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祖本问题补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浒传论文,祖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竺青、 李永祜先生题为《〈水浒传〉祖本及“郭武定本”问题新议》（下称《祖本新议》）的考据文章，以独具见地、坚实有力的学术创获，打破了《水浒传》祖本考证长期以来裹足不前的僵滞局面，给人诸多启发。笔者拟在竺、李二位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就《水浒传》祖本补充说明两个问题。
一、《水浒传》祖本的居间特征
探考祖本对厘清《水浒传》的原始面貌、成书年代及著者等疑难问题都有极重要的学术意义，因而不少学者都力图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形成了近几十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但多数观点或囿于前人成说，或拘于现存版本，难免株守因袭、孤陋臆断之嫌。《祖本新议》举证高儒《百川书志》著录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下称“目标版本”）为“现知所有明代《水浒传》版本的祖本”，表现了超越前贤的识见。
《祖本新议》的证据材料坚实充分。为探寻《水浒传》祖本的踪迹，两位作者从明代人的记述、著者题署用词及宋元话本的体制特点三个方面对目标版本做了扎实充分的论证。行文虽也时有推断猜想的成分，但其中包涵着两条言之凿凿的证据。其一，把《百川书志》的著录与郎瑛《七修类稿》及钱希言《戏瑕》中的话相参照，可知后二书所说的《宋江》，实际上就是目标版本。不仅从时间推断早于现知的一切明代《水浒传》版本，更重要的还在于著者题署中“的本”一词是元代刻书业的特殊用语，由此为这一时间推断提供了有力的事实根据，并在理论上使目标版本与现知的其他明代《水浒传》版本的历史地位有了本质区别。其二，把钱希言《戏瑕》中的话与明末人对“郭武定本”的评论相参照，并援引李永祜先生的另文考证可知（注：李永祜：《〈水浒〉成书“嘉靖说”质疑之二》，《水浒争鸣》（第五辑）， 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文待诏（征明）诸公”青年时代（弘治元年至十八年之间，即1488—1505年）听人说的《宋江》，亦即目标版本，保留着宋元话本的某些体制特点，因而具备了作为《水浒传》祖本的另一重要条件。
《祖本新议》的学术思维深邃辩证。与一锤定音地指认某种版本为《水浒传》祖本的传统做法不同，《祖本新议》一方面规定，所谓祖本，“是指被施耐庵、罗贯中集缀而成的‘大部《水浒传》’，具体地说，即以百回本为主的各种版本的最早本或‘原本’”（重点原有），另一方面下结论却审慎而留有余地，称目标版本是“现知所有明代《水浒传》版本的祖本”（重点引者加）。前者从《水浒传》祖本的特殊性出发，指出《水浒传》的最初成书与前此各种形态的水浒文学的本质区别，从理论上给《水浒传》祖本以确切具体的规定，后者则从目标版本与现知所有明代《水浒传》版本的关系肯定了目标版本的祖本性质。换句话说，《祖本新议》并没有遽断目标版本就是《水浒传》的“最早本或‘原本’”，而是从它既带有元代刻书业的行业用语及宋元话本的体制特点，又早于现知所有明代《水浒传》版本的居间特征，断言它是最近于“最早本或‘原本’”的一种版本。这就既准确地描述了目标版本的客观地位，又为《水浒传》祖本研究的未来发展及考据发现留有充分的余地，从而使关于这一课题的学术思维告别了妄猜臆断的孤陋经验直觉，获得了系统化、连续性的逻辑推论品格。
《祖本新议》的学术创获使笔者注意到《水浒传》祖本一种更深刻的居间特征，亦即体现《水浒传》祖本自身特殊性的居间特征。从南宋到明初的二百年间，“水浒文学”经历了民众口传、艺人说话、水浒杂剧等几个阶段，使得版本问题在《水浒传》成书之前就已经存在，故而有论者称“《宣和遗事》……才是《水浒传》最早的底本”（注：陈中凡：《试论〈水浒传〉的著者及其成书年代》，《南京大学学报》1956年1月号。）。《水浒传》成书之后，出于不同动机的编次、增删、 腰斩、考订，延绵至今，且竞相以“京本”、“古本”、“原本”自相标榜，《水浒传》的“创作”似乎仍在继续。这种情况无疑增加了《水浒传》祖本探考的难度，同时也使此项研究的学术内涵更为丰富。理论上的《水浒传》祖本，应当是《水浒传》创作生成过程与传播接受过程的分界点与联结点。成书之前各种形态的水浒文学，不应被看作《水浒传》的创作素材，而应看作是把水浒文学的原始胚胎发育为《水浒传》这一成熟婴儿所必须经历的过程，直接就是《水浒传》创作的前期活动。成书之后好事者的编次、增删、腰斩、考订，并不具备真正创作的美学功能，只是在背离了文学批评之基本规范前提下对《水浒传》师心自用的读解与阐释，应属于不规范的文学接受活动。因此，判断某一版本是否祖本，一方面看其内在诗性结构能否与《水浒传》成书之前的各种水浒文学构成最直接的创造性继承关系，另一方面看其是不是《水浒传》传播之主流版本当中刊刻时间最接近于其成书年代的版本。就《祖本新议》的目标版本而言，著名题署的用词和宋元话本的体制特点表明，它是现知明代《水浒传》主流版本当中刊刻时间最接近于其成书年代的版本；其《忠义水浒传》的书名，反叛、忠义、行侠统一于替天行道的内在诗性结构，以及聚义、招安、征方腊的基本叙事板块，又表明它直接就是对由《东都事略·侯蒙传》招抚宋江征方腊动议、《宋江三十六赞》“不假称王，呼群保义”、《宣和遗事》三十六天罡“广行忠义，殄灭奸邪”以及以替天行道为核心的元代水浒戏所体现的文学精魂的创造性继承与升华，从而在内在神髓方面具备了作为《水浒传》祖本的决定性条件。着眼于这种居间特征探考《水浒传》祖本，无疑深化了对课题的学术理解，不仅有助于对百回繁本《忠义水浒传》在现存版本中正统地位的进一步科学认定，而且有着打通版本考证与本文批评之隔阻的方法论意义。
二、从祖本题署看《水浒传》著者问题
作为一篇重要论文，《祖本新议》的学术意义是多方面的。不仅为《水浒传》成书的“元末明初”说提供了新的可靠佐证，还在版本的繁、简关系上印证了“简本虽源出繁本，却不是现存的繁本，而是更早期今已佚的繁本”之论断的正确性（注：马幼垣《呼吁研究简本〈水浒〉意见书》一文转述韩南教授的观点，见于《水浒争鸣》（第三辑），第192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此外， 也给长期以来各执己见的《水浒传》著者之争讼带来新的转机。
今人关于《水浒传》著者的学术争讼，除“施耐庵为郭勋或其门客托名”说已被证明不成立之外，主要观点有三种：一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说；二是“施耐庵著”说；三是“罗贯中著”说。如果从《水浒传》版本及题署流变史的角度看，三种观点都是对现知祖本（即前称“目标版本”）题署的不同理解或取舍而形成的。
祖本“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著者题署，不仅可以从郎瑛《七修类稿》“《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必有所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的话得到直接印证，从钱希言“《水浒传》成于南宋遗民杭人罗本贯中”（许自昌《樗斋漫录》）与“郭故跗注大僚，其于词家风马，故奇文悉被铲剃，真施氏之罪人也”（《戏瑕》卷一）两段看似自相矛盾的话得到间接印证，其基本意蕴还在明中叶以来《水浒传》主流版本的著者题署或刊刻序言中得到继承和保留。现存郑振铎藏嘉靖残本与天都外臣序本百回《忠义水浒传》，稍后袁无涯刊本百二十回《忠义水浒全传》，有着“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的一致题署。所谓“集撰”，是汇集前人遗留的水浒文学资料撰写成书的意思，与祖本题署中的“施耐庵的本”正相呼应；而“纂修”与“编次”、“编辑”的意思相同。容与堂刊本与芥子园刊本百回《忠义水浒传》虽未题撰著人，但容本李卓吾序与芥本大涤余人序均笼统并称“施、罗二公”或“施、罗”，显然与祖本著者题署有一脉相承的遗传关系。1949年后，人民文学版与上海人民版《水浒全传》根据这种不分主次的“施、罗”并称径署“施耐庵、罗贯中著”，已经与祖本题署的原意相距甚远了。
祖本题署中的“施耐庵的本”又成为后世推断《水浒传》为“施耐庵撰”或“施耐庵著”的根据。“的本”与“底本”’相通，亦即抄写、刊印、校勘、编次等所依据的“原本”或“真本”。这说明在经罗贯中之手“编次”之前，就存在着“钱塘施耐庵”著的《忠义水浒传》“原本”或“真本”了。钱希言指责郭勋削去《水浒传》回前致语的做法“真施氏之罪人也”，显然已把著作权判归了施耐庵。胡应麟是明中叶以《水浒传》为“施耐庵著”态度最坚决且做了有力辨析论证的一个人。他曾言：“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其门人罗贯中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绝浅陋可嗤也。”“郎（即郎瑛）谓此书（即《水浒传》）及《三国》并罗贯中撰，大谬。二书工拙深浅，若霄壤之悬，讵有出一手之理？世传施号耐庵，名字竟不可考。”（《少室山房笔丛》）胡应麟无视“撰”与“编”的区别混而言之，是其粗疏不精严之处，但他提供了否定罗贯中为《水浒传》撰著者的极为有力的本文证据。明末清初人金圣叹断称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为“施作罗续”，遂强造《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其“腰斩”之过虽不可恕，却使《水浒传》为“施耐庵撰”的观点随着金评本的流行而广受认同且深入人心。今人倡《水浒传》为“施耐庵著”，虽有《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在思想倾向及语言风格上的强烈反差做根据，但也遇到施耐庵身世行迹甚至“名字竟不可考”的特殊困难。
以祖本题署为据断言罗贯中为《水浒传》著者也有看似充分的理由。明代文人一般不对“撰”与“编”做严格区分。对于《水浒传》、《三国演义》这类在民间创作基础上成书的长篇小说，人们习惯上总是把最后编定者视为书的作者。根据这一逻辑，人们把“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与“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前本《忠义水浒传》两部大书都看作是罗贯中的作品。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与王圻《续文献通考》都称罗贯中“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现存的明代属简本系统的《水浒传》刊本，多数仅题署“罗贯中编辑”，显然是把祖本题署中的“施耐庵的本”删去了。此外，天都外臣《〈水浒传〉序》、王圻《稗类汇编》以及清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均据“故老传闻”认定罗贯中为《水浒传》著者，这其中当然也有受祖本题署影响的因素。承袭并坚持这一观点的今人，多强调“施耐庵无征可信”（罗尔纲），“历史上不存在‘施耐庵’其人”（王晓家），借以表明罗贯中才是真实可信的《水浒传》著者。罗尔纲把《三遂平妖传》（罗贯中编撰）与容与堂本《忠义水浒传》对勘，发现前者有14篇赞词分别插入后者第1回至93回，由此虽无法证明他“罗贯中著《水浒传原本》到71 回‘梁山泊英雄惊恶梦’结局”（注：罗尔纲：《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第81至8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并参照罗尔纲“考订”《〈水浒传原本〉（罗贯中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的观点，却有力地证明现存百回繁本《忠义水浒传》的确打有“罗贯中编次”的本文印记。
参照《祖本新议》的启示，综合分析诸家之说，笔者认为，《水浒传》逻辑祖本（即最初成书时的手稿本）的著者应为施耐庵。《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现知刊刻祖本都经“罗贯中编次”之后而刊刻，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罗贯中“编次”之前的“水浒”与“三国”各是什么样子？现知“七实三虚”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成书之前，不仅有陈寿所撰《三国志》65卷为其所本，更有已初具长篇小说规模的元刊《三国志平话》供其因袭。尽管从拥刘反曹倾向和基本情节骨架的一致性方面，《三国志平话》可以看作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初级形态，但前者在篇幅上毕竟只是后者的十分之一，前者与后者是书名不同、规模悬殊的两部书，靠了罗贯中的创造性艺术加工，才完成了由前者到后者的质的飞跃。从史传文学《三国志》到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罗贯中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理应被视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著者。《水浒传》现知的刊刻祖本题署为“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则意味着罗贯中之前已经有施耐庵撰著的《忠义水浒传》存在了。石昌渝先生的研究指出，与《三国演义》这类由一个粗略故事逐渐填充而丰满成形的“滚雪球”式的成书方式不同，《水浒传》的成书是聚合式累积的联缀式结构，它的故事本末是若干个原本独立的平话或话本小说，因其故事人物具有时间空间的同一性以及主题的内在联系，最后被一位文章高手熔为一炉，于是有了不朽巨著《水浒传》（注：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第295页与319页，三联1994年版。）。由此论之，《水浒传》成书之前，并没有类似于《三国志平话》的小本“水浒故事”或曰“微型水浒传”存在，“罗贯中编次”依据的“的本”，在规模上必定是“集缀而成的‘大部《水浒传》’”，并且其书名很可能就叫《忠义水浒传》，而施耐庵正是那位集缀各自独立的平话或话本而创作这一不朽巨著的大手笔。否则，罗贯中断断乎不会把自己集缀总成的《忠义水浒传》题署为“钱塘施耐庵的本”。在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滥觞期，联缀原本独立的平话或话本，以个人创作增补缺漏或薄弱部分，形成具有整体意识和有机联系的“聚义、招安、征腊”之叙事结构，无疑具有拓荒性意义，远比填充一个现成的三国故事困难得多。考虑到《水浒传》以流畅纯熟的古白话写成、有着丰富思想意蕴与美学心理张力等惊人艺术成就，则更需要一位参得透人生、静得下心来、花得起功夫的文学天才或曰语言大师，倾注毕生精力才能集撰而成。正所谓《水浒传》“与天地相终始”的永恒艺术魅力，系作者“面壁九年，呕血十石”（容与堂本卷首）为之，“必至于心绝气尽，面犹死人，而后其才前后缭绕，始得成书”（《第五才子书·序一》）。关于罗贯中，《录鬼簿续编》有其简要生平，明代文人还谈及有关他的“故老传闻”，田汝成等称其“编撰小说数十种”，现知经罗氏“编”或者“撰”的作品至少有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和杂剧《风云会》等，足见在其生年是一位颇有知名度的以编书为职业的书会才人。作为元明之际职业编书者的罗贯中，显然没有足够的精力、才具和心气长时期投入到《忠义水浒传》的集撰中去。至于施耐庵，除施氏号耐庵并撰著《忠义水浒传》这一点之外，人们对他的生平、行迹、家世一无所知（注：根据刘世德先生的辨析，在江苏兴化等地发掘的施耐庵文物史料当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项真实可靠、能排斥任何反证”的信史证据，因此略而不论。在我看来，后世好事者的这种穿凿附会，恰恰成为施耐庵这位隐逸的大文学家之文化美学魅力的一个明证。）。而书中所体现的“身在水浒，心怀忠义”的忧患意识，是宋元以降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文人儒士心态的艺术折射。种种迹象表明，施耐庵是一位隐逸于当世、寂寞于身后的大文学家。如同《离骚》之于灵均、《史记》之于史迁、《西厢记》之于王实甫、《红楼梦》之于曹雪芹一样，永驻人间的《水浒传》，既是施耐庵呕心沥血艺术创造的结晶，又是施耐庵其人生命存在的一种确证。现知祖本“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题署以及明代主流版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的题署，则是判定《水浒传》为“施作罗编”的可靠证据，由此推知施耐庵为《水浒传》之逻辑祖本《忠义水浒传》的唯一撰著人。因而，一切《水浒传》现代版本（注：《水浒传》的一切现代版本，包括作为经典文学作品供广大社会读者阅读而出版的百回本、七十回本《水浒传》及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均应题为“施耐庵著”，并把罗贯中的名字从《水浒传》的著者题署中删除。因为，自《忠义水浒传》成书以来，对其做过增删、腰斩、考订等“编次”工作的，远远不止罗氏一人，施耐庵作为《忠义水浒传》集撰人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却是无人可以替代或比拟的。
附带地说，笔者不同意《祖本新议》关于“郑藏残本《忠义水浒传》即郭勋刻本”的学术论断。其理由有二：一是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 不应轻易否定晁瑮《宝文堂书目》的可靠性； 二是郑藏残本第51回的入回诗恰恰证明郑藏残本不是“削去致语，独存本传”的“郭武定本”。当然，这是一个需要专门进行探讨的复杂问题，笔者仅凭感觉存疑而已。
责任编辑注：竺青、李永祜一文见本专题1997年第12期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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