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人口控制的心理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学论文,我国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二十多年不懈的努力，我国的人口控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不仅在这段时间里少生了2亿人，而且，终于在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迎来了低生育率。
值此之际，许多有识之士对我国这些年来的人口控制实践进行了反思，对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作了运筹。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我们在前一段时间的计划生育中搞的是“单打一的数量控制”，把数量控制不恰当地强调到了“少生就是一切”的地步。结果导致了人口政策实施中的偏颇，甚至严重偏离了政策的基本要求。第二，过去，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及人口增长的抑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措施来实施的，这样，不仅造成生育率的反弹，使人口控制欲速则不达，也导致了工作中的强迫命令和干群关系的紧张。第三，中国的人口问题应当转型，单一的人口数量控制时代已经渐渐落下了帷幕，人口发展战略应当从单纯的人口控制转向综合治理（注：顾宝昌、穆光宗：《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人口研究》1994年第5期。）
对这三方面的看法，我们均不以为然。同时，我们觉得如果仅从人口学的角度来分析上述问题，往往会陷入“当局者迷”的境地。因此，本文拟从另一门学科——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出发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认识中国的人口控制问题更换一个视角，另辟一条思路。
一、心理学对实行人口数量控制的认识
众所周知，当我们终于从“还是人多好”，“人多力量大，热情高，干劲足”的迷惘中醒来，决心实行计划生育时，我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到了没有退路与回旋余地的严峻时刻。为了抓住时机发展经济，党和政府毅然将计划生育定为国策，提出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一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生育文化几乎是“格格不入”、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号召。毫无疑问，这是在生育数量上下陡坎，是在吞食上辈人由于对人口规律的无知所造成的恶果，一句话，是把抑制人口过快增长、控制人口数量无形之中放到了首要位置。尽管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从来都是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相提并论的。
所幸的是，虽然我们曾步履维艰，虽然时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非难与指责——“简单生硬”也罢，“强迫命令”也罢，“侵犯人权”也罢，但我们毕竟走过来了。如前所说，终于使人口达到了低生育率状态，人口过快增长得到了遏制。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应当怎样评价和认识把人口数量控制放到首要位置的作法的合理性呢？
有的研究者认为，控制人口无疑是历史的抉择，是中华民族重续强国梦的必由之路。然而，如果只抓人口数量控制，认为“少生就是一切”，那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所谓“顾此失彼”效应。具体地说，就是：(1)由于只顾抓数量，以为越生少就越好，结果，必然使得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中国将因此面临新的一类人口问题；(2)只抓数量使生育选择空间缩小，人们千方百计选择生男婴，出生性别比偏高；(3)只抓数量控制使我们只注意“节流”，减少过剩人口的增量，而忽视了对现有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忽视了现有过剩人口的存量；(4)只抓数量控制，使干部为完成人口计划与群众矛盾加剧，造成干群关系紧张；(5)只抓人口数量控制，使人口计划层层加码，难以完成，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权”又使数量目标的完成与干部职权息息相关，从而导致谎报、瞒报，统计失真直接危及对国情的认识与决策（注：顾宝昌、穆光宗：《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人口研究》1994年第5期。）。
对此，在心理科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具有广泛影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从其基本理论出发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以为，藉助这一理论来分析我国前段突出抓人口数量控制问题，对认识我国今后的人口发展战略应是不无裨益的。
从心理学来看，在我们实行计划生育之初，当城乡人口的生育率都极高，在生育行为上都倾向于多生、早生、密生，传统生育观念根深蒂固的时候，把控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严格遏止人们的多生多育行为放在首位，当成压倒性的任务是合乎心理学规律，因而是完全正确的作法。
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人的思想观念是内隐的东西，它们如同一个黑箱，其规律、特性都难以认识。因此，它不愿妄谈怎样对人的思想观念实行转变，即它并不强调就观念本身去转变观念，而是注重人的行为。认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能够得到改变，那么，他行为后面的思想观念也就必然随之得到改变。而这一理论又确信，人的行为是可以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按照一定的目标形成与改变的。很显然，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理论看，治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乃至整个中国人口问题，关键在于修正人们的生育行为。因为只有人们的生育行为首先得到了修正，并使这种修正了的生育行为得以保持，他们的生育观念才会随之发生转变。我们在计划生育中，从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出发，大力遏止人们的多生多育行为是完全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相符合的。
我国人口控制的实践证明，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只要修正了人们的多生多育行为就能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这种看来似乎有悖于常识的观点，并非虚妄之言。比如当城乡都未实行计划生育时，我国城乡人口的生育行为差别不大，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城镇还略高于农村，与此相应，城乡人口在生育观念、生育意愿以及子女的性别偏好上也都没有什么明显差异，即都倾向于多生、早生、生男孩。但计划生育的实行使城乡人口出现了两种全然不同的生育行为模式：在农村人们追求的是多生、早生；城市则是越来越趋向于少生、优生。与此相应，城乡人口在生育观念、生育意愿和生育目的、生育性别偏好上也表现出了明显差别。这表明，“单打一的数量控制”、“少生就是一切”最终导出的并不仅是单一的生育率下降，而且是人们生育观念的深刻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是渐进而缓慢发生的，它是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有时还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似乎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无须简单地反对“单打一的数量控制”和“少生就是一切”的作法，它其实是对人们非计划生育行为十分有效的修正手段，是通向合理人口状态的一条必由之路。人们的传统生育观念可以在严格的人口数量控制中通过修正其多生多育行为得到转变。
乍看起来，单抓数量控制，把少生放在计划生育工作的首要位置确实会造成许多负面效应。但是，如果我们从人口发展的总体上去看问题，事情又会是另一幅情景。严格控制人口数量造成的少生能使人口老龄化速度大为加快，使我们在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的时候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应当看到也正是少生使得少年人口抚养比急剧下降从而也使得总人口抚养比下降。比如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我国少儿人口(0-14岁)抚养比为73.1，老年人口（64岁以上）抚养比为6.5，总人口抚养比为79.6；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老年人口抚养比虽然由于实行计划生育而上升到了8.3，但少儿人口抚养比却下降到了40.7，总人口抚养比也随之下降到了49.0，下降了30个百分点（注：张志刚：《中国生育率下降及其宏观经济后果研究》，《人口研究》1994年第5期。）。这又会有利于经济发展，为解决加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创造条件。为谋求少生可能会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但是，也只有在少生的基础上，干部才能带领群众走上少生快富之路，从而最终密切干群关系。少生在一些地方会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但是，只有在少生的条件下，比如只有一个女孩的时候，人们才会在不分性别的基础上重视对子女的培养教育，使女孩也像男孩一样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让父母从女儿身上得到丝毫也不少于儿子的精神与物质效益，从而，随着对女孩歧视的消弭，而最后降低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
若要对二十多年来的计划生育工作进行反思，那么，把控制人口数量当作重点来抓并没有错，我们应当从事物的广泛联系中来看待它的负面效应。所以，如果说前段人口控制还有什么不足之处，那就是还有不少地方并没有真正重视人口数量控制，没有把它放到压倒性的位置上来抓。
二、心理学对行政措施在人口控制中作用的认识
一些研究认为，我国的行政措施为主的人口控制有许多弊端，它不仅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反弹，使生育率难以稳定下降，而且，会使实际部门忽视了利益分享和诱导基础上有效运用经济手段和文化措施，只习惯地使用诸如强化管理，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权等办法，在人口数量控制中造成“欲速则不达”效应。因此，当前这种简单的工作方式已经明显地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改变过于依靠行政措施的工作机制势在必行（注：冯占联：《人口发展论坛》，《人口研究》1995年第1期。）。
心理学理论并不支持对人口控制中行政措施的这种看法。从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看，要在中国实行人口控制，遏止人口的过快增长，迅速将出生率降下来，减轻并最终彻底甩掉压在我们民族身上沉重的人口压力包袱，要转变人们的传统生育观念，实现计划生育的宗旨与目的，必须倾注全力去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而改变或重新塑造人的行为最有效的手段与方法是“强化”。所谓“强化”，就是用某种刺激对人的合乎需要的行为给以肯定和奖赏，使这一行为出现的频率增加，得到巩固、保持和加强；或者对某种行为给以否定和惩罚，使其出现的频率减少或消退。“强化”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塑造和修正人的行为的主要手段。行为心理学理论认为，依靠了“强化”，就没有改变不了的行为。
很显然，行政手段是实施“强化”的首选方式。在我国人口控制实践中，运用行政手段的作用不外两个：一是藉助行政系统对实行计划生育者施行各种精神与物质的奖励，使其行为得到巩固；对违反计划生育者给以不同惩罚，使其行为消退。这就是对广大生育人群直接施行“强化”，改造其生育行为与观念的过程。二是通过“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权”对党政工作一把手实行“强化”，目的是要计划生育管理者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增加对生育人群生育行为“强化”的力度，完善强化的手段，促成人口控制目标的达成。这种“强化”可以说是对计划生育工作中实施强化者的一种强化。其作用也不容低估。
国内外经验证明，行政管理系统越完备，各种行政措施越准确有力，传统生育行为就越容易得到矫正，计划生育行为就越容易得到巩固，人们的生育观念也越容易转变。这可以从现在世界上一些推行计划生育的国家将生育率从30‰下降到20‰以下低水平所花费时间的长短上清楚看出：我国的行政措施最为得力，以致被认为生育率下降主要是行政强制力的作用所致，结果，我们将生育率降到低水平所用时间最短，只花了5年；新加坡虽然不是靠政府的直接行为来控制人口，但体现政府意志的各种奖罚措施依然十分有力和不可违抗，它只花了10年；韩国与日本虽然主要由民间组织来推行计划生育（家庭计划），但政府在隐蔽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们分别用了14年和17年；印度早在50年代初就正式开展了计划生育，比我国要早20年，但是，由于国情的差异，它未能像我国或上述国家一样，采用有效的行政措施，至今生育率还是29‰(1994年)（注：张志刚：《中国生育率下降及其宏观经济后果研究》，《人口研究》1994年第5期。）。
这种差异也反映在我国城市与农村的计划生育上。长期以来，我国城乡由于在推行计划生育中行政措施力度不等，因而在生育率上也出现了明显差距。据1988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2‰抽样调查结果，1987年城市人口出生率为14.3‰，农村为24.91‰；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为9.4‰，农村为17.26‰；15-64岁妇女的平均生育数城市为1.87个，农村为2.44个（注：张纯云：《中国农村人口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页。）。虽然，对于城乡人口出生率上的这种巨大差异产生的原因，至今人们总是婉转地将之归因为城市人口文化素质高，有良好的社会保障，没有像农村一样由于土地承包而出现对男性劳动力的强烈需求等，而不愿直言不讳地承认，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城市能够藉助强制的行政手段实行比农村更为有效的人口控制，即城市能够对人们的生育行为实行比农村更有效的“强化”。
在70至80年代，行政与经济奖罚这种强化手段对城市职工生育行为的制约作用是农村无法比拟的：城市职工违反计划生育要罚款、扣发奖金、不调工资、降薪、直到开除公职。这种强化当时是针对着职工的“生存点”进行的。只要想想，在一切都要凭票证供应的年代，一个失去了“铁饭碗”的人，又要养活一个超生的人口会有多么困难，就不难理解这种“强化”在当时所具有的不可违抗性，因而也就懂得城市职工想多生而又不敢多生的道理了。这是因为在事实上，城市里这时的行政强化措施使职工面临的已经不是一般的得与失的权衡，而是“生存”与“生殖”这样一个严酷的选择。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是不会舍“生存”去求“生殖”的。所以，城市确实是靠了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来抑制职工的生育行为的。
行政措施这种强化手段在农村从来没有达到与城市一样的强度。其原因是农民与城市职工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行政措施对他们没有多大约束力，他们无工资、奖金可扣，无薪可降，也不怕被开除，只有几亩责任田和几间赖以栖身的住房，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又决定了农村强制性行政措施的限度：总不能将超生者从他的责任田撵走。这就是为什么农村人口控制比城市难得多，生育率比城市高得多的原因。
对比世界范围和我国城乡计划生育的进程可以看出，哪里拥有有效的行政管理手段，哪里的生育率就能得到有效控制。所以，从行为主义心理学来看，依靠行政强化手段来实行计划生育是必要的，它是改变人们生育行为和生育观念，帮助他们从被动、强迫到主动、自觉实行计划生育不可少的手段。至于在人口控制中已经降低了的生育率会出现明显的波动、回升这种表现为反弹特性的“欲速则不达”负面效应，从强化理论分析，并不是因为中国生育率下降机制是一种行政强制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即并不是简单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的表现，而是因为缺乏“强化”或“强化不足”所致。因此在防止生育率的反弹上，想到的不应是行政强制力越大反弹也越大，因而主张放弃行政控制手段，而是应当进一步强化行政管理，保证人们在生育行为改变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与巩固，进一步在生育观念上发生转变。
三、心理学对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认识
随着低生育率的到来，许多研究者提出，我国计划生育工作正面临着一个关系到未来前景的转折点。认为中国的人口问题在这世纪之交也应当转型，中国的生育政策应当进行战略调整。具体地说，就是应当从单一的数量控制转向并发的综合问题；从依靠行政措施的工作机制转向服务型机制（注：顾宝昌、穆光宗：《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人口研究》1994年第5期。）。但是，从心理学理论看，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实现人口的战略转型的时机尚未成熟。
首先，我们必须对已经到来的低生育率作具体分析。尽管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到了2.0，但是，我们切不可忽视生育率下降的不均衡性这一特点。虽然我国城市的总和生育率降到了1.33，比许多人口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国家还要低。但农村却还在2.8，与城市相比，倍之有余，一些“老、少、边、穷”地区则还要高得多。所以，可以说，全国性的低生育率实际上是农村向城市实行“平调”的结果，它掩盖着农村比较高，一些地方还相当高的生育率的存在。而这种存在意味着在我国部分农村，人们的生育行为还亟待改变和修正。很清楚，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放松人口数量控制，舍去行政控制的强化手段，全线实现人口战略转型，就等于是在农村这个最长的堤岸上“开小口子”，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们必须记住心理学给我们的提示：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需要一个强化过程，改变了的行为要保持也需要一个强化过程。在这些都并未实现的时候，就急于实行战略转型，时机尚嫌早。我们在人口战略转型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应当慎之又慎。
其次，人们的生育观念尚未发生根本转变。而这又是最重要的，它实际上是我们决定是否应当在人口政策上作战略变更的最重要的指标。这些年来，人们的生育观念虽然开始有了可喜的变化，特别是那些计划生育先进地区。但是，如前所说，多生、生男孩、儿女双全等愿望在广大农村还十分强烈。根植在我们民族潜意识之中的传统生育观念，虽然已经开始“消融”，但离生育观念的彻底转变还有很大距离。如果我们在人们生育观念转变初露端倪的时候，就贸然放松或撤除控制生育数量这一能有效修正人们多生行为以促进其生育观念继续转变的条件，那就是在为生育率的迅速反弹提供基础。
因此，如果我们不仅是从我国的低生育率出发，而是着眼于城乡广大群众生育行为与生育观念的实际，考虑到心理学关于人们生育行为与观念的转变都是一个持续强化的过程，都需要假以时日方能实现的理论提示，我们就会认识到，我国人口数量控制还将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是一项跨世纪的任务。在此期间，计划生育仍应突出抓好人口数量控制和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手段。但这种完善应体现在探索新的“强化”方式与策略、提高强化效果上。比如探索怎样通过政府行为，对计划生育户扶贫；怎样以技术、项目来帮助计划生育户脱贫致富奔小康；怎样加强对计划生育户的生产、生活、生育的服务等新的强化方式来完善行政控制手段等。总之，现行的人口战略，需要的只是调整、补充、完善，而不是改弦更张、大易大变、根本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