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几点讨论（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论文,社会主义经济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3—0022—06
三
新中国的童年时代，“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但是怎样去取得这种经验呢？是用坐着不动的方法去取得呢，还是用走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学习的方法去取得呢？不实行五年计划，不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作，我们怎么能够取得工业化的经验呢？”[1](419) 毛泽东提出，“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1](430) 毛泽东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决地大胆地进行经济建设，体察别人的经验并取得自己的经验。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人民群众的活动，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劳动成果和物质利益，才能健康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经过“一五”计划的实践，毛泽东在分析了“二五”计划一年来的情况后，发觉要克服“共产风”所造成的一系列错误，必须将县、公社、大队从生产小队和社员那里无偿调来的资产尽快地还给他们。1959年，毛泽东把一篇《介绍山西经验》的报告批转到全党，要求全党注意：“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为什么呢？算旧账的问题，物归原主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对干部、对人民群众关心和负责任的政治问题。由此，毛泽东提出了这样一个思想：“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毛泽东把价值法则看作“是一个伟大的学校”，[2](34) 就是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自觉地走进这所“学校”，在学习和贯彻价值法则中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价值法则是共产党人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切入点，从这里入手，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和办法。
那么在“价值法则”这所大学校里首先要学习和研究什么呢？毛泽东提出了这样几个需要学习和研究的问题。
第一，“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
这是毛泽东经济工作和经济思想第一位的问题，也是毛泽东把苏联经济理论工作者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做了一番改造而提出的一个新命题。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而农民问题是刚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这个命题的提出，建筑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和出发点。
在东方这样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农民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毛泽东发现，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全国发生了这样一类情况，“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建国初期，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团结了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了，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肯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会马上打破脑袋。这是不认识五亿农民，不懂得无产阶级对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毛泽东告诫全党，一定要高度重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才能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进入到高一级的生产关系。[3](436—438) “中国革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必须谨慎小心……现在发生的问题，还是在相当多数的干部中不懂农民问题，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看，甚至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明。这是从右到‘左’的转化”。[4](45) 这个问题的提出，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指出了方向。
毛泽东多次地、反复地提到价值法则，这是为什么呢？马克思揭示出价值“是社会劳动的结晶”；说这个物品有价值，是因为在这个物品中有“体现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谓结晶了的社会劳动”。[5](68) 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无疑，尊重价值规律就要尊重人们的劳动，按价值规律办事就是平等地交换劳动成果。毛泽东所以反复地告诫全党要尊重价值法则，就是要求全党重视和保护农民的劳动。因为这不仅是经济问题、理论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农民有劳动所有权，有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所有权，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忽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他们在看书本时是马克思主义，碰到经济实践，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思想很混乱。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办，在政策上犯了错误，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就要把农民引导到敌人那里去。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严重注意。”[4](42)
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干群关系，从大的方面说，本质上是一个尊重农民的问题。按价值规律办事，就是保护农民的劳动成果。而当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正是不按价值规律办事的时候。因此，按价值规律办事就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第二，“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
社会主义时期还要不要商品生产，对现在的人来说已不成问题。但是在这之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有过深刻教训。苏联建国初期，搞过一段“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农民“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6](547) 但是列宁很快就发现了问题， 明确告诉布尔什维克，“战时共产主义”是“我们的错误”，“我们在这一点上遭到了严重的失败”，纠正这个错误必须“作战略退却”，实行新经济政策；[6](575) “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业主’，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6](570) 在我国1958年经济建设的热潮中，毛泽东发现，“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4](39) 毛泽东及时制止了这种倾向。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毛泽东指出这里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一些同志没有认真学习恩格斯的著作，把现实中的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误解为恩格斯在理论上提出的全部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将发生的消除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从而在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经济生活中怀疑和轻视商品生产仍然具有的巨大作用。另一个原因是，一些人之所以主张“消灭商品生产”，无非是“向往共产主义”，“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4](38—39)
为了克服这种片面幼稚的思想认识，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认真读书的建议，要求全党同志研究商品经济的历史，研究苏联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以身作则，在各种会议上讲解商品生产的历史及其特点：“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奴隶时代商品生产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毛泽东指出，苏联有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毛泽东特别注意爱护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同时又认真地纠正由于经验不足而发生的错误，及时地告诫全党，注意防止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不可能的。”[3](434)
毛泽东提出的“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的论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是执政的共产党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和区别的一个切入点，只有全面准确地把握了这种本质差别，才能树立起正确对待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商品生产的态度，才能正确地对待和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才能比较顺利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无疑，“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写作的一个重点问题和主要内容。
第三，学会“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
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郑重地告诉全党，我国“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号召全党学会“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3](436) 他是这样认识这个问题的：
——农民“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商品来换取他们需要的商品，你不给他东西，不给他货币，不用买卖的形式同他们进行交换，他们就不愿意把东西让给你。不要以为中国的农民特别进步，有些地方看起来好像要啥拿啥，实际上很痛心”；[4](54)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极端重要性在于，它是“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4](45) 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首先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为了五亿农民，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为了引导五亿农民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这方面，商品生产还是一个有利的工具，这点应当肯定，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4](51)
——“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3](435) “京、津、沪郊区农村之所以比较富裕，是因为这些地方商品生产比较发展，商品交换比较发达。社会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社员的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生产不可太单调，不能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要多搞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4](39)
我国“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这样的思想转变为全国人民的自觉实践，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显然，只有经过商品生产这个阶段，才能学会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才能学习和继承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有益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成果；只有做好商品生产的工作，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才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做好商品生产的工作不是共产党人的权宜之计，而是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最基本的能力和本领，只有当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覆盖全球的时候，才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第四，“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
早在抗日战争年代，毛泽东针对根据地经济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要求根据地的公营企业必须“建立经济核算制，克服各企业内部的混乱状态”；[7](463)“改善工厂的组织与管理，克服工厂机关化与纪律松懈状态”；告诫他们只有在“有了严格的核算制度之后，才能彻底考查一个企业的经营是否是有利的”。[7](466) 毛泽东在那时形成的经济核算制的管理思想和经验，有助于他后来发现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经济建设工作就突出出来，毛泽东向全党指出，“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2](134) 因而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2](134)
毛泽东凭借几十年来管理革命根据地和新中国的“我们的经验”，深刻地看出，“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2](129) 毛泽东认真研究了苏联经济管理的经验，发现苏联理论界在讨论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2](129) 怎样才能使劳动者参与到企业的管理和监督中来呢？怎样保障劳动者的这种管理的权利呢？毛泽东是这样做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2](35)
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科学办法不会出自书本而只能来自生产建设的第一线。1960年3月， 毛泽东深入研究了鞍山市委关于本市工业战线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敏锐地发现，全国最大的企业鞍钢由于加强党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领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各级领导改进了工作方法，批判教条主义，大胆地改变了苏联专家推行的一长制、经济和技术挂帅、依靠少数专家办企业的路线，在广大工人中树立起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举办业余文化学校、技术训练班，培养和壮大科学技术队伍，在基本建设上把自力更生和大协作相结合，一切经过试验，大搞资源综合利用，向高、大、精、尖、新和世界先进水平进军，努力使各种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赶上和超过国内外先进水平，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创造出了一套与苏联权威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管理方式完全不同的管理方法，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毛泽东高度重视和评价鞍钢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认为鞍钢实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方法，是冲破了被人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苏联“马钢宪法”，“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号召全党学习鞍钢的经验，开动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全国“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8](90)
毛泽东号召全党“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在全国结出了一大批丰硕的成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是新中国童年时代经济建设的两面旗帜，激励全国各地产生了一大批勇于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先进典型和人间奇迹。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告诉国际友人，南京长江大桥和河南省林县的红旗渠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两大奇迹。后来的“两弹一星”，也是新中国童年时代经济建设的伟大成果。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显著特点是，把一代中国人从过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经济动物中解放出来，锻炼成有理想、有信念、有道德的为共产主义献身的战士。这就是为什么在新中国的童年时代，产生了一大批像孟泰、王进喜、史来贺、张秉贵那样的劳动模范。
四
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科学地阐明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9](776) 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那么共产党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解决经济活动里的具体问题呢？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工作，社会主义的经济工作从哪里做起呢？如何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区别开来呢？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翻译到我国，所阐述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伟大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的童年时代，整个社会洋溢着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道德情操，是与毛泽东用这个伟大思想长期教育分不开的。毛泽东把这个伟大思想运用到中国革命中，进一步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改造”的观点。[4](145) 那么通过什么来改造人从而改造整个社会呢？最基本最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就是生产劳动。因为是劳动改造了自然环境，创造出价值，因而生产劳动“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10](373) 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抗日战争年代，毛泽东创造出军民大生产运动，以军队从事生产劳动为表率，通过生产劳动提高和丰富人们的精神活动和思想境界，改变旧社会鄙视劳动、鄙视劳动人民的风气，培养并树立起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新道德、新风尚，从而实现对人、对社会的改造，社会主义的新社会就是这样地在人民群众的劳动中抚育出来。因而劳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那么怎样才能把军民大生产这样的社会劳动坚持下去，推广开来呢？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毛泽东认识到，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树立和维护劳动的伟大地位的根本保证，由此发现并提出了一条无产阶级经济活动的新原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为什么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泽东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学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3](351) 这条新原理的发现不是偶然的，有着雄厚的实践基础和思想基础，是以正确判断我国的国情，正确判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为基础的。毛泽东看到，中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别的本钱，只有一桩，就是老百姓。人多，地大，是我们的两桩本钱。至于建设近代化的国家，那需要很多的时间、精力。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1](340) 正是这种现实的国情和时代的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明确告诉全党全国人民：“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在肯定这一点之后，又必须肯定另一点，即应当继续努力同苏联和一切兄弟国家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同世界上一切兄弟党、人民革命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援助。如果我们不肯定这一点，那也是完全错误的。”[11](937) 由此，毛泽东制订了这样一条经济建设的方针：“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3](380)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原理不仅要回答“为什么人的问题”，还要回答“依靠谁”的问题。因为依靠什么人办经济，决定着谁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决定着整个经济发展的走向。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如何办经济确定了这样的方针：“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6](1427) 毛泽东从不孤立地进行某种经济活动，也不把经济活动看作单纯的技术性问题，而是把经济活动无论经济建设还是经济改革，与不断完善社会政治制度和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毛泽东看来，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切经济活动或经济改革在发展社会生产的同时，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有助于促进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有助于实现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的进步，才是有意义的，才是应当倡导的。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条原理，因为它同一切科学原理一样，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具有不可移易的基础性、根本性和原则性。这条基本原理给共产党人指出了一条思考和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指导性线索，使我们能在许多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里发现和实施经济建设或经济改革的具体规律，从而制定出科学的经济政策。这条新原理，以极其简明的语言揭示了共产党人在世界资本主义强势包围下从事经济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它一方面把社会主义的经济活动与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区别开来，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区别开来；一方面揭示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经济活动所必须遵守的行为方式。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转变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经济政策，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而这条原理的发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赋予了实践的活力，找到了走进人民群众的切入点。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了升华的具体表现，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所结晶的伟大理论成果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发展之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这样地在毛泽东倡导下，在中国的大地上传播开来。
五
毛泽东曾这样评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2](137)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斯大林的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笔者注）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呢？他是从一九一七年起，经过三十五年，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写出来的。斯大林是在他们干了三十五年以后写成那本书的。我们还只干了十一年，现在如果由我们写那样的书，我就不相信能写好。现在不是到处在编教科书吗？我看编出来也用不得，还要用斯大林那本书。”[2](277)
毛泽东讲这番话是如实地告诉人们，在新中国的童年时代，至少他们那一代人现在所获得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和经验还是初步的，不完整的，甚至还有错误。他告诉全党：“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是打败仗……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12](949) “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3](441) 因而，他们这一代人还不能为后AI写作出一本比较成熟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1962年北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问题做了更深入的分析，诚恳地告诉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2](301) 他郑重地告诉全党：“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3](301) 他要求全党：“由这点出发， 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2](301) 毛泽东号召全党：“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2](301)
革命老前辈吴冷西回忆，1956年4月政治局讨论修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毛泽东提出了“要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问题：“这篇文章算是我们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3] 毛泽东讲的这个“第二次结合”，其中包括后来他对斯诺说的，要搞“第二次革命，就是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2](216)
研究毛泽东的经济思想，要着眼于他生活的年代提出了什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解决一支队伍、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吃饭问题及其经济的恢复性发展，是他们最基本的生活经历，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革命家的基本功，否则他们一天也过不下去。有限的生命使毛泽东不能实现自己提出的“第二次结合”。但这决不是他的不幸，反而因为他敏锐地提出了有待解决的历史任务，使他的思想更加深邃、更加伟大。
收稿日期：2006—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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