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球战略的经济因素及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我国经济论文,因素论文,战略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7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4]02-040203-0050
美国的全球战略历来由三大要素组成：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要素的优先次序在不同时间、空间条件下而有所不同，或者交叉重叠。冷战时期，美国把两大集团对抗的军事安全因素置于首位，并与意识形态因素紧密相关，经济因素在全球战略中居于第三位。1990年代以来，由于冷战结束、全球化加速，经济因素在美国全球战略中超过意识形态因素，居于第二位。在克林顿时期，一度居于首位。“9·11”以后，经济因素让位于反恐战争的安全要素，甚至在伊拉克战争中服从于民主价值观的意识形态要素。即使如此，在美国推行其安全战略目标和意识形态目标的背后，仍有强烈的经济因素存在。
由于学术界长期以来集中研究美国全球战略的安全因素，缺乏对其要素构成的全面分析，特别是对其经济因素的作用往往加以忽视，使我们对美国全球战略的认识容易陷于片面。因此，加强对美国全球战略的经济因素研究，就成为我们在国际战略、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研究的结合点和突破口，有可能获得以往所没有的认识。这种认识的路径，对于我们利用美国全球战略的内在矛盾、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强化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机制都是必要的。
一、美国全球战略的经济安全机制
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经济因素的战略排列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与国家安全因素关系最密切的能源、金融和尖端技术，往往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要素。
首先是能源安全。即对中东石油资源和全球供油管道及海上通道的控制权。能源安全战略是美国总体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又包括对中东石油的控制、对其他潜在石油资源的控制、对石油管道的控制、对海上运油通道的控制、对其他能源技术和装备的控制、以及保证美国在危机时期的石油储备。
“9·11”以来，美国借反恐战争之机，在能源安全战略上获得巨大进展。美国在伊拉克“倒萨”成功，实际上控制了中东石油最集中的储藏量，而且有效地防止了沙特阿拉伯、伊朗和伊拉克三个最大产油国结成反美轴心的可能性，也防止了法、德等欧洲盟国在海湾地区打入楔子的可能性。美国对中东石油的控制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紧接着美国开始部署对中东以外地区的石油资源和石油通道的控制。美国对中亚地区油田开采和管道铺设的投资已经超过所有其他大国在这个地区石油投资的总和。美国在高加索地区同俄罗斯的争夺，尤其是借“民主”方式支持亲美派在格鲁吉亚上台，关键还是为了控制从里海到黑海的石油管道。美国实际上已经实现对西伯利亚油田和管线的控制，勘察加的全部石油开采权都已经落入美国公司之手。美国对委内瑞拉左翼政府的抨击，对苏丹和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的政策变化，都是出于石油因素的考虑。
其次是金融安全。即对国际资本流向和国际汇率的控制权。其中又分为四大部分：一是防止国际资本大量从美国流出，通过汇率、利率和股市操纵国际资本的流量和流向。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主要靠资本项目的顺差来弥补经常项目的逆差。当美国的年贸易逆差达到5000亿美元时，它至少需要1万亿美元的资本项目纯流入才能保证美国的国际支付能力不至于崩溃，即每天需要300亿美元以上的外资流入，才能保证美元汇率、银行利率和股市指数的基本稳定。因此，操纵国际资本流向就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是通过各种信息发布和信用等级评估影响和冲击目标国的股市和金融市场。美国的主要金融评估机构对不同国家的证券市场和中央银行给予不同的信用等级，可以造成目标国家巨大的资金流失。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时，美国的标准普尔、穆迪和摩根斯坦利等对东南亚国家的金融风险评估，使这些国家受到金融投机和风险评估的双重打击。而2000年美国机构对台湾金融形势的评估一直十分谨慎，避免对已经大幅下挫的台湾股市指数给予更大打击。
三是在强势美元的前提下，利用汇率打击竞争对手。美国曾经打击的目标货币是针对日元，现在是针对欧元，未来可能针对人民币。1980年代中期日本出口竞争力如日中天，对美国构成“第二次珍珠港袭击”的威胁。于是，美国通过“广场协议”使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250∶1急剧升值到100∶1甚至90∶1，由此形成日本经济泡沫化的根本原因，整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停滞状态。90年代末欧元进入流通，对美元的唯一世界货币地位构成威胁。美国就以199年科索沃战争为契机，造成欧元前景模糊不定，与美元比值从1.10∶1降到0.9∶1，欧元的信用力大为削弱。最近欧洲经济刚刚有所复苏，美国立即造成欧元与美元比值直逼1.20∶1的势头，欧盟的出口竞争力再遭打击。进入2003年以来，美国高层连连放话要人民币调整汇率，其防止中国经济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
四是控制敌对国家和敌对势力的国际储备，以前是针对苏联，现在是针对国际恐怖组织和“邪恶轴心”国家。防止敌对势力拥有大量美元储备，是美国“遏制战略”的重要内容。当冷战后期苏联因军备竞赛出现严重国际收支危机时，美国就通过国际黄金市场来了解苏联以黄金换取美元的规模，由此判断苏联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可持续性。同时，又根据苏联大量用黄金购买美国小麦的迹象，判断苏联经济已经出现严重的结构性危机，加大军备竞赛的力度可能造成苏联经济无法维持以至崩溃。这就是里根政府提出“星球大战”计划，迫使苏联经济在资金极其短缺的情况下，被战略武器库的无节制扩张所拖垮。美国对朝鲜和古巴也是尽一切可能切断他们的国际硬通货储备来源，甚至防止西方旅游业给他们带去外汇资源。
反恐战争后，美国在军事上打击“基地组织”的同时，最大的任务就是切断国际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而且把这个任务作为反恐联盟成员的共同义务。美国的战略意图就是将反美国家和极端势力都置于孤立和被封锁状态，切断其资金来源，使其在资源上“釜底抽薪”。这与冷战初期对共产党国家的“禁运”有所不同，当时主要是实行物资上的贸易禁运。在当前世界贸易体系下已经难以为继，转向以切断资金来源就成为其主要手段。
其三是技术安全。美国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指出，极端势力与尖端技术的结合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因此，美国必须对尖端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转移实行严格控制。其中包括对敌对国家的全面技术封锁，对潜在敌对国家的严格技术控制和人才控制，防止拥有敏感技术的国家向美国的敌对势力转移技术，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相结合的防止技术扩散机制，对盟国的先进技术监控和窃取（全世界的技术创新和发明都必须首先在美国申报专利）。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巴统”基础上，形成完整的技术转移控制机制。尽管冷战已经结束，过去的“共产党国家”也大部分走上市场经济和民主化的道路，但是美国对尖端技术的出口控制比1980年代毫无放松，“9·11”以后借反恐的名义还有所强化。
其四是贸易安全。即防止美国贸易逆差过大或重要产品的市场分额锐减。其中包括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对“不公平贸易”的制裁；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通道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对大宗商品和战略资源的贸易控制也是其中的另一方面。但是，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已经和它的贸易保护主义结合，成为打击其贸易竞争对手的武器。例如，美国对欧盟、日本、中国的钢铁反倾销就成为美国与这些贸易伙伴政治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尤其是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推动下，往往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发生背离。这时“贸易安全”就难以成为全球安全战略的有机构成。
其五是经济制裁和禁运。对敌对国家的全面禁运、对目标国家的长期经济制裁、对贸易竞争对手的局部短期制裁以及与危机和战争形势相结合的制裁。如冻结资金、禁止贸易和投资、停止旅游和人员往来等。经济制裁是介于舆论打击和军事打击之间的安全战略手段之一，美国对它的使用频率绝不低于其他两种手段。对伊拉克、利比亚的经济制裁都长达10年左右，尽管未能达到颠覆目标国家政权的目的，但是确实造成对手的极大困难，尤其是使对手的统治合法性和军事力量受到极大削弱，进而为美国实施军事打击、更替政权扫清了障碍。比经济制裁更加严厉的是禁运政策，其中最典型的是对古巴和朝鲜的长期禁运。但是禁运的成功需要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配合，而这一点是美国无法办到的。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把经济制裁和禁运视作美国全球安全战略中最突出的经济要素组成部分。
其六是对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经济机制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包括世界银行、IMF、WTO、OECD、G7、APEC、AFTA等。美国曾经是这些国际经济组织体系的创立者或主要发起者之一，它们对美国在全球的安全利益和市场利益都具有重要的配合作用。直到冷战结束后，美国仍在利用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按照美国模式进行制度转变。例如，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国“思想库”策划、IMF直接操作下进行的。这种“改革道路”对俄罗斯国力造成的摧毁性打击，已经是有目共睹的历史结论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IMF又以同样方式对危机打击下的东亚国家推行“改革指导”。从美国全球战略的价值观、制度模式和市场利益竞争的需要来看，美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影响力是其重要战略资产。但是，“9·11”以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以及美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承担援助的义务越来越少，对其影响力显然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二、美国全球战略经济要素和安全要素的内在矛盾
首先，美国全球战略的三大因素极不协调，尤其是经济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之间在目标和手段上往往是相互冲突的。美国与其盟国的市场竞争是客观存在，即使在冷战时期这种竞争关系就是西方盟国裂痕的由来。美欧日之间经济矛盾并不因为在意识形态上的同质性而有所减弱，相反在汇率和贸易摩擦等方面越演越烈，甚至影响其政治安全同盟关系。美国在市场竞争中对欧洲和日本的打击甚至超过其意识形态对手。另一方面，美国为了市场利益的需要，常常同它的意识形态对手实行战略妥协。例如，由于沙特在全球石油供应上的重要性，美国即使对它极不信任，也难以敌国相待。在战略上和市场利益上美国采取全面支持立场的伙伴只有极少数，如以色列、台湾等；实行长期全面打击的敌对目标也是极少数，如古巴、朝鲜等。在对一些潜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总是采取又拉又打的两手策略，如对待巴西、印度等。总之，在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美国很难实现平衡和协调。
其次，美国全球战略的经济因素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相抵触。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防止其他大国挑战美国的霸权。而同一时期的世界经济主要趋势是全球化不断加速。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趋势为欧盟、日本甚至中国在某些领域赶超美国提供了可能性。美国对这些大国或区域集团设防，实际上阻碍了市场全球化的进程，使美国本身就难以充分享受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同时也破坏了美国与这些大国的关系。美国全球战略与经济全球化时而一致，时而背离。只要美国把它的霸权目标放在第一位，其全球战略在根本上就难以顺应全球化的趋势。美国在理论上是全球自由市场的最大鼓吹者，但在实践中却是用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最大非市场力量。在进入全球反恐战争阶段以来，美国为了安全因素而牺牲市场要素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对资金、信息、物流、人员等要素流动的全面监控，必然延长生产周期，降低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率。长此以往，可能对美国的核心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
其三，美国全球战略在经济领域保留了大量冷战时期的规则和机制，加上最近几年的保护主义倾向加强，使美国在对外经济战略上十分保守甚至落伍。特别体现在出口技术控制领域，所定标准大大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使美国难以获得与其技术优势相称的市场优势。例如在微电子技术领域，“摩尔定律”早就揭示了集成电路性能成倍增长的“18个月周期”，但是美国对半导体技术控制的标准往往超过5年甚至10时间。又如核能源技术的两用性质，使美国严格限制这种技术的出口转移，以至生产核电站成套设备的美国公司几乎濒临关闭。美国担心外国技术人员窃取其核心技术，对国际学者进入美国的研发部门设定种种限制，但是这也限制了美国获得各国优秀人才的智慧和发明。总之，一旦美国把经济要素和技术要素作为安全要素加以控制和禁锢，就束缚了美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一个开放的市场体系和一个封闭的冷战思维模式之间，是难以长期共存的。
其四，美国全球战略的经济因素同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市场经营战略相抵触，往往得不到美国公司的支持和配合。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按照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方式确定其全球市场战略，这同美国政府的全球战略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美国跨国公司在世界五百强中占有一半以上的比重，他们在美国以外的市场利益已经超过美国本土的市场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东道国的利益相结合而“本土化”了。这种“美国公司”实际上可称为“全球公司”，只是它们的“原籍”在美国而已。因此，要求美国的跨国公司按照美国政府的安全目标和意识形态标准去约束其市场行为，几乎是无法做到的。如美国政府曾经要求在中国大陆投资的美国公司业务同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事实上得不到任何美国公司的响应，该计划不了了之，又如美国也考虑将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放在拉美地区以经营美国的西半球后院，但是各种比较优势还是促使美国公司向东亚转移。在贸易制裁过程中，在目标国投资的美国公司利益往往与制裁目标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它们尽可能地规避制裁对公司经营的限制，实际上使制裁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即使以美国本土市场为主的美国公司，也有大量外国资本的参股甚至控股；其中不仅有欧洲、日本的资本，还有大量阿拉伯石油资本。美国打击其竞争对手，实际上也使本国公司受到巨大损失。没有美国公司的全力支持，美国全球战略的经济因素就难以获得长久有力的支撑基础。
其五，美国全球战略的经济因素受到美国国会、行政各部门和各种利益集团的牵制，其可行性受到很大折扣。这就可能使美国全球战略的经济考虑变成一种短视行为，难以构成有效的长期战略。这同美国战略决策的模式是分不开的。美国全球战略的制定出自国安会、国防部、国务院和中情局等决策部门，它们很难对安全因素和经济因素加以统筹协调。而美国全球战略的经济因素也难以在财政部、美联储、商务部、USTR、能源部、农业部等经济部门之间取得共识，而且由安全部门提出的全球战略目标往往与经济部门的工作目标和程序发生矛盾。一旦全球战略进入经济领域，就不可能是行政部门的专利，而国会可能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国会内的两党竞争和各种利益集团游说，又把全球战略的目标分解得支离破碎。当一个目标国家同美国的经济利益相互依存越紧密，美国内部各利益集团对该目标国的战略分歧就越深刻，认可和执行战略目标的可能性就越不具备。
概言之，美国全球战略的三大因素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来自于美国全球战略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背离，来自于这种战略与美国公司利益的悖论，来自于美国内部利益集团的分化，来自于安全战略的控制力和自由市场的竞争力之间的难以兼容。
三、美国全球战略的经济因素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
尽管美国的全球战略存在着如此深刻的内在矛盾，但是由于美国拥有的总体实力和竞争力远远超过它的任何一个战略对手，也由于美国在战略决策和操作方面的完整机制，它的全球战略资源仍然是首屈一指的。如果美国将其全球战略的经济因素用于打击某个目标国，所造成的后果仍然是巨大的。因此，我们研究美国全球战略的经济因素，就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对中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深刻影响。
应当看到，美国在战略上视中国为潜在战略对手这一点是长期不变的。它过去用来压制日本、欧盟和前苏联的各种经济要素和战略手段都可以用来对付中国。随着中国经济崛起的速度加快，美国全球战略中削弱和抑制中国的因素将更多地转向经贸领域。中美经贸关系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可能变得较为脆弱，进而影响中美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因此，今后在考虑美国全球战略时，必须认真研究其经济战略因素，并以此作为我国经济安全问题的主要参照系。以下问题应值得我们关注：
其一，美国的能源战略已经同未来中国的巨大能源需求和严重缺口联系起来。在中东、中亚、西伯利亚、南中国海甚至非洲、拉美的产油国，美国都有防止中国获得新的石油资源的战略安排。在石油管道和海上通道方面，美国也考虑到中国因素的存在。虽然目前中国还没有成为美国的主要能源争夺者，但是中国在短期内成为世界上第二位石油进口国的事实，是美国能源战略必然要估计在内的目标。
其二，中美之间的汇率问题已经出现，并且将在短期内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摩擦热点，甚至可能出现美国与日本在1980年的汇率战或“第二个广场协议”。汇率的剧烈而不适当变动对中国的出口、就业、外汇储备、金融体系以及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都将产生严重影响。尽管2003年美国对中国人民币汇率施压是属于试探性的，但是在战略上美国将把人民币升值作为其全球经济战略的目标之一。
其三，随着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增强，贸易摩擦将持续上升，贸易战将不可避免。上个世纪70-80年代美国用于欧洲、日本的压力手段都将用于中国，从“谷物战”到“汽车战”的各种贸易战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对80-90年代美日、美欧贸易战的案例应进行充分详尽的研究，从中找到经验和手段。美国与欧、日的贸易战一般不会成为政治和安全冲突的导火线，但是美中之间一旦发生贸易战，就会引起美国舆论对中国的大肆攻击，甚至引发安全问题。
其四，技术出口控制已经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核心问题之一。放松或强化对中国的技术和人才控制，可以看作中美经贸关系甚至战略关系是否健康发展的主要指标之一。打破美国的技术壁垒，将是我们的长期艰巨任务。中国不仅需要美国的军民两用技术，更多的是需要普遍适用的民用技术，如能源节约和环保技术、农产品增产和保管运输技术、医药和医疗设备技术、交通和建筑技术等等。只有民用技术的大面积提升，军民两用技术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还应特别注意中国尖端人才特别是年轻一代人才向美国流失的趋势，这种技术软资源的丧失比技术硬资源的获取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其五，美国对华投资可能引起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正在萌芽。一是美国大公司对中国国有大企业和重要战略资源的直接投资和并购，可能产生的控制权问题；二是美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上的能量和工具都是中国金融机构所不及的，对国有金融大企业可能构成生存威胁；三是中国股市的逐步开放，美国投资基金的巨大冲击可能难以提防。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问题。而金融体制的弊端和漏洞恰恰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痼疾。中国金融体制重建和金融开放的两个时间表之间的时间差，可能成为美国资本大规模打入中国市场的机会。
其六，尽管美国对中国的各种制裁效力不显，但是美国仍不放弃并不断对中国实施各种局部制裁。其制裁的范围涉及到各个领域，有的是贸易报复制裁，有的是敏感技术转移制裁，有的是人权问题制裁等等。一旦发生台海冲突甚至中美军事对抗，中国在美国的大量金融资产就成为美国控制的“人质”，被冻结的可能性非常大。实际上，美国在台海冲突中协防台湾的军事作用是有限的，但是在经济上打击中国的危险却是巨大的。
其七，与非传统安全相联系的其他经济因素也在上升。其他战略资源如粮食和重要矿产的供应，中国的脆弱性仍很突出。在防止跨国疾病传播和环境恶化方面，美国的技术和控制能力仍大大领先于中国。由于中国在2040年以前人口的绝对数量仍呈上升趋势，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将有增无减。如何防止非传统安全问题与经济安全问题结合，可能是我们今后在国家安全领域的主要挑战之一。美国针对中国的弱点可以找到新的施压手段，我们如果准备不足却可能防不胜防。
其八，美国可能同日本、欧盟合作，联手对我进行经济压制和打击。其中最大的不测就是G7迫使人民币升值的联合行动。2003年日本首先对人民币升值问题发难，接着美日联手试图证明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合理性。只是由于欧盟在货币问题上与美国的分歧大于一致性，还由于美国内部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看法不一，西方七国才未能形成联合行动。从今后长期趋势来看，美国打击日元的可能性较小，美国不能冒险造成日本经济再次陷于长期萧条，这对于美日安全同盟是致命的危险；打击欧元的成本过高，因为欧盟十五国加上新成员的经济总量与美国相当，一旦报复美国则两败俱伤。因此，人民币作为打击对象可谓不大不小，而且可以坐受投机人民币汇率套现之利。一旦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人民币可兑换和汇率升值同时发生，美、日、台共同冲击中国市场的危险将随时发生。
其九，在国家制度上，美国始终把中国定位在“非市场经济国家”。只要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美国就难以改变这个定位。由此带来的种种限制和歧视也是不可避免的。按照市场的开放度来判断，中国明显高于印度，甚至某些方面超过日本；按照政府退出市场活动的广度来看，中国也比俄罗斯和其他转型国家更规范更符合国际惯例；从产权多元化来看，中国也比大部分转型国家更充分。美国把中国定位在“非市场经济国家”主要是政治标准，即没有按照美国的要求实行多党政治。中国当然不会屈服于这种歧视性的政治压力。因此，“非市场经济”的定位可能还会操于美国之手相当长的时间，其中隐含着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长期目标。这也证明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概念界定与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高度相关性。
美国在经济上对中国施加压力是一种战略行为，对此我们并不抱有幻想。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中国一旦走上全球化、市场化的道路，美国运用经济手段来达到政治和安全战略的目的就非常困难。因为这种战略的内在矛盾就是它与全球化的背离，将制约其目标的实现。更深入地看问题，美国将为自己全球战略的经济因素付出极大的代价。无论是贸易制裁、汇率压力还是技术壁垒，只要它们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反映，而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就必然会反制美国本身。当然，即使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制度和观念，也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通过实验和对话来加以改造和移植。相反，中国将在研究、分析、抵制、抗衡美国的种种经济战略手段的过程中，强化自己的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危机反应能力和制度建设能力，从而为和平崛起开辟更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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