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含义与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含义论文,意义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经济方面看，改革开放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农村到城镇，从沿海到内地，从商品市场到生产要素市场，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改革的内容日益全面，改革的进程不断深入，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被彻底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体制充满生机和活力。
2.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1978年中国贸易进出口总额只有206.4亿美元，占GDP的9.7％，到2007年中国的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21 738亿美元，是1978年的105倍，占GDP的比重达到62.8％，贸易总量由居世界第22位跃居到第3位。1978年到2007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了7 600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3.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总量跃至世界前列。改革开放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2 119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34 637.5亿美元，增长了16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95％，世界排名由第10位跃居到第4位。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6年的43.9％，工业化水平由1978年的62.3％上升为2006年的72.3％。
4.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1978年至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长到13 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长到4 140元。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青壮年文盲基本扫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全部免除，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超过2 70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初步形成，医疗、就业等民生问题逐步解决，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7年的约1 500万。中国的发展使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
5.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逐步提升。1978年以来，中国年均进口增速达到16.7％，已成为世界第三大、亚洲第一大进口市场，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2％，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中国进出口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不足1％上升到2007年的约8％。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已居世界第一。钢、煤、电视、水泥、化肥等100多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影响日益扩大。
60年前，毛泽东在新中国“开国大典”前夕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曾经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①60年后，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已经不再是一个梦想，而是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它是站在海岸遥望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以及众多的学者曾将以“四小龙”为代表的部分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称为“东亚奇迹”。按照这一标准，在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以平均10％左右的增长率实现了持续的快速增长，增长的速度不仅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超过了“东亚奇迹”时期的增长水平，这样的成就被称为“中国奇迹”当之无愧。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与强力崛起，“中国奇迹”受到全世界各界人士日益广泛的关注，而更为引人瞩目的则是产生这一奇迹背后的制度、政策、理论和文化，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
二、中国模式的确立
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对于这一问题，人们的回答不尽相同。不过，作为一种现象，中国模式早已存在于历史和现实之中，作为一个概念，中国模式也早已成为人们所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中国模式在现实中表现在许多具体方面：
从经济体制的角度看，有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价格双轨制、财政包干制、利率和汇率双轨制、新兴加转轨的资本市场、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和现代企业制度等。
从区域特色的角度看，有深圳模式、浦东模式、顺德模式、苏南模式、昆山模式、温州模式、义乌模式、台州模式、华西村模式、南街村模式、鄂尔多斯模式等。
从发展道路的角度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等。
从历史发展的阶段看，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模式以及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模式等。
对中国模式的理论探讨从改革一开始就展开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于经济改革模式的研究曾经是中国经济学界最为关注的焦点，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如刘国光、戴园晨、张卓元等提出的体制模式与发展模式“双模式转换”的模式论和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两条主线协同并行的“双向协同”改革战略②；厉以宁等提出的企业改革主线论和股份制作为企业改革主要形式的观点③；吴敬琏、周小川等提出了以价格改革为中心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协调改革派”的观点④；华生等提出的双轨制价格改革论；董辅礽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八宝饭”的混合经济的观点⑤；卫兴华、洪银兴和魏杰提出的“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经济运行模式等⑥。这些成果对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对经济模式的研究在苏东剧变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当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时，在西方正统经济学家中间立刻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须采取激进的方式，人们不可能两步跨越一道鸿沟，中国式的渐进改革是难以成功的。但是，实际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出人意料的主要事实包括：经济学家事先没有预料到价格自由化和宏观稳定化之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私有化的结果导致了“内部人”获益；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引人瞩目地增长，俄罗斯的所谓黑手党现象严重；如此之多的国家分崩离析；最大的正面意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所有这些出乎意料都表明经济学家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转型的任务，人们有关转型的知识和对转型的理解相当有限，并且大部分是“事后诸葛亮”。⑦虽然推崇激进式改革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少理由来为原苏联东欧经济转型的不良绩效辩护，比如改革的绩效取决于改革的初始条件而与改革的政策和路径无关，宪政规则的彻底改变所造成的短期内的负面效应会带来长期的繁荣，等等。然而，正如凯恩斯所说，从长远看我们都将死去，讲求实际的经济学家们绝不会满足于百年的等待，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原苏联东欧各国经济的持续衰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对中国模式特别是经济模式的猛烈批判的声音逐步消退，代之而起的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强烈质疑和“中国模式”的日益关注。由一些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的“北京共识”就是这种认识转变的典型表现。不过，尽管对中国模式的肯定几乎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对于如何说明中国模式的实质和成功经验，人们的分歧丝毫没有减少。
有人认为，中国的成功主要得益于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有人则认为，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国家指导是中国经济改革顺利推动的关键；有人认为坚持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基本原则，有人则认为，中国模式的关键是地方分权的广泛发展和经济上的联邦主义；有人认为，提高国有经济的效率和实现国有经济的市场化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基本经验，有人则认为，国有经济是低效率的，不能与市场经济兼容；有人认为，顺利实现转型必须整体协调、有计划推进，有人则认为，自下而上、“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奥妙所在；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制度、技术和结构综合创新的结果，有人则认为，中国的增长如同东亚增长的奇迹一样，完全建立在要素投入的基础上，缺乏持久性；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发展模式和政策是一种成功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有人则认为，中国的成功只是有利的初始条件(如二元结构)的产物，与制度和政策无关；有人认为，中国的成功与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有人则认为，中国的成功是向西方文明学习的结果。从大的方面看，在对中国模式的认识上，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社会民主主义、民粹主义、新“左派”观点和后现代主义等都在不同的范围内存在并产生了影响，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相当突出。
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作了科学的概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这是中国共产党用自己的理论和话语对中国模式所作的明确的阐述，向世人宣告了什么是中国模式，它的含义和意义，它的过去和未来。
三、中国模式的主题与目标
迄今为止，经济学界对于中国模式和经验的讨论多数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系统中展开的，在这样的话语系统中，所谓的改革，所谓的转型，就是指市场化，而所谓的中国模式，则是指中国特色的市场化的方式和方法，如双轨制、增量改革、渐进式转轨、试验式方法、局部推进等。这些认识缺乏对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与目标、历史与现实、主题与内涵之间辩证关系的深入考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实际上，改革政策的对与错、方法的优与劣、结果的成与败，都只有在确定的目标和内容的条件下加以考察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只有把握了中国模式的主题和目标，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和内在逻辑。
那么，中国模式的主题和目标是什么呢？
第一，是指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市场化，市场经济和市场化是中国经济改革或经济转型的最鲜明和最突出的标志。不过，应当强调的是，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绝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从表面现象上看，市场机制是以价格为核心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但是，价格以价值为基础，价值又反映了具有独立财产权的经济主体之间的自由交换关系，而产权制度的根本改革又要求有完整的生产要素市场、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意识形态和文化氛围。所有这些因素归根到底又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经济剩余的增加、社会需要的丰富、人的能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发展、技术和产品的创新，推动着市场经济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因此，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不仅涉及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而且是一个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变化的长期、复杂和整体性的变化过程。
第二，是指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与市场化、工业文明与市场文明融为一体。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业化与市场化是分开的。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工业化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市场化就成为转型的主要目标。而中国的情况则复杂得多。在改革之初，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比较薄弱，工业化的水平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特别是我国长期实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和严格的城乡分割制度，使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二元结构和身份差别进一步凝固化了，造成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1980年，中国80.6％的人口仍然属于乡村人口，68.7％的劳动力仍然集中在农业部门，因此，进一步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成了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目标。工业化的进程，也是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其内容广泛而全面，最重要的特征有：非农业生产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对增长；城市化的日益发展；高度的社会流动性；普遍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化；社会组织和职业分工的高度分化；教育的普及和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出生率和死亡率由高向低的变化；等等。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目前正经历的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大转变大转型。这是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它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工业化以后形成的社会形态，塑造着未来社会的面貌。因此，中国的工业化是一种与信息化相结合的新型的工业化，面临着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跨越式飞跃。
第三，是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和融入全球化的转型。在历史上，市场化、工业化和全球化三位一体，它们都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个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体系中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对立的阵营。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处于封闭状态。1978年以后，中国在确立了对内改革的同时，逐步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而在国际范围内，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的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急剧扩张的新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进入21世纪的，它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空前的机遇和挑战。
第四，所谓的转型，还包括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对于改革开放的性质和目的，中国共产党从改革开放开始那天起就是十分清楚的明确的。1984年10月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多次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适时地通过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和目的作了进一步的全面的概括：“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简而言之，中国模式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把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几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了同一个时代。尤其引人瞩目的是，这样的历史巨变发生在具有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悠久的文化并处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里，因而，中国的道路既显得无比复杂，又充满了与众不同的魅力，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的社会试验，完成这一试验绝非易事。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就其实质来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要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然而，后进国家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改革与发展所具有的特殊的主题、性质和目标，又要求中国走自己的路，在新的时代和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达到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于是我们就陷入了令人困惑的两难境地，面临着一系列难以抉择的矛盾：集权与分权、计划与市场、自由与国家、城市与乡村、公有与私有、开放与保护、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等等，能否创造性地处理这些矛盾，最终决定着中国模式的前途和命运。
四、中国模式的内涵与特征
从大的方面看，所谓的中国模式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模式，即经济改革的模式。二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以及从传统的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发展的模式，即新型工业化道路。三是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转变的模式，即对外开放和融入全球化的模式。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中国的经济模式实际上包括了改革模式、发展模式、开放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经济转型与经济改革的模式
中国的经济改革模式就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引导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支配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经济改革中所有的重点和难点、所有的经验和特色，都来源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要求：即一方面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现代的市场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过程既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特色、主要内容和基本经验，其中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结合，发展市场经济和以人为本相结合，国家的主导作用和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相结合，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中央集权同地方分权相结合等。上述这些不同因素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这一体制既不同于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形成了两条明显不同的道路，即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不仅在于它向世人昭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结合的，而且还在于它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或改革方式，这种改革方式的主要特点有：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把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创新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整体协调、重点突破；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采取渐进式的转轨方式，实行双轨制的过渡形式；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大胆试验，并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调整改革的目标与思路。转型经济学领域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在性质和目标上是相同的，它们的区别只是一种方式方法的区别，即所谓的渐进与激进的区别，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与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方式方法，而在于性质和目标。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中国经济改革的主题、性质和特殊的目标决定的。目标决定方法，方法内生于目标，不能脱离开改革的性质和目标来抽象讨论改革的方式问题。
(二)对外开放和融入全球化的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逐步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经历了四个主要的发展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以建立经济特区为特征的试验探索模式；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到20世纪末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全面开放模式；从2001年到2006年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的体制接轨模式；2007年以后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后的互利共赢模式。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开放模式具有如下特点：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把对外开放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手段，坚持开放进程的主动性、渐进性和可控性，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坚持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独立自主相结合，坚持国家主导的开放与市场调节的开放相结合，坚持对外开放与制度创新相结合等。
(三)经济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是如何取得的呢？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的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作了多方面的解释，包括：规模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市场需求、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低成本的人力资源、有效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市场化、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技术的进步、二元结构的转换等等。概括地讲，经济发展依赖于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全面推进，一方面激发了资本、劳动力等资源投入的不断增加和需求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推动了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高和经济创新的持续深入的展开，从而导致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这种增长是一种由长期结构性变迁、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推动的经济增长，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的奥秘所在。由于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劳动投入与资本积累都会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制度创新和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在不断增强。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将不断提高经济制度质量和整体的经济效率。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可持续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速度，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从政策和战略的角度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或经济发展模式，这条道路或模式的主要特点有：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又好又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统筹兼顾，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使各个方面的发展相适应，各个发展环节相协调；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等；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归根到底，就是要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之路。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在实践上，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在理论上，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它主要包括了以下内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的理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关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理论，关于自主创新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关于构建和谐经济的理论，等等。这些内容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等主要环节，以及基本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主要方面，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体现在实践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经济模式的核心和灵魂，中国经济模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国模式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
(五)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
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经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上述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中国的经济模式，从经济改革和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就是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背景下的市场化模式；从对外开放和全球化的角度看，就是处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模式；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就是以结构变迁、对外开放和制度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角度看，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模式。把握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以下几点是最基本的：第一，中国模式是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制度、基本政策和基本道路的概括与总结，它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又与西方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以及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有着明显的差别。第二，中国模式的主要内容是市场化、工业化和全球化，或者说是改革、发展与开放，贯穿于其中的主题和核心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三，中国模式既有相对稳定的一般性的特点，同时又是一个处在不断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概念，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第四，中国模式一方面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体现了特殊的时代特征、民族特色和制度要求，在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中创造了新的模式与经验。
概括起来，所谓中国的经济模式，就是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实现市场化、全球化和工业化为基本内容，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体制基础，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的的经济模式。
五、市场经济的普遍性、特殊性与中国模式
经常会有人说，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不同国家和不同制度下的市场经济都应该是一样的，具有所谓的普适性，没有什么姓“社”或姓“资”，也没有什么中国特色和西方特色。那么，作为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根据何在呢？这就需要科学完整地理解市场经济的性质。市场机制是存在于许多社会形态中的一种普遍经济现象，并不为某种社会制度所独有，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机制是中性的，它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既不姓“中”，也不姓“西”。中国的市场经济同样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点，如产权独立化、要素市场化、自由竞争、契约关系、价格调节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可以脱离开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的整体结构而独立存在的一种技术性工具，可以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随意搬来搬去。实际上，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关系或制度形态，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市场经济的性质、内容、地位和作用也是不相同的，脱离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的抽象的一般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从中国30年来的改革经验和改革历程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点，这些特点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模式和改革经验的基本内容，这些特点主要有：
(一)以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结合
所有制改革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证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有利于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有利于维护社会长远和共同的利益。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塑造了平等交换的市场主体，有利于增强市场经济的活力和效率，有利于调动各个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中国逐步确立了把结构调整与体制创新相结合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一方面，要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通过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把国有经济的重点放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提高了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小企业放开放活，大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的产权制度和经营管理体制，使国有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中国的经验证明，那种认为公有制经济注定是低效率的，注定是与市场经济相冲突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
(二)国家的主导作用与市场的基础作用相结合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看，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是一种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国家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为：
1.国家调节的目标不局限于维护市场秩序，为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创造稳定的宏观条件，更重要的在于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引导和调节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2.国家调节的内容不局限于调节总供求的平衡，更重要的在于实现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区域关系、城乡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的统筹协调等。
3.国家调节的手段不仅包括间接的需求管理，即财政货币政策，还包括许多直接调节的因素，如改革与发展计划的制定、国有资本的管理、基础设施的投资、产业结构的调整、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事业的建设、社会公平的维护等。政府还要运用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各种力量，从各个方面来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
概括地讲，现阶段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直接调节与间接调节、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总量平衡与结构优化有机统一的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这种市场经济模式同英美等发达国家实行的有调节的市场经济模式相比最重要的差别是：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资源配置主要是依靠价格机制进行的，国家的职能主要是制定和实施市场规则，并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维护总供求的平衡，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条件。这种市场经济是一种宏观间接协调下的市场经济。而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则不同，在这里，国家是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它的主要职能不仅仅是维持社会秩序和保持经济的稳定，更重要的是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就是所谓的发展型国家的主要特点。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既需要强有力的市场调节，也需要强有力的国家调控。所谓国家管的越少越好的观点是完全不靠谱的。
(三)提高效率与促进公平相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中共十六大以来，针对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社会不公现象日趋严重的问题，党中央提出了更加关注社会公平的方针，中共十七大报告“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同时指出：“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根据我国的实践经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包括了以下基本原则：1.完善收入分配体制，努力缓解城乡、区域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通过制度建设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3.把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4.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把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贯穿于社会生产和分配的全过程。在实现效率与公平相统一这一问题上，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不成熟，收入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的问题还比较突出，需要着力加以解决。
(四)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日益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之中，逐步形成了开放、改革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如：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对于全球生态系统的过度开发与破坏；全球性的经济混乱和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依附的加深等等。因此，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一方面，必须积极参与经济的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坚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胆地学习和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另一方面，要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把引进与开放创新、利用外资与自己积累、增加出口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在对外开放中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安全，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始终保持对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同时要不断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五)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坚持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央政府作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代表着国家全局的和长远的利益，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主导性力量。地方政府一方面要服从中央的领导，努力实现国家全局的和长远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在改革中获得的相对独立的经济自主权和明确的经济利益，在推动地方的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事实表明，中国改革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地方分权或所谓经济联邦主义推动的结果，当然也不仅仅是自上而下行政主导的结果，而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共同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如英美模式、德日模式、北欧模式等，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如拉美模式、东亚模式、南亚模式等，更不同于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模式。中国的这种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不是经济体制的永久模式，但它又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联系的，反映了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和后进国家现代化的特殊的历史要求，它将在比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于中国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并随着实际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中国模式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是人类社会发展所不能回避的三个最重要和最基本也是最普遍的议题、趋向或规律，但是，就这三个方面来说，中国的经验都有其独到或创新之处。因为，这三个普遍的议题或规律都面临着如下一些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或国情：1.具有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2.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3.处于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双重转型过程之中。4.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稀缺。5.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6.地域辽阔且区域差异巨大。正是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殊的经济转型与发展模式，即中国模式。
六、中国模式的历史与未来
当下人们所讨论的中国模式有着明确的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定，这就是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制度、基本政策和基本道路的概括与总结。不过，历史是连续的，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之间存在着藕断丝连的联系，在通往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和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历史宛如看不见的手引导着我们向前进。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根深蒂固的传统，博大精深的文化，为社会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丰富而深重的历史遗产。中国的传统社会与欧洲是很不相同的。它的独特结构和超稳定的状态、它的辉煌和它的衰落，像谜一样吸引着历史学家和各方面的学者，引起了一次又一次热烈的讨论，传统社会的特殊结构和历史境遇使近代中国的悲壮衰落成为近代中国不可逃脱的命运，而由此导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又成为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前提，并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模式的形成提供了独特的文化氛围。从消极的方面看，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家族主义为核心、自然经济为基础、团体价值为导向的，这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和契约观念有相当的出入。从这一方面看，现代化与市场化也只能是长期的和渐进的。从积极的方面看，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如权威观念、秩序观念、和谐观念、教育观念等，被创造性地转化为促进改革和发展的动力。
虽然中国模式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底蕴，但是，与改革开放30年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直接相关的因素却只能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中共十七大报告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中国建立后，党领导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初步形成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
二是转型经济学中讨论的所谓改革的初始条件问题，概括起来也有三个方面：
1.传统体制的结构。有的学者提出，与苏联东欧国家相比，是一种以区域原则为基础，多层次、多地区的“块块”结构(即“M”型经济)。还有的学者把中国的传统体制概括为，属于动员命令型经济。总的来说，中国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从来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体系，这种特殊的经济结构在改革开放开始以后非常有利于市场因素的发育。
2.生产力的结构。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发展，初步形成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但是，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发达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现代的工业与传统的农业并存，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最浓厚的经济基础。
3.改革的政治环境。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废墟上产生的。“文化大革命”使传统的计划经济的荒谬和弊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造成了不可持续的非改不可的客观形势，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经济、政治、思想和心理上的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政治权威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三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提出了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自己道路的思想，并对苏联的模式和苏联的理论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见解。同时还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要文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为改革开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简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模式虽然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改革，但是，二者之间又不是互不相干或完全割裂的，而是存在着内在的紧密的联系，它们之间有继承，更有创新；是一脉相承，更是与时俱进。这就是建国六十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基本关系。
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或经济转型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并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经济转型的初期；从1992年十四大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是经济转型的中期；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意味着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经济转型从前期进入了后期。那么，在经济转型后期，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面临着什么样的新的形势和新的选择呢？
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改革与发展的物质基础日益雄厚。另一方面，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矛盾与挑战。
从经济改革方面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存在着市场秩序混乱、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薄弱、公平正义保障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城乡体制分割以及腐败现象严重等问题。
从经济发展方面看，存在着发展方式粗放、生态环境恶化、资源和能源消耗过大、自主创新水平低、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出口、城乡差距过大等问题，这些问题将对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形成巨大压力。
从对外开放方面看，存在着对外贸易的效益不高、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不尽合理、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高和外资引进的质量不高等问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看，如何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还面临不少难题，公有制经济的效率不高、活力不足、管理体制不完善等问题还比较突出，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还面临不少障碍。
针对上述问题，近年来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种思路，即新自由主义的思路。新自由主义崇尚私有制而贬低公有制，崇尚市场调节而贬低政府干预，崇尚全球化而贬低国家利益，崇尚效率而贬低公平，崇尚个人自由而贬低社会合作，崇尚资本主权而贬低劳动主权，崇尚比较优势而贬低自主创新，崇尚西方式的民主而贬低社会主义民主，崇尚所谓的普适性而贬低中国的特殊性，崇尚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模式而贬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与经验。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实行了所谓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国际化，而中国改革存在的问题则在于私有化、自由化和国际化的程度不够，公有制经济和国有经济的比重过大，政府干预和社会调节过多，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不高，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应当继续减少和取消政府干预和社会调节，对国有企业实行彻底的私有化，进一步加快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步伐，并逐步引入西方式的宪政体制，为自由市场的作用奠定政治和法律基础。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既得益于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同时也得益于党和国家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得益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稳定的社会环境、有效的宏观调控、适当的行政干预、明智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在新的改革发展阶段，必须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根据现实的变化和要求适时调整和创新中国模式的具体内容，不断赋予其活力和创造力。但是这种创新的方向不应当是全面背离和否定这一模式的基本经验和基本内核去重复集中计划经济的老路和“全盘西化”的死路，而是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新的实际出发，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的改革、发展和开放的模式，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七、金融危机与中国模式
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从局部性危机发展到了全球危机，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其冲击波一浪接着一浪，有愈演愈烈之势，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变化和未来的走向，对中国的发展与改革也有重要的影响。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场百年不遇的危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呢？对此，既要有扎实有力的具体措施，更要有长远而全面的战略性选择。从根本上说，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把发展市场经济和以人为本相结合，国家的主导作用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中央集权同地方分权相结合，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结合，充分利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等优点，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等弱点和消极方面，把社会主义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长处更好地结合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根据现实的变化和要求适时调整和创新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赋予其新的活力和创造力。
(一)完善基本制度
当前这场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消费过度透支、货币政策失误、金融衍生品滥用、金融创新过度、政府监管不力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危机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制度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相对于劳动者有效需求的过剩，导致这一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狭小以及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等具体方面，这一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和阶级对立。当前的这场大危机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性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有很大关系，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的急剧膨胀，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资本追求无止境利益的贪欲和投机活动失去了控制，导致了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部分金融机构进行的大规模的国有化本身并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也不意味着这样做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但是，它却证明了不顾一切的盲目的私有化是有害的。中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应对当前的严重危机，首先必须继续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加大国有经济调整和改革的力度，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调整国有经济的结构，完善国有资产的监管制度，进一步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更好地发挥公有制经济在稳定宏观经济、调整经济结构、推动自主创新和实现社会和谐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其次，要继续鼓励、引导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别是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进一步破除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面临的体制障碍，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鼓励生产、鼓励创业、鼓励投资、鼓励就业，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再次，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国有制还是私有制，只要实行股份制都会面临着“内部人控制问题”和“委托代理问题”，企业的管理人员都是拿社会或公众的财产而不是自己的财产来从事经营管理，甚至是投机和冒险的，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市场风险加剧的一个重要因素。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应当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有所突破，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督与管理，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企业职工和其他相关利益主体参与企业管理和监督的具体制度，为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结合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微观基础。
(二)保障社会公平
现代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与资本、工资与利润的严重对立，这种对立使社会生产能力在无限扩大的同时，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消费被限制在相当狭隘的界限内，需求的增长经常落后于生产的增长，从而造成生产的过剩、资本的过剩和劳动力的过剩，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在全球的泛滥，进一步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为全球性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必须改变这种对抗性的经济关系，把提高效率与促进公平结合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大幅增加的同时，我国经济中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突出问题，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普遍关注以及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进一步落实中共十七大提出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精神，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居民的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同时，要加大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改革的力度，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教育公平，促进充分就业，切实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建立完善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这样既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又有利于增加居民的收入，调动居民创业、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为扩大内需奠定坚实的基础，通过实现公平促进经济发展。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应当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也应当实现资本主义难以达到的社会公正，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效率与公平的这种内在的有机的结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优越性，这个优越性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
(三)加强宏观调控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由于不完全竞争、外部性和公共品的存在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存在作用失灵的问题，需要有政府的监管。对于市场缺陷的这种认识并不全面。实际上，现代市场经济的缺陷从根本上说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现代信息技术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金融资本的膨胀以及资本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相结合，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世界范围的贫富分化更加严重，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更加强烈，世界经济的不平衡更加突出，金融市场中的投机、赌博、欺诈、操纵、掠夺空前泛滥，金融风险和经济动荡空前剧烈。事实证明，市场经济越发展，越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对市场的有效监管，绝不能接受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国家干预最小化和政府管的越少越好的错误主张。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危机而实行的大规模的国有化、政府干预、财政扩张等政策措施也进一步说明了自发市场调节的局限。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强有力的集中领导和有效的宏观调控。在当前需要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特别是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既不能局限于维护秩序的“守夜人”和市场竞争的“裁判人”，也不能局限于单纯的总量政策的调节，而必须从社会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并针对当前的形势，制定和实施科学的发展计划和发展战略，依托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力量和有效的调控，推动经济增长，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升级，加强自主创新，发展高新技术，加强民生建设，完善基础设施，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把严重的危机转化成为实现科学发展的机遇和动力。同时，要加快体制和机制的创新，积极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促进国民经济上一个新的台阶和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四)实现自主发展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是，应当认识到，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以资本全球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它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推动了生产社会化的巨大发展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也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如世界性的危机、对国家主权的侵蚀、生态环境的破坏和金融的剧烈动荡，并且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或不平等性，主要表现为：一是没有黄金和充足实物支撑的美元成为国际结算、支付和储备的主要货币，获得了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元的流动性泛滥是引发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二是发达国家片面强调贸易的自由化特别是资本和金融的自由化，但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却采取了严格的管制措施。三是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以及战略性资源控制等方面处于垄断和支配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依附地位。四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本国市场，但他们自己则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领域交替使用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全球化中的这种不对称性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当前要从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出发，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需要强调以下几点：一是以我为主考虑和制定正确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的战略，谋划和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和金融体系改革的进程。对资本项目的开放继续采取审慎推进的态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合理调整外汇储备的规模和结构，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二是逐步改变依靠低层次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的外向型经济模式，抓住全球经济调整和重组的时机，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适度进行跨国投资和并购，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努力提升国内产业的层次和水平，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根据国际国内市场的变化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在积极扩大商品和服务出口的基础上，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加对战略性资源的开发和储备，同时要发挥我国市场广阔的优势，始终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走内需主导的发展道路。四是要优化引进外资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探索把引进外资与提升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结合起来，同带动经济发展、企业技术改造结合起来，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出发点，注重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和提高。同时要更加重视对国内储蓄和国内资本的有效利用，并始终保持对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
当前的这场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对中国来说是严峻挑战，更是难得的机遇：危机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后形成的主宰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陷入了困境，美国模式的偶像的黄昏已经来临。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科学发展的道路等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则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危机更明显地暴露了近年来我国经济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如收入差距过大、增长方式粗放、对国际市场依赖过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使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楚，解决问题的思路更加明确，条件更为成熟，危机因此可以转化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和发展的机遇。我们还要看到，导致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些基本因素，如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市场需求、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低成本的人力资源、有效的政府干预、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不断深化等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也并没有改变。同时党和政府提出的应对金融经济危机的许多重大措施如着力扩大内需、注重民生建设、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自主创新等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尽快从危机中走出来，而且将为国民经济上一个新的台阶和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因此，我们相信，经过大危机的考验和洗礼，中国发展模式的意义和生命力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彰显。
八、中国模式的意义
那么，中国的经济模式有什么意义呢？它的经验是特殊的还是普遍的呢？对于这一问题，有的人持肯定态度，有的人持否定态度。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中国的成功是特殊环境的产物，是一种例外，不具有普遍意义；持肯定态度的人则认为，中国的模式反映了正确的发展战略，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而，它的经验是普遍的而不是独特的。
其实，普遍性与特殊性从来是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中国模式首先是中国特殊国情的产物，是与中国特殊的社会制度、政策方针、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的发明和创造。因此，中国的成功绝不是有些人所谓的“普适价值”(实际上是西方的价值)的胜利。走自己的道路，既是中国革命获得成功的根本经验，也是中国改革与发展获得成功的根本经验。任何照搬照抄别国的理论与经验的教条主义的做法，都必然会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丰富多彩和生机蓬勃的实践面前折戟碰壁。同样，对中国来说是成功的模式和经验并不一定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对中国模式的所谓“普适价值”我们也绝不应当过分夸大。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既有共性，也有差别，抽象的适用于任何时代和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只有立足于现实和历史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才是有生命力的经济模式。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模式和经验只是一种特例或偶然，而没有任何普遍意义。实际上，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个性中体现着共性。中国经济模式中所有重要议题，如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民主化、法制化、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环境保护、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等，是每个国家特别是转型和发展中国家都要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发展和有效的解决，是有一定共同规律的，因此，中国的模式和经验中必然包含着某些具有普遍的和一般意义的东西。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现在更不应当仅仅是文明的模仿者和追随者，而是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贡献。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实践一方面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开阔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思路，深化了人们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一般规律的认识，中国的模式向人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启示，即那些看似相互对立实际上是相互补充、融合、渗透、促进和发展的，包括：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提高效率与促进公平的结合；
国家的主导作用与市场的基础作用的结合；
坚持独立自主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结合；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结合；
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结合；
传统与现代、新体制与旧体制的结合；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
局部推进与整体协调的结合；
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结合。
这种结合是辩证法的胜利，它同时也印证了费正清的这样一个论断：工业化国家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常被转化为加强其自身的一种特殊力量。⑧可以相信的是，随着中国模式的日益发展和影响的日益扩大，人们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普遍意义的探索也会不断加强和深化。
科学认识中国模式的意义需要破除这样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或蒙昧主义，这种思想认为，整个世界上的经济学只有一种，这就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毫无疑问地相信它、学习它，不折不扣地贯彻它、实践它，这就是所谓的国际化和规范化，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按照这种逻辑，经济学是普适性的科学，因此，所谓的中国经济学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问题。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首先，西方经济学并不只有一种，而是存在众多的理论和流派，而且这些理论和流派的地位与影响也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断变化，被许多人尊崇的现代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其实也只是众多经济学流派中的一支，它绝不是什么普遍和永恒的真理。其次，经济学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一样，从来都是不同国家和不同阶级的人根据他们自身特殊的环境、经验和知识背景提出的不同思想理论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结果。经济学的发展绝不是某些人和某些国家的专利。再次，作为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模式是十分丰富和独特的，绝不可能照搬西方的模式和经验。最后，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是以一定的现实为基础的，都是有条件的，都不可避免地会反映理论的生产者特殊的利益和价值取向，都体现了一定的假设条件、历史经验、价值取向、文化背景和逻辑结构，因此，仅仅满足于照抄照搬和全盘引进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是不可能深入了解中国的模式，决定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学者绝不应当只是西方理论的消费者，而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生产者、创造者和建设者，走自主发展的道路。
总而言之，中国模式的形成既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国情和历史阶段的要求，因而，它既尊重一般规律，又充满了首创精神；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意义；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国的经济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实现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这样说：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现在，当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上大步迈进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国模式就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的新的较大贡献。
注释：
①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②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③参见厉以宁：《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3页，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④参见吴敬琏，周小川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⑤参见董辅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
⑥参见卫兴华，洪银兴，魏杰：《计划调节导向和约束的市场调节》，载《经济研究》，1987(1)。
⑦参见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⑧费正清：《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24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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