麴氏王国军事制度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国论文,制度论文,军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麴氏王国的军事制度，由于传世文献记载非常简略，出土文献记载亦甚零散，尽管学者曾就其中某些问题作过研究，但实际上仍一直不甚清楚。这里根据记载，分类重新进行探讨。
一 兵役、兵额与兵种
麴氏王国如何征募“兵役”，传世文献没有记载。吐鲁番出土延和三年（604年）四月廿日前后《传判麴究居等除丁输役课文书》， 记有丁输、羁人、商人等役，并提到“兵役”，原文为：“次传商人役康怀愿，交河赵应儿兵役，二人为校尉相明作供人壹年除。 ”（文书三， 90页；图文壹，346页。 主要征引文献略称附文后）为何服商人役的康怀愿，服兵役的赵应儿，要为校尉相明作供人，不明。但据此可知，麴氏王国确有“兵役”。
此外，还有一件麴氏王国政变时期的《丑岁（617 年）兵额文书》（文书四，180页；图文贰，102页），全文3行，记载：
1 丑岁兵额：交河付康阿陁儿，永昌付主簿阿那，宁戎付吏青
2 守，永安付参军怀嵩，威神付主簿延海，田地付参军天护，
3 黄（横）截付参军天养，林（临）川付主簿椟之。据此可知，麴氏王国不仅有“兵役”，还有“兵额”。此“兵额”按年即所谓“岁”制定。“丑岁”的“兵额”，分配给交河、永昌、宁戎、永安、威神、田地、横截、临川八县，说明麴氏王国征募兵役，是以县为单位。但此八县：交河当今交河故城，永昌当今乌尔塘，宁戎当今胜金台，永安在今吐鲁番市西北，威神在今吐峪沟东南，田地当今鲁克沁，横截当今汗都坎，临川当今连木沁。分布甚散，并不集中。其时麴氏王国至少应有二十县，是岁兵额为何仅分配给此八县，不明。是麴氏王国实行诸县轮番征募兵役，即是岁为此八县，来年为其他各县？还是此次仅此八县派遣官吏领取兵额，其他各县派遣官吏领取兵额的记录我们未见？均有待研究。
麴氏王国的兵役应有分工，即现代所谓“兵种”。但须区别：1.“宿卫”（文书三，197页；图文壹，389页）为中央的禁卫军，不属“兵种”。2.“弓师”（文书四，172页；图文贰，98 页）是制造弓箭的工匠，亦不属“兵种”。据记载，麴氏王国“兵种”有二：一为“兵人”。凡二见：先见于延昌廿年（580年）八月一日至十月初前《付官、 将、兵人粮食账》（文书三，28页；图文壹，315页）， 后见于重光元年（620年）二月廿二日前《逋人史延明等名籍》（文书四，188页；图文贰，106页）。如果不是士兵的统称，就应是步兵的专称。 一为“逻人”。仅见于延昌卅六年（596年）前《计人配马文书》（文书二，330～332页；图文壹，281页）。“逻人”与“马”相配，应是巡逻的骑兵。此外未见。我们知道：在此之前，高昌郡的“兵种”已有细射（神射手）、步矟（持长矛的步兵）、过
水（不详）等名目（注：参阅唐长孺师《吐鲁番文书中所见高昌郡军事制度》，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现收入《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375页。）。据此推测，麴氏王国也应还有很多分工很细的兵种。这是以后研究麴氏王国军事制度所应注意的。
二 中兵、兵部与兵曹
麴氏王国的军事管理机构，主要有三：一为高昌王直接领导的中兵机关，设官有中兵校郎、中兵参军、中郎。一为中央九部之一的兵部，设官除荣誉性质的郎中外，主要有长史、司马、参军、主簿。一为府、郡、县的兵曹，府、郡兵曹设官有司马、参军、主簿，县兵曹设官有录事、参军、主簿。中兵机关职掌军事文书的出纳审查，我以前曾经作过研究，这里不再重复（注：按：马雍据重光四年（623 年）二月廿四日《辅国将军领宿卫事麴某残表》（文书三，197页；图文壹，389页）有“行中兵校郎事麴□”签署，认为：“中兵当指禁卫军而言，重光四年奏文上的判诺官员为辅国将军领宿卫事，正可证明该事状是与禁卫军有关的。禁卫军的事状牵涉机密，所以专设中兵校郎来负责通进。”见《略谈有关高昌史的几件新出土文书》，原载《考古》1972年第4期， 现收入《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165页。但恐误。 麴氏王国的中兵与魏晋的中兵性质已不相同。参阅王素《麴氏高昌中央行政体制考论》，《文物》1989年第11期，42、44、52页。）。这里重点探讨兵部与兵曹的职掌。
（一）关于兵部。吐鲁番出土兵部文书较多，根据性质可分四类：
第一类为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此类文书现存八件，还有一件残片，时间都在延昌二十七年（587年）（注：文书三，73 ～88页；图文壹，338～345、354页。关于时间的考证， 参阅王素《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459、462、 463、465、466、467、468、473、474九号。）。马雍先生曾对其中第一件文书进行研究，认为“这是高昌兵部收购民间私马的一张帐目呈报单据”（注：前引马雍《略谈有关高昌史的几件新出土文书》，164页。 ）。兵部收购私马应为军用。可以认为，兵部职掌之一，为普通军用马匹的筹备和管理。
第二类为兵部催缴剂远行马价钱敕符。此类文书现存八件，时间都在延寿元年（624年）六月（大谷1310、1311、1464、1466、 1487 、 1497、1501、2401号）。国内外研究者甚多，由于角度不尽相同，不赘举（注：参阅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1999年。）。近年孟宪实、宣红二先生曾对其中第二件敕符进行研究，先认为：“远行马价钱应指驿馆等远距离通信费用。”接着根据该敕符首称“敕交河郡司马主者”，末有“宁远将军吏部郎中兼兵部事麴□”签署，认为：“此费用由地方财政承担，而这项工作则由兵部负责。”最后根据该敕符有“送来诣府”语，认为：此处之“府”就是“兵部的办公曹府”（注：孟宪实、 宣红《试论麴氏高昌中央诸曹职掌》， 《西域研究》1995年第2期，21页。）。这些见解虽较前贤略有新意， 但关于剂远行马价钱性质，还是应如前贤所说，属于公元620年以后， 远行马由民养演变为官养，而让民户缴纳的一种赋课，较为妥当。可以认为，兵部的职掌，还包括具有特殊用途的远行马的饲养，以及与远行马的饲养有关的剂远行马价钱的征收。
第三类为兵部租赁近行马、驴奏行文书。此类文书现存二件，时间都在延昌年间。整理者将一件定名为《兵部残奏》（新文书，52页），一件定名为《某部赁近行马、驴残奏》（新文书，54页）。但据格式及内容，实际上，这二件文书都是兵部租赁近行马、驴的奏行文书。近行马、驴与前述远行马不同。远行马是高昌与其他西域国家进行交通的一种长途交通工具，近行马、驴是高昌内部郡县之间进行交通的一种短途交通工具。高昌为西域小国，军队主要用于对外，兵部对于外用的远行马，有直接的控制权，可以理解。兵部对于内用的近行马、驴，无权控制，也属正常。这样，兵部接到特殊军事任务，需要使用近行马、驴，也就只好租赁了。可以认为，兵部的职掌，还包括军用近行马、驴的租赁。
第四类为兵部差人服役文书。此类文书现存二件，时间都在延寿十四年（637年）七月卅日。其中：
一件名为《兵部差人看客馆客使文书》（文书四，132～135页；图文贰，76～78页）。该文书由属于门下机关（职掌行政文书的出纳审查）的“侍郎麴延陀”和“侍讲辛武护”二人传，“威远将军兼兵部事麴文勖”等执行。关于该文书的内容及性质，姜伯勤先生和我都有较为详细的解说（注：姜伯勤《高昌麴朝与东西突厥——吐鲁番所出客馆文书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年，42～47页；又，《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 文物出版社， 1994年，99～105页。前引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 这里无须赘述。总之，根据该文书，可以初步判断，当时的高昌兵部，可能设有专门接待外国客使的客馆。客馆有专职的接待人，每一位客使或每一组客使到来，都有一位接待人专职接待。另有承役人，人数不定，五日一番，轮换较勤，由兵部临时差遣。可以认为，兵部的职掌，还包括客馆的经营和客使的接待。
一件名为《兵部差人往青阳门等处上现文书》（文书四，128～131页；图文贰，73～74页）。该文书由“中兵校郎麴□□”宣传，“威远将军兼兵部事麴文勖”等执行。内容大致有五：1.每组六人，分别用青阳、金章、金福、玄德、建阳等门外“上现”五日；2.每组五人，分别往永昌、桢、赤等谷中及横城门里“还”五日；3.每组八人，分别供将某某，用□阳、金章、玄德、建阳等门里“上现”五日；4.一组六人，供将庆怀，用武城门里“上现”五日；5.一组五人，往永昌谷中山头“还”五日。此处“上现”一词，又见延寿十七年（640 年）八月前《条列用羁人上现残文书》，原文为“（前缺）旧门头上现伍肆日”（文书四，185页；图文贰，104页），用法相同。所谓“上现”，应即“上番”，“现”、“番”，方音假借，轮番值勤之意。此处“还”，原文作“遝”。但“遝”意为迨、及、重积，与文义不合。“遝”应为繁体“還”的简写。“还”，有环绕、旋转之意，亦即巡逻也。此处诸城门，均为高昌城的城门；诸山谷，均为高昌城北赤石山（今火焰山）的山谷。似乎当时兵部对高昌城的内外守卫工作，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式：近处城门里外（横城门里除外）采用值勤的方式，远处山谷之中采用巡逻的方式。可以认为，兵部的职掌，还包括负责高昌城的内外守卫工作（注：按：彭琪根据重光三年（622 年）后《追赠宋怀儿虎牙将军令》（文书三，175～176页；图文壹，380 页）及上引兵部文书，再结合中原兵部之职，认为：“麴氏王朝兵部职能当是武官的选授与封勋、马政管理、军令发布和兵役征调等事。”见《麴氏高昌王国行政官职刍议》，《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13页。 但其中，《追赠宋怀儿虎牙将军令》，没有兵部签署，第一人称为“孤”，应为高昌王麴伯雅所下。另有一件延和十八年（619 年）九月八日《追赠张师儿明威将军令》，情况相同（新文书，49页）。彭氏所说，未足为据。又，关于“军令发布”职能，亦属推测，未见根据。）。
（二）关于兵曹。吐鲁番出土兵曹文书甚少，性质较为明确的仅有以下二件：
一件为延寿五年（628年）八月《兵曹残奏》（文书三，236页；图文壹，406页）。该奏为阿斯塔那142号墓出土，前缺，存6行， 下部甚残，释文如下：
1 延寿五年戊子岁八
2 威
3 兵
4 兵
5 兵
6 兵
一件为同年八月前后《兵曹残奏》（文书三，237页；图文壹，407页）。该奏亦为阿斯塔那142号墓出土，前后均缺，存5行，下部亦残，释文如下：
1
元□
2虎威将军臣辛 延□
3兵曹参军 韩 □□
4兵曹主簿 王 □□
5兵曹吏张 □□
这二件兵曹残奏，由于残缺，内容不详。从格式看，与兵部奏文没有太大区别。前件第2行署名仅存一个“威”字， 推测为威远将军某某署名。后件第2行署名为“虎威将军臣辛延□”。 威远为当时地方县令和中央各部长史及门下、中兵校郎所带将军号（注：参阅关尾史郎《〈田亩作人文书〉小考——トゥルファン出土高昌国身分制关系文书研究序说》（下）附《威远将军就管者一览（表）》，《新潟史学》第27号，1991年，74页。）。虎威将军情况大致相同。如延昌十五年九月《宁朔将军绾曹郎中麴斌芝造寺铭》有“虎威将军新兴令（麴）亮”、“新兴令虎威麴贞”。建昌元年十二月廿三日《折冲将军新兴令麴斌芝造寺布施记》有“长史虎威将军领库部事麴”。这二件残奏既称“兵曹”，不称“兵部”，则此威远、虎威二将军，显然不是中央兵部长史，而极有可能是地方县令或与县令同级的中央差遣官员。总之，此处的兵曹应为县兵曹，这二件残奏应为县兵曹奏文。
同墓还出土一件《兵部残文书附记马匹帐》（文书三，238页； 图文壹，407页）。该帐前缺，存8行，前4行为署名，甚残， 释文如下：
1
麴□□
2 兵□□□ 孙建珍
3 兵□□□ □欢□
4 兵□□□延伯该帐从署名格式看，与前二件残奏完全相同，也应为县兵曹奏文。唯后4行为附记马匹帐，其中提到“殿中（将军）阿仲”、 “焦郎中”无疑为中央官，“威神范师养”似乎不属该县百姓，有点问题。但也不是不能解释。“殿中阿仲”、“焦郎中”虽为中央官，但属该县人。“范师养”虽为“威神”百姓，但长期寄居该县。该县清理马匹，对此类官员和百姓，恐怕不能随便放过。同墓还出土一件《高宁马帐》（文书三，239～241页；图文壹，408～409页），断为二片，第一片首称“高宁上马名”，接记该县官员和百姓的马匹种类和数目。我怀疑该马帐与前引马匹帐一样，也是兵曹奏文的附件；而前引马匹帐与该马帐一样，也是高宁马帐的一部分。如果推断不误，则高宁当今吐峪沟，威神在其东南，二县相邻，威神百姓长期寄居高宁，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还有一件延寿十年（633年）前《城作子名籍》（文书五，263页；图文贰，301页）也记有“兵曹”。该名籍为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同墓还出土一件《威神城作子名籍》（文书五，262页；图文贰，300页）。据此，前件所记“兵曹”，也应为县兵曹。府、郡兵曹的文书则未见。县兵曹的职掌，也包括马匹的管理和县城的护卫。府、郡兵曹的职掌，应该大同小异（注：按：彭琪认为王都亦设兵曹，称：“王都兵曹似以王都治安、有关军事征调、驿传为主，兼管田猎。”又称：郡兵曹“掌本郡军令执行及各种军事征调事。”县兵曹“职掌如郡所述。”见前引《麴氏高昌王国行政官职刍议》，16～17页。也均属推测，未见根据。）。
三 军号、军阶与军府
麴氏王国的“军号”，亦即所谓将军名号，究竟有多少，传世文献仅有一些简略的记载。如：
永平元年，（麴）嘉遣兄子私署左卫将军、田地太守孝亮朝京师。……延昌中，以嘉为……平西将军。……嘉死，赠镇西将军。……子竖立，……除平西将军，……又加卫将军。（《魏书·高昌传》。《北史·高昌传》同）
以高昌王世子光为平西将军。（《魏书·孝庄帝纪》建义元年六月癸卯条）
嘉，元魏授车骑将军。……坚，……骠骑大将军。……官有四镇将军及杂号将军。（《梁书·高昌传》。《南史·高昌传》略同）
有左右卫、……建武、威远、陵江、殿中、伏波等将军。（《周书·高昌传》。《隋书·高昌传》、《北史·高昌传》略同）
（唐太宗）征其大臣冠军阿史那矩入朝。（《旧唐书·高昌传》。《新唐书·高昌传》略同）据此可知，麴氏王国前三王（嘉、光、坚）曾接受北魏授赠的骠骑、车骑、卫、镇西、平西等军号，本国则至少有四镇、左右卫、冠军、建武、威远、陵江、殿中、伏波等军号。但也不是没有问题。譬如：《魏书》与《梁书》记北魏授赠的军号，名称和品阶差异较大。据北魏太和后令：《魏书》所记卫将军正二品，镇西将军从二品，平西将军正三品，《梁书》所记骠骑、车骑二将军则均正二品。大谷胜真先生认为：《魏书》所记应为北魏实授，《梁书》所记应为麴氏私署（注：大谷胜真《高昌麴氏王统考》，《京城帝国大学创立十周年记念论文集 史学篇》第5辑（特辑号），东京大坂屋号书店，1936年，10页。）。 其说如果可信，则骠骑、车骑也应为麴氏王国固有军号。又譬如：《梁书》谓其国有四镇将军，而出土文献仅见镇西军府，也很难吻合。罗振玉、黄文弼二先生统计麴氏王国军号，似乎因为难以解释，遂既不提四镇将军，亦不提镇西军府（注：参阅罗振玉《增订高昌麴氏年表》，《辽居杂著乙编》，辽东印本，1933年，16～17页；黄文弼《高昌国官制表》，《高昌
集》（增订本），考古学特刊第二号，中国科学院，1951年，29～37页。）。
崎昌先生根据出土文献仅见镇西军府，认为麴氏王国根本没有所谓四镇将军（注：崎昌《麴氏高昌国官制考》，原载《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第8、9号（总第28、32号），1963年，现收入《隋唐时代の东トゥルキスタン研究——高昌国史研究を中心としこ》，东京大学出版会重印本，1983年，267页。）。 此说为中村一雅先生所承袭。他认为麴氏王国只有四镇将军之一的镇西将军（注：中村一雅《〈梁书〉卷五十四高昌传ょり见た麴氏高昌国の官制につぃこ》，《东洋史苑》第12号，1978年，84～86页。）。但我从来认为，传世文献的记载不能轻易怀疑。我曾根据《通典·边防七》车师高昌附条记唐平高昌，以高昌东镇城为蒲昌县，认为此“东镇”（即白艻）反读即为“镇东”（注：王素《麴氏王国末期三府五郡二十二县考》，《西域研究》1999年第3期，29页。又， 前引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这似乎可以说明，麴氏王国不仅长期在交河设置镇西军府，还曾短暂在白艻设置镇东军府。当然，仅仅根据这一研究成果，并不能断定麴氏王国是否还曾设置镇北、镇南二将军。但至少不能认为，麴氏王国只有四镇将军之一的镇西将军。
麴氏王国的“军号”，出土文献记载较详。对此，罗振玉、黄文弼、崎昌、侯灿等先生先后作过统计（注：前引罗振玉《增订高昌麴氏年表》，16～17页；黄文弼《高昌国官制表》，29～37页；崎昌《麴氏高昌国官制考》，267～268、292～294页。侯灿《麴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原载《文史》第22辑，中华书局，1984年，现收入《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47～48页。）。罗、黄二先生由于所见有限，统计非常不全面。崎昌先生情况大致相同。不同的是，他认为麴氏王国的军号源出北魏，特别根据北魏太和后令，给这些军号排列了品阶，也就是“军阶”。但他的军阶排列，先后不一，给后来的学者造成了误会。譬如：他先根据前引《折冲将军新兴令麴斌芝造寺布施记》，将高昌王麴宝茂私署的“骠骑大将军”列为从一品，后又综合制成《麴氏高昌国官制一览表》，将高昌王私署的军号全部忽略。后来，侯灿先生对麴氏王国的“军号”和“军阶”进行统计和排列，分为八个等级，为：
第一等级：卫将军、中军将军、护军大将军
第二等级：右卫将军、冠军将军、龙骧将军、奋威将军、广威将军、宁朔将军、左卫大将军、建义将军、镇军大将军、辅国将军
第三等级：建威将军、扬威将军、振武将军、平漠将军、宁远将军、云麾将军
第四等级：折冲将军、威远将军、广武将军、虎威将军、凌江将军、建武将军、伏波将军、□漠将军、平远将军、鹰阳（扬）将军、虎（武）贲将军
第五等级：殿中将军、□威将军
第六等级：（缺）
第七等级：宣威将军、明威将军
第八等级：虎（武）牙将军也忽略了高昌王私署的军号。如此，这种军阶的排列，其正确性就打了折扣。对麴氏王国的军号和军阶进行统计和排列，忽略高昌王私署的军号，是万万不可的。
高昌王私署的军号，并非仅有前述麴嘉的“车骑将军”，麴坚和麴宝茂的“骠骑大将军”，还有见于延昌卅七年（597 年）十月十六日《金光明经》卷第三题记和延昌卅九年（599年）五（？ ）月廿三日《大品经》卷第十八题记的麴乾固的“大将军”。根据北魏太和后令，参照其他有关军阶的记载，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所见麴氏王国的“军号”和“军阶”，似乎应该这样排列：
正一品：大将军
从一品：骠骑大将军
正二品：车骑将军、卫将军、镇军大将军、护军大将军、左卫大将军
从二品：四镇将军、中军将军、镇军将军、抚军将军
正三品：四平将军、左右卫将军
从三品：武卫将军、冠军将军、辅国将军、龙骧将军
正四品：平远将军、建义将军
从四品：宁朔将军、建威将军、奋威将军、扬威将军、广威将军、建武将军、振武将军、广武将军、云麾将军
正五品：宁远将军、鹰扬（阳）将军、折冲将军、虎（武）贲将军
从五品：威远将军、虎威将军、平漠（莫）将军、伏波将军、陵（凌）江将军
正六品：殿中将军
正七品：宣威将军、明威将军
从八品：虎（武）牙将军这样的排列，较前举侯灿先生的排列，似乎更加符合实际。譬如：南北朝时期，任何将军，凡加“大”字，均不低于二品。镇军、左卫等大将军，自应较不加“大”字的右卫将军品阶为高。侯灿先生将镇军、左卫等大将军置于右卫将军之下，似乎与理不合。又譬如：南北朝时期，以建、振、奋、扬、广五字为前缀的军号，有所谓五威将军和五武将军的组合。当时排列五威和五武，阶虽不尽一样，品却大致相同。麴氏王国的五威无振威，五武无奋武、扬武，并非没有设置，恐怕是我们所见有限。也就是说，麴氏王国应与中原一样，曾经设置五威和五武等将军。据此，侯灿先生将五威的奋威、广威属于第二等级，建威、扬威属于第三等级，将五武的振武属于第三等级，广武、建武属于第四等级，也似乎与理不合。此外，前引《梁书》、《南史》谓高昌有“杂号将军”。《宋书·百官下》明记：五品凌江将军以下为杂号。侯灿先生将建武、伏波、□漠、平远、鹰阳（扬）、虎（武）贲等正号将军，置于凌江将军之下，也似乎与理不合（注：按：侯灿将所列八个等级的“军号”分为三组：第一至第三等级为重号将军，第四、第五等级为杂号将军，第七、第八等级为小号将军。存在混淆概念之嫌。中村一雅认为：“杂号将军”应指前引《折冲将军新兴令麴斌芝造寺布施记》所见□威将军、虎牙将军以及黄文弼于交河古墓葬掘获墓志所见宣威将军、明威将军、虎牙将军。见前引《〈梁书〉卷五十四高昌传ょり见た麴氏高昌国の官制につぃこ》，83页。崎昌认为：其中□威，不是宣威便是明威。见前引《麴氏高昌国官制考》，268页。与本文见解大致相同。）。 侯灿先生对麴氏王国的军号和军阶进行统计和排列，继往开来之功洵不可没，仅因对麴氏王国的军号和军阶脱胎于中原注意不够，而又过于相信包括墓砖、墓志在内的出土文献，记载军号的加、拜、迁、转顺序，以及军号与文官的配搭情况，出现一些失误，十分可惜。军号的加、拜、迁、转，不仅有升，应该还有降；军号与文官的配搭，不仅有同级，应该还有交叉。另外，还涉及军号的性质问题。凡事似乎都不能简单论定。
关于军号的性质，前贤曾经作过一些探讨。崎昌先生最早推测麴氏王国的军号属于加官和名誉称号。他指出：军号作为加官和名誉称号，始于西晋。东晋以后，郡太守普遍都带军号，军号开始滥用。麴氏王国的军号，多数都加在不同的文官之上，性质应该一样（注：前引崎昌《麴氏高昌国官制考》，268页。）。 中村一雅先生见解大致相同。他认为：“麴氏王族对于汉人世族，授予适当的官位及将军号，不过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名誉心。”（注：中村一雅《吐鲁番出土史料ょり见た麴氏高昌国の官制につぃこ》，《东洋史苑》第13号，1978年，53页。）荒川正晴先生见解与之不同。他认为：根据前引《折冲将军新兴令麴斌芝造寺布施记》，文官司马之中，带有军号者仅一员，其下参军、主簿等，即使根据其他出土文献，也均未带军号。以此为例，将军号作为加官，恐与事实不全符合。至少，前引《造寺布施记》及《吐鲁番出土文书》等所见陵江、威远等将军，与文官长史、司马相同，表示的都是高昌官人的一个位阶。因此，这些军号屡次单独出现。《周书》的有关记事也应如此理解。或许可以推测，存在另一个可能，即：这些将军实际也以普通将军的身份，与长史、司马、侍郎一样，掌管各部及门下之事（注： 荒川正晴《麴氏高昌国の官制につぃこ》， 《史观》第109 册，1983年，34页。）。可以说，他们的见解各有根据，都很难轻易否定。因为他们鉴别军号是实职还是加官，基本都以这些军号是否可以单独使用为根据。而实际上，这些军号既可以单独使用，又可以附加本官，为探讨双方都提供了根据。这样，他们的见解，自然都很难轻易否定。在此，我不拟纠缠军号是否可以单独使用的问题。我希望另辟蹊径，探讨军号是否可以开府的问题，也就是麴氏王国是否存在普遍的“军府”的问题。
我们知道，南北朝时期，中原的军号大多可以开府，设置长史、司马等僚属。麴氏高昌王均带军号，并且开府，设置了长史、司马等僚属。此外，麴氏王国还长期设置抚军（治高昌）、镇西（治交河）、平远（治田地）三个“军府”，短期设置镇东（治白艻）、平南（治始昌）二个“军府”（注：参阅前引王素《麴氏高昌中央行政体制考论》，48页；《麴氏王国末期三府五郡二十二县考》，29页；《高昌史稿·交通编》。）。但其余军号是否可以开府，则因《周书·高昌传》明称：“官人虽有列位，并无曹府，唯每旦集于牙门评议众事。”难以断言。不过，根据出土文献，仍可发现如下有意思的记载：
渐（建）威作人刘隆伯（文书五，32页；图文贰，183页）
镇军作人桑奴、相洛、贤遮（文书三，135页；图文壹，364页）
镇军作人三人得脱（文书三，138页；图文壹，365页）这三条记载，与“阴伏波作[人]相丰”（文书三，138页； 图文壹，365页）、“威远□□作人□□、春□、富得”（文书三，136页；图文壹，364页）等记载不同，没有注明任建威、镇军者的姓名。据此， 刘隆伯、桑奴、相洛、贤遮等作人存在分属建威、镇军二个“军府”的可能性。又：
武卫寺（文书四，159、169页，图文贰，91、96页；文书五， 181页，图文贰，261页）
左卫寺（文书四，162、165、166、171页；图文贰，92、93、94、97页）
右卫寺（文书三，195页，图文壹，388页；文书四， 159页，图文贰，91页）这三条记载，也与“虎威王寺”（文书四补，57页；图文壹，438 页）、“田地和虎威寺”（文书三，30页；图文壹，316页）等记载不同， 没有注明武卫、左卫、右卫三寺主人的姓氏。同时又有“抚军寺”（文书三，54页；图文壹，328页），无疑属于抚军府。据此， 此三寺也存在分属武卫、左卫、右卫三个“军府”的可能性。又：
振武长史（文书四，164页；图文贰，93页）
折冲长史（新文书，73、440页）
折冲长史作人永究（文书三，141页；图文壹，366页）这三条记载，也与“建武和长史”（文书四，170页；图文贰，96 页）、“建武苏司马”（文书四，169页；图文贰，96页）等记载不同。 据图版，后者“建武”与“和长史”、“苏司马”之间原空半格，应作“建武、和长史”、“建武、苏司马”。同时又有“建武留马、和长史洛马”（文书四，164页；图文贰，93页）、 “建武二匹……苏司马”（文书四，166页；图文贰，94页）等记载，可以为证。 而前者“振武”、“折冲”与“长史”之间接写，密不可分。可以断定：此处的“长史”，应为“振武”、“折冲”的“长史”。“振武”、“折冲”设置“长史”，自然已经开府，存在名为“振武”、“折冲”的“军府”。白须净真先生曾经认为：在麴氏王国，文武职官的品阶，三品是区分王族与其他门阀贵族的界线（注：白须净真《高昌门阀社会の研究——张氏を通じこみたその构造の一端》，《史学杂志》第88编第1号，1979 年，38页。）。也就是说，根据麴氏王国的官制：三品以上一般为王族的专职，四品以下才实际是其他门阀贵族的任官。“振武”从四品，“折冲”正五品，属于其他门阀贵族的任官。其他门阀贵族所带军号既可开府，王族所带军号自应更可开府。据此，认为麴氏王国存在普遍的“军府”，当无大错。而麴氏王国的“军号”普遍可开“军府”，倘若仍然认为这些“军号”只是加官和荣誉称号，恐怕就说不过去了。
四 余论
关于麴氏王国的军事制度，还有不少值得探讨。譬如宿卫军官的类别和品级，前贤也曾作过统计和排列。罗振玉先生统计有殿中中郎将、鹿门子弟将、三门将、三门子弟将、三门散望将、散望将、领兵将、厢上将、曲尺将、巷中将、内干将。黄文弼先生统计有殿中中郎将、三门子弟将、三门散望将、府门散望将、散望将、内干将、侍内干将、领兵将、箱上将、曲尺将、巷中将。崎昌先生的统计分四个系统：1.中央系统：巷中将、领兵将、曲尺将、殿中中郎将、鹿门子弟将；2.府官系统：殿中中郎将、内干将、府门散望将、领兵将、曲尺将；3.郡官系统：三门散望将、三门子弟将；4.县官系统：散望将、子弟将。侯灿先生后来居上，他不仅对类别进行统计，还对品级进行排列。如：
第二等级：奋威将军兼宿卫事、辅国将军、领宿卫事
第五等级：郎将、巷中将
第六等级：府门散将、殿中中郎（将）、碑堂将、曲尺将
第七等级：（领）兵将、鹿门子弟将、箱上将
第八等级：内（干）将、（府门）散望将、三门（子弟）将、府门子弟将、鹿门散望、小门散望将、东宫府门子弟将、东宫厅上干将、东宫厅上子弟
第九等级：北厅左右、帐下左右（注：前引罗振玉《增订高昌麴氏年表》，17页；黄文弼《高昌国官制表》，34～37页；崎昌《麴氏高昌国官制考》，292～293页；侯灿《麴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51页。）但其中也有若干问题。譬如：“郎将”一名，似乎仅见延昌卅七年（597年）闰六月十三日《张毅墓表》（墓志录，录注28）。 据记载：“郎将”为北周府兵官名，隋唐承袭，北魏未见。麴氏王国未从中原引进府兵制度，不应出现府兵官名。此处“郎将”，应为殿中中郎将的省称。还有，“府门散将”、“鹿门散望”，也应为府门散望将、鹿门散望将的省称。当时，除殿中中郎将外，一些带“将”字的低级军官，实际都可统一省称为“将”。延昌三十四年（594年）《调薪文书》， 均为“将”某某“下”（文书三，32～38页；图文壹，317～320页）。《将阿伯等所领人名籍》和《将保谦等所领人名籍》，亦均为“将”某某“下”（文书三，98～101页；图文壹，350、352页）。此例甚多， 不赘举。带“将”字的低级军官都可省称为“将”，至少说明二点：1.这些“将”官，实际也都是以“将”为本官。“将”的前缀诸语，或显示工作的性质（如领兵、散望、子弟等），或显示工作的地点（如府门、鹿门、三门、小门等），大多均非官称。2.这些“将”官，其品级实际也都是相等的。延昌
年（600 年）闰三月十九日《麴孝嵩妻张氏墓表》所谓“新除箱上将，后迁为曲尺将，后迁为巷中将”（石刻后录，2 页），不过显示工作地点先在“箱上”，后转到“曲尺”，最后又转到“巷中”，与品级高低似乎无关。此外，还有一些疏忽之处。譬如：“将”官类别，还有“左亲侍散望[将]”（文书四，63、65页；图文贰，39、40页），没有收录。“左右”类别，也还有“巷中左右”（延和十二年五月四日《解显武墓表》。墓砖拾遗，594页）、 “左亲侍左右”（文书五，72页；图文贰，205页），没有收录。 又有“校尉”（文书四补，27、31页，文书三，90页，文书四，169页；图文壹，263、 266、346页，图文贰，96页）， 亦未收录（注：按：“校尉”凡四见：二为“校尉传”，二为“校尉相明”。当时任宣传之职者多为宿卫军官。而“相明”有服商人役的康怀愿、服兵役的赵应儿为之“作供人”，说明地位不低。延昌二年（562 年）十一月廿九日《张洪墓表》记墓主曾官“财官校尉、洿林令”（墓志录，录注12）。或以为前述“校尉”即此“财官校尉”。但此“财官校尉”与县令大致同级。侯灿作为中央行政官，列为第四等级。见前引《麴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54页。彭琪怀疑“财官”即“材官”，称：“汉代材官为兵种；魏晋有材官校尉、材官将军，掌营缮所用之木材。麴氏高昌王国财官校尉性质，似近后者。但据麴朝具体情况看，只掌营缮木材，职能范围太窄，可能似同魏晋南北朝的起部尚书之职，主营造宗庙宫室，事毕即撤。”见前引《麴氏高昌王国行政官职刍议》，15页。二者恐非一官。）。总之，关于宿卫军官，值得探讨之处似乎还有不少。
综上所述，可知麴氏王国的军事制度，虽然仍有不明之处，但大体上是较为健全的。不仅有专门的兵源保障制度，还有专门的军事管理机构。军官的名号、品阶，也有专门的系统。麴氏王国能够孤悬域外，与各类强大少数民族政权周旋，历一百四十年而后亡，应与有此较为健全的军事制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