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增长与空间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策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3.2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经济高速增长一般都是伴随着充分就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发展阶段，都在长达20年甚至更长时间地维持了充分就业。国际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和就业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但是我国最近却出现了一种反常：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带动就业能力不仅没有上去，反而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从整个1990年代来看，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概能够带动120万就业岗位的增加；但是进入到1990年代后期，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大概只增加了80万不到就业岗位①。
进入新世纪，就业增长率虽然有所提高，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仍然存在较大差异，“高增长低就业”现象明显。2000年GDP增长8.0％，就业增长0.8％； 2001年GDP增长7.3％，就业增长1.3％；2002年GDP增长8.0％，就业增长1.0％；2003年GDP增长9.1％，就业增长1.1％。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在改革初期，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带动约0.4％的就业增长，但到了2000年，这一拉动作用降低到只有0.1％。
对于这种反常的经济现象，主流经济学的解释是由于经济结构和相应的产业政策出现了问题，认为我国在高增长阶段出现这种问题，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剧烈调整过程中，“出现了‘摧毁’岗位远大于‘创造’岗位的现象”（胡鞍钢，2002）。在这个认识之下，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大部分是针对产业政策的调整。如，采取就业优先的产业政策，重新分配社会的资源，鼓励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充分利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等（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林毅夫，2005）。但迄今为止，这些看似显而易见的建议在实践中却是效果不彰，对经济决策实际过程的影响更是非常有限。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从另一个角度来重新思考就业问题：就业问题是不是仅仅是一个产业政策的问题？在产业结构背后是否还存在着更底层的经济原因？本文力图表明，就业问题不能仅仅从产业政策角度解释，在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选择的同时，还涉及到空间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空间因素甚至可能比产业政策的影响更大。
2 宏观经济现象的空间解释
空间政策在这里指的是，如何组织经济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在空间上的分布。以及由于这些不同的组织方式带来的宏观经济效率就业、需求、投资、产业结构等的差异。在主流经济学看来，空间政策和就业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无论是在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中，空间因素都被隐含地假设为无差异的。按照学界主流观点，解决就业问题在微观，主要是工资的刚性，宏观则首要是货币财政政策及产业结构。这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产业结构偏重，没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排斥了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我们要通过加强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服务业、加工业）来增加就业渠道，扩充就业的规模（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
根据这一观点进行的研究，无疑提供了许多富有洞察力的见解。但仍然有很多问题，并不能完全从产业选择角度得到满意的解释。日本、韩国经济起飞阶段，采取资本密集型取向产业战略，同时也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充分的就业。那么为什么我国采用类似的战略，就不能够达到充分就业？我们认为，我国同日本及四小龙发展上的不同，不仅仅是在产业政策上，更主要的是在空间政策上。正是空间政策的差异，导致了我们在就业效率上的差异。
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一种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工业的发展与城市化发展脱节，在工业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生产要素并没有像其它经济那样进入到城市（更不要说像日本和四小龙经济那样，向少数几个城市高度密集），而是采用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地工业化的模式。改革开放，近20年之内，乡镇企业保持了30％左右的高速增长②。我国农村地区工业部门的产值，一度占到整个工业总产值的大约50％，这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现在，大规模的外资企业，依然沿袭同样的路径：不是集中在城市，而是沿着交通干道，散布在广大的地域里。这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我国工业化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农村发生。这是我国城市化道路与其他国家城市化道路最大的不同。正是这个不同，决定了我们在宏观经济指标上（高储蓄率／投资率、低消费率、 高出口依存度等）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就业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反常，只不过这种特殊城市化道路伴生的一个必然结果。
显然，如果我们不能从理论上解释高增长、低就业的经济学原因，我们就无法提出有效的对策和措施。那么，空间因素到底是怎样影响宏观经济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抛弃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并转向建立在垄断竞争基础上的新理论。
根据垄断竞争的生产者理论，生产者生产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相同的。生产技术的函数是由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而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议的那样由劳动力和资本）决定。在可变成本一定的情况下，生产的规模越大，单位产品的价格就越低（分摊固定成本）。垄断竞争的关键，就在于哪一个竞争者能够占领最大的市场。垄断竞争只发生在最优生产者和次优（the second best）生产者之间。产品的价格是由最有效率的生产者决定的。定价的原则，就是刚好将次优生产者完全排除出市场（此时次优生产者利润为零），最优的生产者实现生产规模的最大化。均衡的市场上，理论上最终只有一个最有效率的生产者。因此，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市场的规模决定了生产者的效率。
垄断竞争的消费者理论，则假设每一个消费者的偏好都是不同的（每个消费者都希望消费专门为自己定制的产品）。由于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为了降低产品的价格，满足生产者对规模经济的需求，就必须牺牲效用，与其他消费者集体消费同样的产品。当经济规模逐渐扩大（人数增加或收入增加），足以支撑新的产品的生产时，市场就会分裂出更加专门化的产品，从而减少消费者的效用损失。换句话说，消费者喜欢多样化的产品，生产者喜欢需求量大的产品。而市场总体规模的扩大，可以有效折冲两者的冲突——同时增加产品的数量和种类，同时减少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和消费者的效用损失。
按照这个理论，规模经济和工业化生产就站到了经济增长的核心位置。在传统的经济学里，市场规模是由人口规模和人均收入定义的。在引入交通成本后，市场的边界就必须同时引入交易半径。也就是说，在真实的世界里，市场规模是由一定交易半径内居民的数量和可支配收入的乘积决定的。在这个半径里，市场规模越大，达到生产者最小规模生产下限的需求越多，市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种类就越多。
交易半径的引入使得空间成为经济学中有意义的分析对象，显然，在人均收入一定，交通技术与经济制度不变（这意味着交易半径不变）的条件下，单位面积内人口数量，亦即空间密度成为决定市场规模至关重要的一个变量。而进一步的研究则发现，人口空间及其它经济要素在空间上分布密度的不同，对经济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影响是不对称的：要素分布的密度对消费方面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生产方面的影响。
3 空间对消费效率的影响
让我们首先来看消费一侧。我们知道，生产是有效率的，同样，消费也是有效率的。所谓消费效率就是用同样的收入可以买到的物品和服务的数量，提高消费效率，就是使同样的收入所能购买的物品和服务最大化。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假设一个人是个百万富翁，他的劳动生产率是一定的，他的收入、消费倾向也完全一样，那么无论他住在城里或者住在农村，他的名义财富应当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他的实际财富在不同密度的空间里却可能完全不同：一个百万富翁在城市里可以有很好的消费，可以买汽车、买电视，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消费。在城里，他即使没有100万，只有10万、20万也可以活得很好，因为他可以和很多人共享基础设施，他的消费成本可以大大降低。
但是，比如说得极端一点，一旦这个百万富翁搬到了一个人烟稀少的沙漠，他的财富就会变得一文不值。因为要看电视，他就必须自己拉电线，还需要自己再修一个变电站、电厂。同样他也不可能仅仅买汽车——因为买了汽车之后没有加油站，就算你有了加油站之后，还需要炼油厂。所以一个百万富翁的财富在一个鲁滨逊世界里面是没有价值的。
尽管在统计上，一个百万富翁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其名义财富没任何差异，但在真实世界里空间经济要素的密度不一样，他的财富的真实价值可能完全不同。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财富空间缩水（或膨胀）效应”。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真实财富取决于消费的效率，而消费的效率是空间密度的函数。这是消费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也是导致经济供给和需求不对称的一个重要原因。
市场规模取决于人均可支配财产和人口规模。其中有一个空间成本，如果空间距离太大，同样的钱就没有办法取得相应的消费，人均可支配的真实财富就会缩水。这就意味着同样1000块钱，农村人的钱就不如城市人的钱值钱。为什么这么说？比如，城里人买一个洗衣机以后很方便地一接电源、一插水管就可以使用洗衣机，各个方面配合都很好，一旦坏了打电话就会有人来维修。但是可以想象，如果在农村，仅买洗衣机还不行，还需要有电，有了电还得有水——由于在农村，消费者住得非常分散，如果专门为几户人供电成本会非常高：按低压供电，线损就会增加，如果高压供电，设备和管理成本就会增加，无论那种方法，农电都会贵过城电。同样的道理，通信、供水、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提供的成本都会大大高于城市。服务更是如此，无论家电维修、商品配送、还是餐饮、医疗、教育服务，低密度地区的成本，都会远高于高密度的地区，这意味着，同样的钱，在农村只能对应较少的产品和服务。因此，统计意义上相同的财富，在农村和在城市却可能不相同。
这种分散的工业化模式是我国和其它国家一个最大的不同：在工业化过程中，从产业政策上看，有采用以重工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作为增长的国家，也有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服务业带动增长的国家；有从市场经济直接发展起来的国家，也有像我国这样从计划经济转型过来的国家。但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只要进入高速增长，都可以实现就业增加。
而我国在人口空间分布上选择了一条全世界其它国家都没有采用的路，就是前面提到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种政策的直接效果就是，大量的工业生产的行为发生在农村和广大的人口稀少之处，而不是发生在城市。根据建设部报告，乡镇企业80％设在村落，12％设在集镇，7％设在建制镇，1％设在县城。工业就业的分散，造成空间要素（主要是人口）的分散，绝大多数“点”达不到多数第三产业的“门槛规模”。第三产业就业的门路一被限制，同样的投资和产出，消费一侧创造的就业岗位少了许多。潜在的消费无法形成真实的需求，就会导致生产的过剩。反映在宏观上就是城市化水平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因此，尽管生产可以高速增长，但就业却出现严重不足。
4 空间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我们再来看生产。看一下为什么需求不足的经济，却可以依赖供给的高速增长，带动整个经济的高速增长？
现在我国经济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消费不足，由于消费不足造成生产过剩。按照萨伊定律，供给同时产生它的需求，你把100块钱的东西卖给我， 同时你也就有了100块钱的消费能力，这个过程中，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一定是对称的， 不存在过剩和短缺的问题。
但是我国却在目前消费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现象，为什么？
这就必须通过国际经济的分工来解释：分散生产使得工业化生产可以用非常低的价格生产，从而抵消了远离城市的不便（如运输和分工）。因为在广大农村地区，首先土地便宜，第二劳动力便宜，第三可以通过逃避污染管制和税收管制，减少城市行政管制（工商登记、质量监督等）节省成本，这样就可以把产品的价格压得非常低。在这种情况下，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和中国用如此低的成本来竞争。对于生产来讲，同样的货币成本，在农村就可更“值钱”（财富价值的空间膨胀）。所以中国乡镇企业的出口呈现增长态势。
从上一个20年发展来看，我国乡镇企业平均下来大概是以约30％左右的增长速度，而其出口交货值增加比这个速度还要快，达到60％，占产值比重比例已经达到48％，而整个中国工业的出口交货值占产值的比重不到1/4。近年来，乡镇企业的出口出现下滑，外资企业开始取而代之。但这些企业在中国依然是循着类似的路子——避开成本较高的大城市，沿交通干道，分散在广阔的地域空间内。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非常有竞争力。
近年来，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外资企业占总出口的份额却在不断成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大幅提高，2003年达60.11％。从全国范围来看，出口加工贸易比外商投资增长得更快，1983年至2003年外商实际投资额年均增长18.2％，而同期加工贸易出口则年均增长27.3％，加工贸易进口年均增长23.8％。其中，外资企业的进出口起了主要推动作用。1981年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仅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0.33％，其中进口和出口分别占0.15％和0.50％；2003年则升至55.5％，其中进口和出口分别升至56.2％与54.8％（刘志彪、张晔，2005）。
可以看出，我国生产增长，不是依靠的国内的消费，而是依靠国际市场的需求。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国贸易依存度已超过70％，高于美国（24％）、日本（25％）、欧盟15国（26％）等发达国家，也高于俄罗斯（55％）、高于印度（27％）和巴西（30％）等发展中国家（胡鞍钢，2006）。这不仅在经济大国中是十分罕见的，甚至在出口导向为主的小国中，也是不多见的。
但这种低成本，是靠透支资源和环境维持的，社会成本并没有计入在内[3]。特别是这种分散式低成本扩张，不仅没有创造新的就业增量，反而由于其超常的“竞争力”，导致原有就业的减少。根据胡鞍钢2002年的一项研究，“从1995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呈下降趋势”，“制造业不仅不能成为‘就业机器’，而且还在不断排斥劳动力，累计已经减少了1760万就业人员，下降了18％”。胡鞍钢进一步预期“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无论是农业还是制造业就业人数都将呈进一步下降趋势，今后5年可能减少10％—20％”（胡鞍钢，2002）。
5 不对称的空间效果
消费与生产对空间的需求不同。对于生产来讲，只要能以较低的成本接近市场交通，生产成本对密度并不敏感。相反，如果较低的密度可以减少要素（劳动力、土地）的成本，生产反而希望远离高密度的地区。迅速降低的交通和通讯成本，使得远距离组织生产成为可能。但消费则不然，对空间要素的密度非常敏感，一定要集体消费才可以有效率。因为，不可能单独给每一个人去提供理发店，给每家每户去建餐馆，只有集中起来，才能分摊成本。由于前面提到的我国特有的城市化道路，生产在非城市地区离散分布，使得人口无法在空间上集聚，导致提供产品、服务和各种基础设施的成本非常高。当实际消费时，生产出口后换得的美元，在消费时出现“缩水”，无法在国内产生对等的消费并带动相关的就业④。
由于分散，在农村公共设施和服务提供的效率太低，农村居民的许多消费需求，都是通过自给自足的方式提供的。这无形中损失了很多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现在，不少建议都提出要放开第三产业，增加就业机会（胡鞍钢，2002）。实际上，第三产业从来就没有被限制过，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要工业化，不要城市化”的发展策略所导致的人口的离散分布，使得第三产业发育的成本太高，达不到服务业规模生产的下限门槛（人均收入越低，交易半径越小，需要的门槛密度就越高）。因此，除非人口在空间上足够的密集，否则，所有发展第三产业的建议，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这不仅仅反映在基础设施的提供方面，同时也反映在公共管理服务的提供上。
我国农民的负担为什么这么重？就是因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要提供给农民的不仅是基础设施，还要提供公共社会服务。如政府就要提供计划生育、安全、工商等各个方面的社会服务，而这些服务都是需要有人来做的。零点调查公司最近公布的一份调查（零点公司，2006）表明，按照GDP比例指标，中国公务员高于日本近20倍！
许多人因此得出简单的结论，认为应当大规模压缩公务员。比如江苏就在酝酿进行乡镇五合一的计划，把20万个乡镇精简到4万个左右。但以往的经验证明这样的压缩用不了多久就会反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考虑空间的因素。
城市里因为人口非常密集，容易管理，一个居委会可以管成百上千户，一个派出所也可以为很大一片人口密集的居民区，提供安全服务，这些成本摊在很多居民身上，是完全可以负担的。但是如果面积很大，人口密度很低，提供同样管理和安全服务的成本，只能加在这很少的居民身上，这些农民的负担就会非常重⑤。理论上讲，如果农村长期保持在这种低密度状态，除非不给农民提供相应的服务，否则农民负担就不可能降下来⑥。同样，如果不改变现有的空间政策，仅从行政编制上入手，基层公务员编制即使压下来，也很容易反弹，因为非如此，就无法维持必须的公共服务。
所以在这些地方，如果不能有足够的人口密度（取决于交易半径和人均可支配率）、不能共享基础设施，消费成本就降不下去，补助他再多的钱，他还是一样贫困。要想解决贫困的问题，要想把被抑制的消费潜力发挥出来，很重要一点，就是让这些地区能有足够的密度。非如此，不能提供有效率的供给。提高人口密度也许并不是提高消费效率的唯一手段，但却是提高消费效率的一个前提。如果大家住得分散，就根本不可能有高效率的消费。
由于空间对生产效率与消费效率的影响不对称的，一涨一缩，就会造成一种特殊的宏观经济现象：从供给一侧看，我国经济的生产效率非常高，但创造就业有限；从需求一侧看，消费效率则非常低，相应地就业受到抑制，两者效率的差异必须通过国际市场的需求来弥补。当经济规模比较小时，国际市场的很小一块份额就可以平衡生产—需求效率差产生的缺口。但是当一个经济的规模非常大，就会通过国际贸易将这种经济上的不均衡，输出到世界上经济中，并造成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反映在我国宏观经济上，就是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内需则长期不振。
我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顺差对GDP的贡献）已经高达35％以上。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如此高的国际市场依赖度，将会越来越难以为继：世界上不可能有足够的市场（更不要提政治意愿了），消化中国产生的如此巨大的供给。现在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之所感到越来越无法忍受，就在于我国的经济只产生供给，而不产生需求——只抢占别人的市场，而不能提供新的市场——的“多出少进”的经济模式。从长远看，这势必激化我国的国际矛盾，反过来限制我国外部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国际上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和各种贸易壁垒急遽增加，预示着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已经快走到了尽头。
6 就业问题的空间解决方案
前面的分析表明，改善人口空间分布是解决我国内需不足，乃至相关的就业问题的一个基础条件。表面上看，我国很多问题都是互不相关的，比如就业问题、内需问题、产业结构问题等，但在底层，这些问题都是和空间政策密切相关。如果我国继续采用离散分布空间政策，势必不能产生足够的需求。我国现在的高增长就只能是依靠国际市场拉动。
2005年，我国的贸易顺差额达到1018.8亿美元的高水平，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达到35％以上，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更是达到66％。而一旦国外市场消费萎缩⑦，或到了市场容纳不了我国这么多出口产品的时候，我国经济增长也必然会受到抑制。实际上，国际市场对我国出口经济的排挤已经发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实际是把以前对我国和亚洲产品的需求转移到了墨西哥，欧盟的扩大也是如此，新加入的国家，大都可以和我国提供类似的产品。
因此，现在我国经济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尽可能多地把需求转向国内市场。把世界经济的竞争舞台，尽可能多地转移到我们的“主场”。只要能把35％对外依存度减少一半，17％的需求转移到国内，我国需求的效率和市场规模可以大大扩大，未来经济可以更多地建立在自主增长的基础之上。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就是必需改变目前的空间政策，为提高消费的效率创造条件⑧。这个新空间政策的核心，就是加速城市化——提高经济要素，特别是人口的空间密度。
将就业／再就业与城市化联系在一起的思路，一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许多研究中，好像就业问题纯粹是城里的问题，城市化是农村和城市之间关系的问题。实际上，就业与城市化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像我国现在这样，消费主体在城市，人口主体却是在农村，长期下来不可能产生足够的需求。这并不仅仅是由于农民没有钱，同时也是由于空间的离散分布，使得农民的收入不能转化成为有效的需求⑨。
要想把农民的潜在收入变成真实收入，最根本的出路，还是改变国家的空间政策，鼓励农民进城，鼓励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只要做到这一点，潜在的需求自然会变成真实的需求。道理很简单，同样收入的人住到城里后就不会自己做衣服、不会自己做鞋、不会在家里自我服务，因为这样做比在市场上解决更贵。在城里，他可以和很多人分工，并通过共享基础设施、共享服务以更高的效率消费⑩。而大家一起进入分工经济，就业机会就会自动产生。也许这样可能生产的成本由于无法透支资源和环境，会有所增加，在国际上的产品竞争力会有所减弱，但内需市场的扩大将足以弥补生产出口带来的损失。
我国现在城市人口占整个国家人口的三分之一，大概36％—37％。日本、韩国和台湾省在我国这个发展阶段城市人口比重都达到2/3甚至3/4。相比之下，说明我国损失了相当大一部分城市化发展的机会。这个损失掉的发展机会，实际上也是就业机会的损失。在我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一般国家的服务业占GDP 比重应该是55％左右，而我们只不过是40％。从就业方面看也是如此。目前，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就业比重均为40％—55％，发达国家约60％—75％，我国只有33％。
根据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经验，农村劳动力向外部转移过程中，在二、三产业就业的比例平均为1:3，一些东盟国家如泰国、印尼、菲律宾等更高，达到1:5～1:6，而我国在改革开放20年后，才勉强达到1:1，在农村内部甚至是1.5:1（王建，2004）(11)。如果这个差异主要是由于空间分布特征不同导致的，这就意味着，即使我国工业生产（第二产业）效率完全不变，仅仅通过空间上的调整，就可以把就业提高一倍——因为只要达到平均水平（工业就业人口与服务就业人口1:3比例），原有两个就业人口马上就会变成四个。
为什么我国没有达到国外类似生产水平时的服务业就业人口的比例？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我国消费者在空间上分布离散，大量服务只能通过农村居民自我服务来提供。这是我国与其它国家很大的不同。回到前面的问题，为什么亚洲四小龙在经济高速发展时能够做到充分就业，而我国现在经济同样高速发展时却不能？在我们看来，最大的差别还不是在于产业政策方面——无论是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优先、还是劳动密集型优先的产业政策，都有高速发展同时实现充分就业的先例。我国和这些高速发展又实现充分就业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同步的，而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分离的——只要工业化，不要城市化。结果积累下来，就是我们与别人在就业上的差距。
7 结论
本文关于就业等宏观经济问题讨论，同传统的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在传统的宏观经济模型中，空间变量大多被假设为无关的或是无差异的。宏观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如何通过产业政策，改变各种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布，来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本文则相反，是在假设其他变量是一定的情况下，研究不同的空间分布方式，会对就业和其他宏观经济效率产生哪些影响。
研究的结论认为，空间因素在宏观经济中不是可有可无的变量，而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我国空间政策对就业问题的影响，很可能比产业政策的影响不小，甚至更大(12)。即使经济其它方面完全一样，仅仅改变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就可以改变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真实的就业规模。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正确的空间政策，从目前离散状态变成集中状态，进而改进消费效率，发掘出潜在的就业机会——那些由于生产要素离散分布所损失掉的机会。
我国目前正在大规模地开展新农村建设，亟需选择正确的空间政策作指导。否则投入农村的资源越多，人口就越会被锁定在离散的状态，从而导致适得其反的宏观经济效果（就像当年的鼓励发展乡镇企业政策）。因此，如何制订具体的空间政策，引导农民向城市转移，变得非常急迫。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将是我们下一篇文章的主题。
收稿日期：2005—12—10
注释：
① 根据胡鞍钢（2002）的一项研究，尽管服务业已经成为“九五”期间创造就业的主要渠道，但是创造力就业能力却在明显下降。从就业增长规模来看，“八五”期间服务业新增就业人数达到5023万人，而“九五”期间仅为2715万人，只相当于“八五”期间的54％；从就业增长率相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看，“八五”期间服务业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74，而“九五”期间降为0.37，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增长率下降了一半。
② 有一段时间甚至增长得更快，增长速度达到40％甚至50％。
③ 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的工业生产导致大规模环境破坏，很大程度上可归咎于错误的空间政策。
④ 像北京有些山区，手机都打不进去，因为在人口非常分散的山区里面，要覆盖它的成本太高，提供这些服务所需要成本，比如管理差转台之类的设施人员可那比当地的人还多，所以这些居民永远没有可能支付这个成本，这不是因为山区居民没钱，实际上，他和城市人的钱可能一样多，只不过因为居住分散，密度过低，所以他没有办法通过均摊降低成本来提高消费效率。道路也是一样，城市每一条道路有无数辆车在走，一天到晚都很拥挤，而在农村里修一条路，一天到晚没有几辆车在走——没有人来消费——但道路的投资是一样的，这必然会造成投资回收效率低，甚至永远无法回收。
⑤ 这也是我国行政人员的供养比长期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⑥ 曾经有人在西部地区做过扶贫，到那边一看，发现这些地方的人实际上并不穷，因为如果用香港市价来算，那些牛、羊加起来，换算成牛肉或羊肉的价钱，比我们这些去扶贫的城里人还有钱。可为什么这些人还贫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不会把他的牦牛、羊这些牲畜变成钱，很多学者批评他们没有商业头脑，是“自然人”，不是“经济人”，要把他们从“愚昧”状态转变过来（白南风、王小强1986）。
其实，在这种分散的空间条件下，牧民才是真正理性的“经济人”，因为钱在那个地方根本没用，即使他们拿到钱，因为住得太分散不能买电视机、收音机，因为没有电视台、没有广播信号、买不到电池；他们也不能去买摩托车，因为没汽油，没有维修站。所有我们在那里可以听到用钱来装饰墙壁的奇闻。对这些牧民来讲，这奇闻根本不奇——钱对于他来讲本来就是纸，如果他们把真实的财富——牛羊——换成虚拟的财富——纸——那才是真正的奇闻。
⑦ 我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实际上是在靠借债消费。
⑧ 如果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不是通过空间转换，让农民进入人口密度较大的城市，而是直接在人口密度很低的农村，不惜代价提高基础设施服务的水平，结果又会怎样地呢？“电力下乡工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工程的思路，就是希望通过进行农网改造，拉动农民对家用电器的需求，进而开拓农村的市场，拉动国内需求。但实践结果却差强人意。因为电只是一个方面。没有自来水，洗衣机不能用；没有电视／电信信号，电视／手机没有用；……农民之所以消费水平没有达到同样收入时城里人的消费水平，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不在于他有没有电，而在于他能不能负担这个电。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由于缺少规模经济，无论采用哪种办法，农村用电的成本都会比城市里高。
实际上，现在农网改造投资是靠的城网的收入，就是城里人用电时将电费加价，然后把这部分收入转移到农村去，本质上是一种扶贫。国家电力可以用这种财富转移的方式给自己出政绩，在所有行业都这样做是不可能的。用电是如此，自来水供给，污水处理、垃圾收集、通讯服务、银行服务等等，也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在农村的成本，都会远远高于城市。如果农民长期处于离散分布状态，政府扶持只能解决局部和暂时的问题。
⑨ 现在有一个统计，如果完全按现金来衡量，目前我国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已经与城里人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差不多。有人计算过，即使农民按照城市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候的水平衡量，家用电器等工业品也有一个很大需求空间，会有力地拉动相关工业和就业增长。但是为什么农村现在拥有电器水平没有达到城市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水平？这就是因为“财富的空间缩水”效应在起作用。农村的居民同城里的人一样有钱，甚至更有钱，也无法将其收入转变为市场上的有效需求。
⑩ 这一点对于现各地正在开展的新农村建设很有借鉴意义。生产要素中究竟是资本移动还是人口移动，宏观经济效果可能大不一样。像北京这一点就非常明显，如果在网上买书、买家具，商家超过四环、五环就不送货了，为什么？因为四环、五环以外的居住密度太低，专门为很少的人配送，成本太高；而城里有足够的密度，一次可以送很多家，这样营运商的成本会大大降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外围郊区的居民同城里的人一样有钱，甚至更有钱，也无法将其收入转变为市场上的有效需求。
(11) 2005年，经济普查对数据的最大修正在服务业。在GDP2.3亿元的修正量中，服务业增加值的修正量达2.13亿元，占总修正量的93％。其中，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业、批发零售业和房地产业增加值的修正量又占了服务业总修正量的70％，达1.5亿元。服务业增加值增加2.13亿元后，其占GDP比重从32.01％修正至40.7％，很多人因此认为，我国服务业总体水平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接近，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没有原来认识的那么严重。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与服务业增加值有大幅度正的修正量相反，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从2.3亿人（《中国统计年鉴2004》的数据）下降至1.54亿人，降幅达33％。也就是说，三项产业就业比重失衡，比原来的估计更严重了。
(12) 我个人估计，我国50％以上劳动力就业不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空间政策调整来解决。
标签：城市经济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城市gdp论文; 经济学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城市规模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胡鞍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