花学运”中可以说是展露无遗。 从参与“运动”的民众来看，他们由于对台湾现实的不满，认为现有的政府和立法机构都无法解决他们的问题，因而直接诉诸民意，以反对服贸协议的“黑箱操作”为名，企图通过发动街头运动，积聚力量，迫使当局“顺从民意”，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占领“立法院”20多天，阻挠立法机构正常议事，否定代议制；他们曾经一度占领“行政院”，否定现有体制的合法性，破坏法治；他们声称为平民代言，却不允许有不同的声音；他们口称和平，却采取非理性的、甚至是暴力的手段煽动民众；他们“明明违法在先，却在警察依法处置时，质疑警方违法，甚至还包围警察局；只要他们的诉求没有获得满意响应，他们就会号召人马包围官署，连‘行政院’都不能避免”；他们“自行封锁道路、盘查路过民众身份、拦检车辆、限制官员和‘立委’出入的自由；对于报导与其立场不同的媒体，或是不准其采访，或是在现场围堵恐吓，完全不尊重新闻自由”。(30)这一切明白地显示出“太阳花学运”民粹主义的性质。 从媒体来看，在整个“学运”的过程中，部分媒体集中报道冲突、对抗的火爆场面，不断刺激大众的情绪，极尽煽动民粹之能事。这里仅以《自由时报》为例。该报从“学运”开始到结束，每天都以十几版的篇幅，用特大的字号、醒目的标题进行报道，并且经常发表社论和进行各种言论煽动。该报一开始就提出“学生光复民主，公民重返国会”，“公民开创新局”，“学运遍地开花”等等，给“学运”戴上“公民运动”的桂冠，把一切违法的行为都说成是正当的。该报社论指出：“人民即使用体制外的手段，例如街头抗争、瘫痪政府机能等，逼其下台，也都是正当性的做法”。(31)该报还发表了大量攻击马英九当局和“服贸协议”的言论，甚至制作“服贸协议将抢走你的工作”这样的专版制造对签署协议的台湾当局和大陆的仇恨。他们提出“马英九、江宜桦必须听从国家主人的指挥”，“重新检讨黑箱服贸的程序”。该报还发表“独”派人士支持“学运”的言论，例如，林义雄说这是学生发出的“义愤”，他要每天去“立法院”“陪学生”；李登辉说：“学生为了国家，替大家说话，根本不是暴民”，是台湾的“第二次民主革命”等等。在“太阳花”退场时，他们发表社论，赞扬“太阳花”式的民粹“占领国会，前所未有，不仅持续，而且得到广大民意的支持”，(32)“为台湾奄奄一息的政治歪风注入一股清新的蓬勃朝气”，他们竟然说经过这次“学运”，“台湾已经从选举民主向公民民主转型了”。(33)这样的媒体充当了煽动民粹的重要角色，成为破坏民主的罪人。 从一些政治人物来看，他们也极力赞扬这场民粹“运动”。除了上述林义雄、李登辉之外，当时的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表示，支持学生们所做的决定，这次学运已唤醒“国人”参与公共议题的热情，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过程，台湾的年轻世代展现了高度的民主成熟。“学运”结束之后，台北地检署起诉台湾“太阳花学运”118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声称，“如果追求民主是一种罪，我们统统都有罪”。此外，还有人赞扬“太阳花”是台湾“高素质的公民社会”，“50万人上街，秩序井然，主持人一宣布散场，半小时内现场清空，连一包垃圾都没留下”。还有人赞扬“太阳花”是“台湾四五十年来最伟大的运动”，等等。他们把人们理想中的公民运动低俗化，这是对公民运动的亵渎，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捧杀”。 民粹文化已经成为台湾社会关系文化的组成部分。台湾社会已经出现这样的看法：“台湾的民主有很大的民粹成分”，“台湾民主不自觉地走向民粹”，“台湾不是民主社会，而是民粹社会”。“马政府已经无法判断什么是真正的民意、什么是不正常的民粹，只好被民粹牵着鼻子走”。在这次学生“占领立法院”事件中，陈文茜希望台大学生不要民粹化，她说：“如果台大生只用自己的聪明扮演民粹领导者，声援几件‘不是那么合理的抗争’，对社会的破坏程度，比土石流还可怕。”(34)杨照指出：“台湾现在整个民族基本上是非常民粹的”。(35)因而有人评论说：“我们难以想象，在台式民粹之下，台湾可以推动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政策。任何议题，都会瞬间无限上纲；压力之下，已经失能的政府经常未经法治程序就行动，讨好了民粹就失信于国际，讨好了国际就失信于人民”。(36)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在台湾民粹化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已经被许多人认可，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关系文化。 五、几点启示 台湾的社会关系文化还有很多，列举以上四种就足以说明如下问题： (一)台湾社会关系文化是台湾特色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较深层次的部分。近年来前往台湾旅游的大陆同胞逐渐增加，大家感受到台湾民众重视文明礼貌，有人情味，有公德心，温文尔雅，乐于助人。因此有人说：“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是的，这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即较浅层次的部分，也是比较优秀的部分。台湾学者范畴说道：“在生活层次，台湾人几乎可说是无懈可击”；“在公众事务及政治上，台湾连扪心自问的能力都快丧失得差不多了”。(37)这后一部分，即台湾文化较深层次的部分，是一般旅游者很难了解的。本文所提供的就是这一部分，我不是有意给他们“抹黑”，只是想告诉大家，不看到这一面，是不全面的，因为它也是台湾特色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二)台湾社会关系文化保存了中华文化的某些因素。台湾当局以保存中华文化为傲，他们说：“台湾保存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台湾是全球实践儒家思想最普遍、最彻底的华人社会”，“台湾是捍卫中华文化、发扬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地”。正因为这样，台湾既保存了中华文化的精华，也就不可避免地保存了中华文化的糟粕。范畴指出：“在政治道德标准上，台湾民众对‘关说’、‘密室利益交换’这类中国式传统的习以为常，显示了即使憎恶中国的人其实本身行为就很中国。”(38)由此可见，台湾所保存的并不都是中华文化的精华。 (三)台湾社会关系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台湾当局强调“中华文化在台湾，吸收了西方当代文明的精华”。他们认为吸收的都是西方优秀的文化，实际上，正如赵刚所说：“他要当现代的公民、世界的公民，他想象台湾地区是东方的瑞士、东方的香格里拉，是太平洋上的海岛一乐园。因此，他超西方地认同西方，只要是西方有的，我们都有，而且我们比西方还西方。西方占领华尔街，我们占领立法院；西方人反二手烟，台湾人对行路吸烟者侧目以对；西方人垃圾分类，我们连街头运动也要垃圾分类；西方有国家废死，我们也要努力跟上。”(39)因此，台湾所吸收的西方文化并非都是“正能量”，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正因为有如上几个特点，我们把这种文化称为“台湾特色的社会关系文化”，希望有助于从另一个侧面加深对“台湾特色中华文化”的理解。 注释： ①参阅涂可国主编：《社会文化导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4页。 ②(22)柯文哲：《改变成真》，台北：三采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4年，第94页，第106页。 ③转引自兰崇仁：《什么才是关说》，参见http：//doc.qkzz.net/article/3cd7bb34～68ca-4131～8fb7～80d6463fb4c7.htm。 ④《台湾舆论热议关说丑闻》，http：//news.xinhuanet.com/tw/2013～09/11/c_117331718.htm。 ⑤《“王金平关说案”震撼台湾政坛》，http：//new.163.com/special/wjpgs/。 ⑥邹振东：《这是台湾政治转型的阵痛》，http：//www.infzm.com/content/94460。 ⑦(24)(36)(37)(38)范畴：《与中国无关》，台北：八旗文化出版，2014年，第128页，第87页，第107页，第129页，第130页。 ⑧《黄世铭下台，关说案也就随风而逝?》，《联合报》(台湾)，2014年3月22日社论。 ⑨以上参阅陈孔立：《心系两岸》，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9～35页，第145～152页。 ⑩赖士葆：《用公投解服贸》，http：//www.ly.gov.tw/03_leg/0301_main/defined/definedView.action?id=4272&lgno。 (11)朱云汉：《修宪难以治愈台湾政治沉疴》，《天下杂志》(台湾)，2014年12月，第563期。 (12)杨立宇：《国会密室协商已成乱源》，http：//www.chinatimes.com/cn/newspapers/20131001000893～260109。 (13)高哲翰：《“乔王之王”王金平》，https：//www.facebook.com/gao.han.98/posts/970026286347389。 (14)姚人多：《一位国会议长的诞生?》，http：//news.pchome.com.tw/magazine/print/po/new7/10364/139697280038460001001.htm。 (15)《朝野协商“密室化”必须改变》，《中国时报》(台湾)社论，2013年9月22日。 (16)《熊玠：马英九败在不懂民主规律》，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0113003351～260407。 (17)黄石城：《权力无私·我的从政建言》，台北：远流出版社，2007年，第290页。 (18)《服贸严审有何黑箱可言》，http：//www.chinatimes.com/cn/realtimenews/20140326003950～260407。 (19)《前台北县长：台湾政党像帮派选举像打群架》，环球网，2011年9月29日 (20)以上见黄石城：《权力无私·我的从政建言》，台北：远流出版社，2007年，第296、297、355页。 (21)《许添财批民进党“政党帮派化”》，thhp：//www.fjsen.com，2010年8月27日。 (23)朱高正：《允执其中：朱高正六十自述》，新北：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717～718页。 (25)黄石城：《权力无私·我的从政建言》，台北：远流出版社，2007年，第357、240、354页。 (26)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光明网，2007年1月11日。 (27)郭中军：《台湾地区民主转型中的民粹主义》，“序一”，上海：学林出版社，2014年，第2页。 (28)高希均：《政客变君子，台湾走出政治雾霾》，台北论坛时事，2015年4月12日。 (29)《北宜高塞车无解反映台湾民粹成风》，《联合报》(台湾)社论，2015年4月12日。 (30)《“中央日报”：民粹横行将使台湾民主解体》，http：//taiwan.huanqiu.com/article/2014～04/4982229.html。 (31)《马政府面临全面崩盘危机》，《自由时报》(台湾)社论，2014年3月24日。 (32)《与年轻世代为敌，马党国没有明天》，《自由时报》(台湾)社论，2014年4月11日。 (33)《太阳花开，英茸宛在》，《自由时报》(台湾)社论，2014年4月9日。 (34)《陈文茜：一味民粹比土石流还可怕》，http：//www.chinatimes.com/cn/realtimenews/20140224003113～260405。 (35)《台湾民主的进与退——访谈杨照先生》，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thyj/article_2012020353012.html。 (39)赵刚：《学运过后，台湾依旧风雨飘摇》，http：//www.guancha.cn/ZhaoGang/2014_07_30_251300.shtml。标签：台海时事论文; 台湾政党论文; 台湾地区选举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台湾立法院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台湾民进党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人民民主论文; 国民党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