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源社会改革思想的时代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社会论文,时代论文,魏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魏源(1794～1857)是近代史开端时期的杰出人物。由于经历、实践和学术志向，特别是对时代精神有深刻的把握，因此在鸦片战争以前，魏源在言论上对现实社会的种种积弊揭露特别尖锐，对变革的必然性、迫切性论证特别深入，在实践上亲自参与、策划漕运、盐政等项重大的改革行动，并取得巨大成效；而且他能随时代前进而前进，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呕心沥血筹划御侮图强的良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成为近代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人物。给魏源以历史定位，就是：他是开启近代打破封闭状态、奖励对外观念，因而支配国民心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进步思想家，是集爱国者、哲人、改革实行家三者于一身的杰出人物。研究魏源，应当把他的改革主张与其代表时代精华的哲学思想，与当时哲学领域的深刻变革联系起来；应当发掘其前期改革思想中的近代意识，探讨他由前期向后期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以上几项，至今学术界似乎尚注意不够。深入地讨论这些问题，对于推进对魏源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从中我们还可以引申出魏源改革思想对于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启示。
一
魏源的改革思想是同他深邃的发展变化哲学观相联系的，他能站在时代的高度观察问题，所提出的改革主张更能洞悉原委利弊，击中要害。
魏源生活在嘉道年间，他置身于一场对整部中国社会变迁史和学术发展史都具有深刻意义的历史变局之中。这一历史变局不仅标志着清朝统治由盛到衰，而且是整个中国历史进程和学术风气的转捩点。至鸦片战争前，封建专制统治早已腐朽，危机四伏。在国际上，衰弱封建的中国遇到蓄意东进的资本主义势力，西方列强看透清朝虚弱的实质，决心不择手段地敲开中国紧闭的大门。而清朝统治者却妄自尊大、闭目塞听、丧失警惕、军备废弛。时代需要正视危机、呼吁改革，去了解外国、对外开放。以往被奉为至宝的考证之学和主张因袭、崇尚复古的古文经学与时代完全背道而驰，暴露出迂腐空虚、无济于事的实质。当此大转折的时代，迫切地需要有一种深刻地关注现实、呼吁变革的哲学思想出现。清朝中叶重新复兴的今文公羊学派，恰恰肩负着这一时代使命。晚清时期，时代剧变，民族的命运要求打破现状，革除积弊，认识亘古未有的变局，故重新需要阐释变易、变革的哲学，作为先进人们认识社会、规划行动的指导思想，于是今文公羊学说再度大盛于世，其代表人物前有魏源和他的挚友龚自珍，后有康有为。
在魏源的人生历程中，对他的思想和学术风格的形成，有两项决定性因素。一是他博学多才、见识过人，却在仕进道路上长期困厄不得志。魏源17岁中本县廪生，便以才学称誉乡里，“名闻益广，学徒接踵”。21岁随父入京，即以诗文著闻京师，获交公卿名士。28岁考中顺天府乡试举人第二名。33岁时即代贺长龄编成著名的《皇朝经世文编》120卷，这是一部揭示“经世”旗帜、精选清初以来有关治国和学术的著名论议的重要著作。魏源对于现实问题或历史，所论无不洞究利害，见识卓荦。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当时第一流的人才，在连举进士试中却屡遭困厄。龚自珍也是当时杰出的人才，同样在会试中连遭失败，到38岁时才考中进士。两人的遭遇，都是当时科举制度腐朽的有力证据，当时的八股取士制度，许多有独立见解的俊秀之士反而被摈逐。此后魏源即长久拒绝应试，担任幕僚达13年之久，到51岁时（道光二十四年），才入京考中进士。他在致邓显鹤信中自嘲说：“中年老女，再作新妇”。仕进的困厄和长期在大江南北担任幕僚的经历，却使魏源进一步体验到封建制度的腐朽、官场的黑暗，了解到国计民生的情状，更加淬砺出他经世思想的光芒。
再一决定性因素是他入都不久，即拜著名的今文学者刘逢禄为师，学习公羊家法。刘逢禄是清代中叶复兴今文公羊学说的重要学者，他著有关于公羊学的著作多种，起到张大其军的作用。他已注意到要发挥公羊学说“以经议政”的力量，但他的宗旨还是维护清朝统治，这与他生活的年代封建统治的危机尚未彻底暴露有关。魏源和他的挚友龚自珍从刘逢禄学习了公羊学说发挥“微言大义”，讥议时政，以变易的、通贯的眼光观察事物的特点，同时，他们对公羊学说进行了革命性改革，使之变革成揭露黑暗、倡导改革、认识空前历史变局的有力武器。“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由于掌握了公羊学说这一符合时代需要的哲学体系，使魏源大大提升了思想境界，掌握了时代的脉搏，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为推进嘉道时期的改革事业竭尽全力。
魏源言论的鲜明特点是，满怀忧国忧民的感情大声疾呼，描述社会危机的深重，论证改革的必然性、迫切性，以警醒世人。他指出，由于统治者长期压制和剥削民众、摧残人才，社会已到崩溃的地步，沦于穷困处境的民众随时有爆发反抗的危险。国家的精气、民族的生机被扼杀殆尽：“穹然者犹穹然于上，颓然者犹颓然于下，林林总总者犹日奔攘于侧，问其光岳之钟，则刍灵矣；问其山泽之藏，则枵朽矣。”（注：《魏源集·默觚·治篇十一》。）他以清朝与明朝亡国前的情况相比照，直言无讳地指出当时的局面更加险恶：“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无也。”（注：《魏源集·明代食兵二政录叙》。）他对当权者的昏庸、官场的黑暗恶浊、科举制度的腐败、琐碎考证学风的迂腐不切实用等，都有深刻的批判。他揭露当时造成社会危机的各种祸患为“六荒”，其中最严重的是“堂陛玩愒”（皇帝和大官僚耽于逸乐，荒于政事）和“政令丛琐”（专制机构陷于繁文琐事，运转失灵），其他四项为“物力耗匮”（贪污贿赂、肆意挥霍使物力遭到巨大浪费，造成国家财政匮乏）、“人材嵬苶”（邪曲委琐、苟且偷安者盘踞要津，真正的人材受压制不被重用）、“谣俗浇漓”（人心不稳，充满怨愤之气）、“边場弛警”（军备废弛，边防难以御敌）。他认为“六荒”蔓延发展之势将导致更大的祸乱。他的论述，不啻描绘出一幅社会濒于解体的惨状！因此，他从各方面阐述古今递变，泥古必败，社会越来越进步，人类应该不断进取，大力革除陈腐过时、妨害民众、阻碍社会前进的旧制度、旧办法的观点。他有许多精警的论述：“昨岁之历，今岁而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适宜；时愈近，势愈切，圣人乘之，神明生焉，经纬起焉。”（注：《魏源集·皇朝经世文编叙》。）“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故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变古愈尽，变民愈甚。”“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于利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注：《魏源集·默觚·治篇五》。）魏源还针对弥漫于朝野的保守颓废习气，大力呼吁排除昏庸的官僚、碌碌无为的士大夫的阻力，破除旧习，勇敢进取，干出造福及于千百年后的大事业。（注：《魏源集·默觚·治篇七》。）
二
与一些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书生不同，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前，魏源即兼具远见卓识和实践经验，他在当时三个与国计民生关系极大而又百弊丛集的部门：漕运、盐政和水利，都参与策划过有声势、有成效的改革措施，或者写出很有价值的著作。道光四年(1824)，因洪湖高堰溃决，河运陷于瘫痪，漕运通道被掐断。如何确保京师粮食供应成为燃眉之急，道光帝和满朝文武为此惶恐万状。当时，由两位湖南籍官员陶澍（任江苏巡抚）、贺长龄（江苏布政使、漕运总督）负责筹划改行海运。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讨论、筹划，至次年试行从吴淞口海运天津，一举成功。魏源当时是32岁的青年人，在陶澍幕内，其身份虽然是一般幕僚，却因他对改革事业锐意进取的精神，对国计民生利害的深刻了解，以及办事之干练，而深受陶澍的倚重，成为海运之役中枢人物之一。改行海运，当时遇到极大阻力，“南仓北漕交口阻挠”，众口汹汹，群起反对。魏源态度坚定，他充满热情地参预从大局到各项复杂事务的策划，许多重要文件均出其手。在所撰《筹漕篇》中，他结合历史事实，分析当前利害，对于改行海运的必要性、可行性作了系统中肯的分析，对反对者所持“风涛”、“盗贼”、“霉湿”、“侵耗”等论调以有力的驳斥，并且大力协助解决在上海招商雇船、在南交米在北兑米等问题。
魏源的改革思想具有深刻的哲理性，他已洞悉到中国社会发展到嘉道年间面临着巨大的变局，因而他的改革主张都不限于就较表层的具体事项议论，而是同民族危机的紧迫感、同批判封建统治势力的腐朽紧紧相联系，所著治理黄河问题的《筹河篇》即是有力的证明。当时，黄河连年灾害成为国家心腹之患。清代二百年来，一任又一任河督治理的结果，黄河淤积越来越厉害，河床逐年升高，成为一条“天河”。讯期一到，四处埋伏险情，年年告急，每年耗费以千百万两白银计，成为国家亏空的“无底洞”。这种现状，充分证明不治出海口，只讲增设堤防堵塞决口的方法根本行不通，治河必须有新思路，这就是改变河道，让其顺利出海。当时的黄河是南行从淮河下游入黄海，造成灾害连年。而流行的看法是“黄河要维持着南行”，“必不可听任北行”（注：岑仲勉：《黄河变迁史》。）。魏源则确凿地指出，开封、兰考以东，地势南高北低。他详细总结清朝以来历次黄河决口和治理的教训，以大量事实证明：每次黄河北决，要徙之重新南行，都是难之又难，因为这是违反地势水性的错误做法。北决，则符合地势向下的规律，而每次从北岸决口，河水必定贯穿张秋运河，再沿大清河入海，这正是黄河的天然河道。治河的根本策略，就是利用黄河自行北决，或者用人力使之北行，沿这条天然通道入渤海。他又滔滔雄辩，缕述自周定王以来两千多年黄河河道道的变迁，分析自东汉王景至明代靳辅等著名治河专家策略的得失，证明这一结论之不可移易。此一结论，是魏源在进步哲学观指导下，对元代以来治理黄河历史经验的精到总结。魏源的卓越之处更在于，他认识到治河不仅是工程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那些提出种种阻挠借口的人，骨子里是企图利用黄河祸患频繁、国家糜费浩巨而从中贪污中饱，发国难财。反对按照历代治河的规律所昭示的让黄河改道北流，真正的原因是害怕他们多年经营的巢窟被一朝扫荡。（注：《魏源集·筹河篇》。）魏源提出的具有决策意义的宝贵主张并没有被采纳，这在那个年代不足为怪。然而，事情的发展正像魏源所预见的，“人力纵不改，河必自改之”，13年后，黄河果然从兰考附近的铜瓦厢向北冲开决口，滚滚黄水沿着故道，从大清河流入渤海，那班拼命阻挠魏源正确主张的人，再也无力阻挡黄河按照地势水性之必然向东北奔流，从此一百多年黄河再不改道，直至今日。事情很明显，是由于掌握了重视变革和创新的公羊历史哲学思想，才使魏源对治河能提出如此的卓识和科学的预见。
至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侵略者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在这亘古未有的历史变局中，是公羊变易发展哲学观，促使魏源的社会改革思想达到新的飞跃。他呕心沥血寻找御侮图强良策，开创了解外国的风气，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成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起点。如何勇敢地打破长期封闭状态形成的排拒意识和愚昧偏见，跨出探求外部世界的第一步，去认识西方的制度、文化，特别是在中国遭受侵略、进行正义自卫战争的情况下却要承认自己落后，要保持御侮图强的信心却又要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承认侵略者比自己高明，承认西方制度文化比中国先进，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这些都是鸦片战争这场剧变骤然地向我们的先辈提出的极为复杂、困难和严峻的课题。正是魏源这位具有公羊学变易观点的哲人，对这些问题作了明确而出色的回答，这就是在坚持独立、反抗侵略的前提下，“师夷长技以制夷”，了解世界，学习西方，寻找救国真理。《海国图志》一书是中国进步思想界认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这一历史潮流的起点。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时，还这样评价《海国图志》的深远影响：“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到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七章之八“地理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
与倡导“师夷长技”相联系的是魏源明确表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东方封建专制与西方民主政治互相对立，中西文化体系差别悬殊，在近代史开端时期，沟通极为困难，直到戊戌前一年(1897)，与西方国家已打交道半个世纪了，总理衙门的官僚对于外国事物依旧抱着极端排拒的态度：“或竟不知万国情状，其蔽于耳目，狃于旧说，以同自证，以习自安。”“语新法之可以兴利，则瞠目而诘难；语变政之可以自强，则掩耳而走避。”（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引康有为向光绪帝奏语。）在如此复杂的文化背景下，魏源在鸦片战争时期却能跨过别人难以逾越的鸿沟，大胆地对西方制度表示赞美向往。他之所以有如此卓越的见识，即因为掌握了公羊变易进化哲学观，使他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洞察力。《海国图志》中有这样一段重要的议论：“天地之变，其至明而一变乎！沧海之运随地圜体，其自西而东乎！前代无论大一统之世，即为东晋、齐梁、南唐、南宋，偏隅割据，而航琛献，贐之岛，服卉衣皮之贡，史不绝书，今无一登于王会。何为乎红夷东驶之船，遇岸争岸，遇洲争洲，立城埠，设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也随世而变。”（注：《海国图志》卷五“东南洋叙”。）这段议论，是中国知识界对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历史转折和认识世界局势的第一次直接表述，说明魏源已意识到中国已面临两种意义的转折：一是明末西方传教士东来，已意味着东西方由过去隔绝到互相交往的转变；二是中国和西方先进和落后地位的转变。面对这样的历史变局，中国必须觉醒自强，对外开放，学习西方，进行具有新的时代内容的改革。
三
魏源前期的改革主张中包含有强烈的近代意识，有超前性，与他后期首先提出学习西方，并介绍许多资本主义范畴的知识，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即是说，魏源后期的改革主张是前期思想的逻辑发展。
魏源前期的改革主张，注目于国内的吏治、选举、用人，以及水利、漕运、盐政诸项大政，要求“除弊兴利”；后期因受外国侵略的刺激，进而寻找御侮图强的良策，主张“师夷长技”，说明魏源的爱国思想随着时代前进而前进，达到更高的近代启蒙的层次。关于这一点，已有研究者予以论及。这里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前后期改革思想发展的逻辑关系，即前期改革思想中包含有哪些继续发展的内在基础、内在动力。以下分别从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两个层面考察。
政治思想层面。在鸦片战争刚刚结束，陌生的西方文明刚刚出现，魏源就一再公开地表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赞美，这在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受封建制度压制，臣民历来习惯于匍匐在专制君主淫威之下，视天子圣明、臣子绝对服从为天经地义的国度，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他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思想高度，并非突发灵感，而是以其前期批判封建专制的腐朽性为思想基础。在前期，他继承了先秦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和清初黄宗羲激烈批判专制罪恶的思想，在揭露清朝统治的“六荒”中，他已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专制君主。他还揭露专制制度之下，官场身居要职的人物，把国家命运置之度外，无所顾忌地结党营私、贪污中饱，完全丧失了解下情和应付事变的能力：“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物，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以持禄养骄为镇静，以深谋远虑为狂愚……甚至圆熟为才，模棱为德，画饼为文，养痈为武。”（注：《魏源集·默觚·治篇十一》。）魏源在北京生活多年，并于道光八年捐赀为内阁中书，对官场内幕有长期的深入观察，充分地认识清朝统治早已病入膏肓。他还强烈地憧憬出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政治局面，甚至讲出“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注：《魏源集·默觚·治篇三》。）这样具有鲜明民主倾向的言论。因此，当他接触西方民主制度的进步性之后，自然容易理解并且赞赏。他在《海国图志》中，既揭露资本主义的侵略性，又衷心赞扬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他在记美国的篇章中说，美国由二十七州公举大总统，四年一换任的制度，“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就是说，比起“君权神授”、“朕即天子”的君主专制制度来，议会民主制能代表公众利益，要进步和合理得多！他在晚年修成增订本后，更在《后叙》中说：“《地理备考》之欧罗巴洲总记上下篇，直可拓万古之心胸。而美里加北洲之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并且表达他的预见：“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耶！”说得更明白些，就是：历史面临着大的转折，西方民主政治也终将在东方实行。这些在当时，都确实是石破天惊的伟论！魏源后期政治改革思想有这样的飞跃，在其前期是有深刻基础的。
经济思想层面。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明确主张发展民用工业，并介绍了许多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知识，这在当时也是大胆跨越封建制度而提出的光辉思想。仔细寻绎魏源改革思想的发展脉络，我们可发现此项在前期也已有萌芽的意识。1824年魏源提出海运改革方案，其着眼点不仅为筹国计，同时也极注重养民生，务必减轻民众的负担，藏富于民，故他称改革方案正确与否，“根柢于民依而善乘夫时势”。再者，他对商人的作用和维护商人的合法利益予以充分关注，较之传统经济思想而言，这是富有时代意义的新观点。魏源参与筹划的这场海运，招募商船，给予利润，准许免费装载部分货物优待，因而得到商人的欢迎和支持。魏源认为全役“利国、利民、利商”，明确把利商与利国、利民并列，这是对传统思想的突破。不再歧视商人，把照顾商人利益作为制订措施的主要出发点之一，将原来封建政权管制下运作改变为利用经济手段的运作，整个海运方案体现出商业信用合同关系、合理的利润、适度的自主权等项资本主义经济因素。1832年魏源任陶澍幕僚，在陶澍支持下进行的淮北票盐改革又获得显著成功，与海运之役相较，其出发点和思路，可谓前后呼应。道光年间，两淮盐政弊病百出，淮北尤为严重，给政府财政造成巨大亏空，民众亦苦不堪言。按魏源分析，盐政存在五大弊端，尤其是运盐路程曲折艰巨，致使大大加重销盐成本。自场至坝，自坝至所，由所入湖，共转运五坝，六次换船。转运、装卸费用超过盐本数倍，盐价必然高昂。再者，运盐途中一再改捆打包，造成严重虚耗，并给隐藏、克扣者可乘之机。复次，淮北官营盐价比附近盐价高出数倍，造成走私猖獗。同时盐场有盐卖不出去，内地百姓买不到官营食盐、盐店关门，政府盐政收入落空。由于弊病丛集，朝廷考虑寻求解决办法，命陶澍为两江总督，兼管两淮鹾政（即盐政）。在陶澍支持下，魏源改革盐政的主要措施是：改以前官营为允许商人经营，“设局收税”，“商运民贩”，只要在盐场交付地价和税款，就允许商人自由贩运到本销售地区范围内售卖。特别规定沿途“改道不改捆”，减轻食盐成本，以敌邻场走私。这样一套救急舒困的改革办法，仍不免遭到一向趁盐政败坏以谋私利的官吏和其他人员的反对，他们提出种种借口阻挠、要挟。陶澍、魏源坚持改革措施，驳斥种种刁难、阻挠的借口，使票盐法得以推行且成效显著，商人争相从盐场照章购盐纳税，“远近辐凑，至坝则利倍，至关则利倍，至岸则利又倍。盐船衔尾，蒲包踊贵。”不到四个月，商人共领销贩运三十余万引（每引四百斤），早先滞销堆积的场盐竟被购买一空。魏源这套改官营为允许商人经营的改革措施获得极大成效，盐价立即下降至原来官营纲盐的一半以下，政府也获得巨额收入。这场改革，再次体现出魏源的重商思想。票盐法的总体改革方案，是改变积弊至深的盐业官营为放开由商人自由贸易贩运，把封建官吏层层贪污中饱、非法攫取的私利，变成商人经营而赚得的合理利润。魏源对此讲得很透彻：“夫票盐售价，不及纲盐之半，而纲商岸悬课绌，票商云趋鹜赴者，何哉？纲利尽分于中饱蠹弊之人，坝工、捆夫去其二，湖枭、岸私去其二，场、岸官费去其二，厮伙、浮胥去其二，计利之入商者，什不能一。票盐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故价减其半而利尚权其赢也。”（注：《魏源集·淮北票盐记》。）更值得注意的是，魏源本人也从事一份经营，出资在盐场购盐、纳税，凭票认领，做了运销生意。道光十二年到十五年淮北票盐畅销之时，经营盐业者均有所获。魏源大约于道光十二、三年间获利。有陈世镕《与魏默深书》可证，内云：“自丙申金陵作制，岁星一周。中间接足下书一，萧梅生书一，刘子玉书一，梅生言，足下盐利大获，在扬州买宅，居然与富商等。”（注：陈世镕：《求志居集》卷二十七。）顾云《邵阳魏先生传》也云：“又出其余力治生，累资巨万。”（注：顾云：《鉢山文录》卷五。）所指也是经营票盐。魏源用经营票盐合理赚得的钱，在扬州购置了房子，这就是魏源中年以后居住和从事写作的“絜园”。也依靠商人，认为商人从事经营合法获利，是政府应该允许和鼓励的，他本人也并不因自己是士林中人、地方官幕友而看不起商业活动。这个行为，足以说明在这位改革家身上，确实具有与传统思想不同的新的价值观念。
魏源前期经营改革思想中的近代意识，由于鸦片战争发生接触了西方思想而得到发展，因而他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发展民用工业等主张。这里应该指出，以往有的论者仅注意到魏源“师夷长技”的重点是在学习船坚炮利方面，而断言魏源后期改革主张仍在根本上维护封建秩序。这种看法极不恰当。魏源在前期已经尖锐地批判封建专制，并且他提出的开明政治和运用商业经济手段改革漕运、盐政等主张和实践，都是在传统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符合近代化方向的观点和措施，因而在直接接触西方文化后所提出的客观上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若付诸实行，即能逐步削弱乃至动摇封建秩序。这些是我们应该十分重视的。他同时主张发展民用工业，并介绍了许多属于资本主义文明范畴的知识。他主张设船厂和机器局，既造战船，又造商船，既从事军事生产，又从事民用生产。“船厂非徒造战舰也。战舰既造，即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而内地商舟皆可不畏风飓之险矣。”这里展现的是许多由船厂新造出的商用轮船在海上和江河从事商品运输的盛况。他又说：“此外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车、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依此制造之。”还要推而广之，“尽得西洋长技为中国长技”。他所主张的仿效外国办法培养本国需要的航海等项人材，对于科举制度所代表的重视经训、轻视技艺，引导人们死守程式，抄袭模仿，扼杀独立思想和创造才能的旧价值观，无疑也是一种冲击。
探讨魏源后期御侮图强、学习西方的思想是前期改革思想的逻辑发展，不仅对进一步科学地阐释魏源的社会改革思想的时代特点大有裨益，而且对于认识传统文化中的优良部分是走向近代化的内在基础，也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实际上，魏源是提出了仿效西方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两大目标，虽然尚未来得及作清晰规划，但却构成整个中国近代社会改革的两项基本课题。
四
研究魏源社会改革思想能给中国现代化进程以有益的启示：
当前改革的规模、内涵、现代化的程度，都非魏源的时代所能比拟，但在一定意义上讲，又是鸦片战争为起点的近代化潮流的发展。通过研究魏源的社会改革思想，首先启示我们：改革要在时代精神的指导下，体现时代的根本要求。魏源倡导冲破封闭状态，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以此作为实现御侮图强的根本策略，的确是紧紧把握了时代的课题。中国虽曾强大，康乾有过“盛世”，但由于昧于世界潮流，闭目塞听，西方已在资本主义路上迅跑，向东方扩张，中国却仍然处于睡梦之中，结果被打败，陷入民族灾难的深渊。百余年来的历史，昭示我们一个真理：认识并赶上世界潮流，对外开放，急起直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了解外国，加强对外竞争的力量，更具重要意义。
其次，魏源的经济改革主张，与其批判封建专制、反对腐朽的官僚体制造成的障碍是相结合的。当前实现现代化，同时必须大力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独断专行，践踏民主，目无法制，以人代法，搞人身依附，封建裙带关系等，都是封建余毒在作祟，严重阻碍现代化的实现。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所留下的毒害，决不能低估。故21世纪的一项严肃任务，是批判封建主义，继续肃清余毒，大力推进民主化进程，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改革要重视人的作用，以人民利益、人的地位根本改善为目的。魏源当时提出了“利国、利民、利商”的明确目标，以此为出发点，他还提出“人者，天地之仁也。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命题，强调人是天地间首要的、天然合理的构成，人民的生活状况决定着国家的命运。今天，我们已更深刻地认识到改革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这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