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型的哲学观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对社会与人的现代化的研究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文化转型。本文试图对文化转型进行哲学的观照，以便更好地把握文化及文化转型的本质，把握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转型的共性与个性，尤其是把握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特点，有效地促进其实现。
一、文化转型的涵义
对于文化转型，人们的界定很不一致，大体上是两种看法。一种是狭义的即“小文化”的转型，它与经济转轨、制度创新相并列；另一种是广义的即“大文化”的转型，它是指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总体性变革。我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因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应当从人的实践活动的本质内容、特征及其水平的角度来科学地揭示文化的本质。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同意陈筠泉、刘奔等同志的看法：“文化是标志人解决自身同环境的矛盾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和水平的概念。”（注：《哲学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57页。）按照哲学视野中的这种“大文化”概念，只有物质、精神、制度三种文化的总体性变革，才称得上是“文化转型”。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马克思关于三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进化的理论，具有重大的方法论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将“人的依赖关系”与“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相并列，作为“最初的社会形态”的标志；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称为“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的“第二大形态”；而将“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叫作“第三个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 第104页。）这里，马克思正是从人的社会实践的本质内容和特征，从人解决自身同环境的矛盾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和水平的角度，并且从人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的角度，来论述社会经济形态的进步的，这实际上就是“大文化”意义上的文化转型。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我们研究文化转型应当遵循的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
二、现代文化转型的实质是社会现代化
按照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现代文化转型的实质是社会现代化”的结论。如果把这一整体性变革当作社会和人类进步的现代乐章，那么，这壮丽的乐章必须由经济转轨、制度创新、文化变革的“三重奏”来完成。所谓经济转轨，就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也可以说是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所谓制度创新，就是破除建立在农业经济和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旧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创造适应工业经济和商品经济需要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实践证明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而所谓文化变革，则主要是指狭义文化的革命性变革，即从前现代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以有力地促进经济转轨和制度创新，促进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这样来认识问题，我们就能对文化转型的实质及其三个方面内容有一个系统的整体性的把握，使三个方面的革命性变革形成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合力”。
纵览人类近现代发展史，我们对于现代文化转型的实质将看得更加清楚。西欧与美国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史，为我们提供了正面的例子。新兴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这三次文化运动，以“人文主义”取代天主教会的“神文主义”，为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提供了系统的理论论证，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正是由于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有机结合，实行总体性的根本变革，所以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化转型，从而迅速地迈向了现代化。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西欧与美国的现代资本主义是由近代西方社会特有的精神气质所造就的。这种精神气质是多方面的，而直接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则是新教及其伦理道德。他认为，新教伦理比其他任何因素更能体现资本主义的本质。按照他的理解，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且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价值体系。新教伦理的基本点，就是论证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和剥削制度的合理性，而这也就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
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后发展国家由于没有实现文化的转型或转型不彻底，因而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和问题，甚至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引进了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社会制度以至生活方式，其中有的国家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迅速积累起巨大的物质财富。然而，传统的封建主义甚至更为落后的文化价值观念，殖民地时代形成的奴性文化，与此相应的极端低下的国民文化、心理素质，都没有得到改变。这些思想文化因素同那些现代文明成果格格不入，尖锐冲突。同时，这些陈腐落后的因素又与西方发达国家腐朽颓废的享乐文化相结合，使这些国家不但在国际上遭受欺侮和剥削，而且随着各种低级、污秽、颓废的享乐文化在民众中的兴起和蔓延，使吸毒、卖淫、性自由、艾滋病等等像瘟疫一样流行开来，地痞、流氓、嬉皮士、花花公子层出不穷，恶势力、黑社会日益猖獗，经济混乱，政治动荡。在这些国家，很难感受到社会现代化的气息。
即使是在一些建立起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实现文化转型，社会现代化的道路也走得非常艰难曲折。以中国为例，文化转型是做了一百多年却至今没有真正完成的事情。先是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从“器物”层面搞现代化，全盘保留封建制度和伦理纲常；以后是想通过制度层面的维新变法走向现代化，这一类片面的文化转型论都宣告失败了。“五四”运动真正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新方向：首先由封建主义的文化或旧民主主义的文化向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转变，而后再创造条件向社会主义类型的文化转变。从总体上讲，这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趋势的。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我们未能沿着这一方向顺利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尤其是在50年代末以后的一个长时期里，由于作为整个文化转型物质基础的生产力的发展未被重视，社会的工业化、商品化、法治化严重滞后，对传统文化未能进行彻底的“扬弃”，反而让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与对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解相结合，形成了“左”得让人生畏的对现代文化转型的障碍机制。这样，文化转型怎么能够实现呢？
三、文化转型的共性与个性
任何国家的现代文化转型，由于本质上的一致性，必然有其共性的东西。然而，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又有很大的差异，各方面的条件也不尽相同，所以文化转型的具体内容和实现方式又是非常不同的。
从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走向现代化之路的生动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文化转型的一些共性。比如，从基本的社会经济形态上讲，这种文化转型都是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文化转型的整体性上讲，不管切入点和突破点是怎样地不同，经济转轨、制度创新、文化变革这三个方面总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从文化转型得以实现的根本机制和动力上讲，作为主体的人同外界环境之间的文化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生存危机，是推动文化转型的动力和源泉；而文化转型的参加者尤其是领导者能否深刻反映和把握这种矛盾，并制定正确的指导方针、政策和措施，则是文化转型能否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些都是带有普遍性的东西。遵循这些普遍规律，文化转型才能够顺利进行。反之，违背这些普遍规律，文化转型就必然被延误以至遭到失败。
文化转型的共性存在于各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转型的个性之中。要想卓有成效地实现文化转型，不仅需要把握共性的东西，而且需要把握个性的东西，并在二者的有机统一中把握其全面性。
西欧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文化转型，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第一，文化变革与经济、政治变革紧密结合，协调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商品生产的发展，推动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开展，而这三次思想文化运动又紧紧围绕资产阶级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的迫切问题，三者协调共进，使文化转型任务得以完成。第二，主要通过光大自己传统中的现代性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造性转换来实现文化的转型，而不是通过对外部文明的“采借”。西欧社会的文化转型，与西亚、北非甚至中国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但主要是依靠对被一些学者称为“前现代社会中的现代性特质”进行现代转换来实现的。这主要是指：渗透着强烈的理性精神的经济形式，渗透着自治和契约精神的政治模式，渗透着理性精神的普遍主义（一视同仁）的法律，以及重视个体作用和个人利益，重视科学知识、民主自由，强调竞争和进取等文化传统。对上述现代性因素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有助于推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及相应的社会基本构架和运行机制的逐步形成。
第二批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文化转型的特点是：第一，没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尖锐对立和冲突。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欧洲面前，这些国家可以说是“没有历史”的。原有的那些“土生土长”的文化本身很脆弱，一遇到随着潮水般涌入的欧洲移民而来的先进文化，立刻土崩瓦解了。整个文化转型过程由已经掌握了资产阶级现代文化的海外移民来推进，因而比西欧的文化转型容易和顺利得多。第二，对西欧先进文化的“采借”与独创性转换的结合。这些国家利用同西欧国家的天然联系，从有形的物质技术文化，到无形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组织和制度层面，都进行了认真的学习与借鉴，并与此紧密结合进行文化的现代转换和创新。比较突出的是，丰富和发展了西欧的人文主义精神；在西欧民主政治与大众参与思想的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比较广泛的大众参与度、强调权力制衡、强调地方政府作用的政治体制。第三，整体性而非逐步性的解决。这些国家不像西欧那样在几百年间逐项完成文化转型的任务，而是利用“后发”现代化的优势和得天独厚的主客观条件，将科学革命、民主革命与工业革命同时推进，“一揽子”地加以实现。
19世纪中后期以后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文化转型与上述两类国家有相似之处。如与欧洲国家一样都有悠久的历史，存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立与冲突；与美国等国家一样都存在学习借鉴外来文化与文化创新的问题。当然，相似并非相同。由于时代的变迁以及其他条件的差异，新发展国家的文化转型往往呈现出较之前两类国家更加复杂的情况和特点。包括：第一，本来已经很复杂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常常同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而且这两对矛盾都有明显的二重性：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既是建设现代化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又是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既可以学习借鉴更多的国外先进文化，又面对着“文化帝国主义”输出的负面文化的有害影响。要综合把握这两对矛盾，减少和防止它们的相互制肘，促使它们相互协调，以加速文化的转型，是十分困难和艰巨的任务。第二，文化变革与经济、政治变革的关系特别错综复杂。这些国家一般都不是从经济基础的变革开始，而是先变革上层建筑。正因为“旧基地”没有清理干净，在新制度建立以后，从经济、政治体制到思想文化各个方面都不可避免地会保留较多的前资本主义的因素，这又必然使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进一步变革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难以把握。第三，推进文化转型的主体状况的复杂性。在一定时期，推进文化转型的主体力量既有从传统阵营中转过来的人物，又有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对本国国情及时代特点缺乏正确估量的“西化派”人物，还有学贯中西，比较了解国情世情的人物。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各类人物的自身弱点，都会影响文化转型的进程。
四、实现文化转型的正确抉择
我们探讨文化转型对于社会现代化的重要作用，研究不同国家文化转型的特点，是为了更好地从中国国情和当代实际出发，为我国的文化转型作出正确的抉择，明确继续推进文化转型的方向和目标，坚持正确的方针和方法，争取文化转型任务的最终实现。
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这种正确的抉择以观念上的变革为前提。主要是：第一，破除片面的“头足倒置”的“文化革命”论，确立以物质文化为基础的“大文化”意识。“左”倾思想主导时期，讲文化往往只限于观念形态的文化，而把物质形态的文化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所谓的“文化革命”，也完全阉割了应有的物质内容，成为在抽象的思想领域里的瞎折腾。破除这种唯心主义的文化观，有助于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建设现代商品经济和工业文明为导向的文化转型观，从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第二，破除政治文化统制一切的意识，确立科学的文化结构观和“文化本体”意识。从传统社会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政治居于社会舞台的中心，经济和文化被挤到了边缘，反映到文化上，就是政治文化统制一切的现象及其观念的形成。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此作了最好的注解。破除这种荒谬的观念，我们才能确立经济、政治、文化既有机结合又相对独立的观念，注重使三种文化发挥各自独特的功能，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整合。特别是要使文化摆脱政治的强力控制，实现自身“本体”的建构，从而发挥其对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文化条件和思想保证的巨大作用。第三，破除依附性的文化意识，唤醒和确立自我文化意识，充分发挥人作为文化主体的强大功能。众所周知，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依附性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在中国很有市场。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中国实现现代文化的转型的主要障碍，也是中国长期不能实现现代化的深层次原因。国内有的学者提出，人的自我文化意识的嬗变是文化转型的根本标志。“随着人对自己的全新形象的塑造，人同时也就给自己提出建构一个全新世界的任务，于是，人和他的世界就一起被崭新化了”（注：李鹏程：《论文化转型与人的自我意识》，载《哲学研究》1994年第4期。），这种崭新化就是文化转型。 破除依附性的文化意识，确立主体性的文化意识，这既是作为主体性经济的市场经济的呼唤，也是发展现代民主政治的需要。有了这种全新的文化意识，具有高尚人格的独立个人才能产生和成长起来。他们的自主、自立、自强的文化创造活动，就能给整个社会带来无穷的生机和活力，并对全部经济、政治、文化进行有效的整合，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社会的协调、有序发展，实现现代化也才有可靠的保证。
文化转型的问题，首先是针对传统文化的缺陷而言的。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缺陷，是以封建专制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意识和价值取向。“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其实质就是封建主义文化的复兴。那时，用自然经济、封建主义的观点解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时髦。诸如搞平均主义、“穷过渡”、“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都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科学、民主、理性、开放、强国、富民等现代文化精神却被贴上了“封、资、修”的标签，以至形成了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专制主义大猖獗，以及清代“闭关锁国”以来的第二次文化大封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5页。）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就是要将邓小平讲的还“没有能够完成”的历史任务完成好。
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就是要改革高度集权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建设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体制，也就是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这个伟大的创举，既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方向、新道路，也给中国的文化转型作出了新的定位：将适应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计划经济本质和需要的“前现代型文化”，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和需要的现代型的文化。有的学者将这种文化转型称为“由传统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向现代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转型”（注：陈放：《论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3期。），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根据这样的方向和目标，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应当努力实现这样一些转变：（1）从重道德轻知识的伦理至上型文化， 转变为科学理性精神与道德完善精神相统一的文化，为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尊师重教、科教兴国，为把义与利在新的基础上有机结合，创造文化前提。（2 ）从重人治轻法治的专制主义文化，转变为充满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精神的文化，从而有效地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3）从重国家轻个体的臣民文化，转变为将个体与整体和谐统一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宏扬个人的主体精神，激发首创精神，使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4）从重农轻商的自然经济文化， 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文化，在全社会确立竞争价值观、效率优先价值观、能力本位价值观和功利价值观。同时，防止和克服市场经济的负面思想文化的影响，坚持竞争原则与合作精神的统一，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的统一，利益原则与道德原则的统一，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为了实现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方针和方法，批判和克服各种错误的文化主张。如主张对古代传统一概继承的“国粹派”和“儒学复兴论”，主张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的“全盘西化论”，以及折衷主义的“中体西用论”和“西体中用论”等主张。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文化转型的历史任务，当代中国文化就一定能够融传统性与时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于一体，以新的辉煌彪炳史册，光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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