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30年的路该怎么走？——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中国改革开放论文,周年论文,该怎么走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08)06-0001-09
伴随北京奥运会的圆满成功，2008年的辉煌一定会被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从模仿“苏联模式”到批判“苏联模式”，终于从1978年开始成功地踏上改革开放之路。从那时起又历经了30年的奋斗，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成功地创立起本国特有的国家发展模式，并引起世界的关注。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便是对“中国模式”的一种展示。然而，未来的道路并不平坦，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思考未来30年中国发展的方向与路径，对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我们处在怎样的时代
时代观正确与否，对未来中国的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国家决策者的时代观，在一定意义上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是制定战略与策略的重要前提。只有准确把握时代背景、时代特点和时代潮流，才能制定正确的国家战略。
(一)时代观与中国的国家方略
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等，曾经是我们的时代观。然而，无论主观愿望如何，极“左”路线和“准备打仗”的战略决策，都使当时的中国经济蒙受严重损失。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对时代的误判。主要表现为，在上述时代观指导下，对内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谋求生产关系的变革，“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进“继续革命”；对外曾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反对“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
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中国学术理论界对时代问题的看法不一，但基本上一致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中国坚持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治国方略。尽管遇到国内外各种困难和挑战，但中国没有乱，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发展成为硬道理。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21世纪头一二十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判断很重要，确立了一心一意谋发展，努力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发展目标。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三农”问题及贫富差距扩大、贪污腐败、通货膨胀、就业难、生态环境恶化与气候变暖等问题，一个个地摆在我们面前。因此，除了科技创新以外，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
在思考未来30年中国的国家战略问题时，不能不认清中国和世界处在怎样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历来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认识时代特点，同时也十分重视时代发展的阶段性。恩格斯曾经预言：“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1]这里，恩格斯提出了“现时代”这个与历史大时代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时代概念。
列宁1918年曾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文中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2]列宁充分估计到历史大时代的阶段性和曲折性，强调要根据客观形势制定革命的战略与策略。他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中写道：“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形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2]与此同时，列宁把当时的历史时代划分为三个时期：1789-1871年为第一个时代，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是它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1871-1914年为第二个时代，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其后的时间为第三个时代，是使资产阶级处于相当于封建主在第一个时代所处的同样的地位的时代。列宁认为：“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2]
由此可见，列宁的时代观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社会发展史意义上的大时代，它决定了人类社会前进的历史大方向，但并不能据此制定某一时期的具体政策。二是这一大时代所处的现阶段，即当今时代。它决定了现阶段可取的战略与策略。
新中国成立后，从上述两个层次对我们所处时代进行的理论解析并不多见。从理论思考的倾向看，改革开放之前30年，中国主要是从第一个层次看时代，缺乏对时代阶段性变化及规律性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人们开始从第二个层次看时代，但更多地流于对中长期形势的判断，因而难以取得共识和理论成果。未来30年中国国家战略的制定，有必要也有可能从上述两个层次把握时代前进的方向和客观进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已为理论研究与创新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时代观误判与理论误区及其产生的根源
新中国成立后的时代判断失误，除了主观因素与体制因素束缚之外，关键在于国家决策层及理论界对列宁时代观的严重误解所形成的理论误区。
例如，中国高层之所以作出“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超越时代特征改变生产关系的冒进决策，最后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之所以认定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而加强战备，而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除了当时严峻的国际环境之外，对列宁时代观的误解也是其理论原因之一。
列宁的时代观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形成的，主要体现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有翻译为《帝国主义论》)一书中。其中强调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这符合当时时代阶段的特征，而且被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历史所证明。问题在于，战后以来很长一个时期，误以为资本主义很快就会灭亡、社会主义很快就会进入共产主义的幻想则一直是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理论依据的。笔者认为，这种理论上的误区其实是源于一个对经典著作的误译。
1916年列宁在苏黎士完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手稿后，寄回国内出版。1917年由彼得格勒孤帆出版社首次出版的这部名著的书名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通俗的论述)》，书中附有列宁回国后撰写的序言。这说明本书书名的定稿是经过列宁同意的。根据《列宁全集》中译本第2版第27卷译文，书中至少14次提到帝国主义是“最新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书中第七部分的标题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书中只有两次提到“最高阶段”，而从未使用“最后阶段”的提法。列宁在书中明确指出：“我们是处在一个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即金融资本密切联系的世界殖民政策的特殊时代。”“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914-1917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正是这样的战争”。他还指出，“摆脱帝国主义战争的出路”，“就是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战争与革命是当时的时代主题。
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24年1月列宁去世，列宁没有修改这本书的书名。直到1935年，该书才首次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书名并按照列宁手稿全文刊印于《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19卷。我国自1925年起曾将此书译为《帝国主义浅说》、《帝国主义论》、《最后阶段的资本主义》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编译局从1953年起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翻译《列宁全集》中文版；1984年又开始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重新校译出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并于1990年出齐。这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概念，便成为迄今我国读者理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唯一依据。然而，这至少是不全面的。
至于苏联为何于1935年对列宁的原著书名作改动，现难以考证。但可以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理解有关。斯大林在1927年9月9日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中说，列宁的新贡献在于他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3]。这显然有违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新阶段”和“特殊阶段”提法的原意。“最后”、“最高”与“最新”，一字之差，差之千里。这种理论误区与误导，与苏联和中国曾经出现的“左”的错误不无关联，至今仍引起人们对列宁主义理论的疑惑，甚至有人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崩溃的原因也不恰当地归咎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4]。
列宁的确提出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但是，如果按列宁对帝国主义定义和概念的界定，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帝国主义是殖民主义的最高或最后阶段，是殖民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最高或最后阶段。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政策，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一种极端的国家形态，例如当年的沙皇俄国和日本帝国。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讲，帝国主义才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德国法西斯等国家形态灭亡了，但是，日本、德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未改变。“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并没有如列宁所预言的那样在帝国主义国家发生。这是由战后美国对日本和西德的单独占领和冷战政策造成的。这种“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反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以民族独立的方式实现了。伴随殖民体系的瓦解，战后帝国主义失去了“寄生”的载体，所以难以复活。于是，资本主义又伴随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日本军国主义和纳粹德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形态被战后和平发展的国家形态所取代，出现了全球范围内非殖民主义体系下资本主义的“后帝国主义时代”。所以不能笼统地把帝国主义概括为整个资本主义的最高或最后阶段。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缺乏对这一现象的理论梳理。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是建立在世界殖民地被列强瓜分完毕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的。其逻辑推理是，由于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后期的帝国主义为重新分割殖民地，争夺霸权，必然发动战争。这一论断已经被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是正确的。但是，战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独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关系格局。伴随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立，以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原有资本主义列强通过战争扩大殖民地的时代，即列宁所说的那种帝国主义的时代已告终结。但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残余依然存在，这就是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中，美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唯一没有战败并在冷战中胜出的世界超级大国。战后迄今，局部战争与冲突从来就没有止息，而其中几乎都能看到美国的影子。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布什多次宣布，美国处于战争状态而且是长期战争。因此，我们还不能说当今世界已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三)当今时代特征：两制并存与多种模式竞争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史和阶级斗争的角度论述社会发展形态问题，并指出人类通向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指向性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描述出共产主义的蓝图和怎样实现的方略。长期以来，中国理论界也主要是从社会发展形态的角度理解时代问题。但是，似乎仍有一个理论盲区，即对国家发展形态及其与社会发展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尚缺乏必要的探讨。而缺少了这个重要的理论环节，人们就难以把大时代与时代的现阶段，即当今时代做“理论衔接”。
其实，关于历史大时代的阶段性更替，列宁在《统计学和社会学》提纲中曾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即“国家的类型是这种更替的历史阶梯”。也就是说，列宁已经意识到，在历史大时代中各个时代阶段演进的历史衔接点是国家的类型。遗憾的是，由于列宁过早去世，他没能完成他那部宏大而富有创意的著作，而他那独到而闪光的思想火花又因为过于微弱而很快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今天，我们应该重新点燃这一小簇星星之火，来照亮时代理论前行的未来。
笔者认为，国家的类型的定义是指国家发展形态，而国家发展模式是相对稳定并具有一定感召力的国家发展形态，主要是指某一国家(地区)所特有的发展方式或发展道路。国家发展形态通常是由国家结构、国家政体、政党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对外战略等与国家发展相关的各个方面所组成的。国家发展形态与社会发展形态相联系，同时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社会发展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发展形态具有决定意义，而国家发展形态的成败又会反作用于社会形态。这一重要思想提示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时代的变化时，不仅要重视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尤其要关注国家发展形态，即国家模式问题。它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国家兴衰和时代前进的某些客观规律。
从社会发展形态和国家发展形态两个视角观察当今时代，可以认为，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漫长的历史大时代的进程中，当今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多种国家模式相互竞争的历史阶段，也可以简单概括为“两制并存与多种模式竞争的时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就是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形成本国的国家发展模式。这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将对世界大时代的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个命题是笔者1986年在硕士论文《试论我们所处的时代》中正式提出的。写作的初衷就是意识到苏联模式的失败难以避免，中国应当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加以重新审视，提出新的时代观，并通过改革开放谋求新的发展模式。如今我欣喜地看到，《中国模式论》等有关国家发展模式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中国甚至还出现了《中国模式》周刊和“中国模式”专题网站，有关当代国家形态的研究取得可喜进展。
从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基本态势看，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占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包括中国在内基本上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欧美，处于比较成熟的阶段，保持着巨大的经济科技优势。不过，苏联解体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形态的失败，不如说是苏联国家发展形态的失败。
尽管苏联模式的失败导致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但社会主义并没有从地球上消失，进入21世纪反而出现新的发展生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结合本国实际认真研究国际问题，博采各国之长。中国模式的成功对西方国家来说构成了多重意义上的挑战，因而中国自然会成为西方打压和抑制的主要对象。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美国的发展模式虽然有其成功之处，但伊拉克战争、次贷危机等强权政策与金融危机，大大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和模式感召力。拉美国家甚至出现了所谓“左倾化”趋势，与20世纪90年代的苏东剧变恰成对照。俄罗斯放弃了苏联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发展模式，因而被称为转型国家，未来如何发展还需观察。或许存在几种可能性：一是长期维持现状，游离摇摆；二是彻底改变社会发展形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伴随实力强大逐步恢复苏联式的强军扩张国家发展模式；三是恢复苏联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形态，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探索和完善本国新的发展模式，走上类似中国的道路。
(四)国家发展模式的多样化
世界各国由于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各不相同，所以不可能采取同一种发展模式。世界各国彼此不同、各具特色的国家类型越来越多。发展模式的多样化是世界多样性和各国自主谋求生存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决定的，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近代历史上，一些国家虽然也采取了不同发展形态，但因主权国家数量有限，所以还谈不上发展模式多样化。18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曾根据政府形式，把国家分为共和、君主、专制三类，这对欧美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则是以社会经济形态为标准把历史上的国家分为四种：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政治学概念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往往被归类为“专制国家”，而非“民主国家”。这种概念又使一些国家先入为主地把中国视为“专制国家”，把所谓中国的“民主化”作为对华战略目标，从而引发了同中国政府之间的一系列矛盾。
现代史发展进程表明，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只有一种固定的发展模式。就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从经济发展水平看，既有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它们不可能采取同一种发展模式。即便是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发展模式也不相同。例如，美国是以股票金融市场为主导的自由经济模式，德国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日本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社会主义是新生事物，没有先例可循，一些国家曾长期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苏联解体后，国家发展模式的多样化趋势更加明显。由于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世界上有些国家目前很难说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些处于极端贫穷落后状态，有些国家放弃了原有的社会主义道路，被称为转轨国家。国家类型更加复杂化，在国家结构、国家政体、国家权力结构、政党制度、发展战略、对外战略等方面都不尽相同。
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反映了事物发展的个性。作为人类社会，各种发展模式之间也有其共性。两者是对立的统一。世界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因而应尊重别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两种社会制度和多种国家模式将长期共存，可以在良性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五)未来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未来30年，两种社会制度还会同时存在，世界不可能只有一种社会形态或国家模式。各国在不同的民族、文化、历史背景下发展各自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即便是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国家发展模式。不同国家发展模式的竞争，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都将普遍展开。一些国家的社会制度也许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但国家发展模式可能出现重大调整变化，并直接影响这些国家的兴衰。各国人民有权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发展模式。
未来30年，资本主义的发展仍将极不平衡，并可能出现更加复杂的局面和多种国家形态。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它大体上同六种类型的国家同时并存：一是帝国霸权型，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胜国，战后仍欲称霸的帝国主义国家；二是战后复兴型，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惨败，放弃对外侵略扩张，重新发展起来的原帝国主义国家；三是中等发达型，即战后放弃殖民主义，逐步发展起来的其他西方国家；四是战后发展型，即依靠资源、能源优势或制成品出口导向型经济，逐步富裕起来或具有一定经济规模的发展中国家；五是贫困落后型，即虽然取得民族独立，但经济和金融命脉仍然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经济贫穷落后、政治动荡不定的发展中国家；六是演变转轨型，即冷战后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向资本主义转轨的国家，其未来走向仍有不确定性。
未来30年，“两制并存、多种模式竞争”的时代特征将更加明显。通过暴力革命改变社会制度或国家发展模式的可能性将进一步缩小，而成功的国家发展模式所具有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将增大。伴随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共产主义的萌芽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可能出现并继续成为人类社会的美好追求。伴随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满足，工作将不再成为谋生的手段而成为人生快乐的选择。地区经济一体化将降低国家之间贸易和人员往来的门槛。
未来30年，中国的发展将继续证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指中国在保持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的前提下形成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社会发展形态、社会制度或国体的改变，而是国家发展模式的调整、完善和发展。其目的是立足现实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造福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未来30年，在“两制并存与多种模式竞争的时代”，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世界格局仍将是美国一个超级大国与多元化的国际力量并存的结构。在这种“一超多元”格局下，地区一体化趋势、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的国际影响力将增大。大国关系则会继续呈现“一超多强”的特点，美国仍将保持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但经济、金融力量和软实力的影响将相对削弱。国际上的主要矛盾之一将是美国及其盟国与国际恐怖主义这一“隐形一极”之间的较量，围绕欧洲和中东的地缘战略较量将继续延续，某些地区热点仍难以消失。
二、“中国模式”与国家战略
(一)“多元一体”的中国国家形态
要了解中国未来的发展，首先要了解中国国家模式的基本状况和时代的大潮流。
关于“中国模式”的定义，有一种解释是：中国模式也可以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特指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主动创新、大胆实践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协调发展、国家的和平崛起的一整套思路、经验和理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整套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较为协调发展的模式，是现代中国在数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摸索出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科技模式、文化模式、社会发展模式等子模式的综合和升华，是当代中国各级各类组织模式的抽象和概括①。
笔者认为，国家发展形态是个大系统，由若干子系统所组成。各国的国情与历史逻辑决定了该国国家类型的结构特征。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初步形成“多元一体”的国家发展模式，即“多元”组成“一体”，“主体”汇聚“多元”，相辅相成。它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1)经济制度和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和所有制形式并存；(2)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多种形式的分配方式与合法收入来源多样化；(3)经济体制运行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采取法制、规划、行政、财政、税收等多种手段进行国家的宏观调控；(4)国家政体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主体，政府各部门分工合作，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5)政党制度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主体，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多党合作制；(6)民族人口结构是以汉族为主体，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团结统一，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7)社会形态与国家结构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局部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国两制”；(8)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主体，借鉴世界上的所有进步文明。(9)文化艺术是以中华民族传统中的精华为主体，吸收全人类所有健康、卓越的文化艺术成果；(10)中国外交是以政府总体外交为主体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党、议会、民间、经济、科技、环境、军队、公共外交等与之相互配合，相辅相成。
近年，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国际交往增多，美国的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发展模式问题。例如，最早是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撰文提出了所谓“北京共识”，指出中国模式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号召力，而美国模式却正在失去吸引力。同年5月11日，他又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他所理解的“中国模式”。雷默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适合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产生的力量十分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亚洲其他地区来说这是一种文化力量，对世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是一个典范”②。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③
(二)未来30年中国的国家战略
国家战略通常是指国家具有全局性的通盘长远规划。中国的国家战略必须符合本国的国情，站在时代高度，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和扩大本国的国家利益及世界的共同利益。这种战略应该明确地告诉世界自己的目标：未来30年的中国将是文明的中国、环保的中国、科技的中国、开放的中国、平安的中国、繁荣的中国、诚信的中国、和谐的中国。这些也堪称“中国模式”未来发展的大方向。
1.和平发展战略：中国可取的国家战略选择
鉴于上述时代判断，未来30年中国的国家战略应确定为一项“多元一体”的“和平发展战略”。它有两大支柱体系：一是和平与安全战略系统(即国家安全战略系统)，二是发展与繁荣战略系统。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保障，后者是前者的物质基础。前者应当是在科学安全观指导下的“可持续安全战略”，后者应该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其目标就是努力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复兴。
2.创造性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这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根本任务所决定的，既是保障中国长治久安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概念是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其具体内涵也需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充实。例如，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不能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狭隘地理解为只要GDP增长速度快、只要能赚钱就好，而要富国有道，强国有德，实现科学发展。未来30年，生态环境、气候变化、节能省能、循环经济等领域，将成为科技创新的新天地和增加就业的新途径。成功企业的标准不再仅是经济效益和利润，社会责任感、诚信度、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等将越来越受到重视。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而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也可以丰富发展。例如，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在1982年中国修改宪法时就改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同样，“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能僵化，而要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迄今，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今后仍将具有生命力。同样，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前进，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哲学原理也有待创新。
在这方面，系统唯物主义便是最需要进行理论探讨并用于指导实践的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和人民的力量，指出了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大趋势。辩证唯物主义重点论述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规律。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系统唯物主义则是在此基础上揭示事物的结构法则，通过对事物系统层次的科学研究，把纷繁复杂的事物条理化、简单化。辩证唯物主义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即“一分为二”或“合二为一”的。系统唯物主义的特点则在于，无论在空间还是在时间上，它把一切事物都看成可以相互协调配合、彼此连接的系统，即“一分为多”或“多合为一”的。在遇到实际问题时，系统唯物主义强调针对矛盾的多样性采用多种方式和手段加以解决，例如综合治理等。而就后一点而言，在毛泽东论述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矛盾论》一文中则似乎没有系统地提及。本文的目的之一是，具体运用系统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尝试论述未来30年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问题及其哲学基础。
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矛盾对立和斗争的一面比较突出。而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角度看，其统治阶层就会感到社会主义十分可怕，共产党政权存在本身就是威胁。但若从系统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彼此连接的大系统。两种社会制度本身都是“一分为多”的，有不同的国家发展模式。社会主义本身在发展阶段上也是“一分为多”的，目前中国给自己的历史定位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可以根据本国国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同时也应向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的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益的经验。
三、未来30年中国的和平与安全战略
未来30年中国的和平与安全战略，即“可持续安全战略”，可以设定三大目标：一是长期确保我国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二是长期确保我国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团结和谐的社会环境，三是长期确保在传统安全领域相对平衡的战略环境和非传统安全领域谋求共赢的国际合作环境。未来30年，只要这三大目标能够实现，中国就有可能在经济科技实力方面进一步超过一些发达国家，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可持续安全战略”作为一大系统可分为以下几个彼此相关的子系统。
1.国防安全战略系统
这一分支系统至少可分为四个子系统：兵种兵力的配置、武器系统的改进、情报指挥系统的完善、后勤系统的保障。中国采取不结盟的对外战略模式，必须拥有独立而强大的国防力量，用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中国应将继续通过科技强军提高国防装备质量。
但是，中国不能重蹈苏联牺牲经济建设而过度增强军备的覆辙，更不会谋求美国那样的超级军事大国地位，对外使用武力，因为那不仅不能确保本国安全，反而会使本国安全程度下降。即便能凭借绝对军事优势而获得一时的战争胜利，也会因损害别国的安全利益而付出巨大军事和政治成本，难以确保持久安全，会出现“安全异化”的困境。
未来30年，如果中国能继续长期保持和平的国际环境，国防安全战略将被国家安全战略所取代。确保“可持续安全”对中国来说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可持续安全”与“持久和平”是交叉概念，但不是同一概念。其主要特点是，更加重视在和平条件下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确保公共和公民安全；通过本国努力和国际合作，以较低的安全成本换取各领域较高程度的持久安全。军队将更多地参与打击恐怖主义、抢险救灾、维护海洋通道安全，以及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国际合作。
2.外交战略系统
以政府官方总体外交为主体，它至少包括六个子系统：民间(包括文化、艺术、体育等)外交、政党外交、议会外交、军队外交、公共外交、科技外交。
未来30年，伴随中国国力的壮大，世界将更加关注中国。中国将继续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同时开展“和谐外交”，尽量减少和缓解本国发展中遇到的外部误解、摩擦与阻力。中国外交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应更加注重维护和增进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并加强合作。例如，在中国的友邦之间发生冲突或战争时，中国要积极扮演“劝谈促和”的角色。特别是在中东等产油国集中的地区，防止战争爆发，力促紧张缓和，不仅涉及中国外交形象，而且直接涉及能否抑制国际油价飙升、确保石油供给安全、舒缓国内通胀及人民币升值压力等。
同时，中国讲“和为贵”也是有条件的。《论语》称：“礼之用，和为贵。”但如果为“和”而“和”，不讲礼，在孔子看来也是不可行的，即“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在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侵犯时，必须展开外交斗争，必要时一定要显示我国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决心和能力。
在处理好大国关系的同时，要继续做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论语》称，“德不孤，必有邻”，即有德的国家不会孤立而会有善邻相助。《管子》说：“诚信者，天下之结也。”“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笔者认为，有德的中国，就是强而不霸、大而无私、言而有信的中国。《管子》有言道：“悦众在爱施，有众在废私。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我国周边外交要努力做到与邻为善，与邻为伴，携邻共富，睦邻同安。对待邻国要做到邻厌我避，邻乐我喜，邻困我帮，邻恶我防，邻好我学。
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国际地缘战略理论也需要创新。历史上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陆权论”、斯派克曼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论”等传统的西方地缘战略理论，是为争霸世界服务的，已经过时。中国作为海陆兼备的大国，有必要、有可能实现与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和平合作，通过提倡和实践“海陆和合论”，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
3.国内稳定战略系统
这涉及国内、国际两个方面以及两者之间的灰色领域，可以分为四个子系统：公检法机能的健全、情报与决策、保密与反间、针对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危机管理。中国是多民族组成的国家，维护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反对分裂祖国是各族同胞的共同任务。它也可以分为四个子系统：民族宗教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团结合作、反分裂斗争与统战工作。
国内政治社会稳定，很重要的是要确保民生，顺乎民意。在管仲看来，“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管子》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认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对于中国来说，粮食问题、能源问题、就业问题、物价问题、金融市场稳定问题等，都关系到国计民生，需要长期关注，防患于未然。
国内政治社会稳定，很重要的是要确保公平与正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防止经济犯罪，确保公平正义，只能通过法律保障才能得以实现。未来30年，商法、民法、税法和其他经济立法需要健全和加强。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应带动更多的人共同致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更应注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出现的贫富不均现象，关键是要避免差距拉得过大，尽量缩小贫困人口及弱势群体的数量。某些发达国家征收遗产继承税等做法，有利于防止极端的两极分化，可以借鉴。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国内和谐与民族团结。内陆地区城市应为少数民族地区特产的流通提供渠道和场所，在一定时期内可适当减免部分税收。
过去30年，中国重视了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今后30年，中国要重视农民、网民、股民这“三民”问题。“三民”满意度也许将成为观察中国社情民意的新指标，为政者不能不察。各级政府和党组织要确保一方平安，都要及时了解民意，做好人民的公仆，努力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建立良好的警民关系，防止矛盾激化。
4.国家统一战略系统
它包括四个子系统：“一国两制”与两岸统一、港澳的繁荣与稳定、海外侨务与涉台外交、反独促统与统一战线。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未来30年，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的梦想还要靠海峡两岸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即使30年统一不了，100年、200年也要统一，因为台海两岸不统一，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就可能继续受到威胁，与台湾问题相关的国际因素也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
未来30年，中国海峡两岸的经济将进一步融合，人员往来将更加自由，民族认同转向国家认同的可能性将增大。在“两种制度并存多种模式竞争”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将继续实行“一国两制”，而且与香港、澳门不同的是，如果台湾与大陆统一，中央政府将允许台湾拥有岛内的军队。届时，台湾将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共同分享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崇高地位和巨大的国际活动空间。海峡两岸的力量相加而不是相互抵消，不仅可以从根本上确保台湾海峡的持久和平，还将使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不是必然对抗的关系，更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而是祖国母亲与游子的关系，是大树的根干与枝叶的关系。海峡两岸的分裂，在历史上犹如母亲被蹂躏，游子遭遗弃；在现实中犹如内外有蛀虫，根叶难相连。未来中国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的实质，不是经济问题、文化问题、民族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社会制度问题，而将主要体现在代表国家主权的外交权问题上。这个问题最终需要海峡两岸的民众、政治精英和领导人拿出智慧和勇气加以解决。目前，这个问题主要反映在台湾追求所谓“国际空间”问题及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中国的主权和内政不容干涉，中国大陆不愿看到台湾越走越远。从长远看，鉴于两岸分裂状态产生的历史复杂性，中国大陆在全面发展、完善自身的基础上若能进一步对台湾同胞施以仁爱而不强求，将有利于两岸长远的和谐融合。海峡两岸真正迎来“母子团圆”、根深叶茂的那一天，才谈得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四、未来30年中国的发展与繁荣战略
未来30年，“中国模式”的发展将令世人更加惊叹。然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不能盲目乐观，而需要制定一项全面可行的发展与繁荣战略，一项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这项战略不仅是指经济发展，更是广义上的发展，起码应包括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分支系统。
1.经济发展战略系统
它又可以分为九个子系统：经济体制和市场秩序、财政金融、生产流通和运输、粮食与能源、信息现代化、对外经贸和旅游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城乡建设、环境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专利保护与科技创新。在这些方面保持健康平稳、协调有序、平衡快速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今后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将深化和拓展。
在内涵方面，农村和内陆西部地区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内需的扩大不仅有待城市消费水平的提高，更有待于农村购买力水平的提高。科学种田、科技务农，是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关键之一。生物技术、环保技术、气象技术对绿色农业、牧业、渔业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北方农村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是需要长期努力解决的大问题。科学的人工增雨雪，将为中国北方干旱地区农业、牧业作出巨大贡献。我国农村的雨水下水道系统与田间灌溉系统需要统筹设计、建设和有效利用。农村生产生活供电系统建设要尽量利用太阳能、沼气、风能及其他新能源。农村污水、污物、垃圾处理系统应向城市化方向发展。城乡之间交通网络的建设不仅有利于农民致富，也有利于中国汽车业市场的扩大。未来农村基础设施和卫生条件的改善，将使中国部分农村成为观光、旅游、度假的好去处。
在外延方面，中国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地位将显著提高。伴随中国制成品水平的提高和国际原油、原材料进口成本的提高，人民币适度升值是必然趋势。今后中国要继续确保出口产业发展和企业生存，只有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附加价值、安全标准和售后服务水平，及时促使产品升级换代。应高度重视我国能源、稀有金属的开采、加工和出口管理与战略储备。伴随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多和人民币升值，对国际能源资源类海外投资应进一步增加。过去以吸引外资为主的改革开放，将向企业走出去，加强海外并购、投资的方向发展。企业确保海外利益，规避海外风险将变得越发重要。
未来30年，中国的第三产业将有更大的发展。金融服务业、信息产业、旅游业、环保业等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会有较大提升。在股市、汇市、期货市场上，机遇与风险同在，国内与国际联动，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确保国家金融安全任重而道远。
2.科技、教育、文化发展战略系统
它至少可以分为六个子系统：基础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跨学科边缘科学)的理论创新、应用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科研体制和科研队伍建设、产学研结合与成果转化、素质教育与人才培养、文化与精神文明发展。对中国今后的发展来说，人才是最重要的。未来30年，中国新一代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人才将充实各条战线，“80后”、“90后”、“2000后”的新一代将成为中国各行业的骨干力量。
中国重视儿童素质的提高，但发展不平衡。伴随社会进步和观念更新，教育首先要从娃娃的教养抓起，从家庭到社会，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优良品质。这对人的一生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是至关重要的。
贫富差距与知识差距、受教育程度差距有一定关联。因此，未来30年，中国教育要重视普及与提高并重，在努力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同时，要努力普及中学和大学教育，努力发展各种专业技术教育。教育与教学改革要适应人才成长规律，适应社会发展与就业市场的需要。在国内教育普及化、规范化的同时，针对外国人的国际教育可以搞产业化、多样化。
文化与精神文明发展战略涉及四个子系统：以德治国(树立和保持良好的党风、政风、军风、警风和民风)与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学艺术及大众传媒的净化与繁荣、体育的普及与提高、文物保护与文化遗产。其核心是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建立中华民族21世纪先进的核心价值与文明体系，提高国人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中国作为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文化的大国，对国学的研究需要深入，而不能囿于某些阻碍人们吸收诸子百家思想精髓的固定之说。中国不仅要鼓励科学技术创新，而且要鼓励人文社会科学创新，以及交叉学科的创新，尤其要重视原创性、原理性创新，使其在社会进步和政府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产业也会得到较大发展，中国文化对世界将充满新的魅力。
3.国家政治发展战略系统
它可以包括四个子系统：民主与法制、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干部制度和公务员制度。未来30年，中国越是强大，市场机制越发达，中国共产党人就越要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廉洁奉公、联系群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思想建设、基层组织建设、法律法规建设应得到进一步加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廉洁勤政，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需要注意研究新情况，拿出新办法，解决新问题。例如，可以利用互联网加强对干部廉洁敬业、部门廉政勤政的社会监督。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系统，应进一步发挥在国家政治生活和联系群众方面的重要作用。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要不断提高参政议政能力，不仅要在每年的会议期间开会议政，而且要在平时发挥了解民情、反映民意、积极建言的作用。
软国力是一个国家和政府无形的力量。它是建立在文化软实力基础之上的，其核心是国家的情报获取与正确决策能力，加上对国内外的控制力与影响力。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是纵向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执行能力，而欠缺的是各部门横向沟通、协调与整合能力，以及从社会角度由下而上的信息传递和民主参与习惯。下面找上面的个人举动，通常是本人遇到不公正待遇而为个人“讨说法”的上访行为。
未来30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利用信息化社会的物质基础的增强，进行决策机制的改革。首先，要努力构建不同层级的横向协调机制。例如，城市地铁与国家铁道车站枢纽的建设就需要第三者从中协调，使不同的交通工具可以互通，方便乘客，提高效率。不同单位在马路上埋挖管线等，也需要有统一的规划、组织与施工。其次，要努力建立公民个人随时可以民主参与国家或地方政治、社会及公共事务决策的机制。例如，重大问题可事前进行民意调查，作为决策参考。有关部门可以利用互联网、可视电话等进行公开办公，听取民众对相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并具体落实且有所反馈。再次，中国民主政治应建立在公众爱国热情与民主渠道畅通的基础之上，应建立全民终身学习型社会与公众研究能力培养的基础之上。学校和社会要大力培养人的研究能力与习惯。这样，更多的人就可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跨单位、跨学科、跨专业地参与社会发展，从而使社会整体充满生机与活力。
4.社会保障和人口发展战略系统
它涉及四个子系统：医疗卫生体制、计划生育与人口控制、老龄化社会对策、与就业相关的社会保障。这些都是中国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在思考中国国家战略时不能忽略。
《管子》治国之道中提出“德有六兴”。所谓“六兴”是指政府在六个方面要为百姓办实事：一是“厚其生”，即开辟田野，修建住宅，讲求种植，鼓励士民，勉励耕作，修缮房舍。二是“输之以财”，即开发潜在资源，输运积压物资，修筑道路，便利集市贸易。三是“遗之以利”，即疏导积水，修通沟渠，决通江渚溢水，溃决泥沙淤滞，打通河道阻塞，维护渡口桥梁。四是“宽其政”，即薄收税捐，轻征租赋，宽减刑罚，赦免罪犯，过错改正后既往不咎。五是“匡其急”，即奉养老人，慈爱幼孤，抚恤鳏寡，慰问病人，吊问祸丧。六是“振其穷”，即给受冻寒的人衣穿，给受饥渴的人饮食，救助贫陋，赈济衰败，资助乏绝。
上述2600多年前的中国古人提出的六德，对未来中国和谐社会的建立也具有参考价值。未来30年，中国独生子女的父母将步入老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家庭养老对独生子女来说，精力和心理的负担可能增大。“1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滞后社会挑战可能出现。因而国家和社会在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方面需加大力度。
如果以百年为单位从未来长远考虑人口控制战略，比较受社会认可的方式是“可选择的1.5胎化”模式，即，在坚持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的基础上，对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妻，允许选择生两个孩子；对两位或其中一位不是独生子女的夫妻，原则上仍维持“1胎化”的生育政策。这样长期下去，社会将在个人自愿选择与政策规定之间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客观上将形成总体“1.5胎化”的动态自组织结构，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
5.环境、生态、气候改良战略系统
包括中国在内，目前世界面临五大全球治理方面的难题：一是沙尘暴，被有关单位称为“无法根本解决的问题”；二是荒漠化，被称为“地球的癌症”；三是水资源短缺或遭污染，引起农业歉收、粮荒、冲突与战争；四是气候变暖，海平面升高，冰川消失，疾病传播，令世界各国忧心忡忡，苦无良策；五是粮食危机，引发粮价上涨，一些国家发生骚乱。这五大难题彼此相关，有出现恶性循环之虞。
迄今，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所采取的传统思路和做法难以解决上述难题，人类还在苦苦地探索。例如，对于防治沙尘暴、荒漠化，传统的方法是依靠植树种草，但在持续干旱情况下，既无法阻止尘暴或扬尘的出现，也难以有效阻止荒漠化。又如，有关全球普遍关注的气候变暖问题，国际社会迄今一直试图通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来减缓或解决气候变暖问题，但不仅难以得到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响应，而且可能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制约，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所有减排措施如何验证其持久的功效。具体到我国未来30年的生态改良战略，笔者认为，不妨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解决现存的难题。
(1)利用人工增雨防治北方沙尘暴
传统思维认为，沙尘天气和荒漠化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风使地面沙尘产生了横向运动。所以，治理沙尘暴的关键是通过种植防风林、灌木、草场等阻挡风沙和扬尘前行，重点要采取退耕还林和退耕还草等措施。这是一种传统的“平面横向”思维的治理模式。
然而，2000年以来我国荒漠化增加面积呈下降趋势，而沙尘暴却呈上升趋势。这是因为中国北方地区持续干旱，地表干土层加厚，大风把较深的地下粉尘卷上高空。沙尘随风飘浮高度可达3000米，再高的树也挡不住，所以光靠植树造林种草是不可能抑制沙尘暴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首先必须改变传统的“平面横向”思维治理模式，从立体空间的大系统出发，引入通过人工增雨雪防沙治尘的“立体纵向”思维模式。
它具有五大功效：第一，可以增加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地下水和土地墒情，从根本上确保农作物和林草的生长。第二，可以保持北方河流、湖泊、湿地的良好自然生态，防止土地沙化、盐碱化，而地表水面和湿地面积的扩大又可使蒸发到空中的水分增加，从而较易形成新的积雨云等人工增雨条件。第三，可以降低地表干土层的厚度，减少强风低层垂直对流所卷起的沙尘总量，从而有效降低沙尘暴的强度。第四，可以增加空气中的水分子，起到从高空到地表全面拦截沙尘的功能，从而缩小沙尘暴危害的范围，立竿见影地收到防治沙尘危害的效果。第五，可以有效防止森林火灾和增加植被，为缓解气候变暖作出直接的重要贡献。只有风调雨顺，农牧业才能有较大发展，农民才能增收。而只有农民以农为主，大力发展绿色农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农村污染企业排放对中国内陆水系和土地的污染，确保中国的食品安全。
今后30年，要有效防治中国的荒漠化和沙尘危害，最佳选择是采取“纵横交错”思维的治理模式，即“纵向立体”的人工增雨雪与“横向平面”的植树种草相结合。中国北方的森林、牧场、农田等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都应建立人工增雨雪作业点。与此同时，我国仍需加强防风林、防沙林建设，扩大森林面积。人工增雨可以和飞播造林同时作业。人工增雨雪具有森林防火作用，是林业发展的“保护神”与“增长剂”，两者相辅相成，合作是必然趋势。
由于季风的变化，要防止冬春中国北方地区发生沙尘暴或扬尘天，就须做好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和东北地区的人工增雨雪；要防止春夏中国北方地区发生扬尘和阴霾，就要加强在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一带的人工增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之所以得到保障，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从2007年以来的人工增雨作业，有效地减少了空气中的扬尘等可吸入颗粒物。今后，在完善机制的基础上，还需提高人工增雨雪的技术水平与实效。我国北方土壤偏碱性，不易形成酸雨，而南方土壤偏酸性，加之工业污染会促进酸雨生成，故需加强这方面的治理，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
从长远考虑，我国政府应制定21世纪人工增雨雪战略，并把它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战略。我国长江、黄河、澜沧江等三江源头已有枯水之虞，只在每年6月至9月人工增雨效用有限。我国应在三江源头实施全年人工增雨雪，冬春人工增雪尤其重要。此外，还应在大小兴安岭、天山、昆仑山等三山地带实行全年人工增雨雪作业。这有利于森林防火和扩大再生林。我国长江以北的广大北方地区应制定百年人工增雨雪长远战略规划。从理论上讲，中国北方人工增雨有利于减少南方的降雨量及水灾的形成。
(2)城市雨水排水系统与“绿色工地”革命
人工增雨雪可以解决大范围的高空扬尘，但未必能保证城市空气质量，有时反而还会加剧局部扬尘，因此在城市建设管理方面还需进行改进，以适应社会发展与环境改善的要求。
中国需要重新认识和加强城市雨水排水系统的功能。中国城市建设应修改原有下水道设计，缩小入水口的间距，全面加强城市排水防洪防尘功能。在这方面，日本城市的设计、理念、材料、功能等值得借鉴。缩小雨水下水道入水口间距，不仅可以防止中国夏季城市道路积水、冬季南方雪灾造成路面冰冻，而且可以在平时起到城市“地下吸尘器”的作用，是城市文明和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城市空气清新，全民的体育健身活动才能普遍展开，对增强人民体质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在城市修建完善而到位的雨水下水道系统，还可以使地下建筑得到充分发展，提高国土利用面积，在未来的我国城乡建设规划中应认真研究考虑这个问题。
今后30年，中国将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要确保城市减少局部扬尘，有必要提倡“绿色工地”革命。首先要通过建章立制，解决建筑工程程序倒置问题，凡新开工的土木工程，无论甲方是否有要求，都必须事先修好通往工地的道路和施工现场的柏油路或水泥路才能动工。凡北京城市建筑、地铁等工地出入口必须修下水道入水口，以利清洗车辆轮胎，确保路面清洁。凡裸露的工地地面都必须用苫网覆盖。就此，可由国家环保部设定具体标准，对达标单位发“绿色工地”标志。
注释：
①“中国模式网”http://www.zhongguomoshi.com/index.html。
②《“北京共识”的潜台词》，载《瞭望新闻周刊》，2007年10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10/17/content_6894093.htm。
③《全球舆论热议“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启示世界》，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8-03/27/content_137134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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