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与中国的科学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库恩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0763(2013)01－0034－04
托马斯·库恩(1922－1996)可能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一位科学哲学家。他在1962年发表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是被最广泛阅读、引用、讨论和争论的科学哲学经典著作。在20世纪上半叶，逻辑实证论(逻辑经验论)在西方科学哲学界占据统治地位。他们主张在科学理论中取消形而上学，科学理论的演绎推论经过经验的证实就成为真理，科学真理、科学知识是不断积累的。批判理性论者波普尔反对可证实性标准，认为科学发展的过程是：提出理论假说，经过经验的证伪，修改或提出新的理论假说，再进行证伪，再提出新的理论，如此不断革命，逐渐逼近真理。库恩根据他对科学史的深入研究，认为科学的真实发展过程不是理论假说的简单证实或证伪；而是在一定阶段，科学共同体遵循统一的范式(其中包括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方法)，进行常规科学研究，解决疑难；当解决不了的疑难愈来愈多、愈来愈严重时，就出现反常和危机，就引起革命；革命科学提出新的范式，解决疑难和反常，当新的范式战胜旧的范式，为科学共同体所接受时，就进入了新的常规科学阶段。库恩还认为科学革命前后的新旧范式是不可通约的(或不可共量的)，科学知识不是累积的。
库恩的学说对科学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是科学哲学历史主义转折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把诠释学方法引进到科学哲学研究的先驱。他的学说促进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他的学说在物理科学家中引起了共鸣，也引起了社会科学家的巨大兴趣。同时，他的范式概念的多义性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他认为科学革命前后的科学具有不可通约性的论断引起了经久不息的争论。
在中国，科学哲学起步并不晚，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末，洪谦就开始介绍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哲学——逻辑经验论[1]。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逻辑经验论哲学因被认为是“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反动哲学①，遭到取缔。自然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成为正统学说。逻辑经验论和批判理性论哲学只是作为批判材料才有一些翻译介绍。而这类翻译介绍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完全停止。至于对库恩学说的介绍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上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的。
1978年，《哲学译丛》第一期发表了两篇评介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的译文。1979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任副主任期间，创办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该刊1980年第1期刊载了介绍库恩其人的译文；第3、4期刊载了纪树立翻译的库恩的论文。李宝恒任常务副主编的《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年第3、5期刊载了李宝恒翻译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和《必要的张力》中的两个章节。同年10月，李宝恒、纪树立翻译的《科学革命的结构》[2]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80年9月，我到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任常务副主编。为了与国际接轨，我们把自然辩证法解释为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学科群。在那年的年底，《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和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主题是波普尔的科学哲学。1981年，又召开第二届科学哲学会议，主题是库恩的科学哲学。(《哲学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的1982年第2期都有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为了配合这次会议，纪树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当时借调到《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任科学哲学栏目编辑)、范岱年(当时兼任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罗慧生(哲学研究所研究人员)、邱仁宗(哲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亚萍(《通讯》杂志社编辑)等联合翻译了库恩的《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3]，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罗慧生发表了“对综合趋势的长期探索——库恩科学观的形成和发展”(《自然辩证法通讯》第5期)。1982年纪树立发表了“论库恩的范式概念”(《自然辩证法通讯》第3期)。
1982年，邱仁宗、金吾伦、林夏水(都是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研究人员)等翻译的约翰·洛西著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在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此书在“非正统的科学哲学”一章中，首先介绍了库恩的科学哲学。1984年6月出版的江天骥(武汉大学教授)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有一章介绍了“库恩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并在“结论”一章中专门探讨了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折。同年9月出版的、邱仁宗编著的《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动力学——现代科学哲学概述》(上海，知识出版社)有3章(全书共13章)专门探讨库恩的科学哲学。由于这些著作的出版和传播，在中国科学哲学界，库恩已成为人人熟知的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了。
1984年，周寄中发表了“对范式论的再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期)一文。周寄中曾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自然辩证法教研室的硕士研究生，这篇文章是由他的硕士论文压缩而成。(他毕业后，任研究生院教师，没有继续研究库恩的科学哲学。)文章介绍了1965年7月的伦敦会议(主题是科学知识的增长)、1969年3月的厄巴那会议(主题是科学理论的结构)、1978年9月的比萨会议(会议的第1个议题是理论变革的结构)、1978年的雷诺会议(主题是科学发现)对库恩的范式论的讨论，最后还介绍了劳丹企图取代“范式”的“研究传统”概念。1987年，周寄中将拉卡托斯和马斯格雷夫编的伦敦会议的论文集《批判与知识的增长》翻译出版(北京华夏出版社)[4]。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文集。在这个文集中，科学哲学的名家波普尔、图尔敏、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沃特金斯、威廉斯等针对库恩的“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一文进行批评讨论。玛斯特曼的“范式的本质”一文分析了库恩的范式概念的歧义性，指出了库恩至少以21种不同的意思使用“范式”一词。最后是库恩的“对批评的答复”。
1987年，在金融家索罗斯的资助下，在武汉大学举行了讨论波普尔哲学的国际学术会议，由英国牛顿－斯密斯教授和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主持。②他们原计划在1989年召开讨论库恩哲学的国际会议，据说还准备请库恩本人参加。可是这次会议因为1989年的学生运动引发的事件而没有开成。在这以后，索罗斯也撤销了资助这类会议的计划。为了配合这次会议，1988年，纪树立翻译并发表了库恩的“科学知识作为历史产品”一文(《自然辩证法通讯》第5期)。当时，纪树立已征得库恩同意，准备出版一个中文版的《库恩选集》，这篇文章就是库恩提供给中文选集的。1989年《自然辩证法通讯》第3期还发表了章士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的“认知科学和库恩的范式”一文。
1989～1990年，美国波士顿集中了一批中国的科学哲学工作者，其中包括纪树立、范岱年、金吾伦等。在那期间，杜维明和纪树立组织了一个中国学者的讨论班，每月一次，由一位学者主讲，然后大家讨论。讨论班曾请库恩专门给大家作一次报告。1990年5月18—19日，麻省理工学院召开了主题为“库恩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近期工作的影响”的会议。我们都去参加了。金吾伦在回国后，写了“托马斯·库恩的理论转向”一文(《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1期)，在“附记”中提到了这次盛会。1990年10月，美国科学哲学协会在明尼苏达举行年会。库恩是协会1988—1990年的主席，所以他在那次会上作了主席致辞([13]，第4章)。我参加了那次会议，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库恩本人。
自那以后，纪树立就定居在美国。中文版的《库恩选集》也没有翻译出版。可是库恩倒早就为这个选集写好了“序言”。后来纪树立翻译了这个序言，先在《读书》杂志1997年第1期发表，后收录在他2002年自编的文集《理性与心性之间》[5]之中。此外，他的文集中还有两篇有关库恩的文章。这本书在2004年初出版，而纪树立却在2003年末去世了。
在台湾，1985年出版了由傅大为、程树德、王道还合译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允晨文化实业公司出版)[6]。傅大为为此书写了“导言”。1994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了金吾伦著的《托马斯·库恩》[7]，这是高宣扬主编的西方文化丛书之一。这部著作介绍了库恩的四部著作，他的时代背景，他的科学发展图式和他的科学哲学。1996年，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了吴以义著的《库恩》[8]，这是傅伟勋、韦政通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之一。(2012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吴以义的这本书的大陆版。)这部专著详细地介绍了库恩成长的历史，介绍了对库恩有较大影响的科学史家、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师长和同事，介绍了他早年对科学史的研究，介绍了库恩的4部主要著作，作者既介绍了库恩写作这些著作的背景和过程，也介绍了这些著作的主要内容，以及这些著作的影响和引起的讨论和争论。在最后一章中，作者探讨了中国古代的自然知识。
1997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的曹天予(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肄业，后在英国科学哲学家赫西指导下获博士学位)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世纪场论的概念发展》一书，此书的中译本2008年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吴新忠、李宏芳、李继堂译，桂起权校)[9]。曹天予在这本书中，没有采用库恩的范式概念，而是采用了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概念。在第12章“本体论综合与科学实在论”中，他批评了库恩的不可通约性概念。他认为，通过科学革命，“通过变换和综合完成的概念革命绝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可看作黑格尔意义上的‘扬弃’(Aufhebung)，即有保留地克服、改变的意思。因此，科学不仅是以经验定律的增加的形式显示进步，而且甚至更有意义地是以概念革命的形式显示进步。科学的目的在于富有成效地隐喻和更详细地揭示世界结构。在概念革命后我们就更接近这个目标，因为随着每一次革命，经验定律就会被一个比旧本体论更好的新本体论更好地统一起来。”([9],p.4160)这表明了他的本体论的结构实在论观点。
1997年，日本野家启一(出生于浙江上虞，1999年在日本获博士学位，本世纪初曾在浙江大学哲学系任教)写了《库恩——范式》一书，在日本出版，2002年，此书的中译本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毕小辉译，陈化北校)。[10]此书主要讨论库恩的范式概念和有关范式的论争，特别是库恩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的否定。此书还特别介绍了库恩与日本科学哲学界的交往。
200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开始编辑出版《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丛书》。2003年，出版了金吾伦、胡新和(现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重译的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1]吴国盛(现为北京大学教授、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张东林、李立翻译的库恩的《哥白尼革命》[12]，2004年出版了范岱年重新校译的库恩的《必要的张力》。[13]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国蔡汀·沙达著的《库恩与科学战》(金吾伦译)(英文版出版于2000年)[14]。这是《后现代交锋丛书》中的一册，作者从后现代的视角，对库恩作了批评。
2005年，李创同(曾在武汉大学获科学哲学硕士学位，现任兰州大学教授)著《论库恩沉浮——兼论悟与不可通约性》[15]一书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在他于1987年到1993年间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所写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翻译、修正、增订而成的。作者在书的上编中介绍了(1)库恩科学哲学思想的缘起阶段；(2)他受到英美主流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围剿”阶段(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介绍了他同沙皮尔、波普、萨普、拉卡托斯、戴维森、普特南等人的争论；(3)在坚持不可通约性观念的情况下重整自己的科学哲学思想的阶段。下编主要探讨不可通约性概念、顿悟(Aufhebung)和库恩的解释学。本书可能是我国最系统、全面地讨论库恩的科学哲学的著作。
200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了科南特和豪格兰德编的库恩文集《结构之后的路》，这是库恩的第5部著作，是他逝世后出版的遗著。2012年，库恩的《结构之后的路》的中译本[16]，由邱慧(浙江大学科学哲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副教授)翻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反映库恩晚年思想的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
2012年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50周年。为了纪念，《科学文化评论》第9卷第4期出了纪念专刊，发表了苑举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主任)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之半世纪回顾”、吴国盛的“再论库恩”、方在庆(武汉大学科学哲学博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的“库恩的身份认同——纪念《科学革命的结构》问世50周年”、袁江洋(也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的“重构科学发现的概念框架：元科学理论、理论与实验”等文章[17]。
为了纪念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五十周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18]，仍由金吾伦、胡新和翻译，其中增加了由著名科学哲学家哈金写的“导读”。11月9日，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了“纪念库恩《结构》出版50周年学术会议”，会议由吴国盛、刘晓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持，范岱年、胡新和、孙永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创同、吴彤(清华大学教授)、袁江洋、刘华杰(北京大学教授)作了发言。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之后，就被批评为“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甚至是什么“暴徒心理学”。对于这些批评，库恩一直是不接受的。为此，他提出了理论选择的5个标准，即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和富有成果性。他认为，科学家依据这些标准来选择理论，是理性的行为，不是非理性的。科学革命后，科学家依据这些标准，信奉新范式，选择新理论，也是有进步意义的，不是相对主义。但是库恩不同意科学革命后的新范式、新理论更接近真理、更符合实在。在这点上，他承认自己有一点相对主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库恩的真理观更接近于经验融贯论和约定论，而不是真理符合论。
库恩在晚年，也一再表示不同意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强纲领。强纲领认为，在权力、利益的驱动下，科学共同体可以随意地建构出自然科学理论。库恩认为，“科学是认知的，科学的产物是关于自然的知识”，“世界不是发明或建构的”，“它完全是坚硬的：它丝毫都不尊奉观察者的心愿和期望；它完全能够提供决定性证据来反对所发明的与它的行为不符合的假说”。(人们能够影响或发明的不是世界，而是世界在某些方面的变化。)库恩相信存在着康德的物自体，“但它是不可说的，无法描述的”。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实在论者”，是一个“内在实在论者”。[16]
关于范式，库恩后来改用“学科基体”、“分类学”、“词典”等概念。他坚持科学革命前后“范式”或“词典”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通约不是不可比较，而是没有公约数。不可通约的两本词典可能有部分词汇是相通的，有的即使词汇相同，意义却不同，老词典中有的词汇，在新词典中没有了。而在新词典中出现了老词典中所没有的新词汇。所以，新老词典是不可翻译的，但可以诠释。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在库恩的科学哲学刚开始引入中国内地的时候，洪谦教授曾对库恩所代表的历史主义转向，评价不高。([1],p.306)但是，他也对逻辑实证主义这类哲学进行了反思：“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既应有其完整的理论哲学部分，也应有其完整的实践哲学部分。例如，康德哲学有其三大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此，无怪乎罗素曾经慨乎言之：‘逻辑实证主义这类哲学，严格说来，没有哲学，仅有方法论。’”([1],p.298)正如哈金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导读”中所写：“库恩是维也纳学派及其同时代人的基本假设的继承人，他保持和传承了其基本思想。”([18],p.30)。确实，库恩的科学哲学，和逻辑实证论一样，只涉及理论哲学部分，只涉及纯粹理性，没有涉及实践哲学和实践理性。他虽然开辟了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进路，但他自己没有在这条进路上继续前进。他所探讨的科学案例，还是局限在物理科学和基础科学，没有涉及工、农、医等应用科学，没有涉及科学伦理，也没有涉及人文—社会科学。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李伯聪教授开展了工程哲学的研究。邱仁宗研究员开展了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这些都突破了库恩的研究范围。为了开展全面的科学哲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我们不仅要运用语言分析哲学，也要运用现象学—诠释学哲学，还需要学习运用从康德、马克思到哈贝马斯的批判哲学。我们应当学习库恩、继承库恩，也要超越库恩。这样才是对库恩的最好纪念。
［收稿日期］2012年11月20日
注释：
①汪子嵩等编著，欧洲哲学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2年，223页。
②Newton-Smith & Jiang Tianji ed.,Popper in China,London,Routledge,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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