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前沿哲学笔谈——生存哲学在当代中国之缘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笔谈论文,新世纪论文,缘起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我们回首中国20世纪哲学领域并前瞻哲学在21世纪的发展时，我们有理由把视线投向许多人似有所闻而又感到陌生的一种哲学——生存哲学。“似有所闻”，是因为在80年代一度流行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存在主义思潮就是强调人的“生存”的，而“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直译就是“生存主义”；“感到陌生”是因为立足于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存性状探究和阐释当代中国人和人类生存问题的“生存哲学”，还处在初创阶段，人们还很少见到以“生存哲学”为题的著作，然而，如果撇开形式而关注思想内容，那么，可以说，在我们今天已经熟悉的实践哲学、文化哲学、价值哲学、交往哲学、发展哲学、人学、美学中，在虽未以哲学自许或自诩但其实充满了哲学思考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论著中，是不乏生存哲学的旨趣的。其实，生存哲学不过是现代哲学的代名词。而在当代中国，一种具有普遍意义和独立存在价值的生存哲学，正在形成之中。
近代以来，在中国，“生存”是一个使用率颇高的词汇。从先前的“生死存亡”，到后来的“球籍问题”，直到当下人们感叹“生存”似乎越来越不易，“生存”之于我们不仅一向是不言而喻的基本事实，而且还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又不断萌生的困难重重的基本问题。因此，看到“生存哲学”这样的字样，人们马上会想到自己常常念叨的“生存”问题，想到时下各种讲生存“谋略”、生存“技巧”的畅销书，并会联想到由计算机所造成的“网络生存”、“虚拟生存”。由此而将“生存哲学”解读为对上述各种生存问题的哲学“思考”或“解答”，并想当然地认为，哲学本来就应当是关于“生存”的哲学嘛！但如果哲学从来就是所谓的“生存”哲学，那么，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出现的“生存哲学”又有什么特殊性可言？
其实，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生存哲学在中国的兴起有着学理和现实两方面的深刻原因。
首先，从世界范围看，哲学在19世纪中叶所发生的范式转换仍在进行之中，这个转换就是从近代认识论向现代生存论的转向，后现代思潮同样涵盖在这一转向之中。古代的哲学本体论天才地直觉到人与天地万物的区分和一致，以本源（“道”、“是”）为一切之所出、一切之所归；近代的哲学认识论则致力于把人从大地和万物中提升出来，极力地张扬人的理性和精神，使之成为遗世独立、绝然无待的主体；现代生存论则使人重返大地和万物之中，通过在具体生存境遇中的生命意识、生存感受来抉发生存意义，实现本真生存。可以说，哲学的“生存论”作为哲学的否定之否定，是古代本体论和近代认识论的合题。现代哲学生存论指的是人的生存在哲学中的自觉表达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自批判自超越的辩证思维及精神气质。这种思维和气质既不能归结为单纯的西方哲学史上的“逻各斯”精神亦即理性主义精神，也不能归结为外在于“逻各斯”的“努斯”精神亦即狭义的“生存论”取向，而是两者的辩证综合；这种思维和气质既不同于经验主义和单纯的感性直观，也不同于形而上学及其本质主义，因为它们虽然也都生发于人的生存活动，但却要么停留于生存的表层和边际，要么把人的生存抽象化、概念化，并因此与人的活泼生动的内在生命相脱离，成为从外面强制人的生存的实体性思维模式。而哲学的生存论维度则维系于人的生存的生命向度，以人的生存的自我创生、自我确证、自我理解为其理论坐标和视界。自觉而充分地体现哲学的生存论维度并真切地把握住人的本真生存或生存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的哲学，就是“生存哲学”。这种哲学也是我们走出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之后，应当选择的新的理论出路。
其次，如果从西方哲学和社会发展的逻辑来看，现代“生存”主题的凸现，既意味着对近代“理性”主题的反叛，又是对这一主题的深化。“理性”在形而上学的哲学中登峰造极，从而形成了理性万能的神话和霸权。由此产生的悖论不能不导致“理性主义”的瓦解。“理性”只能是人的理性，尽管人的理性是人的类属性、普遍性，因而具有高于个体并提升个体的品格，但它最终还是要落实并体现于每个个体的感性的生存。中国虽然没有“理性”的独断和科技的异化，却有与此类似的传统宗法伦理的独断和反映在思想文化上的“一元”或“一统”的整体取向以及对个人生存的侵害。在中国，一元“整体主义”几乎取得了“理性主义”在西方同样的地位。一元“整体主义”及其“宏大叙事”在近现代中国的延续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整体”、“根本”、“全局”相对于“个体”、“枝节”、“局部”固然是有统摄性，但却不能不依赖于后者并最终落实于后者；“大叙事”与“小叙事”、“大字眼”与“小字眼”也完全是相对的，它们互相贯通、互相制约；如果“大”仅仅因为其“大”就被神圣化、绝对化，那它反而会否定自己，走向反面。“大”与“小”的辩证法在国际共运和中国现代政治运动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人们再也不无条件地相信“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这样的政治与道德合一的“绝对律令”了。历史本身就在进行着所谓的“现象学还原”。
无疑，“现代化”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而言也具有整体性，也是宏大叙事。那么，在“现代化”的名义下，个人意志和自由是否仍会遭受侵害？如果搞“现代化”就可以剥夺个人的选择和自由，“现代化”仍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基础，这种悲剧就势必要重演，而如果尊重个人的权利，如果以主体多元的市场经济为基础，那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改革以来，我们正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实现“现代化”的，也正是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后现代”话语对“现代性”的批判，才引起我们普遍的关注并逐渐领悟了它的正面意义。显然，强调生存的个体性和社会性、主观性和客观性之统一的生存哲学已经获得了它得以生长的土壤。
再次，当代人类正处在生存方式的巨大嬗变之中，中华民族的生存也只能在这个背景下展开。人类传统的生存方式是以“民族—国家”为本位，并且以民族利己主义为取向的。由此导致了民族之间的以强凌弱，以大欺小，并加剧了民族内部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分裂与对立，到头来，使人起码的生存也发生了问题。在人类走向普遍交往的初始阶段，各民族不可能不以自己为本位并根据自己的利益展开“生存斗争”。这种“生存斗争”由原来的所谓“丛林”法则过渡到有规则的市场竞争，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市场竞争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生存斗争”的取向和实质，而越是随着人类一体性的加强，尤其是到了当今“全球化”时代，激烈的竞争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类内部冲突，与人类作为生存共同体所需要的“和平共处”的反差就会越加强烈。人类的实践已经表明，通过废除市场经济这种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的经济形式，是不可能给人带来更大自由的，市场本身可以规范、完善，而社会的政治、文化也完全可以在市场之外相对独立地发展并帮助人们建立起自由交往的公共空间；现代交往应当是以差异和个性为前提，以理解、宽容为原则，以共生和双赢为目标的交往。只有这种交往，才能通向马克思所企盼的“自由人联合体”。就整个世界而言，人类更加内在的一体化以及由此所要求的社会本位、人类本位将为缓解并转换以民族、个体为本位的生存竞争创造前提条件。一旦作为统一的生存共同体的人类缔结出“自由人联合体”，人与自然也就会建立起合乎人与自然本性的共生共荣的生存论关系。
总之，笔者认为，生存哲学是作为对近代以来人类生存方式越来越严重的悖反性质的反省活动而兴起的。面对传统信仰瓦解、工具理性过度扩张和人的生存意义的迷失，从近代主体形而上学中转化而来的现代生存哲学明确地将目光投向人的生活世界。生存哲学力求从人的具体的生存境遇出发、通过对人的生存的重新理解和阐释，为人类走向本真的生存提供新的思想范式。但是，从个体的内在体验和信念出发的西方生存主义（存在主义），由于其浓厚的主观主义和反智色彩，而导致了视界的狭窄和严重的盲点，难以全面地观照和真正地理解人的生存。有鉴于此，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立足中华民族和人类现实的生存实践活动，运用中国现代哲学的研究成果，积极展开了与西方生存主义哲学的对话和思想碰撞。正是在这一对话和思想碰撞中，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生存论思想得以敞开和朗显，西方生存主义哲学的合理因素得到拯救和重构，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生命哲学）的生存论思想也同时得到创造性转换，一种真正作为人的生存的自我批判、自我创新的精神而存在的、具有当代人类视野的生存哲学在中国迅速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