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沿海地区农户非农就业对农地租赁行为的影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地论文,农户论文,沿海地区论文,非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是当今国际性难题。虽然中国政府在农业支持政策、农地保护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但保障粮食安全与促进农民增收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随着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引致农户非农就业规模的日益增加，21世纪初以“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代表的农村（农业）政策，都将农户非农就业作为推进农地规模经营，进而确保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农户非农就业对农地租赁行为的影响开始受到广泛关注[1]。
有学者认为，农户非农就业将改善农户收入风险与农业生产资金约束，劳动力流失的负面影响则可以由雇佣短工、购买良种、使用机械等方式得以弥补，有助于农户职业分化与农业生产分工的深化，促进农地集中[2-4]；也有学者认为，农户非农就业将影响留守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与生产方式[5-6]，加上农户非农就业的逆向淘汰趋势[4]、非农汇款的不确定性与规模有限性[6]，以及对外部资金投入的过度依赖[7]，或外出时间过长[7]，都将使农户以消极方式保留、经营原有的农地，导致农地撂荒或粗放经营。在国内，农户非农就业主要通过雇工[8]、老人务农[9]等形式缓解非农就业导致的劳动力缺失问题，农地经营规模保持不变，也有可能促进耕地流转[10]与农地规模经营[11-12]，或导致农业结构转型[13-14]。
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都市化发展、人口－产业集聚，已成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鲜明特征[15]，农村内部出现分化[16]，既有非农就业促进农业转型发展的成功典范，也有非农转移导致耕地撂荒、农业滑坡的现实案例[17]。虽然学术界围绕农户非农就业与农地租赁行为已开展了深入研究，但区域层面的系统分析与模拟研究尚显欠缺，农户非农就业的差异化农地租赁行为响应有待结合典型调查予以实证检验。系统分析农户非农就业对农地租赁行为的影响，有助于探求影响农户农地租赁行为的主导因素，为因地制宜地完善我国农业与农村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1 理论分析
农户非农就业对农地租赁行为的影响属于生产决策研究范畴。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农户在农业内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优化配置各类生产要素，进而实现收入最大化目标。假定：①农户投入土地(A)与劳动力(L)两种生产要素参与农业生产，家庭土地、劳动力资源总量分别为
；②农业生产符合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非农就业工资外生给定(W)；③农户以收入最大化为其行为目标。
因为非农就业导致的劳力缺失，农户将会租出或粗放经营农地，对应
的左上方区域，即农户非农就业将会形成农地租出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非农就业改变家庭要素禀赋结构与劳动力相对报酬，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决策，形成包括农地租入、租出或保持不变（粗放经营）的农地租赁行为。由于农业生产置于客观的实体环境，农业生产技术进步、非农就业类型、政策服务环境等内外部因素都将改变农业总产量、农业收入、非农工资等曲线形状及其相对位置。农户非农就业对农地租赁行为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农户要素相对丰裕程度，也取决于影响农业与非农产业相对收益的其他因素。
2 东部沿海地区实证研究
2.1 数据来源与抽样调查
本次分析主要依据问卷调查数据和基层干部、农户的访谈结果。调查时间为2007-10至2008-10。按照“样区+样点”方式，抽取环渤海地区的山东德州、聊城、临沂、滨州、潍坊、枣庄，天津东丽；长三角地区的浙江杭州、金华、温州、宁波，江苏苏州、无锡、盐城、徐州、连云港、南通；泛珠三角地区的广东潮州、东莞、佛山、广州、河源、惠州、茂名、江门、梅州、清远、云浮、湛江、肇庆、中山及珠海及福建南平作为调研区域，并在每个样本市（区）随机抽取若干村作为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对象。调查人员通过村委会聚集5～10位村民，现场讲解、指导问卷填写，共发放问卷660份，剔除存在信息严重残缺、前后矛盾、随机回答等情况的问卷61份，最终获取与本论文相关的有效问卷599份，问卷有效率90.8%。问卷内容包括农户基本资料、农业生产基本情况、农地规模经营意愿、对新农村建设的建议等方面。
被访者家庭平均人口为4.3人，户均承包经营土地0.3 hm[2]。家庭年人均收入8402元，略高于同期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户平均收入水平。农村劳动力就业呈现多样化态势，劳动力流出现象较为普遍，69.9%的家庭有劳动力常年外出打工，户主以农业为主要就业类型的仅占39.3%，以第二三产业为主的分别占29.8%和13.8%。发达的村域经济与分化的就业方式已经影响到了东部沿海地区农民的农业生产行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老人和妇女，农地租赁现象非常普遍，发生农地租赁行为的农户占总户数的49.6%。
2.2 农户非农就业特征对农地租赁行为的影响
(1)非农就业的人口规模。选用家庭非农就业人口数量衡量非农就业人口规模对农地租赁行为的影响（图2）。可以发现，农地租赁行为与非农就业规模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随着家庭非农就业人口数量增加，自有出租土地的农户比例明显上升，无土地流转情况的农户比例趋于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农地租赁行为与非农就业规模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非农就业人口为0与1的农户，其农地租赁行为特征基本一致。这表明东部沿海地区农户非农就业对农地租赁行为的影响属于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情景，农户非农就业导致农地租赁行为变化的“门槛”特征明显。
图2 非农就业人口规模的农地租赁行为响应
Fig.2 Peasant's behavioral response of agricultural land lease to off-farm employment scale
(2)非农就业的从业区位。就地城镇化仍是东部沿海地区农户非农就业的主要特征，高达83.9%的非农就业农户在本镇或本县从事非农工作。选用非农就业人口从业地区（如果家庭有两个或以上非农就业人口，选最近的从业地区作为农户从业地区）衡量农户对非农就业从业区位的行为响应。数据表明，有成员在本镇就业的家庭，其自有出租土地的农户比例为34.7%，低于本县(38.0%)与省外(45.8%)的农户比例，与本省(32.6%)基本持平；租入他人土地的农户比例为17.7%，高于本县(10.0%)、本省(9.3%)与省外(4.2%)。就业区位决定农户“农忙时务农，农闲时打工”的通勤成本，就业地区越远，农户兼业以维持农地经营的成本越高，越倾向于放弃农地经营，这与理论分析一致。东部沿海地区农户非农就业以就地城镇化为主，且属于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情景，因此，农户非农就业将因为农户“惜租”而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农地租赁行为。
(3)非农就业的农户素质。文化素质越高的农户，其非农迁移的意愿与能力越为强烈，89.5%的家庭，其非农就业人口的文化水平为家庭劳动力的最高水平，农户非农就业存在明显的逆向淘汰趋势。由于文化素质决定农户搜集、接受与运用新技术的能力，非农就业的文化水平差异确实影响到了农户的农地租赁行为。数据表明，逆向淘汰型农户（非农就业人口文化素质为家庭劳动力最高文化素质）租入他人土地的比例为14.5%，显著低于无非农就业人口农户(17.3%)与非逆向淘汰型农户(46.7%)；租出土地的农户比例为35.6%，高于其他两种类型农户（分别为24.0%与26.7%）。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逆向淘汰型农户倾向于放弃农地经营，仍有将近一半的农户保持着农地使用权(48.8%)。
(4)非农就业的从业类型。超过半数的非农就业人口从事以工业、建筑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50.7%)，从事商业与服务业的农户占31.5%，17.8%的家庭同时从事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调查发现，与从事商业和服务业相比，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户其劳力投入缺乏弹性，非农收入风险低于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户，相应地，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户，其自有出租土地的农户比例(42.3%)明显高于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户(31.8%)与同时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农户(27.4%)。总体而言，非农就业类型对农户农地租赁行为的影响较小，除自有出租土地外，各类型农户租入他人土地、无土地流转情况、既有租入又有租出现象基本相同。
2.3 农业生产外部特征对农地租赁行为响应的影响
农业生产外部特征包括资源禀赋结构、政策制度环境、生产技术条件等众多方面。选用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耕地资源禀赋、家庭收入满意程度、农业技术进步衡量外部特征的影响（表1）。
(1)耕地资源禀赋。对于不同非农就业人口样本，耕地资源禀赋对农地租赁行为的影响存在大致相同的规律，即随着家庭拥有耕地面积的增加，自有出租土地的农户比例趋于下降，租入他人土地的农户比例趋于上升。这表明农户非农就业的农地租赁行为响应受农地要素丰缺程度影响，耕地资源越丰裕的农户，农业生产在家庭收入中的作用越大，农户越倾向于维持并扩大农地经营面积。
(2)农户收入满意程度。非农收入是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农户收入满意程度可以衡量农户对农业与农村经济的依赖程度。表1中，农户对收入水平满意的家庭，除3个及以上非农就业人口家庭外，自有出租土地的农户比例皆高于收入水平一般或不满意的家庭，租入他人土地与维持农地经营规模的农户比例则呈现相反的趋势。进一步地，有非农就业人口且对收入水平满意的家庭，自有出租土地的农户比例最高。可以证明，收入满意程度越高的家庭，农户依赖农地经营提高家庭总收入的愿望越为薄弱，农户非农就业越容易诱致农地租赁行为。
(3)农业技术进步。农业技术进步可弥补因劳力流失带来的负向影响。选用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机会来衡量农业技术进步的可能影响，分析表明（表1），农业技术培训机会并未形成有规律性的差异化农地租赁行为，不同于理论预期，即经常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户，租入他人土地能力越强，出租土地愿望越弱。调查发现，这是因为农业技术培训并非获取农业生产技术的唯一途径。事实上，东部沿海地区大多数农户都拥有机械化操作、科学化管理方面的技术条件。对于苏南等发达地区，农户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主要取决于企业家精神，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生产技术。
3 结论与讨论
(1)农户非农就业的农地租赁行为响应是关系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重大战略问题，其实质是农户在一定环境下适应非农就业改变家庭要素禀赋结构与劳动力相对报酬的结果，既取决于要素相对丰裕程度，也取决于影响农业与非农产业相对收益的其他因素。理论解析表明，无剩余劳动力的情境下，农户非农就业将会形成农地租出行为；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情景下，农户非农就业的农地租赁行为响应并不一致。
(2)利用东部沿海地区599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对理论解析进行验证，分析表明，农户非农就业对农地租赁行为的影响取决于非农就业规模、非农就业人口素质、从业地区、就业类型等非农就业特征，以及资源禀赋水平、家庭收入满意程度、农业技术服务环境等外部因素，通过改变或影响家庭要素禀赋与农业相对收入，进而决定农户的农地租赁行为决策。
(3)农户非农就业会导致差异化的农地租赁行为响应。非农就业规模与农地租出行为存在正向关系，但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非农就业区位决定农户通勤成本，从业地区越远，越倾向于租出农地；逆向淘汰型农户倾向于租出土地，而非租入土地；非农就业类型的总体影响相对较小，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户农地租出比例相对较高；农业生产外部特征促使非农就业的农地租赁行为响应进一步分化。
(4)东部沿海地区农户非农就业属于存在剩余劳动力情景，且表现出显著的就地城镇化特征。因此，促使农地有序流转与规模经营的政策创新，应由偏重宏观或地区层面转向关注农户特征。综合考虑影响农户非农就业的农地租赁行为响应的内外因素，深入剖析不同类型区域农户非农就业对农地租赁行为的影响机理，尚需进一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