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西洋史学发展的反省（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洋论文,史学论文,后现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七、文化史的流行
当今研究文化史的先驱有英国的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他认为“文化”（culture）是英语中的两三个意义最复杂的词汇之一，不仅有与文明成就的相等意义，并包含更广义的所有象征活动，和文化是抚育与维系的力量。更者，他发现文化一词开始成为一种抽象和绝对的意义，它是一般生活主要变化的反应，其基本因素在对生活整体质量评估的功力上。〔1〕他的定义说“文化为物质的、 思想和精神的整体生活方式”，包括社区日常生活的象征行为在内〔2〕
有人认为研究文化须探讨整个社会的艺文、信仰、制度和沟通习性。〔3〕霍尔（Stuart Hall）以文化的意义落实在任何历史社会的行事活动、表相、语言、风俗、和与常识相反，却又植根并协助形成公众生活的活动上。〔4〕文化研究的传统中， 文化一词有两重意义：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包括意见，态度、语言、实用、制度和权力结构；另一意义为所有文化的行事，如艺术形式、写作、法规、建筑、量产制造品等等。〔5〕
后结构主义在大学内引起的文化争论，见于历史、文学、法律和教育等科系内。在历史系中，后结构主义带来的争端主要是一时流行的社会史的方法与目标不应该在哲学内容上。有些史学家背弃了社会史，批评它未能实现所承诺的研究，而加入文化史探讨的行列。文化史研究的焦点在认为人心是社会规则的赌藏库，是认同的形成与语言磋商的真实之所，是社会的解释机制和价值系统的内容。文化史学家要深入法律、文学、科学和艺术的成品内，去发掘人们所依靠的规则、线索、暗示、符号、姿势和制造品等以传达他们的价值和真理。更重要者，史学家开始注意到文化突显了意义。因为文化符号的意义时刻在不断的改变，只有属于内线的人才能得到符号的讯息。所谓符号的社会圈内的人，即是指成为某一群体的份子，诸如某社区、阶级、教会、或国家的一份子。但如此的文化观点会否定概念语言的普通性和人类理性的一致性。从后结构主义的立场看，如此的文化史可被用来攻击理性和人类普遍价值的存在。〔6〕
从如此的文化观点上看，理性有一不同的含义，它着重人类的理性只是在某一特定的文化内容里的运作。吾人只遵照内心宇宙的范围思考，它不能超越那个宇宙而形成独立的判断。但是在某一个内心宇宙所得到的科学或道德的真理可以被不同内心宇宙的人所取得。文化观点并没有主张不同的语言是不能比较其内容、或者没有共同意义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的史学家采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协助；文化史学家的不同处在转向人类学和文学理论。〔7〕
从70年代初开始，很多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美国史学家、喜欢采用一种对20世纪欧美文化发展的看法：认为在这个看似有教养的时代里发生了现代主义的大变动，随着来的是后现代主义的革命。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共同特性，为与过去时代连接和不连接的只是一个复杂网状系统，而后现代着重此系统中不同种类的各式组成因素。〔8〕
这些史学家，于70和80年代，喜用人类学理论以探讨这复杂网状系统的内容，其著名理论有吉尔兹（Clifford Geertz ）的“密集描述”（Thick Description）。〔9〕吉尔兹认为文化不是一种能使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用因果关系相联的力量；它只是一篇辞章的“上下文”，在其中产生易领悟到的，也即是得自密集的描述。〔10〕人类学着重领悟性之从广泛的上下文中取得，已成为寻找意义的解释方式，以代替科学之追寻原理原则的方式，这种提倡采用文学模式，而不从因果律中推演意义，早在福柯与德里达的写作中已见到，现在已成为研究文化史的主要方法。史学家之喜欢此种方式，因对意义的解释是直接从过去的人怎样回归到个人的经验内找到。
最近一、二十年来，不仅很多社会史学家转到文化史的研究，即使马克思主义者和年鉴学派的死硬派亦然。虽然开始时多在各自的理论设计中寻找根源，最后也不得不着重文化因素。
马克思主义者之注意“文化”可追溯到20和30年代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的遗著《狱中札记》（1947年出版）内。他提到“霸权”（hegemony）一词，意指共产党要真正建立其权力，只在运用文化控制其他的社会阶级上。物质力量不能赋与权力，故必须发展施用文化和思想领导的方法。葛兰西此种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影响。例如英国左派史学家汤普森（E.P.Thompson）在他的有关英国工人阶级史的名著中，〔11〕即推崇文化和道德干预的重要性，要以文化方式操作物质经验。〔12〕
促使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力量发生兴趣的还有英国的威廉斯（参阅前文）的文学批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的批判理论。法国的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1918）想将马克思主义转入结构主义的方向发展。例如他提倡“多元决定”，认为事物具有复杂的矛盾，对此复杂矛盾的解决而出现的新情势，即是多元决定。他又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精神的性质，与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经常、有效、实际地在一起。“表现因果性”（causalite expressive）是他采用的一个术语，以指事物内部本质的全部因素只不过是现象的表现形式而已。〔13〕
很多英国的马克思传统的史学家们，包括汤普森，却对提倡文化转折的极端后现代主义立场保持距离，认为该立场伤害了历史唯物论。汤普森甚至攻击阿尔图塞之否定人有创造自己历史命运的角色〔14〕这些英国史家们认为后现代主义，在着重话语等观念时，离开了真正的历史，只想将语言脱离社会的实在。帕尔默（Bryan D.Palmer）甚至称后结构主义只是玩弄辞句、推行唯我主义短视的学术工作。
也有不同想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法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波尔都（Piere Bourdieu）主张文化是一套行事、被不同的社会群体作不同的施用，他要以这种主张改造马克思主义。〔15〕
他特别关注“文化产品”出现时的特殊逻辑，也即是如何取得文化物的逻辑方式上。福柯对此现象的解释要点在一般散漫情况内。波尔都却注重文化施用时所显现的社会区别的重要性上。此种想法维系了社会史的重要性。〔16〕
年鉴学派之转向文化史的人表现得较为积极，特别年青的一辈史学家已对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6）所采用不同层次历史经验的典范看法愈来愈乏兴趣。第一个表示这种态度的是“心态史学”（Mentalites）。他们主张社会集体共有的心理作用和结构应是探讨文化的方式。心态史学着重文化和心理生活现象的研究，不同于以往年鉴学派史家之着重经济和社会或人口学等内容的研究。心态史亦不像以前之过份运用系列史（或称为计量史）的方式，而是结合了思想社会史，一种受心理分析学术冲击的马克思主义内所发展出的史学。它又受到结构语义学及修辞学的支持。它与历史人类学相近，但着重思想形态。群体无意识及自发性言语。〔17〕
心态史学研究人们对性、爱、交往、思想、宗教等问题的态度和信仰。此学开始于70年代初期，正值后现代主义崭露头角之时。当时法国人经历的苦恼向历史学提出了挑战，要求史学从精神角度作回答。 〔18〕杜比（Georges Duby）为心态史学代表作家之一， 他在《社会史和社会思想》（Hisroire Sociale et Idéologies des Sociétés）一文内，〔19〕认为形成概念化的理性有三个先决条件：（一）精神现象与经济和人口现象的作用同样重要；（二）人们不是根据实际而是根据意象（image）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但意象不是行为的忠实反映； （三）价值系统拥有自身的历史，与人口增长和生产方式无关。
此年鉴学派的新一代人又认为心态或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经验“第三层次”的一部分特理性和人类普遍价值的存在。〔20〕
从如此的文化观点上看，理性有一不同的含义，它着重人类的理性只是在某一特定的文化内容里的运作。吾人只遵照内心宇宙的范围思考，它不能超越那个宇宙而形成独立的判断。但是在某一个内心宇宙所得到的科学或道德的真理可以被不同内心宇宙的人所取得。文化观点并没有主张不同的语言是不能比较其内容、或者没有共同意义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的史学家采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协助；文化史学家的不同处在转向人类学和文学理论。〔21〕
从70年代初开始，很多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美国史学家、喜欢采用一种对20世纪欧美文化发展的看法：认为在这个看似有教养的时代里发生了现代主义的大变动，随着来的是后现代主义的革命。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共同特性，为与过去时代连接和不连接的只是一个复杂网状系统，而后现代着重此系统中不同种类的各式组成因素。〔22〕
这些史学家，于70和80年代，喜用人类学理论以探讨这复杂网状系统的内容，其著名理论有吉尔兹（Clifford Geertz ）的“密集描述”（Thick Description）。〔23 〕吉尔兹认为文化不是一种能使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用因果关系相联的力量；它只是一篇辞章的“上下文”，在其中产生易领悟到的，也即是得自密集的描述。〔24〕人类学着重领悟性之从广泛的上下文中取得，已成为寻找意义的解释方式，以代替科学之追寻原理原则的方式，这种提倡采用文学模式，而不从因果律中推演意义，早在福柯与德里达的写作中已见到，现在已成为研究文化史的主要方法。史学家之喜欢此种方式，因对意义的解释是直接从过去的人怎样回归到个人的经验内找到。
最近一、二十年来，不仅很多社会史学家转到文化史的研究，即使马克思主义者和年鉴学派的死硬派亦然。虽然开始时多在各自的理论设计中寻找根源，最后也不得不着重文化因素。
马克思主义者之注意“文化”可追溯到20和30年代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的遗著《狱中札记》（1947年出版）内。他提到“霸权”（hegemony）一词，意指共产党要真正建立其权力，只在运用文化控制其他的社会阶级上。物质力量不能赋与权力，故必须发展施用文化和思想领导的方法。葛兰西此种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影响。例如英国左派史学家汤普森（E.P.Thompson）在他的有关英国工人阶级史的名著中，〔25〕即推崇文化和道德干预的重要性，要以文化方式操作物质经验。〔26〕
促使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力量发生兴趣的还有英国的威廉斯（参阅前文）的文学批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的批判理论。法国的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1918）想将马克思主义转入结构主义的方向发展。例如他提倡“多元决定”，认为事物具有复杂的矛盾，对此复杂矛盾的解决而出现的新情势，即是多元决定。他又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精神的性质，与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经常、有效、实际地在一起。“表现因果性”（causalite expressive）是他采用的一个术语，以指事物内部本质的全部因素只不过是现象的表现形式而已。〔27〕
很多英国的马克思传统的史学家们，包括汤普森，却对提倡文化转折的极端后现代主义立场保持距离，认为该立场伤害了历史唯物论。汤普森甚至攻击阿尔图塞之否定人有创造自己历史命运的角色〔28〕这些英国史家们认为后现代主义，在着重话语等观念时，离开了真正的历史，只想将语言脱离社会的实在。帕尔默（Bryan D.Palmer）甚至称后结构主义只是玩弄辞句、推行唯我主义短视的学术工作。
也有不同想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法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波尔都（Piere Bourdieu）主张文化是一套行事、被不同的社会群体作不同的施用，他要以这种主张改造马克思主义。〔29〕
他特别关注“文化产品”出现时的特殊逻辑，也即是如何取得文化物的逻辑方式上。福柯对此现象的解释要点在一般散漫情况内。波尔都却注重文化施用时所显现的社会区别的重要性上。此种想法维系了社会史的重要性。〔30〕
年鉴学派之转向文化史的人表现得较为积极，特别年青的一辈史学家已对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6）所采用不同层次历史经验的典范看法愈来愈乏兴趣。第一个表示这种态度的是“心态史学”（Mentalites）。他们主张社会集体共有的心理作用和结构应是探讨文化的方式。心态史学着重文化和心理生活现象的研究，不同于以往年鉴学派史家之着重经济和社会或人口学等内容的研究。心态史亦不像以前之过份运用系列史（或称为计量史）的方式，而是结合了思想社会史，一种受心理分析学术冲击的马克思主义内所发展出的史学。它又受到结构语义学及修辞学的支持。它与历史人类学相近，但着重思想形态。群体无意识及自发性言语。〔31〕
心态史学研究人们对性、爱、交往、思想、宗教等问题的态度和信仰。此学开始于70年代初期，正值后现代主义崭露头角之时。当时法国人经历的苦恼向历史学提出了挑战，要求史学从精神角度作回答。 〔32〕杜比（Georges Duby）为心态史学代表作家之一， 他在《社会史和社会思想》（Histoire Sociale et Idéologies des Sociétés）一文内，〔33〕认为形成概念化的理性有三个先决条件：（一）精神现象与经济和人口现象的作用同样重要；（二）人们不是根据实际而是根据意象（image）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但意象不是行为的忠实反映； （三）价值系统拥有自身的历史，与人口增长和生产方式无关。
此年鉴学派的新一代人又认为心态或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经验“第三层次”的一部分特性看。第三层次并非历史事实的主要决定因素，因为心理结构不能转变到物质因素上去。同时，经济和社会关系并非先于或能决定文化关系，而是属于文化行事和文化生产的领域。换句话说，文化行事不能用所谓超出文化领域的经济现象用归纳的方法去解释。所有的行事，无论是经济的或文化的，皆依靠文化或心态的表现，也即是个人用来在这世界上制造意义的规律的表现。〔34〕
可能受到后现代主义冲击之故，最近十余年来现代化理论史学的立场已失掉广泛支持，过去提倡该理论的史学家如何接受文化史已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新一代的史学家，包括年鉴学派的新生代在内，并非只是提出一套与以往有异的研究题材，他们更从对文化的不同看法而转向历史的方法和目标提出疑问。虽然文化概念不排除社会和经济解释的兴趣，但当传统史学家相信有“真实”而将某“真实”因素提升为能左右历史的主要力量时、新史家对此变迁理由深表怀疑。此种怀疑态度又牵涉到另一问题：假若抛开现行的经济与社会的解释原因、什么可以取代他们的地位、与如何取代？〔35〕假若所有的事实都追源到文化和语言，假若所有的意义，包括科学定律的意义，皆需依靠文化背景，那么因果的解释又从何获得呢？
吉尔兹的回答应该是不能够也不需要。他所主张的“密集描述”即为向因果分析挑战。此立场得到另一结果：文化史与哲学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开始相互支援。
此哲学的支援主要来自后结构主义。福柯和德里达皆反对有关原因的追究，两人也提倡话语分析方法而与传统上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方式无关。两人被评为提倡虚无主义者。德里达更以无任何动机去解释语言游戏。福柯唯一经常提到会促成话语的原因是尼采的“权力意志”，但只从制度上而非个人的表现上言之。〔36〕福柯对他自己的写作定义为“制造真理”条件的历史，似将真理和其历史解释归于无所不包的权力意志上。此点立场与德里达的相反，但两人的共同处为否认人能选择意义的实在性，传统上此实在性是人与禽兽之区别所在。他们认为意义只是从广阔论证的构形裂缝中不可预期的失误内，也即是在一切反对一切而斗争的间歇时发生，这决不是从人类自决的行动内。〔37〕
在过去20年中，拒绝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史学家人数很多，但该学说的影响力，透过文学理论，愈来愈在文化研究的各种形式中增强。吉尔兹引导人类学进入此方向，以他的解释理论与“本文比喻”（TextAnalogy）相联。他将文化比作一篇本文或语言。像对一篇文章样， 对文化的了解必须在文章里面去研讨，而不是将它当作某一暗号，如经济或社会趋势的表现。
所有的文化史学家必须设法如何将文化的产品，如本文、绘画、或引擎等，结连其它的信仰、知识系统、兴趣、影响吾人而又是吾人制作的种种结构。从现代理论不仅坚持文化产品的完整性，并拒绝将文化与在它之外或之下、自然的或物质的环境相连。此态度破坏了自然和人文学科传统上所秉持的知识基础。他们不接受超历史或解释的超然根据，而吾人不能直接触及到事物本身。〔38〕换句话说，科学知识也只不过是另一种的语言传统，另一种属于西方过度理性化的生活方式的话语。
八、史学界的各种反应态度
史学界对后现代主义有各种不同的反应。传统派拒绝该理论正如拒绝其它的理论一样，认为不需要、不健康和干扰了史学领域。社会史学家以其离开社会状况太远而拒绝之，但也有社会史学家接受此新理论者。受此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新文化理论的史学家，至少认为它重振了史学界有关方法、目标，甚至知识基础的讨论兴趣。尽管上节所述的一些问题易起争议和使人不安，却是些急待回答的问题。
有些学术界的女性主义者认为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志趣相投，因为它着重偶发性、人的狂狷和文化规律和行事的多变性。在美国，女性主义史学家们实为提倡新文化史的先驱者。她们认为文法中“性”（gender）的观念即表示了文化和语言在人文学科中的深厚影响。性作为文法的名词或代名词（如阴性、阳性、中性）的发展上看，在英语中已逐渐代表了文化和社会建构出的女性和男性的区别。极端者如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接受后现代主义的立场，要将一切现有知识的地位相对化，而将历史知识降低为只是对意义的感觉。〔39〕因为女性主义史学家与后结构主义的离合是最近30年来史学界一个突出的现象，将于下节专门述及。
总之，后现代主义看法的流行已引起史学界的辩论。其主题为该主义混淆了本文（text）与上下文（context）、 或语言与这社会世界之区分。此辨论焦点落在“解释”与“解释手段”的分别上：要解释的是本文、效果、相倚变数、诸如资本主义的兴起、官僚理性的运作、或现代社会与日俱增的非人性等观象；解释手段的意义是像上文、原因、独立变数，诸如新教的工作伦理、市场扩大、或现代社会功能的与日俱增等推动历史的理论看法。后现代主义否认任何“本文”与“上下文”“因”与“果”的可能区别。这种立场其实伤害了所有的社会理论。
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想要取代因果解释和社会理论，而着重事件资料“已身的反弹性”（self—reflexivity ）和文字建构的问题：此即为史学家们如何建构他们的本文、如何才能制造真实的幻像、或真实的感觉，能提出对以往事实描述逼真的保障，或有时称为“真实效果”（truth—effect）的问题上。此立场尚含有一层意义， 认为史学家不能真实地捕捉过去，而是像小说家一样，表现出好像在真实地捕捉。如此说来，过去对真实的追求就会被当今史家制造“真实效果”的“己身反弹性的分析”所取消了，过去自认为在追求真理的史学家都是被自己的幻觉所迷惑的人。
有些史学家受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冲击后，开始了解以往认为能符合事实的叙述技巧和分析形式，多含有社会和政治的宏观设计的牵连。例如美国在20世纪早期的“新史学”和50与60年代的社会史学，多站在进步和民主的立场，用大刀阔斧式的文笔与落后、传统作战。当今的这些史学家像是随著文学批评而转变了自己的心态，认为写作只能是片断和部分的，与过去主张大格局式的叙述无关。在对“大历史”的效用失望之余，只好怀抱讽刺的心态而写“小历史”。
又有些史学家，特别见于某些女性主义史学家，与上述选择喜剧、浪漫、或讽刺的心态不同，而重新着重应与过去作联结的叙述，以了解自己的需要。他们也着重客观解释的需要，并认为过去历史写作有偏袒性。但与其想证明现在比过去的史学家要高明而指出他们的失败处，不如去学习他们如何将这世界看出意义的努力上；与其着重不可能的完全客观或完全采用因果式的解释，不如彰显需要最客观和可能的解释，作为推动史学研究的途径。此途径或不是直线地通到将来，但可能协助人类走向一个愿意生活其中的社会。历史叙述不是文学的一支，故其研究重点应该包括政治、社会和知识等理由的考虑。
后现代主义的论证或语言模式扰乱了传统历史解释的严格体制，故亦会开启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假若史学家须要放弃年鉴学派的层次、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层结构等的比喻，后现代主义史学之将社会和自然世界减缩到语言，本文到上下文，似乎亦犯了语言决定论的缺点。这是另外一些史学家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反应。〔40〕
九、女性主义史学与后结构主义的关系
女性主义（Feminism）可称为当今最重要寻求自决的运动。它的活动范围超出一切制度之上。虽然此运动曾经在政治上要求过全民投票权，在产业界要求过与男性的同工同酬；但当今所谓第二波段的女性主义运动，却着意要在所有的可能内争取增加自决的机会。此奋斗见于两方面：一为避免自己落入不确定能做些什么的消极态度；二为如何创立自决的准备条件。〔41〕在这种背景下，女性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这两个颇具盛名的批判运动，产生时合时反的关系。〔42〕
在史学界，特别见于妇女史或性别史的研究内，此时合时反的关系表现在“语言转折”（Linguistic turn）一词的施用上。 该词像“后现代主义”一样是包罗范围甚广的概念，但强调语言分析在研究人、历史、科学和社会的过程中的决定性意义，它意指历史只在分析表像，以反对历史为追求、鉴别和复原事实的看法。该词的采用含有对既成历史典范、叙述、编年等各种内容和形式的批判，此批判是从多种角度发出的，如文学批评、语言理论、哲学、文化和象征人类学、新史学和性别史等方面。它们齐向史学挑战，制造一种历史知识的危机感，使史学家产生“自信危机”的感受。语言转折的此种冲击，其实是语言和本文在后结构主义的史学分析中所占的主导地位所致：语言并不是简单的反映社会事实和历史意义，而在形成历史事件和吾人意识的内容。〔43〕很多女性主义者认为“语言转折”可帮助她们想要改革现存的文化，同时又需防范后结构主义所提倡的“主体分散”会影响女性运动推行者的态度，故讨论此合反问题的文词时有所见。〔44〕甚至有人怀疑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家们皆是男性，德里达的写作中的确有看轻女性的词句。 〔45〕
从女性主义史学与后结构主义合反关系发展的历史看，它开始于70年代晚期。当时在美国和法国的女性主义者已在大学的跨系所有关妇女研究节目中，与有些杂志像《讯息》（Signs ）和《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等内，谈到后结构主义。拒绝接受生理现象为解释性别不平等理由的史学家们，首先发现了后结构主义所用话语一词的力量。它实为构成社会上性别的不平等的主因，它也见于各种不平的社会行事和制度内。为了消除此男与女的“自然”区别的神话，妇女史学家转向自我意识到的性别研究，将其认作一种象征系统，或一种权力关系的“标示”（请参看前文）。于是女性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同时攻击传统历史的“主控叙述”，责难它、拆散它，并将历史典范重新铸造成妇女和性别、种族、人种、和两性的新历史。
探讨西方白种男性主体的分散与重建主体性为不统一和冲突所在的努力，似乎已替女性主义史学家辟出一条解放之路，它并且能同时暴露和更正历史写作之拒绝妇女与只认为男性才是“人”的错误观念。它有助于揭穿一切意识形态的比喻性质，与对本性、性别、阶级、国籍等分类为含有欺诈和对女性孤离的意图。但是此种揭发和解构亦召来妇女运动本身的分裂。有色人种妇女开始于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早期攻击女性主义运动内的种族歧视。有色人种妇女不仅重写了奴隶史、殖民史，甚至也写不同立场的女性史，她们同时也批评白种女性主义的人道话语对有色人种的不公平。〔46〕
对“妇女”一词意义的解构和存疑尚有另外一种不同性质的历史探讨。赖利（Denise Riley）分析妇女一词的意义，发现该词本质上十分不稳定，在过去数世纪的欧洲历史中，“妇女”一词的意义是深植于其它的概念，如社会、身体等之中而随之改变，故赖利主张重新定义“女性主义”一词，而让其不稳定性的意义作为不断地争论焦点。〔47〕
史学家斯科特（Joan W.scott）则主张将妇女史改为性别史以作为与其它史别一样的成为一个基本的历史分析类别，她将后结构主义引入性别史内，而重新解释了经验（experience）、作用（agency）和认同（identity）等概念，并又将性别放在后结构主义才开始的历史讨论的中心议题内。故性别史替语言转折开辟了多方面的新议场。〔48〕
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后结构主义又新添了内容，如罗蒂“新实用主义”在美国的流行（请参阅罗蒂：《解构》）。其对女性主义史会有何重大影响，尚无法确定。总之，后结构主义与女性主义史学的合反关系的内容见于三点：
（一）有些女性主义史学家认为当今主要任务为在历史中建立可清楚看到的女性主体，而后结构主义却有瘫痪此认同的效用。故后结构主义是危险的。女性主义应维持在反对和改变文化的运动立场，着重自己的作用与在历史中的主体，反对后结构主义的论证性质。
（二）女性后结构主义者则认为它对女性主义在学术和政治方面的发展很有启发性，并已获得丰硕成果。她们希望其他女性主义者能重新接受主体或作用等概念，但无需重写解构理论或后结构主义。
（三）另有一批人看到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间在战略上结合的益处。但此结合需对两者内容先作改变。例如重写主要政治和历史术语概念。并澄清从特殊历史背景中主体如何干预或改变话语的看法，也即是解开话语与经验间的纠缠。〔49〕
十、福柯对法、美史学界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与西洋史学发展的关系，可以从福柯对法、美史学界的影响中得到较深认识。
福柯在他去世前不久曾说他的写作为历史的研究，但他不是史学家。他对史学界的态度是小心戒慎，但又夹杂着轻视。他写史方式不同，在于超出一般史学界所习用的概念与方法，而趋向孤单和激进的个别式，以别于史学界之着重集体式之探讨。〔50〕他在60年代共出版了5 本书，声誉也随之与日俱增，但多在文学批评和理论、哲学、政治等学界内，不在史学界。60年代中写文评论福柯著作的史学家只有一位，即法国史学家芒德鲁（Robert Mandrou）于1962年评福柯刚出版的《古典主义时期的疯癫故事；疯癫与无理》（Folie et de'raison:histoire delafolie a' l'age classique,Paris,1961）一文，载于《经济、社会 、文明年鉴》（Annales:Economies,Société's civilisation,vo117[1962]771—72）。《年鉴》编辑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特又加评语称赞该书。福柯的成名作是1966年出版的《语词与事物：人文科学的一门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Une Arché ologie
dessciences humaines），出版4星期内，卖掉20,000册， 被译成数国语言，英文版出现于1970年。评论此书的文章，法文有5篇，英文有33 篇，却没有史学家的评论发表。从开始，福柯未被认为属于史学界。芒德鲁在1962年的评论中称赞该书已证实了疯癫是一种文化事件，而不仅是自然现象，并认为福柯是一位兼跨哲学、心理学和史学三领域的作者，布罗代尔在短评中指出该书探讨了文明心理结构的“神奇途径”，而该途径将是研究工作的重要模式，此书对年鉴学派的贡献一见于有助以后心态史学的发展，芒德鲁即是心态史学重要人物之一；二见于不同学术领域观点的重要性之接受上。〔51〕
1970年福柯被选为法兰西学院（Collé ge de France ）教授而挤入法国学术界精英地位，他的知名度更为增长，从该年起法国史学界接受福柯意见的人也增多。例如从1970到1981年间，在《年鉴》学报中引用福柯著作者有36篇文章，1970年即占了6篇。1975 年福柯发表的《鉴督与惩罚：监狱的诞生》（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prison,Paris,1975）内容很像史学书籍， 他放弃了从前坚持的历史发展为不连续性的看法，并在撰写方式上接近社会史的著述。以后出版的书籍，如1976年的《性史》（Histoire de la seualité）第一卷、《知识的意志》（La Volontéde Savoir）、与1984年的《性史》第2 和第3卷，皆被认为是社会史。 甚至早年发表的《疯癫与无理》亦被认为是探讨“越轨现象”的社会史的先驱。在70年代采用类似题材研究的史学家愈来愈多，福柯的想法已被法国史学界接纳。但不久又见到疏离。其原因将在后文提出。
美国史学界的接受福柯思想始于70年代尾。虽然早在1973和1974年已有介绍福柯在英美史学刊物内出现，但只是边缘刊物如《历史和理论》（History and Theory）。〔52〕第一篇出现在史学界的主要核心刊物，为评论福柯《监督与惩罚》的短文，见于《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82卷（1977年），第605至606页。
正式介绍福柯思想进入美国历史研究的论文见于1979年的《现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和1982 年的《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内。〔53 〕由于美国史学家开始接受“语言转折”的看法，对福柯著作的兴趣也逐渐增加。90年代初甚至有专门编辑研究福柯著作的论文集之出现。〔54〕1991年10月芝加哥大学特别举辨了一场学术会议，讨论“福柯与当今历史写作”。此讨论中也如在法国史学界一样，出现对福柯思想疏离的态度。〔55〕
福柯对法、美史学界的影响主要见于提供宏观叙述上的一个新基础。此基础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由现代化理论、年鉴学派和马克思学派所提供，后转变成社会学的（包括语言转折的冲击）各式理论，而又被后现代主义所取代。福柯提倡的“论证行事”是后现代主义对史学影响中最得力的思想。其影响所及不仅限于法、美两国，其他西洋国家如英、德的史学家接纳其思想的亦大有人在。〔56〕福柯认为每一种知识领域皆具有“知识——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各种创造新知识的考虑上必需兼顾到知识和权力两方面，才能改变知识的形式和权力的关系。换句话说，从事某项研究工作的人们，也即是在同一权力关系中从事研究者，要达到相互间的了解，必需采用同样的语言方能共同工作。
史学家之疏离福柯思想也即在这“权力关系”中遇到严重的困难，以致失掉沟通。例如杭特（Lynn Hunt ）在她所编《新文化史》的绪言中，〔57〕分析了文化史如何从福柯的“论证行为”（discursive pr-actice）概念内得到灵感，想要从社会史的长期督导下将史学解放出来，而建立新的自主研究领域。但杭特仍然不能脱离传统经验论的立场，此也即是福柯所反对的立场。福柯主张的“论证行为”的分析，仍然需要假定、概念和方法，但不是公认的社会史所采用的一般、主控的概念。此主控概念涉及到权力关系。很多接受福柯思想的史学家，提倡语言转折，时常运用“论证行为”以反对社会史主控概念的适当性。殊不知福柯对“论证行为”分析的真正意义是指历史只是一种智慧薰陶，它与“过去的真实”史事不应混为一谈。对福柯言，过去的社会或文化事实并不就是社会史或文化史的内容，而是史学家发展出自己的对过去的概念认识后，将其建构成历史的“社会”或“文化”内容，因为这两类不同典范不是为了同一的“过去”而设立，故两者不能相提并论。这也是何以福柯不否认用社会决定因素来解释“论证行为”的可能性，但决不是施用社会史所采的一般、主控的概念。〔58〕
福柯认为历史工作通常着重寻找正确的原始资料，然后对它作些反省，赋与它原来并不存在的意义和真理。史学家多不谈理论或臆测的反省，但可自由取用他人意见作此反省。此种传达知识的分工方式已产生了问题：一方面它假定谁去“想”和谁去档案室找资料的层次现象；另一方面哲学家或任何人若接受史学家的作品而不去批判它，容易犯上采用历史的基本假设的错误。故福柯提倡“考古”和“系谱”的方法，即用来探测历史作品中的思想为何，而哲学家必须到矿底或根源去挖掘它。福柯曾与一些史学家们长期合作过，并共同发表有注解的档案资料，他也直接采用“考古”字样作为他的著作的命题。〔59〕
史学家对福柯的主要疏离理由也即在上述观点内。福柯通常不回答史学家认为最重要的事：此即福柯的概论多未被足够的证据所支持。〔60〕史学家对福柯的疏离也指出史学本身的一个基本问题：历史知识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十一、反省
后现代主义对西洋文化冲击的紧要处，在制造出个人的认同感与他的种族、性别、宗教、语言的认同感之间的紧张情势。虽然后现代主义在目前西方学术界的影响高潮已成过去，但是它对价值和常规的影响仍然明显。〔61〕它对西洋史学的冲击并不在如有些人所称的历史的废除，而在提出一套新理论以更改历史的写作。此冲击的影响尚未见到任何史学界的严谨讨论。〔62〕传统史学家多会拒绝接受任何理论，故其影响有限。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后现代主义壮大了在史学界已经出现的相对怀疑态度，鼓励了一些与传统不同的历史写作，它更广大地影响了史学界以外的人对史学的看法。此影响所形成的严重与不能被忽视的威胁是多方面的；它见于史学知识的性质、史学方法和史学研究题材的选定等之批评上。
在史学知识性质的批评方面，最基本者为后现代主义之认为知识的客观性和语言的稳定性的不实在。此类批评多指向史学习用的宏大叙述，包括历史时间连续性的看法，以其代表了启蒙时期着重理性为进步的宏观偏见中。后现代主义认为科学和史学所称知识的客观性是不正确的，因为每一个社会都有各自的真理群，意识之外没有真理，但又未提供能取代的如何得到解释、知识、或了解的途径。所提出的是“解构”方法，以破除“逻辑中心论”；又用“反人道主义”理论破除了主体性，其解释只见于文化所形成的论证话语或“语言之墙”中。
此种出于主体分散论而否定西洋近现代传统知识基础的看法，其实也是一种理性运用的结果。此种理性的出现，若从自17世纪以来西洋理性的发展，表现了愈来愈广大和愈精深的效用趋势看，它是遵照落在“人的生性”的源头而作改变的。此生性源头的内容已修改了四次、第一次在17世纪，第二次在18世纪末，第三次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第四次大约在1968年前后。每次的改变都带来文化多方面的新收获，后现代主义并未否定理性，只是拒绝前三类的客观理性。其本身的理性所依据的“生性”源头出自经验上（与客观接近）十分确定的“语言”上。关于此四种理性之“生性”源头在西洋近现代史中的表现，已于拙著中略为提及， 并称其为文化自相的出处。 〔63 〕兹举一列， 哈贝玛斯（Juergen Habermas,1929）是当今知名思想家之一。 虽然他不赞成后结构主义的地方很多，但接受语言之为理性基础的看法。在提出“沟通理性”之际，他也批评了17世纪笛卡儿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维典范，18世纪末康德的“纯粹”和“实践”理性之分，与20世纪初韦伯提倡的“目的”理性。〔64〕哈贝玛斯对理性的讨论只从理论和实践效益的立场看，隐藏了不同理性落在“生性”源头的存在问题之探究。
若从理性有不同“生性”源头的观点去探究，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知识客观性和语言稳定性的批评，只是些对该等现象的不同解释。它也许有助于纠正史学家对历史知识意义的某些过份坚持态度。史学知识并不仅在支持一制度或一种生活方式，那易被认为是虚构或宣传。历史知识也会对人生有真正的裨益。
在史学方法上，后现代主义的批评首先指向历史叙述不可能表达真实，因为叙述的方法不能脱离意识形态的主控，它甚至成为小说的伪装。此批评为针对19世纪史学所持历史叙述能反映真实之说，而被以后史学家所认定者。此意识主控见于三种不同层次的操作：一为宏观理论，二为宏大式主控叙述，三为设计。此三类的主控虽有操作程度上的不同方式，但皆是从外加在资料上的解释，数量或系列法所得资料的解释亦包括在内。后现代史学家喜用“密集描述法”，但又落在写史题材的限制上。其实，尚有其它方法可弥补“因果”式的叙述。（因不属本文范围，兹略之）不同的方法适宜对不同现象的探讨。在此点上，后现代史学似乎开启了史学研究的一扇新门。
方法的采用牵涉到史学研究题材的选定。后现代史学家的论证式的择题，有其激进意义的一面。法依尔阿本德（Paul K. Feyerabend ,1924-）是当今知名之科学哲学家，提倡“非理性主义”。在他的《反对方法》（Against Method: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Knowledge,London,1975）书中，批评“事实自立性原则”， 指出事实的描述不可能独立于理论，事实中渗透着理论是现代科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成就。他又提倡“理论多元论”，认为理论可以同事实不一致，因为事实不是独立的，同时理论可以取自各种来源。此说在鼓励大胆提出各种新理论和新观点。〔65〕后现代史学的论证式亦是“多元论”的运用。它摆脱只着重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题材的选定。在文化史的旗帜下，似乎可以涵盖任何题材。
历史知识的意义应该锁定在丰富人生上。生命的多采多姿并非已过去的就失掉其意义，相反地它能弥补当今的人生。要开启此途径，首先需根除对史学知识在“生性”根源上某点的执着态度，连同对因果叙述方法与政治、经济、社会史等题材的执着。若史学能提供丰硕的生命灿烂的讯息，也许会有助于减轻现代社会文化中的紧张情势。史学家如何能开辟此新途径，不会出自一个新理论，而在史学家对历史的反省内。
（编者按：本文原载台湾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8期，现经作者和该刊同意，本刊特予转载，以飨读者）
责任编辑注：本文前部分见本专题1997年第7期。
注释：
〔1〕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Soaiety,1780—1950( 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58),PP.xvi,295.
〔2〕Raymond Willams,Keywords(London:Fontana,1976),P.16.
〔3〕Lawrence Grossberg,Cary Nelson.Paula Treicher,ed.Culural Studies(New York:Routledge,1992),Introduction,P.4.
〔4〕Stuart Hall,"Gramsci's relevance for the study of r-ace and ethnicit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10—2(1986),P.26.
〔5〕Grossberg,etc.,Cultural Studies,P.5.
〔6〕Appleby,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PP.217—218
〔7〕同前注，第218—219页。
〔8〕Vincent B.Leitch,"Writing Cultural History:the Case of Post—modernism,"Femism and Institution,Dialogur on Faminist Theory,ed.Linda Kauffman (Oxford:Basil Blackwell,1989),P.166.
〔9〕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1973).
〔10〕ibid,P.14.
〔11〕Thompson,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1973).
〔12〕Theda Skocpol,ed.,Vision and Mc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1984).P.219.
〔13〕曾技盛：《阿尔杜塞》，第162—167，台北：远流，1990年版。
〔14〕E.P 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Essays(New York,1978).
〔15〕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the Judgment of Taste,tr.Richard Nice (Cambridge,Mass.,1984).
〔16〕Richard Jenkins,Pierre Bourdieu (London,1992).
〔17〕Applely,Op.cit.,PP.55—56.
〔18〕同上，页30—31。
〔19〕“创造历史”（Faire de l'histoire）第一卷，页117起，引用利科书（上注），页56。
〔20〕Appleby,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PP.217 —218
〔21〕同前注，第218—219页。
〔22〕Vincent B.Leitch,"Writing Cultural History:the Case of Post—modernism."Femism and Institution,Dialogue on Fami-nist Theory,ed.Linda Kauffman (Oxford:Basil Blackwell,1989),P.166.
〔23〕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 New York,1973).
〔24〕ibid,P.14.
〔25〕Thompson,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1973).
〔26〕Theda Skocpol,ed.,Vision and Mc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Cambridge,1984),P.219.
〔27〕曾技盛：《阿尔杜塞》，第162—167，台北：远流，1990年版。
〔28〕E.P 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1978).
〔29〕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the Judgment of Taste,tr.Richard Nice (Cambridge,Mass.,1984).
〔30〕Richard Jenkins,Pierre Bourdieu(London,1992).
〔31〕Applely,Op.cit.,PP.55—56.
〔32〕同上，页30—31。
〔33〕“创造历史”（Faire de I'histoirc ）第一卷，页147 起，引用利科书（上注），页56。
〔34〕Royer Chartier,"Intellectual History on Sociocultu-ral History?the French Trajectorics,"in Dominick La Capra and Steven L.Kaplan,eds.,Modern Europcan Intellectual History:Re-appruisals and New Perspectivs(Ithaca,1982).
〔35〕Vincent B.Leitch,"Writing Cultural History:the Case of Postmodernism,"P.171.
〔36〕Richard Wolin,The Terms of Cultural Criticism:the
Frankfurt School,Existentialism,Poststructuralism(New York, 1992),PP.185—186.
〔37〕Appleby,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P.224.
〔38〕John E.Toews."Intellectual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92(1982),PP.879—908.
〔39〕Joan Wallach Scott,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New York,1988).
〔40〕Appleby,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PP.226—230.
〔41〕Appleby,Heller and Ferenc Fecher,The Postmodern Po-litical Condition (Cambridge UK:Polity press,1988),PP.35—36.
〔42〕Bernard Duyfhuizen,"Deconstruction and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I,"Feminism and Institution,Dialogue on FeministTheory.ed.Linda Kauffman (()xford:Basil Blackwell,1989),P.174.
〔43〕Kathleen Canning."Feminist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Historicizing Discourse and Experience,"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19—2(Winter 1994),PP.368—370.
〔44〕例如在80年代初的Frances Barthowski,"Feminism anddeconstruction,a union forever deferred,"Enclitic,4—2(1980),PP.70—77.,在80年代中叶有Bernard Decyfhüzen,"Review essay:deconstruction and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Tulsa Studies inWomen's Literature,3—1/2(Spring/Fall1984),PP.'159—169.,晚期有bella Brodzki and Celeste Schenck,"Criticus Interrepters:U-ncoupling Feminism and Deconstruction,"Feminism and Institut-ions,Dialogue on feminist Theory,ed.Linda Kauffman (Oxford:B-asil Blackwell,1989),PP.194—208.
〔45〕Lois McNay,Foucault and Feminism:Power,Gender and the Self(Cambridge,UK:Polity press,1992),PP.192—193.
〔46〕最强烈的批评见于以下各作者之著作内：Anzaldica and Moraga,1981;Hools,1981,1990;Smith,1983;Spillers,1985;Hrinh,1988;collins,1989; Hurtado,1989;Mohanty,Russo and Torres,1991; H-igginbotham,1992.录自Canning,"History after the Liguistic Turn,"P.371.footnote 7.
〔47〕Dinise Riley,Am I That Name? Feminism and the Cate-gory of "Women"in History (1988),PP.4—7,99.
〔48〕John Wallach Scott,Op.cit.,
〔49〕Canning,"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pp.372—373.
〔50〕Allan Megill,"The Reception of Foucault by Historian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ldras,48—1(Jan.—Mar.,1987),P.117.
〔51〕同前注，页124—126。
〔52〕Hayden White,"Foucault Decoded:Notes from Underground",History and Theory,12(1973),PP.23—54;George Huppert,"Div-inatio et Eruditio:Thoughts on Foucault,"History and Theory,13(1974),PP.191—207.
〔53〕Allan Megill,"foucault,Structuralism and the Ends of History,"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51(1978),PP.451—503;M. Poster,"Foucault and History,"Social Research,49(1982),PP.116—142.
〔54〕Arthur Still and Irving Volody,ed.,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Madness:Studies in Foucault's "Histoire de la Folie"(London,1991).
〔55〕Gerard Noiriel,"Foucault and History:the Lessons of a Disillusion,"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66—3( September 1991),p.546.footnote 1.
〔56〕同前注，页564—565。
〔57〕Lynn Hunt,"Introduction:History,Culture,and Text,"inThe New Cultural History,ed.,Lynn Hunt(Berkeley,1989),PP.1 —22.
〔58〕Noiriel,"Foucault and History,"p.566.
〔59〕同前注，页548注八。兹略作品名称。
〔60〕Allan Megill,"Reception of Foucault,"p.132.
〔61〕Guy Alitto,"Metahistorical Speculetion in light of recent events:Reevaluating Liang Shumingo Predictions on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human culture."Centennial Symposium on SunYat—sen's Founding of the Kuamintang for Revolution( Taipei,Taiwan,R.O.C.,November 19—23,1994),p.2.
〔62 〕Anderw Beards,"Reverving Historical Skepticism:Bernard Lonergan on the Writing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33.2(1994),pp.198—219，提出“观点论（Perspectivism）”， 以应付此冲击，但提出者是一位哲学家。
〔63〕参考拙著《西洋近代文化史》。
〔64〕请参阅高宣扬：‘沟通行动的语用论问题’，《实用主义和语用论》，第443—512页，台北：远流，1994年版。
〔65〕保罗·法伊尔阿本德著、周昌忠译：《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第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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