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183;曼的社会权力史及权力史观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力论文,述评论文,迈克尔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7-0084-07
一历史社会学的新发展与曼的社会权力史
“权力”一词，我们对它似乎既不熟悉，也不陌生。对它不陌生是因为我们常常不能回避它。正像美国学者阿尔温·托夫勒所指出的：“从性关系到我们手中的饭碗、开的汽车、看的电视和追求的希望，它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1](p1)同时，由于权力常被滥用，以至权力概念总带着一股怪味；对它不熟悉是因为大多数人在它面前会感到局促不安，多数人也并没有在这个权力社会中掌握权力。也许有时候你拥有一些权利，但并非权力。对于“权力”一词，《韦伯斯特百科词典》的解释是：行动的能力；政治的或民族的力量；占有控制或命令他人的手段；对国家、政府的政治控制；威权。《辞海》的解释则是“势力”。
综合这些解释将导向历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权力”概念。在米歇尔·福柯看来，人体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中心因素，权力关系是由人体、权力和知识构成的三角关系，权力不仅是否定性的排斥，而且也是肯定性的干预。[2](p154-155)福柯还把权力关系看成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人类社会结构[3](p248)，也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本文的评述对象迈克尔·曼(MichaelMann)是福柯的“延续”；阿尔温·托夫勒则认为“人类就是权力的产物”，并将权力放在人际关系和组织机构两者关系的范围内。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权力即改造能力，这种能力是指能够对一系列既定事件进行干预以至于通过某种方式来改变它们。[4](p7)将以上三种对权力的阐释结合起来，可以说就基本接近迈克尔·曼的解释了。所不同的是，他尝试用权力关系阐释直至今日的世界文明史，他想要做的是站在山巅，纵观文明的起源和历史的潮起潮落，并从中得出一条理论或规律：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权力的历史；权力有四种，即对经济、意识形态、军事和政治的支配；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这四种权力的具体构型(Configuration)此消彼长、相互作用的历史。这就是迈克尔·曼在四大卷巨著《社会权力的来源》(TheSourcesofSocialPower)一书中所要表达的中心论点。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一书中，摈弃了通常铁板一块的“社会”观，而代之以“权力网络”模式。吉登斯指出：“民族-国家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但这里的“社会”已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不能体现“社会”一词的历史变迁。而在曼那里，其权力史也可以理解为社会史，社会史也正是权力史，当然，这里的“社会”已是整体意义上的社会。曼认为，由于上述视角的独特，他已得出一种观察人类社会的独特的、一般的方法：即由权力关系贯穿始终来展现文明的产生及社会的变迁。
“权力”，即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有两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其一，它是外向的。换句话说：它是扩散的。其二，它是有组织的。也正是权力这两个特征的结合，导致了文明的产生，曼指出：“权力关系的历史和理论与人类社会本身的历史和理论在实际上难道是不同义吗?实际上就是一回事。”可以看出，甚至“社会”本身的产生，也是作为有组织的权力关系的产物，这种权力关系此消彼长、相互影响而成网络，社会正是这样“一个多重交叠和交错的权力网络”。曼还进一步认为这一权力网络的边界“存在着它和它的环境之间的一定层次的相互作用的离断”，可以说，这几句话构成了曼在阐述文明起源问题时的前提条件之一。也正是因为如此，曼认为“禁闭”(或“牢笼”)的产生意味着人类蒙昧状态的结束，文明、分层和国家随即应运而生。
曼反对将社会看成是单一的，他甚至认为社会亦不是(封闭的或开放的)社会系统或整体。通观全文，曼最反对的是“系统”二字，原因是社会既是一个权力关系在其中“间隙性”显现的权力网络，没有一个或几个因素在社会中持续不断地起制约作用。比如说，他反对马克思将阶级斗争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根据他的分析，阶级斗争作为一个因素，从来没有在一个长时段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5000余年的文明史，在曼看来，第一次是在古希腊时期，存在那个时代意义上的、并不全然对称的阶级斗争，第二次则要等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因而，曼可以说从不使用“系统”二字。他对社会的这种独特的看法也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他的连贯性的、却又是“间隙性”显现的权力史的魅力使之跻身历史社会学的名家之列。
20世纪60年代末，对发展理论的批判导致了社会学家重新发现了历史的一种潮流，形成了历史社会学的新发展，其背景是当时的全球冷战秩序。世界大分裂的现实倒是造成了历史社会学界一股集体性的“自信潮流”[5](p115)。到90年代中期，以费尔南·布罗代尔、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佩里·安德森、迈克尔·曼为代表的社会历史学家推出了一系列极富成果的研究。从布罗代尔的划时代巨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到沃勒斯坦的鸿篇巨制《现代世界体系》，从巴林顿·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到安德森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以及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这些社会学家(包括布罗代尔这样的历史学家)把社会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克服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牺牲历史转向现实研究所造成的缺点，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并用这些理论观点考察历史，或者说是在历史叙述中阐明自己的理论观点。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即属于后者，换句话说就是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将史实作经验性的梳爬，并按自己的理论架构对史实进行大量的取舍、整理。按照曼的说法则更形象，他经常将大量不符合他理论架构的重大史实置于不顾，或刚一用完就弃之如敝帚，总之是量体裁衣，不符合胃口的一律不用。从该书的实际情况看，正是如此。作者理想型的权力网络理论刚好套在近东中东早期文明起源和其后欧洲的发展上，对于其他地区则很少顾及。正像一位学者指出的：“历史社会学不是一种有着统一理论和方法的学科，而是一种研究倾向，即把历史研究引入社会学，反之，(则)用具体的理论观点来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而且，他们都以能够标新立异为荣。”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便是后者和标新立异的典型。
曼独特的权力网络理论来自他对社会权力所作的分解。首先，曼认为，作为有组织的社会权力分为集体性权力和个体性权力两大类。前者指某一集体相对第二方或自然界的权力，而个体性权力则指一方(如A)对另一方(如B)的权力。接着，从功能上，曼又将社会权力区分为广泛性权力、深入性权力、威权性权力和漫散性权力四种。广泛性(extensive)权力涉及把分布在辽阔领土上的人民组织起来从事最低限度稳定合作的能力，简言之就是“动员”；深入性(intensive)权力涉及紧密组织和指挥，即高水平地动员或使参加者承担义务的能力；威权性(authoritative)权力则是由集团或制度以意志力造成的，由明确的命令和有意识的服从组织而成；最后，漫散性(diffused)权力指一种以更加本能、无意识、分散的方式分布于整个人口之中，并导致体现的权力关系，但它却从未明确控制社会实践，它不是命令或服从，而是一种理解。
一旦将权力本身进行分解，曼便进一步将目光投向权力的来源，他认为权力有四个来源，即对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的支配，并将它们简称为IEMP总体模型。当然，在这一总体模型中，还有与人类所追求目标、组织手段、权力网络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因果关系。曼认为：社会的原动力来自于人类为追求其目标而建立的众多社会网络。这一社会网络也就是曼所称的权力网络，经过他的分解和对权力来源进行归类，他的权力网络便凸显并庞大起来。显然，这样一个庞大的工具用起来很不方便，为了轻装上阵，也为了他理论的说服力，曼在阐述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时，将上述权力的6种区分和权力来源的4个部分进行排列组合，往往构成很有说服力的宏观解释。曼对文明的起源、罗马帝国的崛起、衰亡、欧洲的动态发展、争夺德意志、现代国家的兴起等问题，用他独特的权力网络分析方法作了精彩的剖析。纵观他的权力网络理论，其点睛之笔在于将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单独的权力来源加以考虑，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马克思分道扬镳了。在曼看来，人类的本性就在于无休止地，有目的地并且是有理性地为增进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享用而斗争，并且为了这样做有能力选择和追求适当手段。同时，曼继承了涂尔干的观点，意识到“垄断规范”乃是通向权力之路。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曼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意识不能独立存在等理论，并放开手脚，以至在欧洲的动态发展等问题上有着十分独到的见解。
曼将自己的研究称为比较历史，恰恰在世纪之初，马克思·韦伯也称自己为比较历史学家。有理由认为(曼亦自称如此)曼继承了韦伯的诸多理论。在新教对西欧的历史作用上、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上、在官僚主义的定义上等等，无不可以窥见韦伯的影子。有趣的是，曼正是仿效韦伯，制定了一个理想型的方法论来对付社会复杂多变的混杂。在对宗教的阐述上，也同样可见韦伯的影响。因此，曼称：“以韦伯为榜样。”所不同的是，韦伯认为社会的总体变迁没有固定的模式或程式可言，曼则自认为找到了权力网络这把钥匙。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不妨可以说曼在接受马克思若干概念的同时又拒斥马克思的总体理论，在继承韦伯研究方法的同时又改造他的理论。本书的意义，也恰在于此。
在本书第一卷中，曼考察了自新石器时代，经由古代近东文明、古典地中海时期和中世纪欧洲，直至1760年英国工业革命前夕的农业社会权力史。他对下述问题——其中有些是长期悬而未决的——做出了新的解释：文明的出现；国家和社会分层的出现；城邦国家、军事帝国以及这些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世界性救世宗教；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动态发展运动等等。在第二卷中，曼则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国家上，并阐释阶级、民族产生过程中经历的不同阶段；它们之间的交织、共同出现并形成民族—国家的历史。时间上接第一卷，下限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展现的是一幅欧洲工业社会权力史，并关注阶级斗争以批判马克思的相关理论，最后对一战爆发的原因，用他自己的权力理论作了对应分析。在该卷中，对革命、德意志的斗争、现代国家的兴起、阶级斗争及一战爆发进行了新的诠释。他给第二卷取题为“1760至1914年间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崛起”。
在整体把握和具体架构上，由于迈克尔·曼所称的权力网络的“间隙性”显现的理论，两卷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在第一卷中，突出的是军事和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史；在第二卷中，前半部分突出的是经济、军事权力关系史，后半部分突出的是经济、政治权力关系史。这就从结构上体现了这四种权力的具体构型的此消彼长、相互结合、相互作用。曼是这样解释他心目中的历史—网络的运动的，“四个权力来源的重要方面……间隙地相互作用，产生强有力的、显现的网络。它集中于四个权力中的一个或多个，并导致了社会生活的重组和一个新的支配性结构。历史过程就是这样在继续”。下面，就择其精华来看曼是如何用这种理论来阐述具体问题的。
二用权力网络编织而成的人类早期文明史
对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是该书的精华所在。
曼认为，出于本能，人类是天生躲避权力的。这也是为什么文明直到人类诞生很晚以后才萌生。按照曼的计算，迄今为止，文明纪元只是进入了其生活延至今日的0.4%，换句话说，人类在产生后的99.6%的时间里都是没有文明的。也正是由于曼得出的人天生躲避权力的结论，导致他抛弃传统意义上连续的进化理论，转而认为人类在朝文明迈进时曾经历过倒退，也就是说循着进化→停滞→再进化→倒退→又进化→文明的路线，这一进一退恰恰展现了曼的高明之处。曼重复指出，早期人类知道如何躲避权力，当然也就意味着知道如何剥夺暂时赋予个别人的权力。更进一步说，一般的采集——狩猎社会的首要特征是平等主义，那些(因暂时需要)高高在上者并不能染指集体性权力手段。早期人类作为集体，生存的方式是向自然界索取，而私有制、个人权力则体现个体性权力，集体主义和平等主义则体现集体性权力。显然，集体权力先于个体权力。那么，到后来，人们是怎样被迫顺从强制性国家权力的呢?曼提供的答案是交叠的权力网络。
在曼看来，文明可以看成是灌溉和禁闭的产物，其标志则是书写的产生。同时，曼还指出，远途贸易远远早于国家的巩固和统一。灌溉的作用是一旦依赖它，人们就不能随意地迁徙，这当然还要大自然的配合，赋予能够进行早期冲积农业或灌溉农业的条件。于是，人们陷入了特定的社会和地域关系，被迫强化这些关系而不是逃避它，按照曼的说法：这时人们的逃跑线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讲已被封闭了，禁闭也就随之而来，所谓地域本身就是禁闭人的。关键性的结果降临了：随着灌溉和地域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准私有财产和国家这两个伴生的禁闭趋向的出现。当不平等带来的使用土地财产权利方面的差别得到正式认可的时候，公元前3000年左右，意味着禁闭的国家便兴起了。曼认为，尽管分层和国家的出现是缓慢而参差不齐的，但国家和私有制发展这两个过程相互联系，并最终互为支持。曼反对马克思有关先有私有制，后有国家的说法。
作为有关文明、分层和国家起源的一般结论，曼认为，文明是一种反常现象，它涉及国家和社会分层，人类在大部分生存时间中所要避免的就是这两者。因而，在极少数场合文明得以发展的条件，乃是那些使得避免不再成为可能的条件。出现在文明早期的冲积农业，其根本的意义在于它所提供的地域约束和大量经济剩余物。从而加大了社会约束，人口被禁闭于特别的权力关系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明是权力网络的产物，人类有意一直避开它，文明却在缝隙之中钻了出来，从曼的观点来看，这实在是一件“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
三罗马帝国的盛衰和欧洲中世纪、近代早期的动态发展
曼对罗马帝国和波斯的论述是本卷的另一个华彩乐章。在论述早期欧洲帝国的发展时，曼突出军事权力对于帝国的意义，并强调军事权力属于深入性权力和典型的集中化强制。与此同时，曼还区分了早期两种类型的帝国：支配型帝国和领土型帝国。前者指利用军事权力使被征服地强制性合作，其典型代表是亚述和波斯；而领土型帝国则有固定的边疆，以罗马帝国为典型，它发展了一种强制合作的有组织的权力，曼给它贴上军团经济的标签。
曼指出，罗马帝国的要害在于它的帝国主义，它是第一个成为领土型而非支配型帝国的国家。其稳固的统治来自其军团统治的制度化，在这方面远远超过了前此以往的任何其他社会。曼认为，罗马的军事主义结合了两个因素：一种共享意义上的“种族共同体”和社会分层，这种融合充满了创造性的张力。与波斯人不同的是，罗马的分层扩大了，贫富日益分化，在帝国有利可图的是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职业军队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且是控制整个共和国(帝国)的主要工具。罗马没有走波斯之路，相反，它把帝国的所有当地精英都融入了统治阶级之中，并实施了古代世界最深入、最广泛的强制性合作，即：军团经济。这也就是说，罗马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权力手段；意识形态上吸取了希腊文化甚至后来的救世性宗教：基督教；军事权力的掌握自不待言，且与广泛的经济榨取连结在一起；政治权力上扩大了分层，并吸取当地精英。
曼认为，透视罗马的全部兴衰变迁史，它仍然能保持强大的统一性和稳定性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关乎帝国的等级制度(政治权力手段)，其二关乎横向关系，即上层阶级发展中的意识形态整合(意识形态权力手段)。当然，这种军团经济也有其权力结构上的致命弱点，军队成为形势中的一个独立因素，更糟糕的是：它自己内部的统一也变得有问题了，将军不得不干预政治并在日后成为罗马权力的仲裁者。其次，罗马上层阶级的读写文化也包含一个大的缺陷，即拉丁文化和希腊文化的分离，这种情况最终使帝国一分为二。不但如此，军团经济还是孤立的权力。因而到后来，当日耳曼部落一波接一波地攻袭其边境时，罗马的财政开支日显庞大，而以不变的社会结构来满足这一要求就需要更大的集体性牺牲，皇帝搜刮钱财就不能放过任何地方，直至公元235—284年间其财政军事体系崩溃，从总体上给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总结罗马衰亡的原因，曼在肯定蛮族入侵原因的同时，加上了他总结的内部原因：罗马国家精英、上层阶级及人民之间的三向权力分离。因而，相对于罗马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曼同意“罗马是被刺杀的”这一观点。
关于理解欧洲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动态发展，曼继承了韦伯的观点，给出了意识形态权力这一钥匙。其基本观点是，意识形态权力在早期欧洲、亚洲广泛体现为各种不同的宗教，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一种关于个人身份和社会认同的超地区性观念，因而能够在足以进入历史记载的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动员，它促使人们具备个人身分和社会认同，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意识形态权力成为历史的“扳道工”之一，欧洲就是在它的扳道下，走上了一条与亚洲迥然不同的道路，具体地说，这个扳道工就是基督教。在作者看来，从5世纪起，基督教的制度机制、机构成为保护文明，抵制社会野蛮倒退的主要堡垒，因此，他不同意“黑暗时代”的提法。因为，从表面上看，在蛮族入侵和迁徙(公元1000年左右)以后，欧洲稳定下来的社会结构是群龙无首的联盟，没有发号施令的中心。实则是一个由一系列小规模的交错互动网络组成的整体，它们之间的关系受到调控，秩序井然而非混乱占据主导地位，其主要的调控机构便是权力网络中最具广泛性的基督教世界。基督教认同给欧洲人提供了共同的人性以及共同的区分架构，提供了一种规范调节手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将亚当·斯密所称的“看不见的手”改为“基督的手”，这无疑又是曼的慧眼独具之处。
四阶级、民族、阶级斗争
阶级、民族是曼在第二卷关注的焦点，近代国家是民族—国家，而阶级和民族则是构成近代国家的两大支柱。因而，该书第二卷集中探讨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崛起。
曼对阶级下的定义是，对提取、改造、分配和消费自然物的社会组织享有不同权力的集团。曼认定，最早出现的是上层阶级。而要成为一个阶级，曼认为除了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外，还要有共同的阶级意识。显然，在近代之前，除了古希腊出现的那个时代的对称阶级外，其他时代还没有出现过对称阶级，因为共同阶级意识的形成需要权力手段的辅助，而下层人民往往是缺乏它的。一则因为他们的读写状况(包括识字率)。二则因为支配阶级有意识地将他们与环境离断，不让他们具有那种意识。三则因为即便下层人民想整合成一个阶级，也常常有地方主义、分离主义、派系斗争将它们分化，第一和第三个原因是作者在本书中反复强调的观点。如古罗马，奴隶和自由民结合而成一个群体，即“平民(populace)”，然而，在罗马的权力结构中，平民并不是一支活跃的力量，他们甚至都不是一个“广延的阶级”，当然更谈不上是一支政治力量了，其原因即在于此。
只有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的扎根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来临，才产生了对称的阶级。在曼看来，阶级实质上源自于社会权力的发展，“纯粹”的阶级是不存在的，其原因就是上述三个，到近代，还要加上第四个：民族国家也会削弱阶级，使之成为民族单元(segments)。曼反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其一，他反对马克思理想化地很早就将对称的阶级树立起来，曼认为这纯粹是马克思的一厢情愿；其二，曼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对称的阶级本来来得就晚，那么在此之前又何来阶级斗争呢?而且，在曼看来，即使有了对称阶级，其对抗也常常伴随着妥协。
对于民族的出现，作者划分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意识形态权力起支配作用，教会传播更广义的社会认同，并通过大众跨层读写的传播扩散，这是曼所指的初始民族阶段。第二阶段，商业资本主义和近代国家的混合传播形成更普遍的民族认同。第三阶段，即军事阶段，军事权力关系将更广义的认同和民族国家一起推进，地缘政治并将阶级政治化。第四阶段，这已是1792年之后，即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国家此时已履行主要的民政功能。在该阶段，民族既非全部的团体社会成员，也非无竞争关系的团体，曼认为，此时跨阶级的民族包含公民权力概念，关注“代表制度”和民族事务，关注国家和民族是否需要中央集权化，同时变得更富挑衅性。这种挑衅的冲动来自国家与家庭更紧密的结合和近代国家的持续军事化。在这一军事化的进程中，曼又区分出不同的三类民族类型，第一类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加强型；第二类是以德国为典型的国家创造型，即在民族的勃兴过程中，国家也应运而生(指德意志帝国)；第三类是以奥地利为代表的国家颠覆型，也可以诠释为奥匈帝国在民族主义的冲击下分裂。
曼认为，民族并非阶级的对立物，相反他们会携手出现，两者都是近代的宗教、商业资本主义和近代国家兴起的产物，这三者恰好对应作者的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关系，而它们又与决定性军事主义(对应军事权力)交织，最终是在第一阶段中(1792年前)，军事权力和经济权力关系在阶级和民族的产生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曼认为，阶级关系先是被商业资本主义，后被工业资本主义所左右，资本主义和军事主义国家开始围绕民族、阶级来塑造意识形态。而作为民族或阶级，要斗争就必然需要理论的支持，这套理论就是意识形态，由于它是资本主义的，因而也就限制了它们的斗争。阶级认同则更多起因于国家的经济危机，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认同仍是不纯粹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曼认为没有马克思所称的无产者的联盟。
作者还重点阐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的阶级斗争状况，因为阶级斗争也正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个背景下兴起的。正像马克思预言的，阶级队伍继续发展壮大，变得更富政治性、更具广泛性，阶级斗争也开始勃兴起来。曼详细分析了阶级斗争在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形式和结局。在英国，阶级斗争通过政治整合被“解决”，这样，既避免了资本主义政权的镇压，也避免了社会主义。在美国，政治整合和社会主义始终没有市场。但曼承认，美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俄国，情况更复杂一些，当第二次工业革命来到帝俄的时候，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尚在婴儿阶段。在代表制度方面，帝俄的落后自不待言。是国家精英，而非资本家回应了工会、罢工和社会主义团体。1905年的运动则表明精英们的失败，到1917年，工人的共识达成：目标趋向一个国家，因为它能带来高度集中以使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所变化。在法国，阶级斗争表现为竞争性的政治整合和社会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向半权力主义靠拢，到1914年，德国成为欧洲最大的工业国，有最大的社会党。
五民族—国家的产生、斗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
曼是从四个方面来阐述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的，一是从量上，即面积、功能范畴上；二是从军事权力的独立性上，军队此时的主要功能仍是战争和镇压；三是从官僚化上，曼独特地认为，官僚正是通过军队进入国家的；四是从民政范畴(civilianscope)的扩大上。曼沿袭了韦伯的近代国家理论，所不同的是将民族国家与权力挂上钩。曼认为，纵观18世纪，国家的范畴仍是传统、狭窄和军事性的，国家只是收收税、征征兵，尽管它此时已痛苦地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并使之政治化。从19世纪开始，国家开始了第二阶段发展，从范畴而非面积上拓展，民政范畴显著扩大，国家更富于代表性和更官僚化。同时，精英和政党寻求与业已扩大的职能相协调，由此，市民社会被禁闭，受限于边疆、领土疆域和国家主权，并被驯化进入民族国家。
19世纪，国家趋向于三种整合：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的以及军事的，分别对应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在国内，国家显得能和睦相处，其政党和精英在政府的目标上达成广泛的共识，但这种共识是未经检验、未经考虑的，因而也是随意的。曼接受了吉登斯“民族—国家就是社会”的观点，所不同的是，他将民族—国家所指代的社会看成上述的不同的、五花八门的权力网络。只是到后来，国家趋向官僚地组织起这种五花八门，但却并未系统地面对、评估这一多图景的整合。曼认为，人类生存的危险也即在于此，因为这些国家正动员着令人恐怖的集体性权力，一战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曼将这种规则的、不规则的权力网络和五花八门的、有时又是多图景的整合称为“模式化的混乱”，并将它作为一战和本书第二卷的总结。
曼认为，传统上对于一战解释过于关注直接原因，如地缘政治说等。在作者看来，一战的爆发归因于无意的、五个权力网络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五个权力分别是：阶级、政治家、军事、民族主义团体和党派、以及特殊的压力集团。在不同的政权中，这五个权力有不同的交织方式，增加了误估的可能和未曾预期结果的出现，到1914年，它们“非辩证的”交织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政党民主方面，例行性的外交决定在此更趋个人化，因为此时阶级和政党已被民族和地方—区域化组织所禁闭，使外交决定居于半隔离的旧政权和现代议会制内阁之间，并容易在危机时产生突变；在国家方面，趋向更富挑衅性、领土型的外交。社会生活被驯化，产生强烈的、归依于民族的感情，从而更富挑衅性的民族主义出现了，并向中等阶级和支配宗教的团体扩散；在政治方面，此时都展现了外交不胜任和反复无常，政治家则反手为云、覆手为雨。仅有一些跨民族机构主张和平外交，一些民族主义者压力集团则主张挑衅性的地缘政治政策。具体地说，作者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挑衅视为一战爆发的直接原因，当然，作者也不否认许许多多的偶然因素。
六局限与不足
在历史学家看来，像曼这样的社会学家恐怕是很大气，很有气魄的。因为他们不但总以理论上的标新立异为荣，为必需，且各自从恢宏的社会理论出发，按照主题所需剪裁历史，并将它们嵌进自己的理论板块。同时，相对于历史学家，他们的“时间”跨度往往很长，而在其中，作为历史组成部分的个体却消失了。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的历史是“自上往下看的历史”。曼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的权力史上起远古、下迄当代(他声称其理论框架将涵括21世纪)。只是，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中，一方面，由于理论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出于行文更富解释性的考虑，他们总要按己所需取舍史实。因此，历史社会学家们的时间常常是跳跃式的，常常会在自己中意的史实面前作长时间的停驻，而对那些与自己理论不符或契合不严的大量史实“弃之如敝帚”。时间越靠前，有可能尚不大引起读者的注意，他们的理论也显得很有说服力，但越往近代或现代，由于人们经验的逐渐丰富——于是更挑剔，历史社会学家们便只能对重大史实不作过多的剪裁，即不再回避它们。如此一来，问题也就产生了：往往由于他们理论的独特，很难将这些纷繁复杂的史实装进他们的理论框架内，于是有时，不得已，便只能藏头掖脚地将它们塞进去，以至降低了他们理论的说服力。
曼的权力史观就面临上述问题：在解释近代史之前的历史时，权力网络显得别具匠心。但到第二卷后半部分，当解释以一战终结为中心的欧洲近代史时，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因此，到最后，曼只能用“模式化的混乱”(patternedmess)来诠释一战的爆发，这就不能不伤害到他的理论。因为在此之前，曼的权力史尚有18世纪以经济和军事权力为重，19世纪以经济和政治权力为重的清晰脉络。虽然这个“混乱”可以理解成由于人们历史经验的丰富，从而使当代人在写现代史时，面临它的驳杂，不得不将历史解释复杂化，用更复杂的理论结构分析来应对它。但假使作者能把权力的四个来源在近代的运作脉络理得更清楚、更有主次些，恐怕就不会造成这种情况，而且阅读效果也就更好了。
同时，时间的跳跃性在曼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史实的取舍上，作者多少给人以随意性的感觉。这不但表现在梳爬史实上，而且表现在作者在写作每一个大章节时，或多或少地有意选取对权力史观有用的、有限的二手材料，没有比较它们观点的不同以验证或反证自己的观点。相比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敞开大门诚邀宾客、百家争鸣的气度，曼的权力史观就稍显得有些单薄。
曼的权力史观将权力一分为四：来自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意识形态的，这其中，“来自”二字体现了作者的高明之处，因为它关涉到他的独特的权力后勤学，也就是说这四种权力不是孤立的，其背后有支撑它的纵深背景。这些纵深背景也成为曼随意使用它们的缘由之一，多少显出曼的权力史观的随意性。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历史不外是以时间为轴，围绕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的演进；曼只是将它们演绎、并在源头贴上“权力”的标签，因之，他的权力概念如文前所述广达方方面面，曼的目的就是用这串面面俱到的万能钥匙开启人类历史演进的秘密。但我们不禁要问：这串钥匙是否真如曼所称的那么灵验?同时，用这样一个包容万象的权力史观总揽人类历史是否有整体上的说服力?还有，曼的权力史范畴上涵盖整个人类历史，但究其实，它基本建立在对欧洲史的阐述上，对其他地区则关注甚少，这无疑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曼的权力史观的局限性。当然，纵观全书，作为一种极有价值、极富成果的探索，让人不能不佩服曼作为一个历史社会学家的勇气和智慧。因为，它使得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对话，不再像布罗代尔说的，是“聋子之间的对话”，并且使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有可能分别从不同的山头主义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了韦伯的追随者奥托·欣泽所表述的如下愿望：“我们想了解的不只是表面的高度和深度，更是整个大陆板块。”[6](p16)无疑，曼的社会权力说正是这样一个“山巅上的眺望者”。
收稿日期：2002-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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