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宰旭[1]2001年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的人物形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作者认为，50年代以来，文学界对解放区小说人物形象的研究较为划一，由于大部分研究者比较重视人物的“阶级性”，排斥或漠视除此以外的因素，因而，致使研究的内容和方向大同小异。 本文力求从“人性”角度阐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中的人物形象，寻求各人物形象的另外价值和意义。 论文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中的人物分为“扁形的人物形象群”、“生动而立体的人物形象群”和“未完成的人物形象群”叁大类，先后观察各类人物形象群的类型和特点，然后，归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人物形象的共同特点。为了更深入地把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的人物形象，本文还把研究范围适当扩大到解放区其他一些长篇小说。 应该注意的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并不仅是两部反映土改斗争的解放区长篇小说，它们更含有体现中国现代文学的某些发展过程及曲折的意义，因此，本文具有两个线索，第一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的人物形象研究，第二是丁玲和周立波的文艺观与当时解放区政治因素的关系(所受的影响及相互冲突)。
王格林[2]2017年在《重大题材和历史深度》文中研究表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是最早对土地改革运动进行书写的两部长篇小说。虽然它们都带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并以此受到学界的质疑与批评,但是这两位作家均以自己的责任与良知,真实的再现了土改运动中农民最真实的状态,饱含了对特定历史环境下农民的生存、精神、灵魂、生命、人性、生活的深层思考,对历史真实、历史深度有很大程度的表现。在历史真实方面,这两部小说不再是简单政治的传声筒,而是通过“诉苦”这一独特方式,如镜子般真实地折射出了农民的苦难现实、土地意识与宗法观念,揭示了他们的生命之重、精神之痛与灵魂之深。在历史深度方面,这两部土改小说中的农民也不再是简单化、概念化的类型人物,而是“灵”的高尚与“肉”的欲望的结合体,深刻地表现了各类人物在群体挟裹下与权力更替中的复杂人性。与此同时,农民也不再是落后、愚昧的代表,而是在土改的时代风暴下经过艰苦的阶级斗争,慢慢地克服了自身的弱点,萌生了阶级意识、主体及人格意识,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力,与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了最亲密的联系。
王华[3]2015年在《比较《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文中认为在中国文学历史上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文学写作方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这两部作品所描述的时期较为相近,但是在人物分析以及写作意图方面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本文在对这两篇文学着作进行基本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从人物语言、人物形象、写作意图以及人物心理描写四个方面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在比较中鉴别这两部作品各自的成败得失。
邹永常[4]2007年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之比较》文中指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两部长篇小说,都曾获得国际文学大奖,他们取得的成就是不朽的。两部作品同样是描写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但写法并不完全一样。丁玲的作品重在表现土地改革对农民带来的思想意识上的震撼与变化,剖析深刻而意蕴深厚;周立波的作品重在描写土地改革的伟大业绩,叙事简洁而气势恢弘。两部作品双峰并峙,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表现土地改革运动的不朽史诗。
郭晶晶[5]2008年在《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异质因素》文中认为本文以两部堪称典范的土改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比较二者的不同,找到同为依照政策描写土改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呈现出的一些异质因素。而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丁玲的作品中会出现这些异质因素,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丁玲始终坚持对“人”的深切关注,具体到这部小说中,就表现为在再现土地改革波澜壮阔的画面、揭示阶级解放的重要性的同时,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的个性、人的权利,将阶级解放与人的解放并重,展示出人的解放的复杂性。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使然,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所呈现出的对阶级解放和人的解放和谐统一的追求,使这部小说具有更大的解读空间和更深刻的历史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昭示出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并非全面否定《暴风骤雨》这部作品在许多方面的成就,只是出于本文写作的需要,对比《暴风骤雨》的一些不足之处,以求更加清晰地揭示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体现出的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代的异质因素。全文分为叁章。第一章探讨丁玲和周立波文学观念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为对“五四”新文学传统和延安文学传统的取舍。《暴风骤雨》充分体现了“为政治服务”、追求“阶级解放”的延安文艺传统,呈现出一种明确的欲纳入战时主流政治文化体制的理性自觉。而丁玲则艰难的徘徊在两种文学传统之间,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展示阶级解放的同时,仍体现出一种对人的解放的不懈追求。第二章对两部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宗法社会做了具体分析,以求展示出《太阳在照在桑干河上》这部作品中,丁玲在冷静地揭示真实世界、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原貌的同时,还创作性地提出了“翻心”这一概念,这构成了作品与同时期其它土改小说的迥异之处,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阶级解放的复杂性,进而体现出人的解放的艰难。第叁章揭示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相比以《暴风骤雨》为典型的土改小说最大的异质因素,就是对阶级解放和人的解放和谐统一的不懈追求。对“人”的关注是丁玲创作中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这一思想与阶级解放的主潮融合在一起,构成作品的与众不同之处。
陈琳[6]1999年在《历史变革中的灵魂透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人物塑造之比校》文中指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是４０年代解放区“土改小说”的代表作。本文比较了这两部作品在人物描写艺术上的特点，旨在说明文学与时代和社会的关系。文章认为，这两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即体现了两位作家共同追求的时代性、社会性，又体现着他们不同的审美个性和艺术个性
徐其超[7]1981年在《两种创作个性 两样表现手法——《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人物描写之比较》文中研究指明众所周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反映的是同一题材——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但是它们主题思想不同、情节结构不同、人物形象不同,甚至表现手法也各有所侧重。丁玲和周立波二位作家的创作个性在两篇作品里显示得十分鲜明。现在不是正在提倡题材、形式、手法、风格的多样化吗?对比研究一下两部作品人物塑造艺术,特别是表现手法方面的独特性,想来一定是很有意义的吧。
刘德岗[8]2005年在《奇葩两朵 各呈异彩——《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之比较》文中指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是我国现代文坛反映农村土地改革的两部长篇小说。它们在创作方法上存在诸多差异,形成各自的艺术风格。在刻画人物手法上,前者以“静”的表现见长,后者以“动”的描写取胜;在矛盾处理和形象塑造上,前者表现出强烈的真实性,后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性。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在艺术手法上,《暴》要优于《桑》,而在形象的典型性和矛盾的处理上,《桑》又要高于《暴》。
皇甫风平[9]2017年在《革命文艺批评家对“红色农民”形象的不同理解——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为例》文中研究指明"红色农民"形象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特殊文学形象之一,是指具有"革命性"、"先进性"和"阶级性"等特征的农民形象。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革命文艺批评家围绕《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中的"红色农民"形象探讨,认为其规范化和标准化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面对同一个"红色农民"形象,有人认为"过低",有人则认为"过高"。革命文艺批评家所关心的并不是文学真实性和审美价值,而是"政治上起作用"。
彭禄茂[10]1983年在《双峰并峙 一水分流——试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的不同特色》文中提出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我国华北新老解放区便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次土改运动,打破了我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关系,教育了亿万农民,使他们成为新社会的主人,为中国革命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反映土改运动的作品是不很多的。丁玲的《太阳照在
参考文献：
[1].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的人物形象研究[D]. 金宰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1
[2]. 重大题材和历史深度[D]. 王格林. 青岛大学. 2017
[3]. 比较《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J]. 王华. 作家. 2015
[4].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之比较[J]. 邹永常.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5]. 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异质因素[D]. 郭晶晶. 河北师范大学. 2008
[6]. 历史变革中的灵魂透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人物塑造之比校[J]. 陈琳.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7]. 两种创作个性 两样表现手法——《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人物描写之比较[J]. 徐其超. 南充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1
[8]. 奇葩两朵 各呈异彩——《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之比较[J]. 刘德岗. 安阳工学院学报. 2005
[9]. 革命文艺批评家对“红色农民”形象的不同理解——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为例[J]. 皇甫风平. 许昌学院学报. 2017
[10]. 双峰并峙 一水分流——试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的不同特色[J]. 彭禄茂.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