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中国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两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大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发展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79-1990年，我国实行以发展沿海为主的梯度推移战略，较快地推动了沿海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新兴工业地区的发展，并为全国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也加快了包括中、西部地区在内的全国经济发展，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这一战略产生的新问题是，沿海新兴工业地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而中、西部地区相对发展较慢，经济发展差距仍然较大。进入90年代以后，决策者和研究者十分重视上述问题。本文着重论述中国均衡发展战略的两大问题。
一、关于扶贫问题
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大多数处在最艰苦、最边远的地区，使这部分人脱贫、解决温饱的计划付诸实现难度也最大，所以叫做“攻坚”计划。一旦实现了这个计划，就意味着中国将在21世纪实现全民族的共同富裕。实现这个计划，一方面要靠国家重视和扶持，当地人民的奋发图强精神；同时，还需要社会各界和国内外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
1.贫困范围的确定对于所要采取的脱贫政策有显著影响
贫困范围至少可分对地区及对人两种。而贫穷水准的确定是一个相对观念，随经济发展程度及探讨的年代时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50年代，整个亚太地区在国际上是贫穷落后地区；90年代，亚太“四小龙”已是经济发达地区。在对人方面，农业中又以种植粮食作物的收入最差，生活水平低。偏远地区更因基本设施不健全，生活益发艰困。
中国“扶贫计划”早期所定“温饱”水准，使贫困人口自1978年2.5亿人减至2000年的3400万人，现又采取“攻坚”计划，预期在3年内全部消灭绝对贫困。1986年注意贫困地区以来，已自国库年拨100亿元人民币，为补助及低利贷款措施；又自1989年成立“中国扶贫基金会”，并拨10亿元人民币为基金，通过组织向世界各国争取赠与和宣传各项发展计划，寻求投资及技术合作，共同开发“目前是贫困”但“深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使贫困现象解决自救济型而为开发型。当改革深化之后，地区成长差异，将因自然赋予、管理技能及基本设施健全程度造成不同速度的发展。因此，贫困地区及职业群会逐渐变化，必须注意它们的发展，适时提出改进之道。美国学者律斯金在讨论中国乡村贫穷究属偏僻抑或分散于全国时，在设定一贫困水准后，发现目前所采用的是属于生态模式(Ecological model)，仅包括小部分人口；反之，若采用社经模式(Socioeconomic model)，则同样资料显现出贫困人口散布全国，即使发达的东部沿岸，如山东、河北等地亦包含其中。严格地说，贫困范围的确定是项非常复杂、需要详细讨论的课题。另外，都市过分的发展，超出了它应有规模所引起的交通拥挤、空气品质的恶化以及街头的盲流与失业群，又是另一形态的贫穷而需要解决。因此，贫穷的范围是个不定式，要不时地来确定。
2.解决方法的选定对于扶贫成效具有决定性影响
我国政府为解决贫困采用“扶贫计划”的方向值得肯定。目前所采取的以工代赈方式值得广为宣传并加强实施，但是借何种方法摆脱贫困，笔者认为有以下几项原则：
——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顺其自然，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常言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然而，也要估计到“没有鱼的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因之，会捕鱼并具备举一反三的能力可用来解决其他问题；但在“无鱼”的情况下，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农业在产业三级分类中已是收入偏低的类型，如何在高山石头区里发展农业，虽不是“缘木求鱼”，至少也有“竭泽而渔”之嫌！中华民族能屹立世界5000年，主要在善用自然资源。因此，宜避免掠夺式经营，杜绝杀鸡取卵的做法，减少破坏生态环境。源头值得重视，应特别保护。从另一角度来看，多位有关专家都宣称贫困地区往往矿藏丰富，但交通情况仍有加强余地，特别是国道体系建立，这些项目似乎更可提供民众就业机会。中、西部贫困地区人口外流至沿海地带形成“民工潮”，提醒我国决策者和研究者更需要发展当地的产业及建设交通等基本措施，增加开发游憩资源，使内陆发展起步，再进一步追赶其他区域。
——确保永续发展，具体选方案时要进行比较选择。鉴于保育及环保观念，再加上社会经济因素，某些地区实在不适宜人类从事生产及生活的活动，而且为求达到乡村社区发展规律，散户有集中的必要。事实上，政府已注意到改变就地解决途径而采取劳务输出、移民开发及异地开发以解决区域劣势。但是哪些村须先办理则须作选择。根据亚太“四小龙”经验，共建立了12项指标，详分和确定首先需要解决的村：以自筹财政能力、人口密度、自来水普及率（在中国内地可为水源距离）、农渔民人口比率、低收入户比及人口净迁移率等六项指标排名次，并将名次当成分数打分；对离都会区公里数、离最近交通道公里数、离乡村治所公里数、离附近名胜古迹公里数、基础建设经费及排水整建经费等六项指标则分别给予5,10,15分的权数打分；再依加总排定名次。一般而言，指标值愈小、排列名次愈靠前，资料数值愈大、权数愈小。若资料没填列者给予20分，用以凸显各村之间差异性。依名次排名打分及权数打分后，将1～12项指标分数相加而得总分。再将总分依小而大排列，总分愈小、排名愈前应最先给予解决。
——民众参与决策，可发挥承诺功能，有助执行。亚太“四小龙”在50年代推行农业发展时，“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JCRR)对协助农村及农民提出了人助自助原则以及其他基本方针：当地必须明显表示出需要计划的服务与活动，利益必须是公平地分配在所在地，当地必须有具资格的机构人员运用计划协助。任一特殊方案在推广应用前必须显示出可行性。该会政策是协助当地机构及组织茁壮成长。贫穷是地方性问题，解决贫困问题必须有当地人参与。因此，当地人民脱贫意愿的表示及行动，才能赢得上级政府及机构协助解决贫困问题。事实上，改革开放后，乡村企业的蓬勃发展正是某些农民愿望和特殊才能的表现。
——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及发展技职教育，提升人力素质品级。“教育常是致贫原因很重要的因素，实在有必要对基本教育彻底执行下决心”[1]。既然扶贫计划是自助式的计划，当地人民的想法与做法必须要能自成一套，言之成理；则人民的知识水准成为脱贫的动力。今日中国人口众多，但要成为人力资源并充分利用建设国家，尚须付出教育投资，使人口成为人力资源以竟全功。除必要的国民教育外，应发展技术及职业教育，实现中国人常说的“家财万贯，不如一技在身”。教育是百年大计，至少可从三方面入手：其一，排除文化障碍。实施国民教育免费制度及强迫制度。换言之，国家完全负担学生衣食住行四方面费用，如此可免除家庭背景贫富不同差异。也就是每个国民必须是有知识的。为解决刻不容缓、义不容辞的“天职”问题，可举办小型推广会议、讲习会等短期技术训练，时间可为一两小时或一二日。让当地居民对所处问题有思考能力及提出解决方式。其二，举行示范经营观摩会。不论农家或中小企业凡经营成功的，责成有关机关安排附近或邻区居民观摩，同时邀请学校或机关教师及专家予以讲解。其三，鼓励创新科技发展。依亚太“四小龙”经验，很多农业产品的改良是农家在参观及收集资料后研究而成的。中小企业的兴盛就是循着相似模式进行的，其中资讯发达是促成因素之一。中国各地区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可为消息传递及散播的媒介。
3.整个计划与个别计划评估
对于所提出的计划，无论是整个方案（宏观措施），还是地区计划（中部或西部地区）或村计划，均应评估利弊得失，加以推广或拒绝该项计划发展。对于村里存废问题提出与“有无鱼”可能发生情况是实地考察的主要心得与发现，对于扶贫计划实施成效深具影响。因此，可行性评估实为首先须执行的步骤。移村计划应包括可能地点、基本建设、今后发展及其经费概估。若为规划村，根据经验，首须解决交通及饮水等基本设施，再讨论到产业发展、社经建设及环境保育利用等项目。这种概略性的评估仍须具有专业知识水准的专家加以研究。事实上，这些讨论是考虑地区性比较利益及区域发展理论应用。另外，还要加强经济评估（包括环境评估）实施。经济评估不但是对区域计划、村规则，而且也须对投资项目计划。一项投资计划可行性分析常是投资者主要依据，详尽程度不言而喻。在“扶贫计划”实施过程中，对于有限的公共财源和吸引外来资金合作以及技术支援，必须显示出计划可行性及效益，足以表示为发展型。而评估中应具备满足居民基本功能与服务、环境的适应，以及潜力发展方向。
“扶贫计划”是项长期的措施，不但需要热心、专心、信心与决心，也需要科技智能与社会经济学科应用。在运作过程中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利用有限资源（财力、人力、物力）达到预期效果。顺应与尊重自然与环境，谋求最适合发展，强调生态重要性；提升人力品质，抓住创造发展契机；加强经济评估，尊重市场机制，取得事半功倍效果；配合基本设施建设，树立居民自立创业意愿。
二、关于中、西部开发问题
我国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理应重视孙中山先生所强调的“均富”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的重要性。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从《诗经》、《尚书》、《易经》、《周礼》，到孔、孟、桑弘羊、王莽、杨炎、王安石、张居正等一脉相承，以中庸、理性、务实为基础，其中特别重视“求足”与“求均”以及区域均衡发展的意义，对于推动中国中、西部经济发展具有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2]。中国要摆脱贫穷，从小康走向富裕，不但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吃得饱”，还要“吃得好”，首要的是去除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羁绊，面对实际经济问题，解决经济发展瓶颈。在具体操作上，应从人力资源管理观点、乡镇企业发展策略、振兴区域方法、科技发展之路、社会救济保障等多角度，并站在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人口可持续发展高度探讨中国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问题与策略。
1.中国特色的中、西部开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意义是强调富有中国特色，其内容是：一要抓住中国传统经济文化精髓，二要借鉴西方现代经济文化精华，三要面对当地经济发展现实。中国传统经济文化精髓在于求均与求富，强调政府兴办企业的重要性，另外也重视私人财产和市场经济价值。经济发展的现实在于解决现阶段经济发展瓶颈，力求人均国民收入提高，消除失业问题、物价上涨的压力和分配不公平性，达到国家经济福利、国民经济福祉的提升。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应该是兼顾政府与民间企业，尊重市场经济功能，维护公平竞争，目的在于国民经济的均富和可持续发展。当前东南沿海地区内部经济发展失衡、东南与西北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失衡等均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表现。中、西部经济开发有其必然性与必要性，扶贫工作意义深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惊人进步，令世人瞩目。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三角地区、环渤海湾周边地区，欣欣向荣，一派生机，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具生命力的地区之一。与此同时，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地区经济作为一个尖锐问题提出来了。中、西部地区曾有过辉煌灿烂的历史，生活在这里的祖先，曾为民族提供了延续至今的华夏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即使历史已进入现代文明的今天，中、西部地区的古代文明遗存仍保持着巨大魅力。只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这块古代文明发祥地相对落后了。全国500个贫困县，90%以上集中在中、西部。这些贫困地区又大都分布在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地方病高发区、少数民族地区。其共同特点是地域偏远、交通不便、生态失调、文化教育落后、社会发展程度低、生活条件恶劣。扶贫工作面对难啃的硬骨头，比起前22年来，难度更大，任务更重。同经济社会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相比，差距就更大了，而这种差距还在继续拉大。在中、西部地区，没有什么事情比经济社会发展和结束贫困更大更重要的事了。但看到中、西部是贫困地区，困难又特别多，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又是一个富饶的地区，是“富饶贫困”，或者叫地上贫困，地下富饶。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资源主要在中、西部。这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的蕴藏量极为丰富。有些矿藏还居世界首位。农牧林资源得天独厚。拥有的草场占全国的98%，黄土高原日照长，土质疏松，易于耕种。西南水电资源占全国80%以上。总之，中、西部地区是块宝地，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这里完全有希望同东部沿海地区一起走进现代文明。把中、西部地区看作是现代化建设的包袱，只能拖现代化后腿，是一种短视。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必将证明这种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3]。
有人说，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而中国现实是，不管是先富还是后富，是东部还是西部，都在向前发展，只是有的快，有的慢，形成贫富、地区之间的差距。在正确政策指引下，两极分化可以避免，而差距拉大则难以避免，就目前情况看，差距还会继续拉大。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先富应当帮后富，发达地区应当帮助贫困地区，经过长期努力达到共同富裕，这才是社会主义，才能体现先哲早期提出的世界大同的崇高理想。当然，先富帮后富，不能采用贫富拉平的办法，主要通过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改变落后的技术和管理，通过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途径脱贫致富。就目前情况来说，即使是先富起来的也还不够富裕，其发展势头不应当削弱。发达地区愈发达，帮助贫困地区的力量愈强大。最近，先富起来的江苏华西村、浙江万向集团等都以几千万甚至几亿元用于开发西部地区，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4]。
扶贫，不仅是政府行为，也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从1986年开始，政府拨出的扶贫资金，包括无偿支援和贴息贷款每年近100亿元。由于坚持开发型的扶贫政策，即从救济型转向开发型，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从单纯的政策扶贫转向全社会扶贫，一系列有利于结束贫困的措施，加上社会各界、海内外同胞群策群力，已经产生了积极效果，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降为2000年的3400万人，脱贫人口中有的已达到小康水平，有的开始走向富裕。最近世界银行副行长斯特恩说：中国在与贫困作斗争中所获得的成就，给人印象深刻，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功之一。
邓小平在南方视察以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了。主要表现在乡镇企业和引进外资的规模上，有的地区增幅甚至比东部沿海地区大。但从总体上看，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差距却拉大了。在21世纪初，中、西部地区惟有超常规的发展，就像22年来东部沿海地区那样，才有可能缩小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而加速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问题，实质是一个反贫困问题，也就是扶贫开发问题。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愈来愈多的人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只要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结束贫困，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全社会乃至海外的热心人士和企业家都会积极支持，献出一份爱心。
中、西部地区人民脱贫致富，当然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大胆利用外资，放手搞好外引内联，内外结合。具体来说，要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搞好基础设施，包括能源、交通、通信和水利，这是发展的基础，也是投资的主要方向。二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做到搞活流通，繁荣市场。三是大力发展文化、教育、科技事业，不断提高全体人员素质。中国现在的开放是全方位开放。东部沿海地区拥有资金、技术、管理、市场机制等方面的优势，而中、西部地区则拥有资源、劳动力等优势。两者结合起来，将促进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共同繁荣和进步，实现内陆与沿海齐飞，或叫作东西互助，共同发展。
2.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供选择的扶贫措施
总结实践经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西部可以对多种脱贫措施进行最优选择。
——调整农业的单一生产结构。单一的农业种植业结构或粮食生产结构，不仅无法提高农民收入，解决用钱问题，而且在一些地区，特别是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连吃粮问题也解决不了，还有日益恶化的趋势。“以粮为纲”的方针给一些贫困地区带来的危害特别严重，大片森林、草原被毁，造成土壤沙化、水土流失，水旱灾害发生频率明显上升，陷入“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之中。近年来一些耕地少、荒山多的贫困地区，种草种树改变了生态环境，既增产了粮食，又提高了收入。在一些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种植业商品化开发成本很高，潜力不大，而因地制宜发展林果业、畜牧业，则能收到明显的脱贫效果。许多贫困地区根据市场需要，远抓林果、近抓畜牧迅速脱贫的经验，充分表明了调整农业的单一生产结构是脱贫致富的成功之路。
——立足本地资源，发展乡镇企业。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是农业而是乡镇企业发展水平的差距。因此，发展乡镇企业，对于中、西部地区脱贫致富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近年来，有些贫困地区挤出扶贫资金、利用银行贷款办起了一批乡镇企业，但是由于市场信息不灵，产品、产业选择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成效甚微，所办乡镇企业十有八九严重亏损，成了地方财政的大包袱。企业发生亏损，固然有管理水平不高，脱离实际想一步登天生产出高、精、尖产品等原因；但是，不立足本地资源，则是贫困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受挫的共性。从本地资源出发，特别是以市场为导向对农产品实行深加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一些地区脱贫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立多元所有制结构，推动市场经济更快发展。在中国经济中多元所有制结构的新格局初步形成，对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要加速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所有制方面政策可以放得更宽，给个体、私人经济发展以更广阔的天地。
——明晰产权关系，加速资源开发。在贫困地区，广袤无垠的荒原、荒坡、荒山、荒山，长期以来由于集体或国家公有，开发与否与个人利益无关，因此长期未能开发利用。近年来，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河北、山西、黑龙江等省在总结群众创造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农业综合开发必须引入市场机制，开发荒原、荒坡、荒山，都要实行经营式开发。各地相继建立由乡村干部和村民代表组成的拍卖领导小组评估资源标底，张榜公布，然后在村民大会上公开拍卖，出高价者中标，坚持贯彻谁购买谁治理、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过去虽有开荒的责任制，但往往是“催着干，撵着转，做梦都怕政策变”。如今，“买荒花了钱，腰板硬，胆子大，想方设法治荒赚钱”。出现了山变绿、民变富的新气象。
——建立市场经济中介组织，引导农民进入市场。在农民进入市场的进程中，发生了小生产与大市场不相适应这一突出矛盾。因此，建立市场经济中介组织，引导农民进入市场，在贫困地区尤为迫切。概括各地经验，业已出现的市场中介组织的各种类型有：各类经济成分的公司、农民技术协会以及转换了职能的政府经济组织等。实行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经营，由公司、农民技术协会和政府经济组织充当龙头，把农民组织起来，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服务，并承担难以避免的市场风险，使农民无后顾之忧，放下包袱，大踏步进入市场。大量事实表明，建立起市场经济中介组织并有效运转的地方，促进了具有特色的商品生产基地建立，农民普遍增产增收，中介组织也同时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组织贫困地区农户向外迁移，积极探索和逐步实行异地扶贫。在扶贫进入攻坚阶段的今天，要特别注意研究如何解决那些资源贫乏、自然条件特别恶劣、甚至不具备人类生存最起码条件地区的脱贫问题。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始实行一项涉及20万人口移民的“异地安置”计划。广西异地扶贫新路的特点和优点在于：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通过经济组织开展扶贫活动。广西各级扶贫开发公司作为独立经济实体参与扶贫工作的组织与实施。
——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扶贫贷款资金的有效使用方式。在中国农村改革深化的进程中，80年代中期以来，对扶贫资金的投放方式作了重大改革，“九五”计划以来所有新增加的扶贫资金，都改为以贷款形式投放；但金融管理体制与资金组织运作方式，却迟迟未作出相应调整。因而在扶贫贷款的投放中发生了以下几个突出问题：一是银行经营的营利性与扶贫贷款的政策性要求不相适应。二是扶贫贷款回收率低。到2000年人民银行委托农业银行发放的专项贴息贷款到期回收率只有50%，在已发放的100亿贷款中呆滞贷款占30%左右。三是贫困农户难以取得扶贫贷款。贫困程度越高、资金缺口越大的贫困户越难取得贷款。四是贫困户担心使用贷款所办项目失败而欠债，宁肯受穷也不要扶贫贷款。上述问题的解决要靠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农业银行已一分为二，由农业开发银行承担包括扶贫在内的政策性业务。目前有的地区已开始尝试把保险业务引进扶贫项目，以消除贫困户不敢借贷的后顾之忧。至于如何帮助贫困农户能够得到或愿意接受贷款，以及如何提高扶贫贷款的回收率则是一个复杂问题。
——处理好东部与中、西部的关系，促进中、西部经济的更快发展。近年来，发达的东部地区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地区乡镇企业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经济差距的拉大有其必然性，企图用平均主义的办法人为地消灭差距对经济发展有害无益。但是对此也不能视而不见，放任自流。应通过加强东部与中、西部经济的合作与交流，增强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有关部门已开始对乡镇企业实施以东带西、以西促东、优势互补的合作工程。如果这项计划能够落实和发挥作用，将有力地推动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此外，加速非农产业发展，提高中、西部地区干部的文化科技素质和管理水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现在已经开始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干部换岗交流，既大大提高了贫困地区干部的素质，也直接促进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很有必要在更大范围推广。
3.转变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观念和作风，加快脱贫步伐
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面临着人才、资金、技术装备短缺等物质方面的困难，而且在封闭的自然经济条件下长期形成的愚昧的传统观念与作风，与发展市场经济格格不入，成为脱贫的又一道非经济障碍。因此，“治穷”必须“治愚”，“治愚”是“治穷”先导。在贫困地区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是冲破愚昧观念束缚的根本前提，也是脱贫致富的基础。大量调查资料表明，农民文化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要求在21世纪初基本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大力开展职业和成人教育，使农村新增劳动力就业前能受到必要的职业技术教育。在积极做好文化教育工作的同时，应特别注意通过舆论宣传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贫困地区的干部和农民，尽快转变观念和作风，提高商品经济意识。这在一定意义上是脱贫的思想基础，同样关系着脱贫攻坚战的成败。
为此，首先，要转变自然经济、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观念。因此，在贫困地区，正面阐释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观点，普及市场经济知识，应长期坚持不懈。其次，下决心转变贫困地区干部作风。干部是群众脱贫致富的带头人，贫困地区绝大多数干部保持着艰苦奋斗作风，领导群众战天斗地，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业绩，可也有一些干部的作风着实令人心忧。再次，要教育、引导农民逐步摒弃愚昧的消费方式。生产决定消费；反过来，消费也制约和作用于生产。在有些贫困地区，既存在愚昧型消费，也有超前的、畸形的消费，使一些贫困地区始终走不出“贫困—愚昧、畸形消费—再贫困”的怪圈。不改变这种愚昧的消费方式，哪里还谈得上增加积累，扩大生产，脱贫致富岂不成了一句空话[5]。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尽快帮助贫困地区人民脱贫，既要抓好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为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拓清道路，启动贫困地区的内在活力，这是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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