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开放与产业转型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中国经济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开放与产业转型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从此，“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中一项获得政府和社会各界普遍重视和广泛遵循的基本原则。经济开放在不断探索中开拓前进，先后已稳步经历试点起步阶段（1979～1983年）、重点延伸阶段（1984～1987年）、沿海铺开阶段（1988～1991年），1992年后逐渐步入全面推进阶段。其间，试点起步阶段突破了“一无外债，二无内债”传统思想禁区，开始借用西方国家外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79年7月），并在京、律、沪、粤、闽、辽6省市和冶金、机械、兵器、航空、船舶等部门实行组建地方外贸公司和下放进出口权试点。重点延伸阶段进一步开放津、沪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4年4月），将珠江、长江、闽南三角洲辟为沿海开放区，并公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1986年10月）。沿海铺开阶段将沿海开放区扩展到辽东、山东半岛，兴办海南经济特区（1988年3月），鼓励“两头在外”加工贸易，全面推行外贸承包责任制（1988年）；决定开发和开放浦东新区（1990年4月），先后批准上海外高桥保税区（1991年）、深圳福田和头角保税区、天津保税区等。全面推进阶段则开放长江中下游重庆至芜湖6个沿江城市，吉林、内蒙、新疆、云南、广西等省、自治区的13个沿边城市，所有内陆省会城市；批准大连、广州、青岛、张家港、宁波、福州、厦门、汕头、海口举办保税区，另批准16个城市举办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施外资进入金融、零售商业、交通运输、房地产、旅游业等投资领域试点；进一步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等等。
截止1995年底，对外开放县市已达1194个，一类开放口岸已有222个；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达25.8万个，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约1354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共计12万家，就业人数1600多万，进出口总额1098.2亿美元，占全国外贸总值的比重由1994年的37%上升到39.1%。在外经贸政策和体制方面，外贸出口退税率自1995年7月1日平均下调3.7个百分点后，1996年1月1日再度下降4.6个百分点，降至9%左右。1996年4月1日起，在1992年以来4次降低关税、取消配额的基础上，进一步对4000余种进口商品降低关税30%以上，总水平降至23%左右，取消170种进口配额限制。同时对新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规定在1996年4月1日后，进口机器设备和原材料不再免征流转税，一律按法定税率征收关税和增值税。另外，经济特区和其他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和外资金融机构的免征营业税和减半征收所得税等倾斜优惠待遇，亦正处于重新调整之中。以上标志着中国经济开放在取得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巨大成绩之后，开始向成熟的新阶段迈进，以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开放在促进产业转型方面取得巨大成就。1995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2800亿美元（其中，出口1488亿美元，进口1321亿美元，顺差167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达5.77亿元人民币（其中，农业增加值约1.1亿美元，工业增加值2.4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8亿元），外贸依存度约40.3%（以美元汇率8.3元人民币计算，其中，出口依存度约21.4%，进口依存度约19.0%）。自1979年以来外贸平均增长率16%以上，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7个百分点左右。1995年，工业制成品出口1272.8亿美元，占总出口的比重上升到85.6%，其中，机电产品出口438.6亿美元，超过纺织品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商品类别，显示商品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有了较大改善。不仅如此，中国近年调整国内和外商投资结构的工作也初见成效，基础设施、能源和交通运输行业的供给能力大为增强，使基础产业发展滞后的结构问题和产业组织的规模不经济问题有所缓解。如1993年中国能源生产弹性系数为0.28，电力弹性生产系数为0.84，1994年分别上升为0.47和0.97；1995年中国运输、邮电、通信投资增长率也达24%左右，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9%。中国近几年引进外资直接投资的项目平均规模增大，有利于产业组织面向规模经济的转型。1994年，中国吸收外商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为177万美元，1995年已扩大到245万美元。1995年，在（瑞士）世界经济论坛和国际管理学院出版的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中，中国首次跻身于最有竞争力的国家和地区行列，排名第34位。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规模1994年就已名列全球第11位，进出口总额1995年由1978年的全球第32位上升至第10位。
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开放与产业转型成就卓然，但不可忽视的是，其间也伴随着一些潜在的问题和障碍，今后还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需要引起注意。
1.外贸进出口、特别是出口额的规模相对于中国经济目前的竞争能力、财政实力和所处国际环境来说，已经到了不宜笼统提倡扩大规模的阶段。1980年以来，中国外贸进出口、特别是出口持续增大，贸易依存度逐年提高。近年来出口基数已较大的情况下，在退税政策的支撑下出口仍快速增长，这一方面引起国内财政负担的巨额增加，另一方面引起国外反倾销案的频频发生，冲突增多。1985年中国出口退税款为19.08亿元，1989年达180亿元；1994年按计划为445亿元，实际拖欠225亿元；1995年按计划为550亿元，实际估计达800亿元。从1979年第一桩对华反倾销案发生以来，至1996年初已累计达200多起，提诉国家不仅包括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也有一些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除上述两大直接效应外，退税率支撑下的高额出口规模还容易产生诸如隐蔽出口商品本身真正的市场竞争力、减弱地方和企业促进产业和出口结构高度化的积极性，以及加剧一些地区和企业弄虚作假、骗取退税款等问题。
2.外资的利用规模和投向结构相对于中国产业转型的融资能力、优化方向来说，已到了不可一味继续来者皆受欢迎的阶段。1979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开放和投资环境的日臻改善，中国吸引了大量外资和外商投资。至1994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已累计达956.4亿美元，其他投资累计42.6亿美元，对外借款累计811.1亿美元。至1995年底，外商投资总额高达1333.4亿美元，位居全球发展中国家之首，在世界的排名也仅次于美国，所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已占发展中国家吸收总额的1／3左右，借用国外贷款也接近1000亿美元。大量外资陆续流入中国，缓解了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储蓄资金不足的问题，也带来一些较为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管理经验，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结构进步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但是自90年代以后中国产业转型开始面临向高度化和集约型方向转变的内部需求和外部压力，外商投资项目的产业分布日益表现出与中国产业转型目标方向的不一致性。有关调查表明，直至1993年6月，外商投资“三资”企业的资本的93%以上都分布在一般加工工业和房地产行业，技术水平和产业档次都比较低。这样，势必与中国利用外资促进传统产业高新技术改造和发展现代高新技术产业的目标相悖，出现了部分外资企业严重排挤传统产业中其他企业的投资与生产份额的问题。1994年中国外资利用又达新水平，而国家银行中的7957亿元存款只贷出了5734亿元，竟有2223亿元的银行存差。不仅增加了中国政府、银行和其他主体将来的还本付息负担，又增加了已处于困境之中的国内银企一些本来可以减少的压力。
3.中国进一步的经济开放与产业转型，既面临着日益加快的世界经济开放中的区域集团化趋势的一定挑战，又面临着受部分国家阻拦和干扰，难以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较大困难。当前，与对外贸易全球化并行的另一大经济开放趋势，就是区域经济集团化。截止1995年底，在世界贸易组织登记的区域性贸易协定就超过100个，各国都试图在尽量保证本国和小团体利益的前提下，推动不同形式的经济开放，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合作发展机会。区域经济集团既可适应与区域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联系，又便于与区域内国家和地区分享开展更紧密经济合作与分工的更多好处。由于区域经济集团具有优惠成员的“贸易创造”和歧视非成员的“贸易转移”功能，多数国家都积极倡导和加入区域经济集团。相对而言，中国是亚洲大国，又是发展中国家，出于避免对周边国家可能产生的一些不必要的影响，也出于更大范围地与世界各国开展技术和经贸合作，短期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公开宣传和缔结某些成员较少、正规紧密的区域经济集团。当然，这会在短期的经济开放与产业转型中遭受一些不利的影响。
除此之外，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出于各种经济和政治目的，不愿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和技术进步取得更快、更大的成就，或托辞贸易逆差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或借口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故应承担更多义务等理由，或干脆凭个人好恶断言“作为一个低收入的非市场国家，中国根本不适合加入世贸组织”，想方设法不让中国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个别政府官员和保守学者，甚至开始宣扬“中国威胁论”，谈论对中国实施“围堵”政策。如1995年7月前后，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坦白宣称：美国关注21世纪中国的强大力量，因此在必要时，将对中国采取冷战时期的“围堵”政策；个别学者如塞尔伯（Celb）和克劳菲麦（Krautheimer），在此前后分别在《纽约时报》（1992年11月18日）和《时代周刊》（1995年7月31日）发表了《拆散中国》和《为什么我们要围堵中国》的文章。美《时代周刊》和英《经济学人》杂志，更在1995年8月初同时刊出主张围堵中国的社论。理由之一是根据1995年年初美国行政、立法两部门发表的《东亚战略调整报告》的看法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预测，中国经济年均13%的增长率可能使中国在2010～2020年赶上美国经济总量，甚至在2050年达到欧盟和美国经济之和。因此，美国有必要未雨绸缪，预防中国经济实力大增及军事科技进步而威胁到美国之安全。尽管美国个别官员和学者这些“杞人忧天”式的错误立场和判断，无法左右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各自看法，而且，即便美国官方本身也不大会变更其近20多年对华所谓的“建设性接触”和支持一个“和平、稳定、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中国”的政策；但上述新围堵论思想的存在和有意宣传，无疑会对中国下一阶段推进经济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引进高新技术，促进产业转型增添更多的困难。
二、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开放与产业转型展望
从1996年开始，中国进入了20世纪最后一个五年计划阶段——“九五”时期，处于世纪之交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中国，能否象国内外有些学者所预测的那样，在21世纪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中国下几个时期如何进一步推行经济开放与产业转型。今日的中国已与10多年前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时大不相同了。中国经济在体制上踏入了市场经济的大门，在供求上开始了买方经济阶段。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继续沿用传统体制下的高投入、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模式和走浅层次低素质的产业发展路子；相反，应审时度势，及时把握产业转型的时点，推动经济开放迈向成熟调整的新阶段，促进中国产业的高度化和组织化。1995年6月27日，继1年前颁布《九十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1994年6月22日）之后，中国又公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标志着中国迈开了面向21世纪济开放和产业转型的新步子。从1995年开始，中国正式开始了有关外贸体制和外资利用政策等新一轮的改革，旨在引导外向型经济获得更健康的发展，产业结构和组织朝着更高的水平转型。这些涉及外贸和外资方面的新一轮改革，会程度不一地陆续对中国境内的各类企业的生产、销售和投资活动及方向产生影响。就已经公开的经济开放新举措而言，关税下调有利于进口更多国内产业转型所需的技术装备和原材料、辅材料，为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和技术结构进步提供便利条件；取消外资企业进口设备和原材料关税减免待遇，以及视产业投资方向等决定是否继续给予外资企业税收上的“一免二减”优惠，有助于既适当控制外资流入规模，又逐步优化外资企业的分布结构；而分阶段降低外贸出口退税率，以及取消对外贸企业的优惠贷款，停止对亏损外贸企业执行“不加息、不罚息、不停贷”的“三不”政策，则有利于扼止国内外贸企业不思走技术进步、档次提高、成本降低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而仅依靠退税等财政补贴措施维持外延式外贸扩张的倾向，增强国内企业提高内外贸产品结构档次、技术含量和竞争能力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
已经或将要实施的中国经济开放新举措，能否有效地引导国内内外资企业调整投资和生产结构，加快技术引进和创新活动，促进产业结构和素质优化，尚需时间来验证。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已经公开了的新举措，将仅仅是中国面向21世纪经济开放与产业转型所需新战略和新政策的一部分，不可能是新战略和新措施的全部。中国要在未来21世纪实现产业向更高、更先进结构水平、技术装备、组织化程度的转型，将需要一系列由内外协调的对外经贸新措施组成一整套经济开放新政策体系，克服当前中国经济开放中面临的问题、障碍，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沿着人们所预计的那样顺利演进。指导这套新政策体系的基本思路，至少部分地已在中国政府和经济学界中形成初步的萌芽。简单地说，它们包括：（1）逐步变“贸易导向”的经济开放政策为“贸易中性”的经济开放政策，变外贸增长的外在政策扶植型模式为内在竞争力决定型模式；（2）继续有步骤地推行面向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外贸体制改革，实现与国际惯例的接轨，争取及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3）实施经济开放全面化和多角化战略，进行广泛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不宜过早地宣传小范围紧密的区域经济集团。
——“贸易中性”问题。近几年来中国外贸进出口规模急剧膨胀，这里有国内内外资企业经过10多年改革开放建立起较广泛和稳定的外销渠道的原因，也有国内产品质量、款式改进、成本降低、国际市场上竞争力有所提高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出口有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鼓励，较内贸有更大的经济收益回报。中国经济开放与产业转型之初，存在着所谓的钱纳里，“双缺口”障碍，急需资金和外汇，出口创汇贸易活动受到政策鼓励和扶植是很自然的事，也符合世界各国经济起飞阶段初期的规律。问题是事易时移，目前中国本身的资金和外汇积累已有一定规模，资金和外汇都不再那么紧张；相反，甚至有了一些剩余。资金方面，至1995年，中国储蓄总额已达30，000亿元，比1994年提高40%，1994年有2223亿元国家银行存差，截止1995年11月底，中国较年初新增存款10410亿元，新增贷款7427亿元，存差已达2983亿元；外汇方面，1995年中国外汇储备已达736亿美元，如果再加上民间在中国银行的私人外汇存款和以往曾被列入外汇储备的中国银行外汇存差，可动用的外汇储备至少可在1000亿美元以上。这样，外贸企业在高额退税等支撑下的高速度出口增长就显得不适当和不必要了。面向21世纪，外贸在中国经济开放和产业转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仍不可忽视；但当前和今后更重要的，已不在于其出口结构低层次和经营亏损状态下的规模扩大，而在于保持出口规模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出口结构高层次和经济效益的提高。逐步转变“贸易导向”的经济开放政策为“贸易中性”政策，现实意义即在于此。
——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中国于1986年向世贸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组织提出恢复创始成员国地位的申请，至今已有10年多了。10年多来中国对外经贸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基本具备按发展中国家加入世贸组织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但由于美国等国家多方阻扰，不断设置重重障碍，使中国尽早加入世贸组织的目标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有步骤地对外经贸体制实行市场化、自由化改革，逐渐实现与国际惯例接轨，显得更为重要。中国要在21世纪实现产业向更高层次的转型，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离不开经济开放这一条件，并且迟早会成为世贸组织成员。现在的关键是不宜急，更不宜放丢。世贸组织1995年与关贸总协定并行1年后已取代后者，正式会员国112个，还有16个国家正在将关贸总协定会员国的会籍转为世贸组织会籍，另有包括中国、俄罗斯、越南等26个申请国等待加入。世贸组织较关贸总协定涉及更多的经贸领域，也有更大的裁判权力。如：世贸组织自乌拉圭回合之后，已开始涉及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内容，并有较大的贸易争端裁定实施权和违约制裁权。但世贸组织较其前身关贸总协定有更严格的入会申请标准，申请国入会前必须承诺取消服务业和农业等产业的非关税壁垒，执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废除具有贸易保护成份的贴补措施等，客观上要求申请国在加入前有较高的产业竞争素质和经济承受能力。因此，对中国来说，有步骤地稳定地推行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外经贸体制改革，同时实现产业转型和竞争能力提高，及时加入世贸组织，是一项稳妥的选择。
——经济开放与区域经济集团问题。当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推行经济开放全球化的同时，积极建立和发展区域经济集团。这类区域经济集团对内更加开放和互惠，对外则表现出一定的歧视性和排他性。这一对其他大多数国家可行的措施，对中国来说暂时不一定合适。中国是一个在亚洲和在世界上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10多年经济增长快，产业实力也大有增强。国内市场容量很大，又与港澳台地区有着天然的区域内在联系，不存在欧盟、东盟等为了形成较大区域市场而联合的必要性；相反，中国本身的经济潜力与港澳台日益一体化的内在趋势，较容易使国际上一些“中国威胁论”者找到所谓“围堵”、“扼止”中国的“依据”和“借口”。所以，除了积极加入亚太经合组织等只属于与世贸组织原则接轨的比较松散的大范围经济组织（这类组织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集团），中国不宜过早公开地宣传小范围的紧密区域经济集团，特别是不要作太多的国际宣传，以免树大招风，引来不必要的外界反应，影响各方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相对独立地推进迈向21世纪的经济开放与产业转型过程。因此，中国至少在短期内没有必要去公开宣传小范围紧密的区域经济集团，包括中华经济圈；相反，应该大力推行经济开放全球化和多角化战略，增强中国与中华经济圈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事实上，中国在推行经济开放全球化和多角化战略以促进产业转型和技术进步方面，已成就显著。截止1995年底，中国对外贸易伙伴已达227个。其中，日本作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高达575亿美元，日本对华直接投资1995年超过美国。美国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贸易额408亿美元。欧盟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贸易额403亿美元。日本和欧盟也同时是中国进口技术的重要来源国。至1995年9月，中国从欧盟国家引进2374项技术用于产业技术改造，合同价值207亿美元。这个数字占中国技术进口总额的40%，高于美国和日本。面向21世纪经济开放和产业转型，中国需要保持和推进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
标签：产业转型论文;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贸易结构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