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性的视角谈文艺的精神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视角论文,价值取向论文,文艺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艺报》上正在进行关于文艺精神价值取向的讨论，陆贵山先生与童庆炳先生分别就文艺的社会理性与人文关怀及其关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有价值的观点。我想从现代性的角度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之所以要选择这样的角度，是因为在我看来，在今天谈论文艺的精神价值取向问题，最终必然关系到中国社会与文化之进入现代的方式问题，以及中国作家对于现代性的态度问题。
让我们先从西方谈起。卡林内斯库在其《现代性的五个面向》一书中曾经指出：现代性“被知觉为是一个从黑暗中挣脱出来的时代，一个觉醒与启蒙的时代，它展示了光辉灿烂的未来”，“人们因此有意识地参与了未来的创造。”这个意义上的现代性是一种时间与历史意识，具体表现为线性发展的时间观念与目的论的历史观，因而又称“启蒙现代性”或“历史现代性”。然而，在19世纪上半叶，一个不可逆转的分化使得现代生产分裂，并导致两种现代性之间的紧张。一种是作为文明化历史的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它是科学与技术进步以及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变迁（现代化）等的结果，它受到启蒙思想与工业革命的支持。卡林内斯库把它的特点概括为：信奉进步的教条、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关注时代、崇尚理性以及由抽象人道主义界定的自由、具有实用主义倾向、崇尚行动与成功等；另一种是作为审美概念的现代性，即审美现代性或文化现代性。作为审美或文化概念的现代性在其浪漫主义的初始阶段就强烈反对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界定文化现代性的是它对于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彻底反抗”（卡林内斯库），是它的否定的激情。这种激情来自于它对于理性与进步观念的巨大的幻灭感，后者在其发展过程中变成了极度膨胀的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资本主义的官僚机构、粗俗的实用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虚伪的市侩主义，等等。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关的各种运动都来自这种审美的现代性，它的姿态是颠覆19世纪历史现代性的两个主要的信条，即线性的时间观与目的论的历史观，它倾向于不把历史或人类生活看成一个连续体，不把历史视作发展的逻辑，它不象现实主义那样按历史时间的连续来结构作品。西方现代派作家（从波德莱尔开始）就坚持这样的一种批判传统。可以说这也构成了西方现代作家与现代文学的基本的文化立场与精神价值取向。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的现代性是一个自我质疑、自我矛盾的复杂结构。一方面是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变迁，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这个变迁及其所塑造的社会生活的文化与审美上的批判。这构成了现代性话语的内在张力与内在制衡。这种现代性的矛盾性与自我质疑、自我批判性使得西方社会保持了一种相对多元的文化环境，它对于精神文化生态的平衡乃至政治的运作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与文学话语中，审美现代性一直处于未展开的状态。或者说，现代性在中国呈现出单一发展的势头，历史现代性或启蒙现代性始终是压倒优势的强势话语，从而没有产生现代性的矛盾张力结构。李欧梵先生的《现代性及其不满：五四文化意识的再探讨》一文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文章指出，五四精神充分体现为一种历史意识的新模式，现代意味着“新”，而“新”的价值与理念是在一个直线发展的时间语境与历史意识中被界定的，“时代”是这种新的历史意识的最突出表现，它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强调现在是通向未来的进步连续体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在这种新的历史意识的形成方面，严复的翻译——尤其是对于达尔文主义与进化论的译介——起了极大的作用。几乎整个五四思想界都受到严复的影响，进化论成为五四新意识的核心。与此相关的是人们热切呼唤投身新时代的英雄式的自我与人格类型，这个自我类型的核心是：把握世界潮流并积极投身这个潮流、创造美好未来、对于世界美好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李欧梵认为：新文学与新的历史意识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成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发源地，同时也使得中国的现代文学背离了欧洲现代主义的宗旨——对于社会现代化、历史（启蒙）现代性持批判立场的审美现代性精神。尽管西方审美现代主义的观念、作家、作品也有被介绍到中国的（如“为艺术而艺术”、波德莱尔的作品），但是线性史观及其在文学写作中的体现——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始终占据主流。
可以补充指出的是，启蒙现代性或历史现代性不仅在一般所谓“现代文学”中占据支配地位，而且在所谓“中国当代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约70年代末—80年代中）中，这种情形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从现代性的视野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虽然是不同于西方启蒙现代性的另一种现代性方案，但是在一些基本的思维方式或“话语型”上与西方启蒙现代性或历史现代性共享着一些基本的前提。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他的后继者，都把社会主义视作一种现代性工程（虽然与资本主义现代性有区别），而且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思想中产生出来的，它无疑也深深地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在中国解放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在历史与文学叙事中，在小说《创业史》《红旗谱》《金光大道》《艳阳天》等以及“革命样板戏”中，无不笼罩着现代性的“幽灵”。从现代性反思角度看，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主流根本上都从属于相同的“认识话语型”（即“现代性”），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没有本质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当代人文科学的精神价值取向至少是比较单维的，缺少西方现代文学与现代人文科学的那种复杂性、矛盾性与自我批判性。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比较中西方现代性内含与结构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要比较中西方现代性诞生的社会历史土壤以及国际国内环境。由于这个问题的极端复杂性，我只能就其中的一点谈谈粗浅的看法。依照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经典论述，现代性的特点表现为：由于宗教与形而上学的整体化世界观的解体，宗教、道德与艺术这三个领域逐渐走向分化、独立与自我合法化。18世纪以后，世界观的问题能够被重新安排以便进入专门化的有效性领域：真理、规范的正义、真实性与美。它们可以被当作知识问题、正义与道德问题、趣味问题加以处理。科学话语、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与批评依次得到体制化，产生了认知—工具合理性的结构、道德—实践合理性的结构和审美—表现合理性的结构。18世纪的启蒙哲学家系统阐述的现代性规划，存在于他们根据其内在的逻辑发展客观的科学、普遍的道德与法律以及自主的艺术的努力中。启蒙的哲学家想要利用这种专门化的文化的积累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日常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安排。孔多塞气质的启蒙思想家过高地期待：艺术与科学将不仅促进对自然力量的控制，而且促进对世界与自我的理解，促进道德进步、机构的正义、甚至人类的幸福本身。但是20世纪粉碎了这一乐观主义。科学、道德与艺术的分化已经逐渐意味着由专家加以处理的各个领域的自主化，同时也意味着它们与日常交往的阐释学的分离。虽然哈贝马斯忧虑的是由此造成的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分离以及生活世界的日益贫困化；但是我这里想要“借题发挥”的是：以批判社会现代化与启蒙现代性为特点的审美现代性本身就是现代化（合理化）过程的产物，如果没有艺术与审美领域的独立自治，那么，审美现代性的生成将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审美现代性不仅是启蒙现代性与社会现代化过程的质疑者、审视者与批判者，它更是这个过程的受惠者，对于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可能性本身就是由启蒙现代性及其在社会体制中的实践（尽管不可能是完全的实现）为前提的。因此，审美现代性的生成首先要依赖于社会的现代化或启蒙现代性的充分实现，也就是说，要依赖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相对分离以及自我合法性与自身游戏规则的建立。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以及从尼采到福柯的大批思想家）对于启蒙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现代生活的批判，不但没有得到来自政治或宗教势力的压制，而且得到了制度性的保障（西方许多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持激烈批判态度的作家、思想家都成为学术界的明星式人物，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活动还没有自主化的国家，审美现代性批判或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批判想要获得生长的土壤是极为艰难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但在西方国家现代性批判（包括审美现代性批判）是随着社会现代化过程的不断完善而越来越得到制度性的保障（比如在波德莱尔的时代这种保障就远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他的《恶之花》曾经受到来自体制的压制），即使在中国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承认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同样是一种现代性选择， 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由于文化与艺术乃至科学活动都没有获得起码的自主性，所以对于现代性（在当时就是改革开放前以计划体制与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批判，包括审美现代性批判，乃是根本不可思议的妄想。比方说，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光明”未来以及线性发展的时间—历史观念的任何怀疑、对于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任何偏离，都会遭致残酷的压制与迫害。职是之故，我们想要检讨那个时期中国现代性的单维性或审美现代性的阙如，首先不能不反思那个时期中国社会体制的某些不合理性，或者说，不能不反思启蒙现代性与社会现代化的不彻底性。在艺术与审美的基本自主性都没有获得的情况下，奢谈审美现代性或文艺精神价值的多元发展是不现实的。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如果说80年代中国学界的主流依然是对于现代化的热切而不免简单的呼唤、对于启蒙现代性的不加反思的接受，并且以此作为历史评价与文学写作的基本标尺；那么，90年代的人文学术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学界对于近现代中国具有反思现代性倾向的知识分子（比如学衡派）、对于偏离启蒙现代性叙事的文学作品（比如张爱玲、沈从文的作品）的认识与评价正在改变。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庆幸的现象。它有助于加深对于现代性的复杂性的认识，有助于审美现代性的生长，也是文艺活动精神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标志之一。但是，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的是：即使在今天，我们反思现代性的社会条件与西方国家依然是极为不同的。由于启蒙现代性在中国语境中的独特遭遇，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对于启蒙现代性的反思，以及以这种反思为特点的审美现代性的建构，就不能不是一个极为复杂与艰难的工程。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本世纪上半期对于现代性持比较强烈的反思批判取向的中国知识分子，常常具有西方的生活经验（比如刚才提到的学衡派诸公）；而那些具有较明显的审美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则不但具有西方的生活经验，而且常常是生活在中国的大都市上海（比如李欧梵提到的张爱玲、施蛰存等）。这种情况在本世纪末似乎也依然未有大变。这是否在提示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反思是否存在“经验移置”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是否把在西方经验到的现代性症候（比如极度膨胀的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资本主义的官僚机构、粗俗的实用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虚伪的市侩主义等）当做了中国的问题？我们不否定中国的问题与西方国家的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也不否定西方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反思对于我们的借鉴意义，但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相似不等于相同，借鉴也不是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