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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是近来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 又称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它是在知识创新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的时代背景下应用而生的。知识经济的概念不是这几年才出现的，而是1968年由比彼·德鲁克最早提出来的。知识经济理论的形成经历了如下过程。
一、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
早在16～17世纪，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就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从而打破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唯心主义的思想桎梏。他说“人类获得力量的途径和获得知识的途径是密切关联着的，二者之间几乎没有差别”。“人类的知识和人类的权力归于一，任何人有了科学知识，才可能认识自然规律，运用这些规律，才能驾驶自然、改造自然，没有知识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培根反复论述，知识就是力量，是改造世界的力量，人们一旦掌握了科学知识，就能够驾驭自然，改造自然。但是，培根的论述主要是从哲学角度论述的。
在此之后，亚当·斯密、威廉·汤普逊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论述了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一个花费了大量劳动和时间教育出来的人，……可以比作一台价值昂贵的机器”。威廉·汤普逊则对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作了大量论述。他在《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一书中分析了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能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原因。他说：“知识能够经常发明出改善技术的方法，使劳动能够在产量上或者在质量上或者在双方面提高，从而无限地增加作为享受手法的财富。”（注：威廉·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研究》，第9页。）他还认为，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知识与劳动经历了伴随、分离与重新结合的过程。“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劳动与知识是很自然地相互伴随的，随着职业和劳动本身的细密分工，知识与劳动又开始分开。在社会从落后向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与知识的远被分开是不可避免的，是很自然的。一旦文明发展到完善的程度，劳动将重新与知识相结合。”（注：威廉·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研究》，第214页。）
马克思、恩格斯则全面分析了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在这方面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知识是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来看，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由劳动生产所决定的。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都是建立在人类积累的经验之上，而没有建立在科学的理论之上。知识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独立因素，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自然科学大面积服务于生产以后的事情。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因素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因素被列入资本的组成部分——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为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新的改进的基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而在以前的生产阶段，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0页。 ）恩格斯则明确提出，知识是生产过程的第三要素。他说：“劳动包括资本，此外还包括经济学家想也想不到的第三要素，我所指的是简单劳动这一肉体要素以外的发明和思想这一精神要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7页。）。
第二，他认为，构成知识成果重要内容的科学，是构成物质生产力不可缺少的要素，并与生产力中其他要素相结合，使之发挥重要作用，形成强大的直接生产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页。）。
第三，知识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 第427页。）在他看来：“蒸汽、电力和自动纺织甚至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页。）恩格斯也说：“在马克思看来， 科学是一种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5页。）“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 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1850年7月，当马克思看到一个牵引火车的电车机车模型时，立刻做出了惊人的预见，认为，蒸汽机的出现已经翻转了整个世界，而现在，一种更大得无比的革命力量——电力的火花将取而代之。这一预见被1870年以后开始的第二次技术革命——电力革命所证实。
第四，机器的使用是知识应用于生产，并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标志。马克思说：“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产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直接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9～220页。）这些论述包含着知识向生产力转变的天才思想。
第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知识的广泛应用创造了条件。马克思说：“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象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2页。）
马克思关于知识在生产过程中应用的思想，对于20世纪新学科的创立，特别是科学学、知识社会学、知识经济学、科学技术学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著名美国思想家罗伯特·默顿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对知识社会学的贡献，他把马克思、恩格斯列为知识社会学的鼻祖，并且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英国科学学家贝尔纳也指出：“马克思主义使科学脱离了它想象中的完全超然的地位，并且证明科学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组成部分”。“我们正是靠了马克思主义才认识到以前没有分析过的科学发展的动力”。（注：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第550页。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技术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的作用，以及对机器大工业的科学技术基础，进行了详尽的、全面的分析与研究，因此，他们不愧为知识经济思想的奠基人。
二、知识经济思想的形成
马克思等人论述了知识在生产中的作用以后，丹尼尔·贝尔、阿尔文·托夫勒、施赖贝尔、奈斯比特、堺屋太一分别从“后工业社会”、“未来社会”、“信息社会”和“知识价值社会”的角度论述了知识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这些论述虽然还没有提出知识经济的基本概念，但已经提出了知识经济的基本内容，因而，标志着知识经济思想的形成。
（一）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
1973年，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发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的著名论著，对后工业社会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述。“后工业社会”是由戴维·黑斯曼在1958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后工业社会的休息与工作》的文章里提出来的。黑斯曼使用“后工业”这个名称来说明与工作相对的“闲暇”。贝尔论述的“后工业社会”与黑斯曼使用的“后工业社会”是非常不同的。（注：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贝尔论述后工业社会时特别强调知识的重要意义。他说：“如果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注：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第9页。）
贝尔论述的后工业社会其实也就是知识社会或者知识经济时代。他之所以叫后工业社会，而不叫知识社会、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时代，主要是因为他受了拉尔夫·达伦多夫的“后资本主义”和W·W·罗斯托的“成熟后的经济”这两种思想的影响。（注：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第41页。）拉尔夫·达伦多夫在《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1959年）一书中提出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贝尔论述的“后工业社会”与达伦多夫的“后资本主义”也是不同的。后资本主义主要讨论的是工厂中的权力关系的变化，而后工业社会则研究的是经济中的部门变化。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实际上也就是罗斯托指的成熟后的阶段。他认为，“成熟后”的经济是词意含糊的，不能确切说明该经济的特征。但是，不同的是，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基本框架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他指出：“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指导革新与变革；这反过来又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结构。”他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括，它具有五方面特征：
1、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 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这是后工业社会的第一个最简明的特征。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仍然从事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60年代末，非洲和亚洲农业经济占用的劳动力达70%以上。美国是第一个步入服务性经济的国家，是第一个大多数劳动力既不从事农业生产也不从事工业生产的国家。70年代初，约有60%的美国劳动力从事服务性行业，到80年代以后，这一数字上升到了70%以上。
2、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处于主导地位。在工业化社会中， 半熟练工人是劳动力中比重最大的部分，他们只要经过若干星期的训练，便能按机器工作的要求进行简单的常规操作。这些工人通常被称为蓝领工人。随着服务性经济的发展，就业劳动力的比重逐渐向白领职业转移。到1956年，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人的数目，在工业文明史上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从那时起，比率一直在稳步扩大，到1970年，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的比例超过了5∶4。其中，白领职业中专业技术人员的增加最引人注目，其增长率是平均增长率的两倍。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通常是要具备大学程度的职业，主要包括工程师、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技术人员、医疗保健人员、教师和一般专业人员。1940年，美国有这类人员390万人，1964年上升到860万人，到1975年上升到1320万人，仅次于半熟练工人，而成为美国八大职业中的第二大职业。专业技术人员逐渐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心脏部分。
3、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 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工业社会是机器和人协作生产商品，后工业社会则是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变革，这反过来又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社会结构，这些都必须从政治上加以管理。当然，知识对于任何社会的运转都是不可缺少的，后工业社会所不同的是知识本身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即与以往相比，对于组织决策和指导变革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理论知识，而不是经验。正是由于革新的性质在认识上发生了变化，才使得理论知识变得如此重要。理论知识不仅汇集整理出了已知的东西，同时也为经验指出了方向。这就使得每个领域的发展日益依赖于理论知识的优先发展，理论知识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社会的战略源泉，而那些汇集和充实理论知识的大学、研究机构和知识部门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中轴结构。
4、未来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贝尔认为， 如果社会变得更多地依靠技术和新发明，就会给社会制度带来一种危险的“不确定的性质”，为了减少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前途带来的不确定性质，有必要有意识、有计划地推动技术变革，并对技术发展带来的有害的副作用进行有效的控制。人们经常忽视技术进步带来的有害的副作用。如增加使用价格低廉的化肥，是农业生产发生革命的重要原因，但流入江河的硝酸盐却是污染的一个最严重的来源。使用农药挽救了大量农作物，但同时也毁灭了野生生物和鸟类。这些都是因为技术的倡导者只对技术的积极方面感兴趣，而对技术的消极作用没有加以控制所造成的结果。有效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5、决策选择：制造新的“智能技术”。新的智能技术的特点是， 它能确定理性的行动并识别实现这种行动的手段，一切情势都包含制约因素（如代价）和不同的选择，一切行动都是在确定性、风险性和不确定的情况下发生的。当制约因素是固定的和已知的时候，就存在确定性；当一组可能的结果已经知道，并且能确定为一种结果的或然概率时，就意味着风险性；当虽然能确定一组可能的结果，但对其发生的概率全然不知时，就存在着不确定性。这里使用的情势的定义可以说就是“对自然界的竞争”，竞争的制约因素是环境，也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竞争中每个人的行动原则都必然通过相互判断对方的意图而形成，在所有这些情势中，人们采取的行动是一种能够导致合理或最佳解决方法的战略，即通过对确定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判断，最大限度地扩大成果，或把损失缩小到最低限度的那种战略。这种理性决策选择将是后工业社会的重要特征。（注：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14～37页。）
（二）托夫勒的“未来社会”理论
著名美国未来学者阿尔文·托夫勒撰写了一系列研究未来社会的著作。1970年，他发表了《未来的冲击》、1980年发表了《第三次浪潮》、1990年发表了《权力的转移》。这三部曲所探讨的时期相当于一个人生的长度，这个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2025年结束，历时约75年。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历史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控制地球达数百年之久的大烟囱式的工业文明，经过一段时间的震撼世界的权力斗争之后，终于被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所取代。这三本书虽然都论述的是同一时期，但在探索到现实表层以下的时候，它们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未来的冲击》一书研究的是变化的过程——变化对人们的组织产生的不同影响；《第三次浪潮》一书则着重研究变化的方向——今天的变化正在把我们带向何处。《力量的转移》所论述的则是未来变化的控制问题——这些变化将由什么人决定和怎样加以决定。这些著作畅销5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在这些书中创造的一些新词在英语世界广为流行，其中future shock（未来冲击）这个字眼已被收入许多英文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大词典》也收了这个词，注为“未来冲击是指由于社会行为和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使人受到压力而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
《未来的冲击》一书认为，历史的加速发展带来了各种后果，个人、组织，甚至还有国家在太短的时间内遇到了太多的变化，是承受不了的，必然使得它们迷失方向，无力作出明智的适应性决定。因此，它们可能要备尝未来冲击之苦。未来冲击要比文化冲击严重得多，文化冲击是未来冲击的平行词，是指一个缺乏思想准备的人置身于一种陌生的环境所中产生的反应，他在社会活动中那些惯常的心理反应突然失效，而为一些无法理解的陌生反应所取代时出现的状况。中国留学生刚到美国时常常感到困惑、沮丧、茫然不知所措，这种现象可用文化冲击来解释。它破坏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使人对现实产生误解，因而无法对付。（注：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未来的冲击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整整一代人突然投入截然不同的环境中，他们的行为准则——时间、空间、工作、爱情等各种概念全然不同，并打消他们回到熟悉环境社会中的希望，这时人们因迷失方向而遭受的痛苦比一个人面临的文化冲击强烈得多。该书预言，遗传学方面和教育方面都将发生一次革命，核心家庭很快就会破裂，一次性消费的社会将会随之而来。这些预言都被当今社会的巨大变革所证实。未来冲击的来源是人类社会正在面临着的第三次浪潮。
《第三次浪潮》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技术方面和社会方面发生的最新的革命性变化，并对这些变化可能带来的未来局面作了概括性描述。他认为，人类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两次大的变革浪潮。这两次浪潮都淹没了早先的文明和文化，都是以前人所不能想象的生活方式代替了原来的生活。第一次浪潮的变化，是历时数千年的农业革命。第二次浪潮的变革，是工业文明的兴起，至今不过300年。今天的历史发展甚至更快， 第三次浪潮的变革可能只要几十年就会完成。我们正好生长在这个急剧转变的时刻，因而在生活中感受到第三次浪潮的全面冲击。（注：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托夫勒把第三次浪潮到来的社会称为“超工业社会”。（注：托夫勒：《未来的冲击》，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但是他认为，包括他在内，未来社会不管是叫“信息时代”、“电子技术时代”、“后工业社会”，还是“超工业社会”，没有一个命题是合适的。（注：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该书预言，除了其他行业之外，今后还会出现一些建立在计算机、电子学、信息、生物技术等基础上的新兴行业，这些行业将成为各国经济的新的制高点。
《权力的转移》认为，权力有三种基本形式，即暴力、财富和知识，三者顺次为低级的、中级的和高级的力量。这是对培根“知识就是力量”论述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三种力量中，知识最为重要。由于暴力和财富在惊人的程度上依靠知识，今天正在出现空前深刻的力量转移，即社会的基本力量逐渐由暴力、财富转向知识。“知识本身不仅成为质量最高的力量的来源，而且成为武力和财富的重要因素”。换句话说，知识已经从金钱的力量和金钱的力量的附属物发展成为这些力量的精髓。作者在海湾战争前夕用力量转移的观点分析了参与各方的军事形势。他在答记者问时指出，这三种力量都已凝聚在海湾形势中，萨达姆对科威特的侵略用的是第一种力量，西方对伊拉克的封锁用的是第二种力量，双方的宣传用的是第三种力量。而前两种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都离不开第三种力量。（注：托夫勒：《权力的转移》，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如果将第三种力量进一步细分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它包括信息的力量和知识的力量。如果说对伊拉克的封锁用的是信息的力量，那么，打败与制服伊拉克则用的是知识的力量。在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依靠知识的力量，运用各种先进的武器以自己最小的代价消灭了伊拉克大量军事力量，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他认为，在过去的300年当中， 所有的工业国内部最基本的政治斗争都是围绕着财富的分配进行的，而未来权力的争夺将越来越围绕着知识的分配和获得知识的机会而展开。
（三）施赖贝尔和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理论
1980年，法国著名作家、新闻记者让一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发表了《世界面临挑战》一书。作者认为，物质、能源和信息是自然界提供的为人类创造性活动所必需的三个因素。信息是当今世界最重要而又取之不尽的资源，并且能够代替能源。而物质（自然资源）和能源在地球上日益枯竭。当今世界由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石油输出国和第三世界三大部分组成。进入80年代以后，这三类国家各自面临困境：石油输出国的石油资源日渐减少，终有枯竭之时；第三世界许多国家日益贫困；完全建立在石油基础上的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也危机重重。他直接用“信息社会”的概念取代“后工业社会”和其他提法，认为要摆脱这些危机，必须向信息社会迈进。他认为，信息技术是改造人类社会的强有力的因素。它们是为新社会的活动和观念服务的工具。它们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们本身，而是在于它们的改造能力：在农业方面，使之趋于合理经营；在工业方面，使其能力大大提高；在服务业方面，使其加速发展和扩大。（注：施赖贝尔：《世界面临挑战》，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9 页。）就象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一样，信息社会必将取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必须全球化，他说：“我们正从指数曲线式消耗自然资源的工业社会过渡到指数曲线式创造物质财富，并能使人类才智得到发展的信息社会，正在从一个争夺狭窄的市场的贸易战过渡到一个促进生产和交换的世界体制”。（注：施赖贝尔：《世界面临挑战》，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1页。）
1982年，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发表了《大趋势》一书，从10个方面论述了美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该书的副标题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它们分别是：（1）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2）从强迫性技术向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转变；（3 ）从一国经济向世界经济的变化；（4）从短期向长期的变化；（5）从集中到分散的变化； （6）从自组织机构求助到自助；（7 ）从代议民主制到共同参与民主制的转变；（8）从等级制度到网络组织的过渡；（9）在人口和经济力量方面从成熟工业的北方向以朝阳工业为特色的南方转移；（10）从非此即彼的选择到多种多样的选择。他认为，在信息社会里，知识是最主要的因素，是我们经济社会的驱动力，信息经济社会是真实的存在，是创造、生产和分配信息的经济社会。他认为，信息社会有四个特征：（1 ）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要素不是资本，而是信息与知识；（2 ）价值的增长不再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3 ）人们注意和关心的不是过去和现在，而是将来；（4）信息社会是诉讼密集型的社会。 （注：奈斯比特：《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 ～19页。 ）他还提出，在信息社会里，知识价值论必然取代劳动价值论。
（四）堺屋太一的知识价值社会理论。
1985年，日本学者堺屋太一出版了《知识价值革命》一书，提出了知识价值社会的理论。他说：“未来的社会是知识与智慧的价值大大提高的社会，即知识价值社会。”（注：堺屋太一：《知识价值革命》，东方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所谓知识与智慧价值简单地说就是用知识与智慧创造出来的价值，如果给它下个严格的定义，它就是：由于反映社会结构和社会主观意识，被社会所承认的带有创造性的知识与智慧的价值。知识与智慧大大提高意味着在物质财富的价值构成中，知识与智慧的价值越来越大。
他把知识性产业划为三类：第一类是生产出售专门知识的知识性产业；第二类是生产出售普通知识的知识性产业；第三类是生产出售基础知识（纯粹知识）的知识性产业。律师、会计以及各种从事咨询业务的职业，都是出售专门知识的知识性产业；而学校、技术训练班、文化补习班等教育产业则是出售普遍知识的产业。这些生产并出售知识与智慧的产业在未来社会中将会得到很大的发展。那些纯粹的知识性产业在全社会只占较小的比重。更大的知识与智慧价值将体现在物质财富和服务事业中。这说明，物质财富在知识与智慧创造价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作为知识与智慧价值的“容器”或者说作为知识与智慧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而发挥作用。知识与智慧的价值是不受材料和工艺过程的成本高低的影响的，产品的价格不再以价值为中心上下波动，且具有强烈的时间性和可变性。这就意味着，那些设计精良的产品会给企业带来巨大利润，同时由于技术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这些产品的增减幅度也是很大的。由于知识与智慧的价值具有很强的个性，因而商品的差异性也很大，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不同需求。小型化、低耗能为特征的技术发展模式将是知识价值社会的典型特征。他还根据企业所生产的货品（即价值）的形态，把产业分为物品产业、位置产业、时间产业和知识产业四种产业；根据货品在不同领域为社会做贡献的机能，把经济活动分成生活、生产、社会的三种领域。（注：参见堺屋太一：《知识价值革命》， 第208页。）
三、知识经济理论的确立
继丹尼尔·贝尔、阿尔文·托夫勒、施赖贝尔、奈斯比特、堺屋太一等人之后，马克卢普、马克·波拉特、彼得·德鲁克等人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知识经济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和总结，不仅提出了知识经济的基本概念，而且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测度方法，形成了知识经济的理论体系。其中，马克卢普的“知识产业”理论和马克·波拉特的“信息经济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知识经济理论的确立。
（一）德鲁克最早提出“知识经济”的概念
1968年，彼得·德鲁克发表《不连续时代》一书，在这本书里，他首次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他根据马克卢普的计算结果，进一步估计了知识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他说，1955年，美国知识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1965年达1／3，到70年代末将近1／2。他在该书的第4章专门论述了“知识社会”，在第12 章专门论述了“知识经济”，最早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注：Peter F.Drucker,TheAge of Discontinuity,New York,Harper & Row,1968,P.263.）他还提出：“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知识已成为首要产业，这种产业为经济提供必要的和重要的生产资源”。
1970年，马克卢普在他76岁时镇定宣布，准备编写8 卷本的著作《知识的创新、分配和经济意义》。8 卷的写作计划是：第一卷：知识与知识的生产；第二卷：知识、信息科学与人力资本的分类；第三卷：教育；第四卷：科学研究与新知识；第五卷：通讯媒介；第六卷：信息服务与信息设备；第七卷：知识生产的规模与速度；第八卷：知识职业与知识社会。（注： Fritz Machlup, Knowledge and KnowledgeProduction,Princeton,1980,P.13.）该书的第一卷《知识与知识的生产》于1980年出版，第二卷《知识的分类》于1982年出版，在第三卷出版的过程中，1983年马克卢普溘然去逝。1984年，第三卷以《信息经济学与人力资本》为书名出版，剩下的五卷永远无法面世了。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马克卢普是第一个全面研究知识经济内容的人。而比得·德鲁克是最早提出“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 ）概念的人， 他提出这一概念也受到了马克卢普的深刻影响。 （注：Firtz Machlup,Knowledge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Princeton,1980,P.xxvii.）还可以看出，马克卢普论述的知识经济是以知识的生产、创新和传播为基础的经济，而知识产业则是知识的生产、创新和传播活动的主体和支柱。
（二）马克卢普的“知识产业”理论
早在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出版了《美国知识的生产和分配》一书，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至50年代末美国社会生产发展的产业结构变化的特点，
提出了“知识产业”（KnowledgeIndustry）的概念。他认为，知识产业与其它物质产业和服务业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首先，知识产业的产出是无形的，非物质的，无法度量的，无法与其他类型的物质进行数量比较。其次，大多数知识产业提供的服务不是按商品销售的，而是以低成本免费扩散的。知识产业所需的费用往往由政府部门、慈善家或商业广告公司支付。如公立学校的费用主要由政府支付，私立学校主要是由慈善家建立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则主要是由商业广告公司支助的。对其他产业的产品来说，消费者可以通过购买行为确定它们的市场价值，但知识产业的产品的市场价值往往不能通过这种方式确定。由于知识产品的不可度量性，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生产效率指标和市场价格难以确定性，使得人们难以确定知识产业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最佳比重。对于大多数知识产业的产品来说，要素成本是知识生产唯一可以确定的数字。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根据投入要素在生产过程中贡献的份额确定投入量合适呢，还是根据产品的类型确定投入量合适呢？即是应以职业方法确定知识产业呢，还是应以产业（产品）方法确定知识产业呢？不同的划分方法会产生不同的统计口径。如按照职业方法，食品工业中工程师、制鞋业的设计师、化学工业中的会计师或律师等，他们都从事知识的生产；但按产业方法，他们都没有从事知识生产。而按照产业方法，学校里的看门人、实验室的清洁工、电视台的修理工等，都从事知识的生产，这与按职业划分是矛盾的，因为，按照职业划分，他们则没有从事知识的生产。那么，知识产业究竟是指生产、传播知识的部门，还是包括任何其它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知识的职业呢？马克卢普认为，应该把知识产业与知识职业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无论是职业还是产业，知识的生产增长时，它们两方面都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出现了许多生产知识产品的新型产业；另一方面，出现了许多从事知识生产、传播和转移的新型职业。（注：
Fritz Machlup,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United Stat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P.44～49.）
马克卢普还认为，知识产业包括五方面的内容：（1）教育。 如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职业教育、教会教育、军事教育等；（2 ）研究与发展。如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等；（3）传播媒介。包括书籍、 期刊和报纸的印刷出版业、电影戏曲、广播电视、电报电话、通讯邮电等；（4）信息设备。包括信息处理设备、电子计算机和自动控制系统； （5）信息服务业。包括证券经纪业务、不动产代理业务等。他发现， 在1947～1958年期间，美国知识产业平均每年以10.6%的速度递增，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2倍；1958 年知识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32%，在9年时间里增长了30%。1958年， 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约有29%来自知识产业，约为1364.36亿美元，其中， 用于教育的开支为601.94亿美元，占44.1%；用于研究与发展的开支为109.9亿美元， 占8.1%；用于传播媒介的开支为383.69亿美元，占28.1%； 用于信息设备的开支为89.22亿美元，占6.5%；用于信息服务的开支为179.61亿美元，占 13.2 %。 （注： Fritz Machlup,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Stat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P.361～362.）但是， 由于马克卢普使用的知识产业定义的内容十分广泛，知识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29%这个被广泛引用的数字，容易给人造成错误的影响。
“知识产业”概念的提出，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震动，保尔丁格教授在一篇书评中写道：“知识产业的概念简直是一个足以把传统的经济学炸飞的炸药包”（注：Kenneth
E.Boulding," The KnowledgeIndustry",Challenge,May,1963,P.38.）。马克卢普的学说之所以具有经济理论的革命意义，是因这一概念不仅开创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而且开创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纪元。正是由于经济学把知识产业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个与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相并列的产业，从而形成了一门新的经济科学——知识经济学。由于知识具有不同于其它物质资源和物质产品的特征，知识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特的经济学。
克拉克·克尔在《大学的作用》一书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上，知识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如此强烈地引导着整个社会”，“在本世纪后半叶，知识产业将成为国家实力增长的核心”。（注：Clark,Kerr,TheUses of the Universit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88.）自此以后，知识产业成为一个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概念。
（三）马克·波拉特的信息经济理论
1977年，马克·波拉特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以政府出版物的形式出版了九卷本《信息经济》，各卷的内容如下：第一卷《信息经济：定义与测度》；第二卷《测度一级信息部门的资料与方法》；第三卷《产业间转换矩阵》；第四卷《技术矩阵》；第五卷《总体结果矩阵》；第六卷《应用就业结构的产业矩阵测算劳动收入》；第七卷《应用就业结构的产业矩阵测算劳动收入》；第八卷《国民收入、劳动力和投入—产出表》，第九卷《对使用全部数据库的用户指导》。在这套著作里，他对信息经济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依据信息产品或服务是否进入市场交易为标准，将国家信息部门分为一级信息部门（如信息设备的生产部门和专业性信息服务部门）和二级信息部门（如政府机构或企业内为政府或企业内部服务的信息部门）。其中，一级信息部门由八类产业部门组成，它们是知识生产与发明产业，信息分配与传播产业，金融和保险等风险管理产业，市场调查与协调产业（如广告业），信息处理与传输产业，信息产品生产产业，邮政、教育等政府公共产业，信息设备（如教学楼）建设产业。据波拉特计算，美国1967年国民生产总值中有25.1%来自第一信息部门，也即由生产、处理及分配信息商品和服务的经济部门生产。包括电脑制造、长途通讯、印刷、大众传播媒介、广告、会计、教育，此外还有风险管理业，包括金融和保险等。二级信息部门要比一级信息部门复杂得多，波拉特通过测度那些直接支持二级信息部门运行所消耗的各种劳动力和资本的价值，推算出这些部门中不直接进入市场的信息服务的“准市场”价值。在波拉特看来，一封商业信函的拟定既需要信息劳动，如起草、打字、校对、付寄等，也需要信息资本的支持。如录音机、打字机、计算机、传真机、文件柜，以及以办公楼为代表的信息建筑物。二级信息部门的增加值由以下两个测度的投入量构成：第一，在非信息产业内就业的信息劳动者的收入；第二，非信息产业内购买的信息资本折旧。波拉特通过这两大数据，建立起了二级信息部门的账户体系。根据他的计算，1967年，美国二级信息部门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1.1%。一级信息部门与二级信息部门的产值之和便是整个信息部门的产值。因此，1967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6.2%与信息部门有关。（注：参见黄顺基编：《走向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72页。）他还观察了美国劳动力构成的长期趋势，发现，1860～1905年间，农业人口比重最大，其次是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自1955年后，美国信息部门就业人数迅速增加，1910年信息劳动者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不到15%，但1970年后，超过了40%。1967年，信息工作者的收入占全国人口收入的53%。波拉特把信息部门分为一级信息部门和二级信息部门来测度信息经济规模，这种信息经济测度的模式称为波拉特范式。这一范式在具体运用的过程中，主要根据两项指标测度信息经济的规模：一是信息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二是信息劳动者占总人口的比重。波拉特范式是波拉特对宏观信息学发展的一个贡献。
（四）OECD等对知识经济的阐述
1985年，美国政府授权Calgary大学成立了“知识科学研究所”， 对知识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作用过程和转化机制，以及知识经济的一系列其他理论问题做了富有成果的研究。90年代初，美国阿斯奔研究所（The Aspen Institute）等单位联合成立了信息研究所（The Institutefor Information
Studies），在它出版的《1993—1994年年鉴》，以《知识经济：21世纪信息时代的本质》为总标题，发表了6篇论文， 从6个方面审视了“明天信息社会”的特征和本质， 其中第一篇论文《技术在信息时代的地位：把信号转为行为》明确论述了知识在信息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篇论文明确提出：“信息和知识正在取代资本和能源而成为能创造财富的主要资产，正如资本和能源在20年前取代土地和劳动力一样。而且，本世纪技术的发展，使劳动由体力变为智力。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世界经济已变成信息密集性的经济，信息和信息技术具有独特的经济属性。”（注：李啸虎：《知识经济：背景与前景》，《东方经济》，1998年第1期，第8页。）这就说明，信息技术对于劳动性质的变化，即由体力劳动变为智力劳动，具有决定作用。1994年，C·温斯洛和W·布拉马共同出版了《未来工作：在知识经济中把知识投入生产》一书，对知识经济概念的内涵外延作了较为完整的论述。温斯洛和布拉马的贡献在于，他们阐述了知识经济下企业在市场上取胜的基本条件和要求，认为“管理智力”是获取和利用高价值信息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s）的概念。
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一系列报告，在国际组织文件中首次使用了“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这个新概念。在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对知识经济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该报告指出：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之上的经济。这份文件把知识分为四类，即知道是什么的知识（know—what）、知道为什么的知识（know—why）、 知道怎样做的知识（ know—how）和知道是谁的知识（know— who），前两类容易编码与度量，可称为编码化知识（codified knowledge），后两类往往存在人们的大脑之中，属隐含经验类知识（tacit knowledge）， 主要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知道怎么做的知识属决窍类知识，学习这类知识的典型例子就是徒弟跟着师傅学，并把师傅当成权威。知道是谁的知识主要通过社会实践的学习才能获得，有时通过特殊的教育环境的学习才能获得。据估计，OECD主要成员国GDP总值中50%以上是以知识为基础的。 （注：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年版。）这份文件应该说是国外知识经济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它总结了国外对知识经济的最新的研究成果，研究了知识特别是高新技术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比重和地位、知识与经济、知识的编码化、知识与学习、知识网络、知识与就业等问题，为知识经济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领域。这份文献在我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已成为研究知识经济必读的一份经典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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