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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G255.2
科学研究是一种认识过程，它是人们用科学的方法揭示客观对象本质、探求客观对象规律的一种活动。期刊不仅是连续出版物这个文献支脉的主体，也是整个文献家族的精英。它之所以能成为若干学科（如文献学、情报学、图书馆学、目录学、索引学、新闻学、出版管理学、编辑学、发行学、传播学、科学学、管理学等）涉猎的客观对象，成为许多专家学者关注的研究主题，主要是由于它在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发挥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及它在自身运动的各个环节中表现出来了优异品质和丰富特征。
回顾我国期刊研究的历史，初始于19世纪末。在这百年之间，期刊研究与其它领域的研究一样，亦受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显现出不同的研究特点，从而形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研究阶段。
1.建国前的期刊研究情况
按照公认的观点，最早的中文期刊是1815年在马六甲海峡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种期刊是1833年于广州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但期刊研究起步较晚。近代期刊的发展，近代新闻事业、出版事业、图书馆事业的兴起，以及风云起伏的社会局势和文化思潮（如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对期刊研究的影响巨大。我国建国前的期刊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起步阶段（19世纪末～1919年）。一方面是由于近代期刊自诞生到19世纪末的几十年间已积累到一定的数量，另一方面是由于期刊的客观功能和作用引起了一些社会人士的重视，期刊研究活动便随之产生。1890年5月美国传教士范约翰提出了一份《中文报刊目录》，其中揭示报道了76种中文报刊的名称、主编、出版地、创办年月、发行份数、性质（注明宗教、世俗、官方或科学）、售价、出版周期等事项[1]，这大概是对中文期刊最早进行的简单的整理与研究。这一阶段期刊研究涉及的内容范围还比较狭窄，主要有：①期刊的社会功能，有关文章如“看报有益”（载上海《万国公报》1892年40期，署名“烟口通伸村”）、“阅杂志之利益”（载《新世界》1912年1期）。②期刊与其它类型文献的关系，有关文章如“新闻纸与杂志之关系”（载《政艺通报》1903年12期）。③期刊的历史与现状，有关文章如“新闻纸之历史”（署名“卡尔别赫”，载《进步》1913年1期）、“今日中国之杂志界”（罗家伦，载《新潮》1919年1卷4号）。④阅报处（阅报所、阅报社）与阅报活动，有关文章如“阅报章程”（载《苏海汇报》1897年6月7日）、“公众阅报所”（载《教育公报》1916年10期）、“学生与阅报”（载《清华周刊》1917年124期），该主题是这一阶段期刊研究的热点，其研究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
这一阶段期刊研究的力量非常薄弱，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数量不多，20年间未曾见有关期刊研究的专门书籍出版，发表的专门文章均有50余篇[2]，另有一些研究的片断散见于其它研究主题的文献之中。
第二阶段为拓展阶段（1920年～1949年10月）。自“五四运动”之后，我国期刊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事业发展较快，期刊数量一度迅速增加，截止到1949年，中国至少出版过21000种期刊[3]。社会的期刊管理和利用活动也日渐活跃，尤其是在图书馆界、读书界、教育界。为了总结和指导，期刊研究界也不甘落后，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并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期刊研究的力量明显增强，其中有不少研究者是学成归国的学子[4]，一些著名的文献学家、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也参与了期刊研究，如沈祖荣、邢云林、程长源、何多源、李钟履、钱亚新等。取得的研究成果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发表的专门文章约有150余篇[5]，公开出版或内部印行的专门书籍约10余种，并已开始有少量译文发表。
这一阶段期刊研究的内容范围得到了拓展，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关于期刊本体的研究：①期刊概念，有关文章如“杂志论略”（陶述先，载《文华图书馆季刊》1927年1卷1期）、“图书馆管理杂志法”一文的第一章专述“杂志之定义”（邢云林，载《文华图书科季刊》1930年2卷3、4期合刊）。②期刊类型，有关文章如“综合杂志与专门杂志”（周柏棣，载《文化建设》1937年3卷9期）。③期刊价值，有关文章如“杂志的价值及其分类管理法”（吴景贤，载《学风》1933年3卷5期）。④期刊名称，有关文章如“期刊名称缩写国际标准法”（觉明译，载《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1年6卷6期）。
关于期刊出版发行的研究：①期刊出版发行概论，有关文章如“中国杂志事业论”（凌菲，载《民族文化》1942年2卷2、3期合刊）、“中国政府出版期刊调查表”（冷衷，载《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0年6卷1期）、“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戈公振，载《国闻周报》1927年4卷5期）。②抗战时期的期刊出版，有关文章如“战时书籍杂志的活动”（陈东林，载《宇宙风乙刊》1939年19期）。③某地区的期刊出版，有关文章如“华中解放区报纸杂志一览”（卢子培，载《上海论坛》1945年2期）、“上海的报纸及杂志”（公度，载《自由与进步》1947年1卷6期）。④国外的期刊出版发行，有关文章如“最近英法德三国的书籍杂志贩卖制度”（若虚译，载《中国新书日报》1930年1卷1期）、“美国杂志纵观”（席普斯，载《北方杂志》1948年4卷4期）。⑤对当局报刊审查制度的批判，有关文章如“我们永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叶圣陶，载《重庆杂志联谊会联合增刊》，1945年10月）。⑥评论某类期刊或某种期刊，有关文章如“图书馆杂志出版志感”（义民，载《图书馆杂志》1925年创刊号）。
关于期刊整序的研究：①综合论述，有关书籍如《书籍杂志报纸处理法》（柳宗浩，上海长城书局，1935年）、《杂志报纸小册子处理法》（陈长伟，1946年油印），有关文章如“杂志管理法”（何多源，载《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1933年1卷1期）。②期刊采集（选择、征订、国际交换等），有关文章如“征求杂志之方法”（章云保，载《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1年6卷5期）、“关于中美及各国政府交换刊物案”（载《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1930年2卷2期）。③期刊登记，有关文章如“杂志报纸登记方法”（萨士武，载《图书馆学周刊：福建民国日报副刊》1931年32期）。④期刊装订，有关文章如“杂志装订”（涂祝颜，载《中国出版月刊》1933年3、4期合刊）。⑤期刊分类，有关文章如“杂志之分类管理法”（赵小梅，载《学风》1934年4卷10期），推出的较为完备的期刊专门分类表如《书报材料分类表》（载《中央银行月刊》1933年2卷5期）。⑥标题法的应用，有关文章如“华文杂志与西文标题”（傅汝明，载《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8年12月31日），推出的较为完备的标题表如《图书期刊索引标题表》（吾愚，载《世界日报图书周刊》1935年7月24日）。⑦期刊索引，有关文章如“杂志和索引”（钱亚新，载《武昌文华图书科季刊》1929年1卷2期），有关书籍如《期论论文索引编制条例》（王柏年，无锡王氏勤圃油印，1938年）。⑧期刊编目，有关文章如“中文杂志目录编制法”（曹祖彬，载《新教育》1924年9卷5期），推出的编目条例如《国立中央图书馆暂行期刊编目条例》（载《学觚》1936年1卷4期）。
关于期刊服务与利用的研究：①综合论述，有关文章如“报纸杂志资料的利用”（沈开寿，载《读书通讯》1946年111期）。②阅览服务，有关文章如“阅览杂志与图书馆当局商榷”（郑太初，《北平晨报》1935年11月21日）、“图书馆期刊阅览室之容量及方位”（嘉卜原著，森译，载《学觚》1936年1卷12期）。③阅报处，有关书籍如《民众阅报处》（商务印书馆，1937年）。④期刊阅读方法与读者组织，有关文章如“杂志的选择和读法”（彭石乔，载《民众先锋》1935年1卷6期）、“知行图书馆杂志阅读会”（载《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5年11卷3期。）
2.建国后的期刊研究情况
在建国之后的半个世纪里，随着期刊活动的日渐丰富和深入，我国期刊研究在继承以往优秀传统和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其研究内容紧跟时代步伐并日渐扩展和深化，研究层次在经过一定时间的经验描述后逐步进入理论探索时期，研究力量通过一定的积聚和锤炼后更显得雄厚和生机勃勃，研究行程在涉历过几番曲折后已走向繁荣。我国建国后的期刊研究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提高阶段（1949年10月～1966年）。建国之初，新旧交替，百废待兴，人们虽然还未来得及在期刊研究领域投入更大精力，但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仍在期刊的历史现状、图书馆期刊管理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成绩。自1950年至1955年每年发表的期刊研究论文不超过10篇[6]。1956年周恩来总理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之后，期刊研究同其它学术研究一样，形成了一次高潮，研究内容明显丰富，研究成果迅速增多，研究水平显著提高。1956年至1965年，每年发表的期刊研究论文达30篇左右[6]。
这一阶段共发表期刊研究方面的论文约400余篇[7]，形成热点的研究主题主要有：书刊划界，期刊的历史，期刊评价，期刊采访，国际书刊交换，期刊编目，清理积压期刊，期刊文献检索。此外，下列一些主题也受到了一定重视：期刊为社会主义服务，期刊在科研和生产中的作用，期刊与情报工作的关系，期刊管理的方式，期刊出版情况，期刊价格，期刊协调与调拨，期刊补缺，外刊进口，期刊排架，剪报，期刊展览与宣传，文摘与索引的编制，期刊阅览室工作等。
这一阶段共编印或出版期刊研究方面的书籍10余种，如《杂志报章索引法》（中南军政委员会资料室编印，武昌，1950年）、《期刊索引分类法》（东北图书馆编印，沈阳，1950年）、《期刊管理办法草案》（沈阳市图书馆编印，1954年）、《期刊资料编目规则》（上海市报刊图书馆编印，1955年）、《中国报学史》（戈公振，三联书店，1955年）、《出版事业、书籍、杂志、杂志学、书志学杂志》（王成秋译，时代出版社，1956年）、《外国报纸、期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背景材料》（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3集）》（人民出版社，1958～1959年）、《中国报刊研究文集》（复旦大学新闻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怎样利用报刊资料》（杨国昌，北京师范大学，1962年）。
第二阶段为停滞阶段（1967年～1976年）。十年动乱期间，全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期刊事业和期刊管理也深受其害。期刊多数停办，期刊研究终止，自1976年至1972年无一篇期刊研究的论文发表，可见政治斗争对学术研究的破坏力是极大的。1973年后各领域的学术研究逐渐复苏，随着《国外书讯》等刊物的出版，少量的期刊研究论文开始面世，1973年至1976年约发表有50余篇[7]，多为介绍国外期刊出版情况和科技检索刊物使用方法的文章。
第三阶段为振兴阶段（1977年～1988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研究人员思想获得解放，经过长期束缚和积蓄的学术研究热情迸发出来，期刊研究出现了崭新局面。这一阶段的参研人员之多，研究范围之广，研究质量之高，研究成果之丰，都是以前任何阶段无法比拟的，而且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研究气氛。
自1977年至1978年共发表期刊研究论文60余篇[7]，1979年至1988年共发表期刊研究论文1790余篇[8]，其中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有：期刊学学科建设，期刊的定义、性质与特征，期刊与连续出版物及图书的关系，期刊管理的体制与模式，期刊引文分析，核心期刊研究，期刊采集及期刊涨价的对策，期刊分类与排架，期刊外借，期刊开架，外文期刊管理，期刊利用率与使用效益等。此外，人们还对下列主题进行了涉猎：期刊名称，期刊版本，期刊增长，期刊编号，期刊论文著者，非印刷期刊（电子期刊、缩微期刊等），期刊出版对期刊管理的影响，期刊应变能力，期刊管理课程，期刊管理改革，期刊管理系统，期刊馆藏体系，期刊订户，期刊复本量，期刊典藏，期刊剔除，期刊质量，集中采购，期刊咨询，期刊统计，期刊检索系统，期刊需求，期刊管理中的计算机应用，期刊研究方法等。
为了总结期刊研究成果和有关教学的需要，这一阶段出版了数十种期刊研究专著和教材，较有影响的如《期刊同资料的管理工作》（徐蜀江，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1978年）、《期刊资料工作》（第二军医大学图书馆，1979年）、《期刊工作浅说》（赵燕群，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年）、《中国近代报刊史》（方汉奇，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期刊工作》（方珍，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82年）、《期刊管理》（江乃武，吉林高校图工委期刊管理培训班，1983年）、《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1～5集）》（丁守和，人民出版社，1982～1987年）、《外文期刊工作》（吴龙涛，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83年）、《期刊管理及利用》（戴国瑜，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报纸编辑学》（郑兴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中国古代报纸探源》（黄卓明，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期刊管理》（于鸣镝，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期刊工作概论》（何鼎富，福建省图书馆，1986年）、《中国人民军队报刊史》（黄河，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期刊工作论著索引》（黄亚民，东北师大图书馆，1985年）、《科技期刊的检索》（刘明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2年）、《国际连续出版物数据系统手册》（姜树森等，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现代杂志编辑学》（张觉明，中国书籍出版社，1987年）、《期刊学基础》（倪延年，南京师范大学，1988年）等。此外，还有一些主要在这一阶段完成的著作或油印本在1989年或1990年得以出版。
第四阶段为繁荣阶段（1989年～ ）。以1989年5月全国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的成立为标志，我国的期刊研究活动进入了繁荣阶段，十年来，我国的期刊研究呈现出协作、有序、纵深、突破、开放、融合的发展特点。
从组织机构看。除了国家科委、新闻出版署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科委、新闻出版局对期刊出版进行宏观管理外，全国、地方以及系统的期刊研究方面的学术性群众组织在营造学术氛围、组织学术活动、开展协作研究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如全国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后改称全国高校图工委期刊工作专业委员会）、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等团体，密切团结广大会员，积极在各省市自治区发展分会，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为期刊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研究队伍看。参与期刊活动的人员主要包括政府中的期刊管理人员、期刊编辑人员、期刊出版人员、期刊发行人员、期刊教学人员、图书馆和情报机构的期刊工作人员等，其中一部分人员长期执着地从事期刊研究工作，这个不断壮大着的队伍在我国期刊研究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之中被认为是期刊研究学术带头人的约有10余人[9]，被认为是期刊研究核心作者的约有50余人[10]，被认为是期刊研究骨干力量的约有100余人[4]。
从专门刊物看。我国期刊研究领域自己的专门刊物主要有《期刊管理与研究》（全国高校图工委期刊工作专业委员会主办）、《编辑学报》（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主办）、《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主办）等，此外，许多图书馆学、情报学、出版管理学、图书学、编辑学等方面的刊物也经常报道期刊研究成果。这些学术刊物为期刊研究人员发表科研成果和进行学术交流提供了重要园地。
从开设课程看。我国高校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管理、新闻、出版发行等专业开设有“期刊管理”、“报刊工作”、“连续出版物管理”、“期刊编辑学”、“报纸编辑学”、“报刊发展史”等课程；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新闻出版局举办“期刊编辑”培训班，并要求期刊主编必须参加学习，持证上岗；全国高校图工委期刊专业委员会先后在全国各地举办业务培训班、专题学习班、高级研讨班，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业务骨干，提高了他们期刊研究水平。
从学术交流看。举办专门的学术研讨会是展示期刊研究成果、交流期刊研究信息的有效途径。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已举办了7次学术年会；全国高校图工委期刊工作专业委员会自1989年至1997年也举办过6次学术研讨会，每次会都拟定主题，出版论文集，参加会议的人员不仅有高校图书馆、资料室、公共图书馆、科研图书馆、企业图书馆、军事图书馆的代表，也有情报研究所、咨询机构、出版社、报刊社、剪报公司、发行机构、数据库经销公司等方面的代表参加，大家相互学习，相互了解，给期刊研究带来了活力。
从学术著作看。这一阶段既出版了一些水平较高的教材，又产生了一些攻坚性专著，并且多数为正式出版发行。有影响的如：《科技期刊综论》（王崇德等，情报科学杂志社，1989年）、《期刊管理与利用》（杨秀君等，学苑出版社，1989年）、《报刊与报刊工作》（张怀涛等，河南高校图工委，1989年）、《报刊管理》（赵燕群，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报刊管理与利用》（白晓文等，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连续出版物工作》（吴龙涛等，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90年）、《期刊资料管理及利用》（王一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杂志编辑学》（徐柏容，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社会科学期刊编辑学》（李学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科技期刊编辑学导论》（任定华，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学报编辑学概论》（卜庆华，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期刊学概论》（倪延年，南京师范大学，1992年）、《期刊学概论》（王金祥等，情报杂志社，1993年）、《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倪延年等，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连续出版物管理研究进展》（江乃武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4年）、《图书馆期刊工作规范化研究》（倪延年，南京出版社，1994年）、《连续出版物管理史料选》（刘瑞兴等，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我国大学图书馆期刊管理之组织型态研究》（欧阳芬，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4）、《期刊编目之研究》（吴慧中，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4）、《连续出版物管理教程》（江乃武等，全国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1995年）、《科技期刊管理》（姜富明等，同济大学出版社，1995年）、《核心期刊概论》（叶继元，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期刊引文分析》（刘瑞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科技期刊工作研究》（黄晓鹂等，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这一阶段论文发表量甚丰，据不完全统计，1989年至1994年5月，我国期刊研究方面的论著数约2000篇（种）[11]，自1994年6月至1998年5月，关于期刊研究方面的论文至少也有1500篇[12]。这些论文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有：期刊编辑系统工程，社会与期刊互动原理，期刊研究的文化学，核心期刊效应，期刊管理的现状与趋势、问题与对策，期刊基础理论，期刊管理现代化，市场经济与期刊管理，期刊管理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期刊协作与协调，期刊开发与利用，期刊管理队伍的建设，期刊导读，现代技术应用，电子期刊与网上期刊的利用，期刊管理的学术化，期刊*
量及其评价，期刊研究之研究。此外，一些期刊研究的专题论文集也荟萃了许多优秀篇章，如《期刊管理与利用研究》（黄晓鹂主编，中国科技文献出版社，1996年）、《期刊管理纵横》（叶继元等主编，江苏高校图工委，1993年）以及全国高校图工委期刊工作专业委员会举办的历次研讨会文集。
从工具性文献看。期刊研究方面检索工具和参考工具的出版，为期刊研究人员和期刊管理人员提供了必要的武器。检索工具如《期刊管理文摘（1979～1988）》（黄亚民等，东北师大图书馆，1989年）、《全国中文期刊标准著录手册》（于鸣镝等，大连海运出版社，1993年）、《国外科技核心期刊手册》（陆伯华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最新中国期刊全览》（辛期等，现代出版社，1989年）。参考工具如《连续出版物管理指南》（江乃武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期刊工作手册》（张伯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国外科技期刊刊名缩略语辞典》（黄家秀等，科技文献出版社，1990年）。
从规范标准看。有关期刊管理的各种规范和标准，既是期刊实践的高度概括，又是期刊研究的重要成果，这些规范和标准对提高期刊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具有重要作用。有关宏观管理的规范主要有《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国家科委）、《期刊管理暂行规定》（国家新闻出版署）；有关操作规范如《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图书馆学期刊编排规范》（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期刊分类表》（中图法编委会）、《湖北省高等学校图书馆期刊工作规范》（湖北省高校图工委）；有关国家标准如《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GB3259－82)、《科学技术期刊编排规则》(GB3179-82)、《检索期刊编辑总则》(GB3468-83)、《检索期刊条目著录规则》(GB7714-87)、《中国标准刊号》(GB9999-88)、《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GB3792.3-85)。
从应用实践看。我国期刊研究领域取得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不仅对期刊实践活动有直接地指导作用，而且在社会科学文化事业中和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影响。如由全国高校图工委期刊工作专业委员会组织的外刊协作协调工作的研究和实施已见成效，受到了国家教育部的表彰；核心期刊理论研究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由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完成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不仅指导着图书馆和情报机构的期刊采访，而且成为科研管理部门评价成果、人事管理部门评聘职称的重要参考；对期刊编排、论文结构、文摘、关键词、分类号、文后参考文献的研究所得，已使期刊编辑者、论文著者、读者、图书情报机构期刊工作者达到共识，便于更有效地揭示、整理、利用期刊文献；对期刊文献检索和现代技术应用的研究和宣传，使得期刊文献检索工具和检索系统更加完善和深入人心，广大科学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更加熟悉期刊文献检索方法；对期刊文献分散集中定律、期刊文献作者分散集中定律等理论的研究，促进了我国自然科学“学术榜”的建立，也为学术机构的评价、科研人才的培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
从成果评价看。开展期刊研究成果的评价和奖励活动，既可激发广大期刊研究人员的积极性，提高期刊研究水平，又可扩大期刊界的社会影响，提高期刊研究的社会地位。全国高校图工委期刊工作专业委员会组织的“期刊工作研究成果评奖活动”开这方面之先河，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1994年的第一次评奖共评出一等奖12项，二等奖33项，三等奖76项，在全部获奖项目中有图书16种，论文105篇；1996年的第二次评奖共评出一等奖8项，二等奖29项，三等奖49项，在全部获奖项目中有图书7种，论文79篇。
在步入新世纪之际，时代变革和科技发展将继续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期刊研究者面对的文献载体、实践活动、思想认识、管理方式、操作设备、研究方法也会随之产生深刻的变化，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广泛吸收前人和今人创造的优秀成果，辛勤耕耘，使期刊研究取得更加引人瞩目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