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社会主义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的70多年中，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考验。第一次是武装斗争的考验，包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三个时期。自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正确领导后，我们党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在15年坚韧不拔的艰苦斗争中，不仅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而且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得到了完全的巩固，因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胜利，并在全国人民中赢得了崇高的威信。第二次是执政后的考验，亦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考验，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时30年之久。这次考验有取得巨大成功的方面，主要是通过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巩固、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发生的问题也相当严重，犯了大跃进、公社化那样冒进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使我们党和国家长期动荡不安。其原因主要是“左”的指导思想作怪，毛泽东同志在晚年自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扭曲了。这次考验的得失，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作了实事求是的论述。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赞同。现在，我们党正经历着第三次考验，简言之即改革开放的考验。这一考验已经过15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获得了许多成功经验，但也遇到了许多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从已经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来看，这次考验比过去两次更为严峻，要使党得到完全的巩固，使社会主义制度毫不动摇地保持稳定，彻底粉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我们必须正视当前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才可能在今后不犯大的错误，避免发生预料不到的危险。
二
近期国内外有一种议论，认为世界上冷战结束，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经济和科技的较量日趋激烈，政治和军事的争斗将日趋缓和。这个论点，不能说没有事实根据，而且这样的大转折确实对我们抓紧机遇、加快经济发展有利。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这样一个还处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又确实遇到比过去更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和思想方面，那种认为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斗争必将缓和甚至熄灭的观点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因为不管西方发达国家同中国的经济交往如何发展，西方世界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在东欧各国垮台、苏联解体以后，并没有放弃他们的和平演变战略，而且矛头已集中到中国，并正在加强力度，促使中国自我蜕变，即共产党垮台，社会主义制度变质。如果我们被经济交往频繁等现象所迷惑，看不到这一点，失去警惕和防范，是要吃大亏的。那种认为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经济繁荣，决不会重蹈东欧、苏联覆辙的观点，是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们现在对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西方发达国家应当采取的态度，借用以往的词句，就是又联合又斗争。这种格局，与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同国民党的关系有很多相似之外，那时的成功经验很值得我们参考。我们现在要扩大贸易，引进外资，即在经济上要多注意联合；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则应多注意防变、反变的斗争。自然，经济上也有斗争，思想上和政治上也有联合，但都是次要的和局部的。在斗争形式上，既有公开合法的，也有隐蔽的，而且许多斗争是在公开合法下隐蔽进行的，情况异常复杂。至于在外交上，我们仍然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方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同所有不敌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科技、文化交往。但为了全面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着重点必须放在坚决抵制和防止和平演变这方面。当然，关键还在做好自己的工作，把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放到首要地位。
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期所写的《农村调查》的《跋》一文中告诫我们，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既要“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又“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3页）。这个话，对我们现在担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艰巨任务的共产党员、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是值得重温的，以便使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同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斗争中保持主动地位。
三
党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力量。不久以前召开的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巩固党，克服党自身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以求能够经受住严峻考验的决定，这是十分必要的。它符合当今形势发展的要求，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的要求。决定中提出，党必须善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认真研究和解决在自身建设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并且列举了当前存在的一些病害，以及克服这些病害的措施，这表现了党一贯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好作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普遍希望，尽快把这一决定落到实处，党的各级组织不断提高自己的自觉性和责任感，真正将它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来抓，抓出最好的效果。
根据历史经验，人们还要求，这次加强党的建设，应当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防止重复1983年那次整党的教训。那次整党进行了三年半，但许多单位包括一些高、中级党政领导机关，搞形式主义，走了过场。当时担任党的总书记并任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主任的胡耀邦同志，不仅不认真负责，还在关键时刻，擅自将整党中“统一思想”的任务改为“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并片面提出“整党促进经济，经济检验整党”的口号，这是那次整党未能完成原定任务的主要原因。有鉴于此，在这次落实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定的过程中，必须预先防止借口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任务繁重，而放松以至歪曲中央决定内容的任何行为。加强党的建设是一项很迫切的任务，这就要求全党动员起来，团结广大群众，扎扎实实地进行各项工作，并且在实践中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并针对新发现的问题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真正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面巩固的党。
四
全面巩固党，当前最突出的是党风问题，即一部分党员包括一些党政干部以权谋私、腐化变质的问题，多年来，“官商结合”、“钱权结合”已成了相当普遍的现象，严重败坏党的声誉，并引发社会上种种腐败丑恶行为的泛滥。中央多次反腐倡廉，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效果并不理想。腐败现象时伏时起，此伏彼起，有的地区并向纵深扩展，使广大群众和党员、干部对之深恶痛绝。
讲到党风问题，早在1980年，陈云同志就指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245页）这句话，在四中全会党的决定中也写上了。此后，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都再三再四地主张清除腐败。江泽民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后也多次提出警告和召开会议，要求严惩腐败，并且说过一句群众乐闻的很有分量的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即必须从上到下坚决惩治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否则，党有垮台的危险。四中全会决定中强调全党要对仍在滋长蔓延的消极因素和腐败现象高度警惕和重视，严肃认真、扎扎实实地加以解决，这代表了人民的心声，人们希望尽快付诸实现，并且要求高级干部首先带头执行党的决定。
我们在开头说改革开放的考验比之武装斗争和执政前期的考验更为严峻，腐败屡禁不止是重要的一条。在改革开放中，由于一些地方和单位党不管党，治党不严，纪律松驰，组织涣散，不仅国内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沉渣泛起，而且国外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铺天盖地而来，有相当一部分共产党员和政府干部，包括一些经过几十年严格考验、在职或不在职的高级干部被击倒了，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誓言，统统丢掉了。腐败是国内外反动势力企图使中国共产党变质和社会主义制度垮台的阴谋中最容易得手的一条，或者说，腐败是促使自我演变的主要因素之一。腐败不除，全局就难以稳定。
五
邓小平同志指导下的党中央制定党的基本路线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倡过的“要学会两条腿走路”，即经济和政治互相结合，彼此促进。发展生产力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心环节，为此必须采取改革开放的方针，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则是引导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必要保证。我们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要从实际出发，有自己的特色，经济和政治两手都抓紧就是最显著的特色。
在党的基本路线执行过程中，我们党制定了各种两条腿走路即两手抓紧的方针，例如：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并举，经济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并重，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同时以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健康发育市场经济和加强宏观调控相互结合，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工业和农业同时抓紧，加快发展速度和保证质量效益不可偏废，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大力扶助贫困地区尽快脱贫同时进行，新项目建设和老企业改造密切配合，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企业管理经验和引进外资的同时严防资产阶级不良思想作风的侵入，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关系全局的重大方针，实际上都反映了要讲辩证法，要有全面性，要掌握矛盾对立统一的双方的关系及其变化，切忌犯绝对化和片面性的错误。但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往往是一手硬一手软，甚至抓了这头忘了那头，造成建设事业或大或小的损失。这也表明，我们党的干部，必须认真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去掉形而上学，注意克服凡事好走极端的绝对主义和做工作不讲原则的相对主义，特别在新事物面前，要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探索和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国内不少事情往往容易刮风，而且刮起来又往往成为狂风，如一提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党政机关就带头经商，以至人人以经商为荣，许多不良分子就乘风投机倒把，使拜金主义、损公利己主义成为狂潮，从而使偷盗、抢劫、拐卖、淫乱、赌博、吸毒等在中国早已绝迹的丑恶行为纷纷出笼，几年间使中国人民勤劳俭朴、艰苦奋斗、维护民族尊严的好传统受到很大损害。这种情况如不严加制止，我们的当代青年和后代人怎么能忠诚地去建设社会主义呢？
要克服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高级干部就得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哲学著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采取老实态度，切不可敷衍从事，或者因工作忙而置之一旁。思想方法端正了，我们在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中才可以不出偏差和少出偏差，真正理解和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六
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加强党的建设，要继续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这是正确的。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理想，一刻也不能忘掉，越是环境复杂就越要牢记。有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作风不正，行为不端，私心很重，主要就是把共产主义理想丢在一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占据了他们的头脑。现在在党的思想教育工作中，很少进行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有的党委在发展党员中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只重吸收不重教育，在选拔干部中只重“能手”不重品德，在宣传工作中不抓紧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有的甚至认为强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会妨碍改革开放，所有这些，都是与党的思想建设的主题不合拍的。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在经济建设中学会改革开放这个新课题，但这与党的思想教育必须以共产主义理想为主题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有些同志勤奋工作，努力学习，忙于改革开放的各项事务，这是好现象，但还不够，如果能够同时学习和贯彻四项基本原则，将会把工作做得更好。我们党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要抓紧现代化这个主题，在自身的思想建设方面则要抓共产主义理想这个主题，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使两者互相结合，互相促进，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健康发展，以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共产党人做事情，要尽可能避免短期行为，陷进实用主义的泥潭，而应从大局着想，从长远着想，为后代人留下有益的精神遗产。
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主要思想障碍，既有顽固保守、思想僵化一方面，也有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克服顽固保守、思想僵化的同时，就开始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冲击。邓小平同志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2年党的十二大强调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次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第二个大题目就是要求“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随后，先后两任党的总书记都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采取了容忍以至放纵的态度。特别是，赵紫阳同志甚至把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骨干分子搜罗在自己周围，有些还委以重任。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平息以后，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5页）从历史事实和全局观点来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决不能放松的。前一段时间某些舆论工具大肆宣扬要改变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实际上主张私有化，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泛起的一种表现。
七
我们在改革经济体制中，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权力，这是必要的。进一步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可以加快经济的发展，并造就更多善于领导经济工作的干部。但放权要防止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的滋生和发展，决不能重复过去“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毛病。
这里也可以引一个历史教训。当1958年开始大跃进运动不久，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计划指标可采取两本帐的方法，即让地方、部门和企业在国家计划下达的指标中增加若干数量，以保证国家计划的完成，争取超额完成。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层层加码的现象，计划指标越提越高，争相攀比，与实现的可能性越离越远，结果是有害无利。在这一教训中，使人们看到，不论地方、部门和企业，积极性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结合实际、符合科学的积极性，另一种是脱离实际、凭少数人意志决定速度的积极性，前者是自觉的积极性，后者是盲目的积极性。积极性变成了盲目性，对我们的建设事业就会造成损失以至祸害。近年以来许多县市都出现不顾条件大搞开发区的失误，损失不小，幸而党中央纠正得快，否则损失会更大。
中国地域广大，经济发展本来就很不平衡，在中央放权以后，不平衡的状况更严重了，从而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的健全发育和市场商品的公平竞争，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地区封锁或地区对外倾销商品，都对全局不利。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经济发展快的地区，如果领导者的思想不端正，会要求更大的政治自主权，其结果往往是不严格执行中央的决定，阳奉阴违者有之，自立政策者有之，以致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坏风气。由此可见，过去计划经济集权过多是不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分权过多过大也是不妥的。全党服从中央，各级政府服从国务院，这是不能动摇的原则，应严防从分散主义发展为分裂主义。保证国家统一和全局稳定，是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在思想理论领域，那些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奉为经典的分子，早就在私下散布中国应实行多党制的同时，主张实行联邦制以至邦联制，对此必须提高警惕。
八
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已引起世界瞩目，同时问题也已明显暴露，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国营企业负担过重而降低活力，农业潜伏滑坡危险，基建规模过分庞大，分配不公日趋严重，消费畸形发展很不平衡，速度和质量效益的矛盾不易解决，如此等等。这些问题，中央已加以重视并采取措施努力解决，当然，在短时期内完全解决是不可能的。在上述问题中，生产速度和基建规模是两个主要环节，我们应根据实际的力量和科学的判断来决定发展速度和基建规模，不要超越现实可能性去追求过高的生产速度和基建规模，否则将会欲速则不达。按比例发展是经济活动中必须遵循的规律。比例严重失调甚至平衡破裂会出现危机，这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也有计划调控和行政干预，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更不能放弃计划调节和宏观调控。过去人们从哲学范畴议论这一问题，常说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事物是在矛盾运动中使不平衡得到相对平衡，然后再出现新的不平衡，推动事物的前进。这种不平衡和平衡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是促使事物发展的一个动力。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这一哲学论点简单地用之于经济活动，就并不适当了，而且往往发生急于求成的偏向。经济活动要求按比例，它的健康发展虽然也从不按比例求得按比例才能达到，但我们必须争取保持按比例发展，使全局稳定，少受损失。
在经济是否按比例问题上，主要表现为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否相对平衡。这个平衡具体说来有四，即财政收支、信贷存放、物资供求、外贸进出的平衡。有些人把这种平衡看作是计划经济的弊端，是思想僵化的表现，是不正确的。我们看问题和做工作，切忌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通病。
上面所说的相对平衡，又有两种状态：一种是紧张的平衡，一种是宽松的平衡。由于我们要尽快争取发展生产力，不可能有宽松的平衡。如果一味追求宽松的平衡，就要犯保守的错误；但如果超越紧张的平衡，使平衡破裂，就要犯冒进的错误。这个经验，在周恩来同志和陈云同志等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就很明确地提出来并付诸实行了，后来在大跃进运动中受到批判，是以错误观点压制正确观点的一个人所共知的例子。但是，不自量力急于求成的倾向，后来又多次发生，虽然每次都得到制止，损失却不小。这个老毛病，我们今后还应注意防止。
在经济发展问题上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公有和私有的关系问题。党中央早就决定，我国的经济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又以个体、私有、中外合资、外资独营的企业为补充。近十多年来，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比重迅速下降（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76%，到1992年下降为48%），有人还主张到本世纪末只保留25%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如继续发展，可能出现国有经济大滑坡的局面。没有国有企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因为经济是基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公有经济占绝对优势这个基础上的。如基础不稳，上层建筑也就会摇摆或倾斜。
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的矛盾还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我们解决这种矛盾的原则，就在于进一步巩固而不是逐渐削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向相反方向走去，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上面说了若干具体问题，实际都是这一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中的具体内容。
全面巩固党，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牢不可破，也就能保持全局的稳定，这是中国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当前最主要的职责。我们党一再强调要奉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并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才是我们根本的目标，也是最高水平上的为人民服务。
标签：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