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伟人：邓小平研究在海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伟人论文,在海外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概况
邓小平传奇式的经历及所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海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倍受研究者关注。围绕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密执安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加里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伦敦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悉尼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东京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会等机构，逐渐出现了许多研究邓小平的学者群，著名学者有美国的迈斯纳、鲍大可、米切尔，英国的施拉姆，澳大利亚的泰韦斯，日本的天儿慧、国分良成等。
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的生平和思想研究，首先是从传记开始的。如日本学者和田武司的《不屈的革命家邓小平传》（德间书店1978年版）、德国记者乌利·弗兰茨的《邓小平传》（天力等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的同名书《邓小平》（阚思静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海外华人学者撰写的主要有：司马长风的《邓小平复职始末》（香港波文书局1980年版）、舒扬的《中共第一强人——邓小平》（台北洞察出版社1986年版）、寒山碧的《邓小平传》第一、二卷（香港中西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以及澳门杨鹏翔的《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等。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迅速兴起，20年来已出版著作逾百部，发表论文数千篇。主要有：美国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戴维·W ·张的《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喻晓译，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张大卫的《中流砥柱，各有千秋——周恩来与邓小平》（王宏周等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版）、弗朗兹·米切尔等的《中国与马列主义的危机》（唐红兵译，威斯特维欧出版社1990年版）、石池雨的《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张静译，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0年版）、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澳大利亚弗·C·泰韦斯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王红续等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日本小林弘二等的《现代中国的历史》、冈部达味等的《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天儿慧的《中国改革第一线》等。港、澳、台学者撰写的论著主要有：鲁凡之的《论中国——神州巨变》（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版）、李达的《一国两制与台湾》（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7年版）、陆铿的《风云变幻的邓小平时代》（香港百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金耀基的《中国人的三个政治》（台湾经济与生活出版有限公司1988年版）、丁望的《激变的十年》（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等，从而形成一股“邓小平研究热”。其中，大多对邓小平作出了积极和肯定的评价。
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的研究，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在方法上，他们的研究往往习惯于联系世界形势的发展，把邓小平理论及其实践放在世界历史的座标系中进行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另外，他们的研究成果有一定的客观性，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有“旁观者清”的特点，可以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但是，由于他们远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加上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对资料的占有也不够，在概念、术语上有歧解，使得有些结论与事实不符，如把中共党内的斗争一概看成权力之争。因此，我们在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时，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相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海外学者的研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都显得比较零散和粗疏，其研究尚属起步阶段。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邓小平研究文献资料的日益丰富，中外学者学术交流的进一步加强，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的研究必将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二、生平研究
德国记者弗兰茨的《邓小平传》是一本关于邓小平生平实践活动的著作，作者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填补了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某些内容。当然，有些学者由于资料缺乏，加上对中共党史比较生疏，传记写得略显粗疏，甚至有的失真。如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担任总书记的时间是10年，而美国华裔学者、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W·张却写成20年，并把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误为总政治部主任。
传记的重点是写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海外学者由此提出了“邓小平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的概念。金耀基在论及邓小平理论的基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认为“今日中共视为万题之题者，应为提高生产力。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择其主旨皆在为经济发展铺设道路”，从而真正开辟了一个“邓小平时代”。鲁凡之认为：“后毛泽东时代”作为一个与“毛泽东时代”相对应的历史范畴，首先便带着将中国从特定领袖人物在集权运作下解脱出来的性质，而邓小平的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就是对“后毛泽东时代”的定位。
美国《时代》杂志于1985年和1986年两次将邓小平选为世界新闻人物，赞扬他“解决了十亿人发展生产力的全面经济改革”。并指出：凡到过中国的人都知道，中国在这个时期取得了二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凡考虑到这个国家拥有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都会赞成把邓小平誉为“对世界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美国《成功》杂志1985年将邓小平选为“成功者”，称他是一位“具有勇敢和创新精神的人”。市场与计划的结合以及对外开放，使这个国家进入了无人涉及过的新领域，驶上了一条成功的快车道，中国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建设高潮。
国际社会舆论认为，邓小平是当代最成功的改革家。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指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邓小平的设计指导下实现的，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美国学者在《邓小平：一位中国政治家的肖像》一书中写道：“邓小平是一位政治家，一位管理家和多面手，他作为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发挥的作用最为成功”。悉尼大学教授泰韦斯认为，邓小平是“一个真正的具有领袖地位的领导人”。瑞典前首相卡尔松说，邓小平是“一位能掌握住国家局势的领导人”。日本《毛泽东集》主编竹内实指出：邓小平是继孔子、秦始皇、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四号人物。哈萨克斯坦社会党主席叶尔蒂斯巴耶夫说：“我特别敬仰邓小平同志，他是一个性格刚毅，有伟大战略思想的世界性领袖。”威斯康辛大学历史学教授迈斯纳认为：邓小平时代强调，高度的经济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前提，而社会主义又被视为大生产发展的自然产物。自1956年以后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近代中国历史的畸形发展，不可避免地和自然地使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的”和“不发达”的阶段。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向未来更高的阶段的进化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则是这个历史进程的领路人。
对邓小平的思想品质、领导风格、个性特征的研究，海外学者普遍认为：邓小平是“一位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位能经受各种挑战的领导人”。戴维·W·张认为，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第一个特征， 在于他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能够做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第二个特征是偏爱组织行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按制度办事的官员；第三个特征是他从不搞自己的小宗派，这一点为党的领导集团所公认。他像周恩来一样，很尊重各级政府官员，到处有忠实的朋友，毛泽东去世后，他复职几乎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但这种支持是因为他在党内的影响、他的能力和他的主张所形成的；第四个特征是他不搞个人崇拜，愿意将决策权交给手下人，从而为自己留出大部分时间来考虑战略、人事、改革目标和机构调整等问题。香港记者陆铿将邓小平的性格归纳为四点：第一，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第二，他说话不绕圈子，开门见山，一句是一句，且有一定的幽默感；第三，他为人豁达，看得开；第四，使人最佩服的是，他做事认真的精神。德国前大使魏克德的印象是：“邓小平说话敏捷，有风趣，富于幽默感，带有讽刺性。他很活跃，口若悬河，又十分慎重，能克制自己。”
三、与毛泽东等人的比较研究
中国现代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过程，出现了一个个伟大人物，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国外学者称孙中山为“革命之父”，开启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之先河；称毛泽东为“建国之父”，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创建了新中国；称邓小平为“中国现代化之父”，引导中国人民走上了繁荣富强之路。还在邓小平生前，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天儿慧就以“中国现代化之父”称呼邓小平。他逝世后，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邓小平作为中国现代化之父，因而也是世界经济史上具有重大影响之一的设计师载入史册”。新加坡《联合早报》以“邓小平——中国现代化之父”为题发表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常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而现在则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现代化的中国。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使中国人民腰杆子挺起来了。虽然这位伟人已逝世，但为他最后18年建立起来的现代化大厦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海外许多学者将邓小平与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了比较，认为毛泽东是一位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邓小平则是一位富有勇气的改革家和善于使可能变成现实的实践家。匈牙利记者代内什写道：周恩来是许多伟大的外交转折的巨匠，是建设国家的大师，他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方向；邓小平却不愿顺从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邓小平也非常忠于毛泽东，但他常常就政策和党内事务无所畏惧地与毛泽东争论。英国《中国季刊》主编、伦敦大学教授施拉姆说：邓小平和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上存在着差别。毛泽东关心的是阶级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之间的辩证法，相信只有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能使人们走向无私的社会；邓小平则以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法作为政策的中心，主张只有在高度发展的经济基础上，才能建成社会主义。施拉姆还从实事求是、自力更生、群众路线方面区分其异同，指出：“实事求是这个口号，是毛泽东在延安提出来的，而在1978年以后，邓小平将此纳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口号内；自力更生历来受到重视，但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人通过向各国学习来维护和巩固他们的独立；作为中国共产党民主象征的群众路线，现在仍然经常被引用，但是比起毛泽东时代来，民主与其被看作是一种工作方式，不如说是一种需要制度化的东西。”因而，“许多事情说明，当今邓小平的中国和20年前毛泽东的中国有了不同。但是有一件事没有改变，即为寻找一条现代化的道路而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的特色。”
国分良成教授是日本研究中国革命史的著名学者，他在《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异同》中作了对比研究：随着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过渡，可以看到从“革命”向“建设”的战略转移，即从“政治”向“经济”的工作重点转移。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意味着“阶级斗争”，这是继续革命论的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以后，国内经济和现代化成为高于一切的课题。国分良成还指出：“在毛泽东时代，社会意识形态是普遍的真理，是不可改变的。然而，到了邓小平时代，出现了一种动向，即积极地承认马克思主义本身有不符合实际的侧面和由于教条式地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以致造成了社会主义的停滞。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在国际关系上一直维持着封闭状态，在邓小平时代，开始改变为开放的体系。”小林弘二指出：毛泽东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认为革命还在继续。毛泽东去世以后，邓小平把“继续革命”当作阶级斗争扩大化给否定了；他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标，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大胆地运用市场机制和像经济特区那样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冈部达味也指出：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以搞活经济、对外开放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三大支柱，出现了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局面。毛泽东时代政治体制的主要功能是克服危机，而邓小平时代政治体制的主要功能则已从克服危机变成以维持稳定来促进发展。在现代中国50多年的历史上，改革开放时代是第一次使增长、稳定与和平同时存在的。
美国学者张大卫比较了邓小平与周恩来的区别：周恩来是一个调停家、一个仲裁人，而邓小平却是“一个野战军战士”和独立自主的计划者；周恩来从亲友身上继承了文人绅士的气质，这一直影响着他后来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始终如一的为人，相反，邓小平则一直保持着自己坦率直言的表达方式。张大卫还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根本上讲，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意识形态领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邓小平只是在实际应用、政策偏好和强调不同的计划重点方面，与毛泽东有差异。例如，在1949年取得胜利后，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认为，革命以后应该先强调经济发展，后强调阶级斗争；先强调对知识、教育放宽限制，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不搞个人崇拜和专制，应该坚持党的集体领导。邓小平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著名格言“白猫”“黑猫”论，说明他厌烦不必要的理论解释。因此，过分强调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是错误的。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报》载文认为，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种求实精神、健康理智的现实主义构成了他的信仰。他信守这样的信仰，先于其他政治家意识到，中国50年代的大跃进，其基点是唯意志论和头脑发热，因此他成了第一个调整政策的设计师，打破了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他怀着这种思想进入了中国现代史。
关于邓小平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问题，魏克德指出：邓小平不是乌托邦式的人物，他认为人们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方针政策，找出前进的方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才是有价值的。香港学者林和立在《邓小平思想及其现代化蓝图》中写道：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主要是“实事求是”及“具有中国特色”。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一是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二是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官僚主义；三是反对平均主义，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四是强调生产与利润挂勾，物质利益与思想政治工作相配合。
四、对现代化建设理论的研究
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越来越受到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和政界要人所关注，并出版了许多论著，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实验”，“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面貌”，并直接影响了整个世界。
美国学者马克·布莱切写道：鸦片战争后整整一个世纪，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都陷入了苦难的深渊。清王朝拯救不了中国，民国也无济于事，只有社会主义才使中国站立起来了。进入毛泽东之后的新时期，经济继续增长，改革尤其在增加人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功绩最大。中国试验过各种各样的经济政策和组织形式，其中许多是大胆的创新。这说明，在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下有许多东西可以兼收并蓄。迈斯纳说：“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社会出现了社会经济非政治化，政治生活非激进化的形势”，“与这种情况同时出现的是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奇特之处在于，它特别喜欢用生产力来解释社会主义，这在实际上已消除了空想和偏见的成分。”戴维·W·张指出：邓小平主张解放思想、反对思想僵化，“中国正在走它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就是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一种“新社会主义”。“中国很难照搬任何外国的现代化模式，无论是西方的、东欧的，甚至是日本的模式。”为了进行改革实验，邓小平要求一切思想都要经过实践检验。在政策变化之前，他总是用新的态度和方法对改革进行试验，试验成功了就在全国推广。邓小平改革的成就引人注目，不仅表现在物质生产的进步上，还表现在人民的精神面貌上。他在物质进步、社会稳定和自由民主，以及贯彻四个现代化政策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他前面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没有过的。
在分析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背景、原因和动力时，海外学者一般把它归结为四个方面：人民意愿的反映；长期以来“左”的干扰造成的国乏民困，以及经济停滞的现实要求；邓小平个人的推动作用；西方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崛起的刺激。
新加坡学者林住君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意义及国际影响》一书中写道：“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好的和切实可行的办法。”邓小平领导的改革不以任何既定的、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或价值系统为指导方针，而是用一种实事求是和开放的心态来处理改革问题。贯穿整个改革中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精神。这句表面看似空洞的口号，其实却是一个涵盖非常广、效用非常大的原则，使改革领袖可以放手采纳古今中外任何发展模式的优点，而完全不受任何既定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的束缚。林住君还说，邓小平抓住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历史性机遇，利用文革的反作用所带来的巨大动能，因势利导地将整个局势扭转过来，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连串极富想象力的改革措施，在短短的几年内开创了一个中兴局面。“无论从改革的类型、范围，还是深度来看，这场改革已经涉及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尚未波及的地方。”台湾学者丁望把改革以来大陆政策变化归结为五个方面：阶级政策的软化；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对马克思主义的变通；新经济政策的全面推行；面对现实的弹性外交政策。
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国际社会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些变化。哥伦比亚《时代报》指出：战后人们谈论的是德国经济的奇迹，随之而来谈论的是巴西的繁荣和日本的突飞猛进，而现在谈论的是中国的发展。加拿大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方式是和平的和渐进的，打破了某些西方权威学者认为经济体制转换中不能违背的一句名言：你不能用两步跨过一道峡谷。对中国的改革经验，坦桑尼亚前驻华大使鲁辛达说：中国综合运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与管理方法，其经验不仅在中国得到验证，而且在越南、古巴也得到验证。如果现在坦桑尼亚领导人能将这些经验运用到我们国内，我们将受益匪浅。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帕夫洛夫斯基总结了中国改革的六条经验，认为这些经验对乌克兰是可资借鉴的。他并指出：中国从来不让别人盲目地学习自己的经验，正如邓小平在接见外国朋友时总是强调这么一句话：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走自己的路。
五、对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
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光达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一直到1991年的南巡谈话，他至少有10次论述过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仅《邓小平文选》第3卷就收入了8次。无论是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对比，还是与当代的西方经济学相较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都是有创造性的。国外学者评论：一方面明显区别于僵化的前苏联经济模式，另一方面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载文：中国的改革同苏联和印度的改革有着非同一般的区别，那就是“对外开放”，开放的结果出现了爆炸性的经济繁荣。戴维·W·张认为，设立经济特区，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者之间建立长期经济联系的计划，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未曾尝试的。
由于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绩效非常明显，国外很少有人直接怀疑和否定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中国改革“不能称之为恢复资本主义，因为党和国家还是唱着、并且致力于集体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但是，企业的自主权和更多的自由市场，如像农业中的责任制那样，大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刺激力”。以“科斯定理”而奠定当代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的科斯指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已从转换过程中得到了实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高了生活水平，他们不希望改革进程逆转”。新政治经济学的后起之秀贝克尔指出：“我对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辉煌成就有深刻印象，中国认识到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给过去被束缚的人们许多新的机会来发挥聪明才智”。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萨缪尔森赞许中国领导人“顶住了原有势力，保住了推动市场经济进程的权力”。被聘为中国政府顾问的数理经济学大师克莱因说：“从量的预测来看，中国会像过去15年那样，在未来的20～30年继续这种发展势头，中国届时会变得相对的强大”，“我猜想，如果中国沿着现在的路子走下去，到2010～2020年，就会跟日本现在的情形一样”。
与以上经济学家的看法一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估计，“虽然日本是该地区（指亚洲——引者）的经济霸主”，但中国“最终会占上风”。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20年后中国的经济将会仅次于美国”。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预测“中国的经济发展，可望按目前的方式持续20年”。连给前苏联设计了“休克疗法”方案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在英国《经济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在对比中俄改革的绩效后，承认中国自从1978年开始改革以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前苏联、东欧面临的却是“经济持续动荡，生产严重下滑”，俄国的“休克疗法”没有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可靠。
在西方经济学界，对比前苏联“休克疗法”与中国渐进式改革，是一个研究的热点问题。这种对比是以中国的成功和前苏联、东欧各国困境为既定前提的，实际上也就成了对中国经济转轨经验的肯定。科斯指出：“我对俄国抱极为悲观的态度”，相反，“我对中国的前途相对表示乐观”；中国老百姓在改革中得到了实惠，而俄国则未能如此。弗里德曼指出，中国改革以经济为主要内容，而俄国“先进行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改革，经济改革居第二位”，于是就产生了目前这样不同的结果。马克维茨说：中国不是“在整体经济中一下动大手术，从而避免了俄国所遇到的问题”。
西方有些学者也不情愿看到中国强大，出现了曲解邓小平理论的言论。科斯说：中国改革“问题的本质是要实行私有制度”，“没有适当的体制，就不能搞市场经济”。弗里德曼则用产权经济学的术语说出了同样的意思：“大型国有企业则是导致政治上官僚主义的源泉”。伦敦大学历史学家香博1993年在《中国季刊》的“邓小平专辑”发表文章，说“由于邓小平的努力，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但他顽固地拒绝给予人民政治自由和在国内遵守人权”，主张“政治改革必须延期，力图使中国变成富强的但决不是民主的国家”。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巴里·诺顿在研究邓小平的新经济政策时，一方面承认他的贡献，一方面又说他“没有经济思想，没有系统的经济观点”，许多问题是“老生常谈”。诺顿写道：“邓小平对经济问题的观点可以称为政治的”，“他是改革的‘教父’，而且是政治‘教父’”。这种评价很偏颇，因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只讲资源配置，而把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排斥在经济学的视野之外，显然带有局限性。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绝不是资源配置经济学所能说明的，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在政治经济学（即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地带）的范围内提出和解决问题。难怪邓小平在评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时，说它是“政治经济学的初稿”，而不讲是“经济学的初稿”。
六、对“一国两制”构想的研究
这是海外特别是港、澳、台学者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又一个热点，近年来他们对此进行了多层次的研究，开了许多讨论会，出版了许多论著。海外学者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的构想，认为这个构想是解决国内与国际争端的典范，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伟大创造。香港新闻界人士称赞：邓小平的构想既有战略高度，又有哲学深度，可谓“一言可成天下法，一语而为百世师”。王耀宗在《特别行政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中写道：“一国两制”的实行，将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上的大突破，也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一国两制”在祖国统一大业中的可行性问题，研究出现了分歧。大多数学者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不但行得通，且前途看好。鲁凡之指出：“先进”而力量微弱的香港与“落后”而力量强大的大陆之间互相牵制，遂使“一国两制”得以实行。李达说：“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和香港保留资本主义，是现实的需要，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两种制度可以并存。”赖彭城写道：“一国两制”是可行的，邓小平提出的依据：一是从基于现实和尊重现实出发的；二是基于和平愿望出发的；三是从团结统一的愿望考虑；四是从共同繁荣来考虑。在中国大陆忙于现代化建设的时候，“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最合适的办法。但也有些学者认为，香港的前途有风险，也有机遇。宋恩荣强调：香港的前途主要系于中国改革的情况，另外再加上香港本身能否发展出成熟的政党和政治人才。
七、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研究
在西方学术界，曾激烈争论着一个重大的问题，中国是否将重蹈前苏联的覆辙？那些深入了解中国问题，对邓小平理论有较多了解的学者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柯博士认为，美国学者提出的所谓社会主义已遭到彻底的失败，而建立高度工业化的消费社会是历史发展的顶峰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潜力还没有挖空用尽，中国所走的改革之路，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造福于全社会和每个人，开辟了巨大的可能性。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认为，中国不可能走前苏联同样的路，因为无论从取得革命胜利的方式，还是从国内民族关系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的构架都不会随同东欧那场“雪崩”而陷于坍塌。他着重分析了中国所进行的改革，认为尽管路途坎坷，中国都将继续沿着崎岖山路摸索前进，并以自己的速度始终走独特的道路。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指出：“邓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走向合理化，并从而把它引上了发展经济的道路。毫无疑问，按照邓的意志，中国的改革总有一天将产生一个新型的共产主义国家，一个完全‘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国家。”
俄罗斯学者杰柳辛在《远东问题》杂志上撰文，称邓小平“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事业，不仅对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未来没有丧失信心，而且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未来也没有丧失信心。无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都没有破坏他的这种信念”。相反，他认为“在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出现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应该从中汲取教训，探索一些符合本国具体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邓小平经过自己对社会主义命运的思考，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领导人在开始建设新社会的时候，并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不理解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质，加之对中国的特殊性搞不清楚，就造成了迅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极‘左’政策”，“这种‘左’的错误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邓小平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和原则，使外国学者和政治家有目共睹。法国作家帕特里·萨巴蒂埃写道：“与试图在社会主义国家条件下采用市场经济思想的其他许多改革者不同，邓小平在他坚信不能丝毫退让的那些问题上不放弃原则。西方一直在施加压力，试图使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放弃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作用，邓小平顶住了这种压力，毫不动摇”。
国际社会还认为，邓小平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促进者。前苏联学者纳戈尔内·齐普拉科夫在《中国：改革政策的第一个十年》中指出：自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各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国际社会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些变化：第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结构中一个重要的和不可分割的因素，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总产量，而且是由于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第二，由于改革取得了进展，在多维与多极趋势加强的情况下，传统的力量分布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在亚太地区的变化。第三，中国的积极作用日益明显，因为它对协调国际舞台上政治对话工作的贡献越来越大。最后一点，中国的改革进程不仅从理论上，而且还从实践上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提供了新的动力。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时代论文; 邓小平主席论文; 邓小平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毛泽东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