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调整与资本市场重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调整论文,资本市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近年来我国一直执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在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后，宏观经济总量实现了基本平衡，但经济结构不平衡的矛盾却日益显现。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枢纽部门，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不少人对金融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切入点见仁见智，笔者认为调整经济结构的最佳选择是重塑资本市场。
一、经济结构失衡是当前国民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
我国的宏观经济在成功在实现了“软着陆”之后，去年实施了“稳中求进”的宏观经济政策，国民经济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据国家统计局《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有关数据表明，去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74772亿元，比上年增长8.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3674亿元，增长3.5%，比重下降1.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36770亿元，增长10.8%，比重上升0.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24328亿元，增长8.2%，比重上升1.7个百分点。全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5637元，比上年提高7.5%。市场价格涨幅持续走低，呈现涨幅低、波动小的特征。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上涨0.8%，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8%，涨幅分别比上年回落5.3个和5.5个百分点。这主要得益于正确的宏观调控和农业连续丰收；买方市场形成，市场机制作用增强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的上涨。总体上看，国民经济运行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
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宏观经济趋好的同时，经济运行中长期存在的低效益、超分配、软约束问题依然存在，在解决短期总量失衡问题之后，经济结构矛盾仍很突出，对“大而全、小而全”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缺乏有效控制机制，国有企业的困难在短期内很难消除，对增加货币投放的压力很大。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第一，部分国有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困难并没有明显好转，企业普遍开工不足，效益低下，相当一部分企业生产还不适应市场需求，产品积压问题仍然突出。1997年末，全国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5921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1.7%。企业亏损问题依然严重，1997年末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达1341亿元，比上年末上升11.1%，其中国有企业亏损744亿元，上升8.2%。第二，工业总产值虽保持了较高增长率，但国有企业产值增长率却相对较低。去年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31752亿元，比上年增长11.1%。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完成增加值11726亿元，比上年增长7.1%，其中国有企业完成增加值9894亿元，增长5.4%；集体企业完成增加值11875亿元，增长11.7%；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和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类型工业完成增加值4450亿元，增长13.4%；城乡个体工业完成增加值5533亿元，增长18.1%。以上数据说明较高的工业增长率主要是由集体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的快速增长拉动的。第三，就业形势比较严峻。虽然去年通过实施再就业工程使480万下岗职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了再就业，但年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仍达3.1%，比上年末上升0.1个百分点。
不少人认为，产生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而笔者认为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去年GDP保持了8.8%的增长率，社会总需求的实际增幅并不低。其中消费需求继续增长，与上年同期相比，去年1-4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13.6%、10.8%、9.8%和9.5%；投资需求和投资总量平衡增长，去年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25300亿元，比上年增长10.1%（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8.3%）；外资需求也明显回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大，去年出口总额达1827亿美元，同比增长20.9%，进口总额1424亿美元，增长2.5%，进出口相抵，实现贸易顺差403亿美元。无论是从消费、投资还是出口形势看，目前并不存在社会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对于一些企业来说，不是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是产品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是资金供应不足，而是大量资金被不合理占用和低效益使用。特别是那些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的煤炭和纺织等企业，长期低水平重复建设，低效益的速度型扩张格局仍未改变，大面积亏损和破产在所难免。据了解，去年注入给企业生产发展所需的资金增加较多，除了金融机构贷款多增加以外，企业通过结售汇获得了大量的人民币资金，部分企业则通过股票市场筹集资金。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有关公告表明，去年末狭义货币供应量M[,1]为34826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6.5%。狭义货币量增幅的回升表明去年以来企业实际得到的资金增加较多，资金紧张的状况得以缓解，即期支付能力在逐步提高。应该说，目前的银根是适度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大水浸灌”式的放松银根，而是如何在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下，加快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效益和资金使用效益的问题。
其实，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上述问题，无一例外地都与经济结构的失衡相关联，是我国长期以来粗放型的增长方式造成的结果。目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及市场形势的变化，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不合理的矛盾集中暴露出来。产业结构方面，表现为第一产业薄弱，抗风险能力差；第二产业过散、过滥，整体素质不高；第三产业严重滞后。且一、二、三产业比例失调，产业内部关系不顺。产品结构方面，企业产品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原材料粗加工产品、初级产品比重过大，而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档次产品比重过小，这种产品结构与国内消费需求结构和国外市场需求变化形势形成反差，在工业品库存居高不下的同时，一些基本消费需求难以满足，有些产品甚至大量依赖进口。在企业结构方面，我国的企业规模普遍过小，大而全、小而全，重复建设问题形成顽疾。在地区结构方面，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近年虽快于东部地区，但由于中西部地区基础差，底子薄，地区间发展的差距并未根本消除。并且，地区间产业结构高度趋同。中部与东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率达93.3%，西部与中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率高达97.9%，这种工业结构的高度同化，使地区间的经济优势被淹没。不难看出，经济结构的失衡已构成我国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
二、市场原则调整是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显著特征
建国以来，我国经历过多次经济结构调整。规模比较大的如60年代初针对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而进行的结构调整；70年代末针对十年动乱造成的严重混乱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时间比较近的有80年代初、中期的经济结构调整；80年代末的“治理整顿”等。
纵观以往历次的经济结构调整，尽管内容、形式和方法上各有不同，但在本质上都具有如下三个共同特点。第一，以往历次的经济结构调整，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其方法多为行政手段和强制性经济计划，较易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第二，以往历次经济调整都是在短缺经济（卖方市场）的背景下进行的，基本不存在产品的市场和销路问题。因此，在进行调整时一般只考虑如何增加供给、补充短线产品的问题。第三，以往历次经济结构调整都是靠大量的国家资金再投入进行的。财政拨款是过去投资的唯一或主要的渠道。每次的调整都有大规模的增量资金，以拉长短线产品供给。以上三点，决定了以往的经济结构调整在环境条件、目标要求和手段运用上都比较简单，同时也反复出现“治标不治本”和调整周期频繁、调整成本较高的问题。
始于90年代初、目前正在进行之中的本次经济结构调整，是在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战略目标这一大背景下展开的。我国经济的发展，也由单纯追求片面的数量增长向提高经济效益转变，从而对本次经济结构调整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它实际上是对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旧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总体转换，是对建国40多年以来经济发展失衡和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的总的调整。具体分析，本次调整与以往历次调整相比，有以下几点显著特征：
第一，调控手段不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成时期。因此，经济结构调整已无法像以往历次那样，靠行政命令和下达行政计划来实现，强制性关、停、并、转的调整方法已无法采用，代之而起的只能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行为和规则，如产业政策、金融货币政策和财税政策以及相关的市场法规等。
第二，资金的稀缺性不同。本次调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不能像以往历次那样依靠大量的国家资金投入来进行。回顾改革以来，支持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增量资金在渠道上发生了如下三个阶段性的变化：第一阶段是1979年至1986年。在这一时期，财政是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资金渠道。这时期的改革政策和措施，都是围绕着财政进行的。如价格政策、企业的放权让利、承包责任制等等，最终结果都没有减轻财政负担（或财政补贴），甚至造成了新的财政赤字，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调节功能有所下降。第二阶段是1987年至1994年。这段时间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资金渠道由财政转向了银行，投资政策上实行了拨改贷，国有企业乃至乡镇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均依靠大规模的银行贷款而获得迅速发展。但与此同时，银行的不良资产也迅速增加，呆账、坏账比例提高，防范金融风险成为一项重大经济课题。第三阶段是1994年至现在，国民经济进入一个资金增量不可能大幅增加，而是以现有存量为基础的调整时期。从财政方面来说，国家从1994年起实施偏紧的财政政策，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大大低于“八五”期间的34.7%的水平。从金融政策来看，国家贷币政策的重点是在控制信贷总量的前提下实行“适度从紧”。狭义货币M[,1]的增长控制在17%左右，广义货币M[,2]的增长控制在24%左右，低于以往的水平。财政和银行都不能像过去那样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大量的资金供给。因此，本次经济结构调整是在缺乏大规模增量资金的条件下，以存量调整为基本特征的。其方式方法主要是通过企业间的兼并和破产，实行资产重组，盘活存量，实施资本运营，从而达到调整的目的。
第三，调控的市场条件不同。以往的历次调整，都是在短缺经济（卖方市场）的情况下进行的，而这次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却是买方市场。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与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加上对外开放范围和程度的扩大，外资、外国产品大量进入我国市场，使国内商品市场趋于基本饱和。这使得本次经济结构调整只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下进行。
第四，面临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目前我国无论是产业结构不合理，还是产品结构不合理，均是几十年来历史形成的。企业的冗员、离退休人员、企业办社会等均成为本次经济结构调整中要解决的历史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必然会触及和延伸到人力资源配置结构、社会保险福利结构乃至社会管理结构这样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形成了改革、发展和稳定有机结合条件下的较为复杂的调整状态。不仅如此，本次结构调整中还要追踪当代科技发展步伐，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三、发展资本市场是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切入点
根据本次经济结构调整的特点，笔者认为，本次经济结构调整的切入点应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一）从理论上看，资本市场为结构调整的市场运作提供条件
第一，资本市场可以促进企业的产权转换和重组。现代资本市场不仅是一个直接实现资金供求均衡的交易市场，而且也是一个调节资本存量和资产存量的交易市场。现代企业运行的高效率来自于其资产结构的优化组合，而这种资产结构的优化组合又是以企业的破产、倒闭、兼并、合并等企业的产权流动和重组来实现的。资本市场的发展为企业的产权流动和重组提供了高效率、低成本的转换机制及并购方法，即通过资本市场上证券工具的流动来实现企业的产权转换和重组。第二，经济结构的变动，核心问题是生产要素的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自由流动与重新组合。然而，在计划体制下，生产要素的自由转移往往受到两方面的障碍：一方面是实物障碍；另一方面是条块分割的障碍。在市场体制中，企业产权的资产均采取证券化形态，各种证券资产都具有自身特有的功能，为结构调整提供了可供多种选择的手段和媒体。证券资产所具有的流动性这一内在特性，可以打破实物资产的凝固状态和封闭状态。第三，合理企业规模是优化企业内部生产要素配置的前提。在资产证券化条件下，企业可以按合理的规模要求，通过发行和转让证券资产，实现规模重组。
（二）从历史上看，资本市场对经济结构调整起了促进作用
历史上，现代大工业形成过程中崛起的新兴产业和基础产业部门，极大地刺激了投资的巨额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依托传统的企业自身积累和银行体系的间接融资方式都难以支撑，客观上必然要求引入社会化融资方式。资本市场作为一种社会化融资机制，极大地推动了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升级。西方主要国家（如美、德、英、法）的经济发展史表明，在1870年至1920年间，金融资产证券率约为12%左右，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约为8%左右，而当时的产业结构水平则呈现出农业化向工业化过渡时期的特征，第一产业劳动力在整个就业结构中的占比达50%之多，第二产业占比为25%以上。这些国家发展至今，金融资产证券率已达到5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如美国达到113%。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已达到后工业化水平，不论就业比重还是产值比重，第三产业均居首位。可见，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具有密切的同步联动性。
（三）从我国的现实来看，通过资本市场调整结构具有重要的政策依据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把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国有企业的这一改革战略，包括了两个基本内涵：一个是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实行结构调整，“实行战略性改组”；另一个是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要“以资本为纽带”，必须有一个功能齐全的资本市场作为支撑。因而，从国企改革战略看，它一方面已内在地规定了我国资本市场的职能，另一方面也战略性地提出了通过资本市场调整经济结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发展资本市场，可以从两方面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目标的实现：
第一，发展资本市场，可以为结构调整开辟增量资金本源。如前所述，经济结构调整需要适量的增量资金导入，以带动存量资产的重组。在国家财政和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银行体系已步入困境的情况下，出路何在？一是政府增税和举债。我国税率已经不低，增税显然不现实；举债虽然尚有一定空间，国家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虽不算太高，但在短期内可筹集的国外资金远不能满足国内结构调整的增量资金需求。二是加快银行体制改革步伐，建立商业银行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信贷资金供给制，按市场原则配置资源。但要真正实施起来，如同国有企业改制一样，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三是发展以股票债券为主的资本市场体系，运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机制，与我国国民储蓄结构的变动相适应，引导居民储蓄分流，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与前两者相比，发展资本市场为结构调整筹集增量资金来源，是一个更现实、更可靠的途径。
第二，发展资本市场，可以为结构调整开拓存量调整空间。企业间的收购兼并，是存量调整的一种主要的操作方式。纵观一些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发展史，购并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压力的基本表现形式，不仅屡次掀起高潮，而且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始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认为，一个企业通过兼并其竞争对手的途径发展成为巨型企业，是现代经济史上一个突出的现象。目前我国仅有国有经营性资产就达5万亿元，如何盘活这一巨额的存量，已成国民经济运行中必须面对的难题。资本市场的购并，实质上就是行业、企业和产品的优胜劣汰，通过购并，资源向优势行业、优势企业、优势产品集中，在这一过程中，重点行业得以发展，企业规模得以扩大并形成一大批对国民经济起重大作用的企业集团，形成一大批名牌产品和拳头产品。显而易见，通过购并推进结构调整，将是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大趋势。
四、重塑我国资本市场的具体措施
资本市场的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有着密切的同步联动性，在结构调整中，资本市场自身应有较大的发展。
（一）加快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塑造大批合格的多元投资主体
1.支持和引导国有企业投入实物资产市场进行实物资产交易、买卖。支持和引导国有企业将它们大量闲置而可用的技术设备或企业整体资产，通过实物资产市场进行产权交易转让，实现实物资产流动、转移。实物资产交易，可以是以物量物，可以是货币资金与实物资产交易；可在本地市场交易，也可到异地市场交易。把国有企业动员起来，积极参与实物资产市场交易，就能为社会动员巨额可用资金，实现资产结构重组和资源优化配置。
2.积极引导有投资能力的城乡居民进入资本市场，进行长期投资。目前，由于资本市场发展不快，有投资能力的城乡居民，很少有人能进入资本市场进行直接投资，有钱只能存进银行。也就是说，城乡居民还不能自由地在银行储蓄和证券、面对企业直接投资之间进行选择。据统计，1995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290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37.7%，而同期的股票上市公司市价总值3474亿元，其中城乡居民股份不到1000亿元，只相当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3%。要解决这种个人金融资产单一化、分布不合理的局面和这种大量资金可以利用而没有用于长期投资的状况，只能通过加快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使金融资产多样化，使更多的有投资能力的城乡居民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自主投资。
3.积极引导个体企业、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等进入资本市场，进行长期投资。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引下，我国的个体企业、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和合资企业等发展很快，它们中的一些企业所赚的收益，除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循环周转外，还有相当多的富余。在资本市场发育不良的情况下，它们往往把富余的货币资金，作为个人储蓄存入银行，收取利息。这是资本市场另一部分潜在的投资源泉，可以通过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把这部分资金吸引过来。
4.积极吸引国外投资者到国内资本市场，进行长期投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一大批国外资金，这些外资的引进，往往是以银行贷款和政府贷款的形式，虽然也有国外企业直接以独资和合资等形式进行投资，但比重较小，主要分布在沿海开放地带，布局很不平衡。今后，我国除了继续接受国外国际机构、政府和银行的贷款外，要积极吸引外国企业和个人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直接到国有企业参股，这可以加快部分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调整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使之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
（二）当前发展资本市场的重点应是建立健全资本市场的中介组织
1.以信息沟通为主要职能的产权交易市场或产权交易咨询公司。市场机制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揭示与传递信息。当前我国产权交易活动，包括小企业改革过程中卖方与买方难以沟通，一方面是大量资金（内资与外资）在寻找机会进行投资，另一方面又是大量企业资产“待价而沽”，找不到买主，这都与缺乏信息的沟通有关（有了信息不一定达成交易，但没有信息一定达不成交易）。“产权交易中心”或交易场所的作用就在于使各方面信息得以汇集到一个地方，减少了人们分头搜集信息的费用；产权交易咨询公司则除了帮助当事人搜集信息的功能外，还能为交易人提供有关产权交易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巧。
2.代表千百万小投资者进行专业资本经营活动的“投资基金”。企业改制中价值难以实现、国有资产重组改造难以迅速推开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缺少社会资本来购买现有资产。但是在另一方面，社会上其实存在着不少闲散的资金。但个人少量的资金难以在现代条件下单独从事投资活动，而且对个人来说，多数也缺乏资本经营活动的专门知识。投资基金实际上提供了两种东西：一是资本集聚的机制；二是资本经营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多搞一些投资基金，一方面把闲置游资固定到投资活动中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与保持较高的国民储蓄率，从而使高速增长持续下去。这种资本经营活动所涉及因素较多，对个别投资人来说风险较大，容易发生投机与欺诈，因此需要较为严格的法治与政府管理。但这恰恰要求尽早起步，在实践活动的发展过程中摸索与积累起管理的知识与经验。
3.既起沟通信息作用，又从事资本经营，从资本的买卖中赢利的投资中介公司。这种投资公司并不以对实业的长期投资作为自己的业务，但也不是以债券（股票）投资为经营对象，而是从事企业资产买与卖的活动。它起到两种作用：一是通过利用专业投资与管理的知识，对现有企业（往往是经营不善的企业）进行改造，使现有资本增值；二是联结最初资本所有者与最终长期投资者的信息沟通与交易的实现。
（三）配套完善资本市场法规建设，建立有效的市场运作监管体系
国务院颁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对上市公司的购并作了相应的规定，对于发挥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其不完善之处也日见明显。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对购并一般都有详尽的监控体系。按我国规定，任何法人持有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5%的流通股且以后每增持2%时，必须履行公告义务。如果购并公司持有目标公司30%的股权则需一个较长时间，由于上市公司流通盘普遍偏小，易于引发股市震荡，并且增加购并成本而导致购并失败。我国证券法规体系尚在完善之中，几乎每一个大宗股权转让案例都对现行的法规提出了挑战。客观地讲，现在我们对资本市场的管理不够严格，存在着上市公司经营及信息披露不规范，上市公司与证券机构联手操纵股价，证券机构给客户透支等问题，使我们的证券市场更多地表现为投机盛行，给市场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因此，我们应规范上市公司和投资机构的法人行为，吸引社会资金、机构资金和各种专门基金投资资本市场。加强资本市场法规建设，建立有效的市场运作监管体系，是纯化资本市场组织体系的内部保障。
（四）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步伐，积极探索公有股流通途径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资本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功能的制度前提。我国现有的上市公司，绝大部分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目前看来，需要解决三个问题：(1)必须真正落实公司法人产权，任何出资人，包括国家在内，都只能享有终极所有者权利，不得直接干预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企业必须拥有法人财产的处置权，这是法人股流通的必要前提。(2)必须解决国有股运作主体缺位问题。国有股流通一直是困扰我国股市发展的一大难题。国有股受其内在本质属性与外在体制环境的双重力量的挤压，必须要求流通。但国有股流通，在操作上首先要解决运行主体缺位问题。如果占公司股本总额较大比重的国有股长期处于呆滞状态，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将难以实现。(3)要积极探索公有股流通的途径。近几年来的购并案例或涉及二级市场，或通过协议转让，涉及A股、法人股和国有股，出现多种模式。对于已出现的购并模式，可选择进行试点完善，在新股扩容的同时，为公有股流通留出一定的空间，这样，即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扩大市场容量，又可以保持市场运行的相对稳定。
（五）采取得力措施，矫正资本市场的功能缺陷
应该说中国资本市场在短短几年里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特别是1996年以来更是有长足的发展，但许多问题还是明显存在的。比如目前资本市场主要发挥筹资功能，而其他功能如优化配置资源、信息传递、综合反映等功能则非常淡化，甚至基本不发挥作用，市场功能缺乏完整性，其作用的发挥受到较大制约。又如，市场监管体系尚不科学，法律制度尚不完备，由此造成违规现象层出不穷，市场投机行为盛行，市场交易的基本原则经常遭到破坏，这种局面不得到彻底扭转必然会削弱市场存在的基础。再如，资本市场投资工具尚不够丰富，单以证券市场而论，股票市场的过热与债务市场的清淡显然是不协调的，更是不利于资本市场整体的发展的。这些问题如果不给以足够的重视并加以解决，肯定是不利于资本市场的未来发展的。今后工作的重点应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限制资本市场融资功能的过度发挥。这主要应该通过对企业的规范化建设和经营机制转换来实现。只有企业真正懂得了资本市场的意义，树立了资金成本观念，真正建立了预算硬约束机制，才能改变其高投资欲望的形成机理，资本市场也就不至于成为企业的“摇钱树”，投资者也不能变成真正的受益人。靠短线炒作所获的利润是不可能长久的。
2.矫正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职能。资本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关键在于其形成合理的内在利益导向机制。我国资本市场引导资源误配置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比价关系，即真正短缺的基础产品和急需大力发展的支柱产业由于处于产业链的上游，出于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恐惧，其价格尚未能体现其内在价值，从而限制了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由于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发展关系到国民经济的长久潜力，所以这一步也不能久拖不决，而应尽可能早解决。
3.大力开拓资本市场的产权职能。这首先要求我们更新观念，加深认识，要让理论界和决策当局充分认识到资本市场的能量。资本市场不仅是一个融资市场，它更是一个产权复合和产权流通的市场，而这一点在我国改革时期尤为重要。我们要组织力量建立起资本市场产权融通的组织领导体系，并选择一批企业作为试点，待条件成熟后再予以推广。此外，还要加强资本市场中介机构的建设，提高产权融通效率。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发展会计、审计和评估中介，并推进这些中介机构的独立化；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业。投资银行是资本市场上最重要的中介服务供给商，它是集证券发行、理财、咨询、融资等金融职能于一体的新型市场主体。当前应该让一部分证券公司或信托投资公司逐步发挥完善的投资银行职能，等到时机成熟再建立或者培育独立的全功能的投资银行体系。不过，必须禁止商业银行介入投资银行业，以控制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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