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的愤激、退却和困境——评《柏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愤激论文,困境论文,张炜论文,柏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张炜众多的小说作品中，《柏慧》也许并不怎么重要，至少不能标示他创作的高点。但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作家在别处还未曾显露的心灵内容。我感到，这些内容很大程度上将会制约他今后的写作，所以有一说的必要。
《柏慧》向读者明示了作家张炜的“中心思想”。这是最可注意的一点。张炜借书中人物之口告诉我们，他一直有意识地站在弱者一边，他和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和失败者息息相通。张炜还告诉我们，这种选择并不仅仅是乡愿式的同情，而有更高的哲学根据。他坚信，人类一切肯定性的价值，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必须以这种弱者的立场为基本前提。艺术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在艺术中，当然也有强者的呼喊，但是，从根本上说，艺术所传达的，毕竟是弱者的声音。艺术是弱者道德的升华。
这是一个极其珍贵的观念，也是对作家以往创作恰如其分的解释。我们读张炜的芦清河系列小说，读《持枪者》、《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三想》、《梦中苦辩》等等结实的短章，读《古船》、《九月寓言》这些清纯而凝重的长篇，时时被一种真诚的德性之美所打动。这种德性之美，正是从作家对弱者苦难命运的严肃思考中升腾起来的。
没有人会认为，这种美是对弱者空洞的抚慰，是理想主义者无力的虚构。张炜的小说一再证实，德性之美是弱者生存的希望，也是弱者生存的内容和目的。这种美和弱者生存的大地联系在一起。它像大地一样历经磨难，也像大地一样厚重、稳实，用沉默的方式完成自己无尽的诉说。
在美的人群、美的自然、美的生活、美的情感体验旁边，也时时有丑恶的东西出现，时时会遭遇遗憾、悲哀、痛楚、愤怒乃至绝望和仇恨。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冲出美德的堤防，都包容在广大的爱与同情之中。因此，张炜作品的基调，总是那么从容、自信、充实、温暖。可以说，在张炜小说中，弱者最强大。弱者可能一无所有，但他们拥有道德的海洋，那里的精神资源取之不竭。
这是我所认识的张炜。遗憾的是，《柏慧》用知性语言极其清晰地宣告的中心思想，在实际写作过程中，恰恰令人吃惊地忘失了。事实上，写《柏慧》的张炜，和我以往理解的那个张炜，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当然还能看到作家对弱者的同情，对土地的眷恋，还能感到一颗真诚的爱心的跳动。但是，由于一种主导情感的加入，这一切都面目全非，不再是原来那回事了。
这种主导情感就是忌恨。《柏慧》是一次饱含了忌恨的写作。作者显然被种种现实的人和事苦苦纠缠，满怀忌恨无处渲泄，只好全数倾倒在自己的作品中，殊不知这样一来，作品的纯度就大大削弱了。张炜小说特有的道德魅力，连同我们阅读张炜作品时发生的关于善良的想象，往往窒息于叙述者对“柏老”、“瓷眼”们持续不断的控诉。
应该说，作家也是人，也生活在现实的关系网络中。现实中普通人所具有的情感，高尚的，低俗的，美好的，丑恶的，宽广的，狭隘的，他都会有。作家的现实情感完全应该受到尊重，这是尊重个人的题中应有之义。我感到惋惜的是，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过多地迁就了这种世俗情感，他原有的价值立场便难以坚守。
比如，由于对具体某一群或某一类人深深的忌恨，人类的概念在张炜那里便不得不趋于瓦解。人被他分成好人和坏人，爱和恨也就绝然对立，不可通融。特别由于某些不为世人所知的具体人事纠纷，恨的潮水甚至完全淹没了爱的绿洲。恨成了爱的前提，似乎要想爱，就必须学会恨。爱的哲学变成了恨的咒语，爱的概念于是大大缩小。爱已经不是对人类的爱，对大地本身的爱，而是爱身边亲近的人，爱自己的葡萄园。一旦亲近者受到伤害，就难以再爱他人，广大的人群也可以置之度外；一旦葡萄园被侵犯，故土被鲸吞，整个陆地都变成异国他乡，不可久居了，非得学徐芾避秦王，扬帆东海不可。
这样的思想视野，这样的情感空间，无论如何都是偏狭的。
表面看来，这种思想的转向，是柔弱变为坚强，退缩变为进取，忍让变为反击，实际上，这是作家张炜对自己曾经执著的价值立场的放弃和背叛，是从原先的道德理想境界大幅度撤退，以至混同于乡愿，听命世俗的利害纠缠。
道德上的退却甚至也带来艺术上的下滑。严格说来，《柏慧》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它只是作者的一份思想随笔。在这份随笔中，固然处处闪耀着智慧的火花，一些地方的描写甚至说得上出类拔萃，对当代知识界情感的把握也相当成功。但是，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并没有构成一股征服读者的沛然之气。作家的才华用错了地方，它不去推助作家攀登艺术的胜境，而是被当做在世俗的争斗中取胜的法宝。作品的整个基调变得峻急、虚漂，全然不见张炜以往那种从容、稳重。面对邪恶，张炜到底还是乱了分寸。
刚刚读到《柏慧》时，我确实大感意外，然而仔细想想，又觉得并非不可理喻。与其说，这是张炜个人思想的一种转向，不如说，是我们时代某种普遍的情感潮流左右了张炜。
由于冰冷的物质和技术的挤压，当代知识分子普遍变得愤激而暴躁。心态的失衡，往往使他们在批判技术时代的种种弊病时，抓不住问题的要害。他们活像愚弱的农人，在大车践踏过后，站在一片狼籍的田野上，呼天抢地，嚎啕不绝。某种程度上，写作《柏慧》的张炜，就是这样的农人。他的愤激，甚至他的忌恨，都是被一种极其糟糕的现实逼出来的。片面指责张炜的愤激与忌恨，是不公平的。但是，理解作家的现实处境，并不意味着要我们无条件地苟同他主观的艺术选择。这是应该有所分别的两件事。
现实的逼迫，不仅使大多数中国作家无法冷静地批判现实，也使他们很难清醒地面对自身的价值传统。一些绝对美好的东西，开始遭到怀疑，甚至被断然抛弃。从许多迹象来看，我们正处在一个后神话的时代。人类优秀的心灵已经奠定的价值体系，正被当做不切实际的神话虚构，从飞驰向前的历史快车上抛下。
比如说，人类之爱的信仰，一直激发着中西方艺术，现在却被许多艺术家弃之如蔽履。
又比如说，俄罗斯文学深沉圣洁的情感，曾经是无数艺术家（包括小说家张炜）的精神源头，现在却很少有人肯向这个源头汲取活水了。我们看到，更多的人情愿回到“一个也不饶恕”、“绝不宽容”的现代战斗传统，和所能找到的最近的敌人捉对厮杀。
这也正是《柏慧》的思想进路。我一直以为，在张炜的精神世界，既有俄罗斯文学的血脉传承，又有中国传统文化“天地一体之仁”的悲悯，这两种质素融合起来，本可以造就真正的大境界，没想到在突破的关口，还是为现代“不宽容”的战斗传统所同化，而这个传统对现代中国心灵的封闭和斫伤，已经为历史一再证明。这一方面当然可以归结为张炜的底蕴还不够深闳浩博，但我想，更主要的原因，仍然是现时代中国文学的某种天命限制所致。张炜的才华确实令人惊叹，但他也未能挣脱这种天命。
一股暴戾之气正统治着目前的文坛。人们告别大路，拥挤在泥泞的小径，彼此嫌恶，互相责怪。曾几何时，骂人成了他们唯一肯做和能做的事，成了在道德上立于不败之地的通行证。文人之间相互攻击，已经成为各种媒体吸引观众的兴奋中心。在这种紧张热闹的气氛中，真正的现实问题，却被轻轻绕过了。我们恍惚又回到了二、三十年代，回到了“左联”时期的文坛。《柏慧》在此时此刻出现，实在正常得很。
《柏慧》本来可以作为张炜以往创作一个很好的继续。人类根性上的善与恶，人和动物、植物乃至整个自然界的关系，工业化进程和农业故国的价值冲突，爱与恨的纠缠，商潮、物欲的压迫和知识分子的分化，变革时代艺术的使命以及作家的立场……举凡张炜小说曾经有过的主题，在《柏慧》中再次聚集起来，显示出当下特有的紧迫感。实际上，《柏慧》不仅可以是张炜以往创作的继续，也可以成为他以往创作的一个总结。
但是，因为过于愤激和不宽容，张炜妄然用了小说作工具，和他的现实的对手们纠缠不清。对于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来说，这并不是一次漂亮的出击，而恰恰是精神立场的放弃和退缩。
我们已经看到，作家由此付出了残重的代价。一部本来可以写得气概非凡的作品，最终成为充满个人恩怨、拉杂松散的义气之作。
失去源头，偏离大道，便会陷入污秽的泥淖，再想洗刷自己就很难了。这是我对《柏慧》的基本判断。
但我最终还是不相信，张炜的全部写作，会以《柏慧》为转折点，向另一个方向延伸。这不应该是张炜的结局，更不是读者希望看到的结局。我们缺乏的，毕竟是《古船》，是《九月寓言》，而不是《柏慧》。
我宁愿相信，张炜只是暂时偏离了他原有的道路，只是暂时放弃了他原有的立场，也只是暂时被世事的喧嚣扰攘乱了心性，总有一天，他还会带着自己全部的创伤和屈辱，再一次出发，在几乎难以立足的土地上，一如既往地去寻找“善的根本”。总有一天，他会拿出真正足以抗衡时尚、警醒昏聩的力作。他不会离开土地，不会买舟东游，更不会寄希望于海潮来淹没大地上的罪恶（我想指出这个念头本身就是罪恶的）。
芦清河可以干枯，登洲海角的小平原，连同美丽的葡萄园，温馨的茅屋，都可以在地图上消失。我承认，这个现实，不仅张炜，就是和那片土地毫不相干的读者，也会痛心疾首、扼腕叹息的。但是，如果因此而失去宽厚的心灵，失去植根大地的灵性，失去涵容万有的大精神，那才真是我们无法弥补的损失呢。
1995.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