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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国民财富严重分配不公的表现
近年来，随着全球“知识经济”热的兴起，人们对不同社会经济时代财富的内涵存在一定争议。如，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者认为国民财富的唯一代表是金银，重农主义者认为农产品是社会的第一财富，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以古典学派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为代表，认为国民财富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总量，物质生产部门是创造财富的唯一部门，财富仅指各种有形的工农业产品。直至进入20世纪，世界各国仍把国民生产总值看成是第一财富。20世纪末人类社会开始向知识经济时代迈进，知识经济时代不同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代的显著特征，在于知识是社会的第一财富。不管世界国民财富内涵的标准如何变迁，经济发达国家在世界国民财富分配格局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始终没有改变。
有关资料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为30000亿美元，到1980年大约为110000亿美元，而到1998年已增加到约280000亿美元。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方面使全球物资丰富起来，使消费者直接受益，促进了世界财富的增长和绝对贫困的相对减少，如1960年，全世界有将近7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而到1992年全世界贫困者只占总人口的37%。另一方面世界财富积累又出现了巨大的不均衡。这种世界财富积累的不均衡首先表现在富国与穷国之间日益加大的差距。如世界上358个亿万富翁所控制的财富超过了45%世界人口全年收入的总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1996）。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全世界有20%的人口生活在高收入国家，消费着全球86%的商品，45%的鱼肉，74%的电话线路和84%的纸张。联合国贸发组织计算(UNCTAD，1997)，1965年7个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差距为20倍，1995年这一差距加大到39倍。这30年间，非洲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的绝对差距也在扩大，1995年只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1/7。20世纪70年代末，拉美国家人均收入是发达国家的1/3，1995年大致是1/4。在1965-1995年30年间，只有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显著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许多调查和统计资料表明，全球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使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消失和缩小，而是使之继续扩大；不仅是在继续扩大，而且是在加速度地扩大。如1980年富裕国家和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为77580亿美元，1995年GDP增长到了224855亿美元，1995年是1980年的3倍（世界银行，1997）。中等收入国家1980年的产值是24613亿美元，1995年增长到40333亿美元，增长了不到1倍。1980年低收入国家（除中国和印度）的GNP为3904.72亿美元，1995年为3168.89亿美元（周弘，2000）。据世界银行的最新统计，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8.6%，而收入则占了世界总人口的73.2%。1997年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22770美元，低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才达到1400美元，前者是后者的16倍。目前，全世界还有13亿人年均GNP不到500美元，有1亿人在挨饿、1亿人无家可归、1亿儿童不能上学。另据联合国工发组织计算，1996年世界上最富与最穷20%的人口收入之比为11∶1，1989年上升到17∶1，衡量世界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也由0.44上升到0.55。
另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83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高收入发达工业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2.4%，即后者等于前者的43倍；1994年这一比例进一步降低为1.6%，即后者为前者的62倍。一项统计显示，1993年不算是最高收入水平的发达国家德国制造工业工人每小时工资为25美元，而已被列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尼西亚同一工作工资仅为20美分稍多。（注：参见The Economist 1994。这里的比较没有采用“购买力平价”。）一个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现象是，大约80%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工资在制造业增加值中的比重比70年代和80年代初下降，而在7大工业化国家，资本收益率由80年代初的12.5%，上升到90年代中期的16%。
美国《外交》季刊1995年冬季号一期载文指出：“在这个世界上，有20多个富国，有10多个国家同富国的差距在缩小，还有140多个国家同富国的差距在扩大。”文章指出，“30年前，世界上最富的20%人口的收入是最穷的20%人口收入的30倍，而今天这一差距已扩大为60倍。在此期间，最富的20%人口的收入在世界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从70%增至85%，而最穷的20%人口的收入所占比重却从2.3%降至1.4%。
据JP摩根按汇率计算，在1996年世界GNP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9个国家的GNP占80.5%，其中美国占27.2%、欧盟占29.5%、日本占19.2%。美国、欧盟和日本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5%，而这些国家的GNP却占世界总产值的77.9%。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8年9月9日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占世界人口20%的富人享有世界财富的80%。48个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0%，它们的GNP在世界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不到1%，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已从20年前的0.8%降至0.4%。报告指出，全球仍有26亿居民缺少最基本的卫生设施，20亿人无法喝到合乎标准的饮用水，全世界还有20%的儿童受教育不足五年。（注：李长久：《经济全球化——一把“双刃剑”》，《外向经济》，1998年第11期，第5页。）据世界粮农组织1998年2月18日发表的《食品前景》报告提供的数字，面临粮食紧张的国家已从1997年底的21个增加到27个。另据一些研究机构统计，全世界有8亿人长期营养不良，每年有1800万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20世纪70年代初，联合国大会提出，发达国家承诺将其GNP的0.7%作为“官方发展援助”提供给发展中国家。据1996年的统计，这一援助占发达国家GNP的比重，已从1992年的0.33%降至0.25%，为197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总之，近年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
二、关键是要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
造成现代国民财富分配不公现象的主要原因，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进行的一些研究，有诸如“贫困恶性循环论”、“经济全球化论”等。国内有的学者从贸易自由化、发展中国家金融债务增加、大量农村剩余劳动者的存在、发达国家的智力移民和投资移民政策、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优势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非关税壁垒、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净官方发展援助额的减少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熊贤良，1999）。
世界国民财富严重分配不公是由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水平决定的。对于这种经济发展阶段与水平上的差距，有人从经济发展的宏观质态结构即经济结构的工业化、现代化等方面进行研究后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约相差上百年的时间。东方赢在其《企业超速成长》一书中认为：“若从发展的历史水平检讨，即从现代化进展阶段上，特别是从经济结构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高度上检讨，我国现在的结构历史地看，大约与发达国家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最相似，现实地看，与当代世界中等收入国的平均结构最接近，尤其是56%左右的农村劳动力比重和18%左右的农产值比重，表明经济在非农化（工业化）进程中，我国不仅尚属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农业劳动者比重平均为54%，农产值比重为20%），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相距遥远（发达国家农业就业比重平均在6%以下，农产值比重在3%以下）。从发展阶段上，即结构质态上，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约要以百年计。”（注：东方赢：《企业超速成长》第2-3页，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年7月。）一位西方经济学家在1997年《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谈中国基础设施的文章中讲，当年日本作为落后国家追赶美国，到现在发展水平基本赶上美国，期间大约用130年左右时间，中国要达到这一目标，也需要这样的历史。我们的确可以从宏观质态经济结构的差距等方面解释各国收入分配不公，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收入分配上的差别，但仅从宏观质态结构上的差别是很难找到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方面存在差距的根本措施和理想对策的。
实际上，世界国民财富分配不公，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拉大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在国际竞争力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国际竞争力具体表现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国家竞争力取决于产业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取决于企业竞争力，而企业竞争力又取决于企业的核心能力，特别是企业的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及其经营战略。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对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日趋活跃。西方经济学家、台湾经济学家和美国国会(1985 the Report of President Commission)对国际竞争力都作过界定，其中多数是从厂商、产业发展或国家的角度去解释的。如迈克尔·波特(Porter，1991)的价值链理论，邓宁(Dunning，1988)的绩效理论，捷奎林(Jacquelyn)的长期趋势理论，马丁(Martin，1988)的出口增长率理论，高希均(1996)的心脑科技组合理论等，特别是波特于1990年提出的国家动态竞争优势钻石模型(Diamond Model)对国际竞争力做了形象的解释。美国成立了国际竞争力委员会，欧洲建立了国际竞争力咨询组织专门研究国际竞争力问题。其实，“国际竞争力”是一个较为模糊和复杂的概念，但总部设在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和世界经济论坛(WEF)对竞争力的解释颇具权威性。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联合发起的“1994年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对竞争力下的定义是：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或一公司在世界市场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IMD融合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索罗的成长估测理论和波特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定出了诸如国内经济、国际化程度、政府作用、金融实力、基础设施、经营管理、科技实力和人力资源等9项因子，对46个经济体的经济竞争力进行排名。WEF以一国人均GDP变动率所反映的该国持续经济发展率代表国家竞争力，另有诸如政府预算与调节作用、金融市场状况、技术水准等8项指标评比49个国家的竞争力。一国的国际竞争力是由本国的社会、经济、资源、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实力来决定的。它强调的是一国如何平衡和处理、保护与开发、财富创造与社会内聚力之间的动态关系。两者实际上也主要是从市场角度评价世界不同国家的竞争力的。在国家层次上讨论竞争力问题，应当设置的命题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法律环境如何影响各个行业的竞争力问题。
国家竞争力必须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基础。波特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的比较应当从行业（产业）的角度来考察才有意义。他说：“研究竞争的基本分析单位是行业。一个行业无论是生产产品还是提供服务，它是直接展开互相竞争的竞争者的群体。”他的书就是回答“为什么不同国家在不同行业里取得成功的原因，以及它对企业和国民经济的影响。”波特说：能够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取决于生产率，“生产率是一个劳动或资本单位所产出的价值，它取决于产品的质量、性能和生产它的效率。”他还举出一些国家中有竞争力的产业，这些产业都是在国际市场上有重要份额的产业。可见，波特所讲的国际竞争力就是指一国特定产业通过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其产品所反映出来的生产率。也就是说，市场销售和生产效率是检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标准，其指标主要是该产业的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和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或盈利率。任何国家都只能是一些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另一些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总是只存在于少数几个国家。因此，试图直接在国家层次上以计量方式回答国际竞争力问题是一个难以确切比较的命题。任何产业不论其竞争力强弱，总是存在于特定的国家或地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快慢，总是通过其具体的、形形色色的有竞争力的产业的增长与发展来实现的。只有从行业分析入手，才能看出哪个国家在那些劳动生产率方面提高得最快、新发明新技术发展最快的行业中领先，由此才能判定哪个国家有可能在整体生产率提高方面领先，从而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国家。（注：裴长洪：《利用外资与产业竞争力》第3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6月版。）因此，国家竞争力必须以产业竞争力为基础。
产业竞争力必须以企业竞争力为基础。行业（产业）是同类企业的集合，产业竞争力分析离不开企业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我国工业品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课题组认为，国际竞争力是“在国际间自由贸易条件下（或在排除了贸易壁垒因素的假设条件下），一国某特定产业的产出品所具有的开拓市场、占据市场并以此获得利润的能力。”在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的关键环节是生产效率和市场营销，产业国际竞争力最终通过企业产品的市场份额来衡量和检验；在工业社会中，追求经济效率，以尽可能少的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出是人类活动的“中轴原理”，所以，国际竞争力归根结底就是各国同一产业或同类企业之间相互比较的生产力，企业的竞争力或企业的产品竞争力是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基础。
国外有关企业竞争力理论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目前仍然处在形成阶段，不仅仅是理论体系尚不完善，就是一些基本概念还有待明晰，如企业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等，企业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及相互间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保持竞争优势理论与企业内生成长理论还没有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中国企业竞争力理论研究尚处于初期，主要侧重于企业竞争力概念的引进与解释，即回答是什么，对于为什么还没有涉及，缺少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分析。许多学者大都先给定一个概念，然后依据对概念的理解，确定竞争力因素，选取相关指标进行评价，提出战略建议。因此，实证的统计分析和评价多于理论研究。
在国际竞争力体系当中，按其竞争力内涵由浅至深可大致依次排列为：产品、企业、行业和国家竞争力。其中，产品竞争力是核心，企业竞争力是基础和前提，产业竞争力是依托和场所，国家竞争力是合力和结果。它们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国家竞争力必须以产品、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基础。其中，产业的竞争力归根结底是企业和产品（服务）的竞争力，而企业则是微观经济竞争的主体，所以企业竞争力具有关键地位；产品是微观竞争的客体，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又主要体现在产品的竞争上。
三、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途径
1.加大跨国公司向中国技术转让的力度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提供的报告显示，世界现有6万多家跨国公司的50多万个海外分支机构在所在国的销售额超过了1110000亿美元。1998年，全球国外直接投资存量增加了20%，达到4000多亿美元。目前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40-50%，国际贸易的50-60%，对外直接投资的90%，并且拥有全球90%的技术转让份额。（注：腾维藻，郑飞虎，谢光北：《跨国公司与中国的未来》，《世界经济》，2000年第5期。）另有资料表明，全球80%以上的研究与开发投资、科研人才集中在占世界人口20%左右的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世界最大500家跨国公司90%以上，跨国公司是世界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引擎，跨国公司垄断了世界上70%的技术转让和80%的新技术与新工艺。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在世界财富分配格局中占有绝对比重，关键在于其在国际竞争力格局中的优势地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一竞争力格局当中所处不利地位，决定了其只能获得相应的、较少的世界财富分配份额。
技术在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投入要素，至少在其初期发展阶段大量技术应该从国外获取(Nagesh Kumar，1996)
跨国公司是经济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主体，跨国公司以其雄厚的资金、技术、人才等实力而在当代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以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及日益完善的软硬投资环境，吸引了大批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包括世界许多大型跨国公司纷纷来华抢滩登陆。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多家进入中国。到1999年上半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已多达2700多亿美元，外资企业30多万家，连续6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外资经济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点。外商来华投资在弥补建设资金不足、增加出口创汇、增加就业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府为了提高外商来华直接投资的技术含量，曾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方针。从总体上评价外商来华投资技术转移的情况表明，虽然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技术转移与技术扩散效应与我们预期目的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如许多三资企业只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增值链上的一个“生产车间”，它们仅充当着跨国公司技术“二传手”，甚至“三传手”的角色。这除了中国企业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较差、缺乏利用外资经验、存在较大盲目性等因素外，关键在于跨国公司对其技术，特别是对先进技术实行严格的所有权垄断。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打破或削弱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就成为中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从跨国公司手中获取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先进技术的最关键的问题。
在世界科技资源和企业核心竞争能力资源过分分布于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前提条件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通过扶持国内企业进行技术自主创新，形成企业技术内生成长机制，也可逐步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但伴随着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和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通过吸引外商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利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技术转移与技术扩散，同时提高企业从技术模仿到技术创新能力，无疑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追赶战略”，迅速提升自身产业和企业技术水平，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并改善自身在世界财富分配格局中地位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2.打造“航空母舰”
据统计，目前跨国公司一年的总产值已占到全世界的50%。据预测，到2040年，全世界80%的产值将由一二百家大型跨国公司提供。美国《财富》、《福布斯》等杂志每年评出的全球企业100强、500强或1000强，都是全球最强大、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其衡量标准或为企业收益，或为资产总值，总之是规模最大者方能入围。我国虽然已出现了诸如中信、中化、首钢等规模超过10亿元的跨国投资企业，但总体来说仍以中小企业为主，即使是我国这些最大的企业集团也无法与国外的巨型跨国公司相提并论。据统计，1994年还不到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水平（1576亿美元）的中国5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销售收入之和折合1527亿美元；我国电子行业100家企业销售收入之和，只相当于美国IBM公司的1/5；在我国大企业中名列前茅的宝钢集团，其销售收入还不及世界500强大企业最后一名的50%。如此悬殊的差距，决定了我国要形成象通用、三菱那样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身，年销售额上千亿美元的跨国公司尚需时日，至少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无法以内部化和规模化来取胜。
当代国际市场的竞争实际上是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在波特提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同时，美国学者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新理论”，无疑是对波特理论局限性的有力补充。克鲁格曼认为，在非完全竞争的现实经济中，在规模经济递增的情况下，要提高产业和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国家竞争力，首先必须扩大企业规模，而要扩大生产规模，仅靠企业的自身积累是不够的，对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发展中国家应该尽快实现强强联合、强弱联姻、中小联合，求得规模经济效益。面对跨国公司的市场入侵，中国应该采取集团化策略，组建跨部门、跨地区的企业联合体，以增强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实力，在竞争中发展壮大，从而保持对本国市场经营权的占有与控制。这无疑是提升我国企业国家竞争能力的长久之计。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大集团、大公司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家经济实力和市场控制力往往取决于这个国家所拥有的大集团、大公司的数量、实力和市场控制力。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7位，但经济规模小而分散，布局重复，技术装备落后，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很难与国际大企业集团竞争，这不仅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兼并与外商企业或跨国公司公平地建立国际战略联盟伙伴关系，而且还大大阻碍了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兼并外国企业，或与跨国公司建立战略联盟伙伴关系，以扩大资源整合边界和市场经营权，从而削弱了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现在世界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中国市场，任何企业都得直面市场挑战。中国企业要想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赢得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都会面临强大的竞争对手。中国企业要想在这一国际竞争力较量大战中获得与中国人口相匹配的国际市场份额与财富分配份额，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组建和扶持具有强大实力的大企业集团，打造自己的更多更大的“航空母舰”，与国际大企业论伯仲、比高低。可以说，培育与发展大集团、大公司，是增强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近年来，“抓大”作为我国经济战略重组的一项重大措施，得到了切实贯彻。国家确定了120家企业集团试点，试图通过实施集团战略，加快培育中国自己的“航空母舰”，这无疑将会有力地克服我国企业规模小、业务经营分散的弊病，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尽快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增强同世界级大企业相抗衡的实力。
3.铸造核心能力优势
企业竞争力最终取决于企业的核心能力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所谓企业核心能力是指企业在开发技术、产品以及市场营销方面所具有的独特能力，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企业在其成长过程中逐步建立与发展起来的一种资产与知识的互补体系。企业核心能力以企业技术能力为核心，通过企业战略决策、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以及组织管理的整合而使企业获得长期竞争优势。企业能力涵盖整个企业价值链，而企业核心能力仅在价值链中特定技术、营销以及生产制造等方面凸现。企业核心能力是企业所有能力中最核心、最本质的部分。核心能力“是一个企业在自己所从事的生产和服务活动中形成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任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程的学识”，这些技术和技能能为客户提供某种特殊的利益。核心能力是一组机能和技术的集合体，它具有差异性、不可模仿性、不可交易性、不可替代性和可延伸性等特点。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一个企业能保持长久竞争优势地位的根源在于注重培育、积累、管理和发展核心能力。企业核心能力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源，是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源泉。当代国际市场的竞争实际上是企业核心能力之间竞争。如可口可乐其巨大的品牌资产，追根溯源还是来自其核心的饮料技术；宝洁公司产品深入人心离不开其优质产品；麦当劳、肯德基席卷全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成功的特许经营等等。企业核心能力的获取与培育，(1)在企业内部，需要企业具有无穷的技术创新(Technology Innovation)能力和组织创新能力，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获得。(2)从企业外部，企业可以通过兼并或并购直接获取其他企业的核心能力。虽然短期内可以获得，但往往需要巨大的并购投资。(3)在企业之间建立学习型战略联盟。核心能力的根本体现就是如何整合企业特有的技术与技巧，核心能力的建设，不仅取决于组织自身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而且还取决于组织的集体学习，它强调协调多样化产品的技巧和如何集成多种技术的同时，也强调工作的组织和价值的传递。建立此种战略联盟可以扩大、加强或提高企业自身的核心能力。
中国企业应该在一种什么样的战略框架下“干中学”，才能从西方跨国公司手中获取最多最先进的技术呢？本文通过对中国企业自身特点与当代跨国公司资源整合方式的比较研究后认为，国际战略联盟是中国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较可行的主要方式。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兼并、合并方式可以迅速获取合作方的科技成果资源，具有缩短技术开发时间，节约技术研究费用，迅速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提高规模经济效益等优势。近年来，发生在发达国家内部及发达国家之间的跨国公司之间的兼并、合并现象日益普遍。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小型国家”(minination)。因此，发达国家之间兼并与合并方式，虽然可以迅速扩大资源整合和市场经营权的国际边界，但对于中国绝大多数企业来说，由于受规模经济约束，目前很难大规模地通过兼并、联合方式直接获取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受技术水平和其它核心能力的约束，中国大多数企业很难通过虚拟化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资源整合边界。可行的方式是：一方面在国内通过兼并联合方式扩大企业规模，铸造中国自己的“航空母舰”；另一方面，在国内外市场上通过实施国际战略联盟，逐步提升中国企业的核心能力及其国际竞争力。国际战略联盟作为一种新型的跨国经营形式越来越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高度重视。国际战略联盟是实现技术研究与开发、实现技术有效相互转移的重要途径，通过组建不同形式的跨国战略联盟，还能在分担新产品开发成本和风险及共同市场进入方面达到一致协议，提高技术创新的成功率和创新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使结盟双方最终获得1+1＞2的效果。
随着国际竞争节奏的日益加快，企业竞争优势往往不再来自成本和质量，更重要的是企业的创新能力，即创造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和新组织的能力。在知识经济时代，战略联盟的动机不仅仅是追求资源互补，而更多的是获取知识形态的核心能力。这就要求通过合作，使企业间知识形态的资源进行双向及多向流动，以创造新价值。跨国公司通过建立国际战略联盟获得新知识，并将其与自身的核心能力相融合，可以实现战略合作的升华。这是提高跨国公司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所在，它比成本等单纯优势的获得更有意义。
目前，中国与跨国公司之间的联盟主要停留在合资这一低级阶段，外国投资者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在中国的市场经营权，中方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外商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知识等。虽然合作双方的经营管理知识和能力不对等，但联盟各（双）方所出让的筹码是对等的。随着中国企业融入国际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的日益发展，随着全球国际战略联盟形式从低级形态向具有战略意义的高级形态转变，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结盟的形式也会作相应的调整，结盟的水平也会相应提高。实际上，对等、公平的国际战略联盟不仅需要有企业规模作支撑，而且还需要企业在某些方面的核心能力为条件。在战略联盟的高级阶段，如技术知识联盟组织中，核心能力的强弱和能否不断更新往往是战略联盟是否能维持持久并成功的关键因素。
传统理论认为，企业间结成战略联盟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共享资源，开拓市场或共担风险等，而实际上，从战略联盟的发展趋势来看，以知识学习为目的的学习型战略联盟(Learning allilance)占主导地位。这种学习型战略联盟是以向战略联盟伙伴学习为首要目的的。它是获得潜藏性知识的良好途径。学习这种复杂潜藏性知识需要联盟伙伴之间面对面的进行互动式学习、交流与切磋，进行“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和“干中教”(Teaching by doing)，并藉此扩大自身的核心能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竞争力的概念有了新的内涵，开放与合作、合作与竞争，成为当今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对国内企业来说，洞察国外企业组织创新的动向，选择一些国外跨国公司为对象、以平等的方式在国内外与跨国公司缔结国际性战略联盟，这不仅有利于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且还可以抑制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的恶性控制行为，扩大中国企业国际市场经营权边界。但是，战略联盟有时可能是“特洛伊的木马”。（注：特洛伊的木马，是斯巴达克国送给特洛伊国、象征和平的大礼物，但其中却隐藏着斯巴达克的军队，于是在一夜之间使特洛伊国灭亡。“送木马”好比中国俗语中“黄鼠狼给鸡拜年”。）国内企业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把握战略联盟的本质，绝不可有勇而无谋。目前，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刚刚开始，还没有形成正面竞争。但从长远来看，合作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绝不能抱有“合作就不必防备竞争”的心理。国内企业参与国际战略联盟后，尽管竞争的方式和范围发生了变化，但作为国内企业应时刻不能忘记自身的使命——提升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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