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社会称谓语研究述论
杨 景/安徽大学
摘 要： 社会称谓语在人际交往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始终受到众多语言学研究者、学者的关注。本文主要梳理了国内学界涉及社会称谓语的历时发展、缺位与泛化现象、跨语言对比几个方面的研究，发现在内容和视角诸方面存在不足。
关键词： 社会称谓语 历时发展 缺位泛化 跨语言对比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对称谓语的定义是：人们由于亲属和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及由于身份、职业等而得来的名称。根据称谓语所表示的人际关系，可以将其划分为亲属称谓语和非亲属称谓语（即社会称谓语）两类：亲属称谓语是指用以称呼与说话人有亲属关系的人的用语，例如，叔叔、伯伯、舅舅、姑姑等；社会称谓语则指用于称呼没有亲属关系人的一种用语，包括各种社会关系人之间的互称用语，如姓名称谓语、职务称谓语、通用称谓语和零称谓语等。本文将综述国内学界涉及社会称谓语的历时发展、缺位与泛化现象、跨语言对比等几个方面的研究。
一、社会称谓语的历时发展
李琼、杜敏（2011）认为语言与社会的共变关系最快也最直接地反映在语言词汇的变化上，而词汇中的社会称谓语部分更是首当其冲，他们以“同志”“师傅”“老板”这三个社会称谓语的使用范围及其语义变迁为例进行了具体分析，反映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对社会称谓语使用的影响。［1］
吴维（2016）论述了各个时期社会称谓语的使用状况，通过从各个时期中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称谓语进行文化背景分析，发现社会称谓语反映了特定时期中的社会人际关系和社会性质，以及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中人的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2］
21 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时代”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天地。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迅速发展，社会称谓语也具有了新的时代属性，特别是在新媒体语境下，新兴社会称谓语大量涌现。［3］许秋华（2017）提出新兴社会称谓语是在隐喻和转喻的认知基础上产生的，其来源和表现形式主要为称谓用语的缩略化、拟物化、儿童称谓用语和方言称谓词语的泛化等。与传统称谓语相比定位功能明显削弱，幽默色彩更加突出，更加新颖别致，体现了国人价值观的多元化。［4］
绍兴古代建筑的类型大致可分为4类：①寺庙、塔楼等典型或特殊历史建筑，如炉峰禅寺、舜王庙、安康寺、大佛寺百沥海塘；②纪念性和名人故居等建筑，如鲁迅故里、吕府、沈园、书圣故里、西施故里、北撤会议旧址等；③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历史意义的建筑，如：丰惠钱氏大宅院；④具有标志性或高艺术价值的历史建筑，如 艇湖塔、天元塔、灵鹅王氏纯节坊。
社会称谓语的泛化指的是用具有一定社会关系特征的称谓语称呼不具有这种社会关系特征的人。［16］ 90 年代陈建民（1990）已提出“师傅”“老师”“大夫”称谓的泛化现象。他认为社会的变动引起社会和语言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名与实之间的不协调，如出现了称呼知识分子和军人为“师傅”、称呼护士为“大夫”等许多名实不符的现象。［17］扬清、王娥（2005）提出属于社会称谓语范畴的“老师”一词以其特有的表尊敬义而获得了普遍的应用。在不断推挤、替代其他称谓的过程中，它逐渐扩大了自己的领域，最终达到了今天的泛化。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老师”一词仍将会是文化知识领域的重要称谓。［18］王劲松（2007）通过对“美女”称谓语泛化的社会文化背景、语言学成因、言语交际功能以及它在具体语境中使用特点的探究，说明“美女”称谓语的泛化决非偶然，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19］吴莹莹（2012）从语用变迁的角度分析了“老师”、“美女”、“亲”等社会称谓语泛化使用的过程。［20］杨程（2014）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认为“老师”这一称谓由最初的特指某一类人，到如今的泛指具有某些特征的人，其演变过程实际上遵循了人类的认知规律，同时也暗藏着语言的经济原则。［21］
程悦等人（2018）从来源、构造方式、修辞手法、感情色彩等角度对新时期新型社会称谓语进行分类，并结合典型词汇作具体分析，根据调查问卷预测其未来走向。［6］
二、社会称谓语的缺位现象
马华（2016）探究了中日校园称谓语间的异同，发现中国学生对老师的常用称谓比日本学生要多很多，如以官职称谓来称呼老师或“工作职责+‘老师’/‘教授’”的称谓方式，在中国相当普遍，而日本则几乎没有。中国学生常称呼教辅人员为老师，而日本学生只会称呼担任教学工作的人为老师，对于教辅人员，零称谓才是更为恰当的称谓方式。［30］
毕 继 万（1997）［22］、黄 嵘（2007）［23］比较了中英社会称谓在职务称谓、通用尊称、称谓泛化等方面的差异，对比了汉英称谓与人际关系的联系。任海棠等人（2004）在Brown与Gilman所 建 立 的“权 势 ”(power)与“等同”(solidarity)语义对立模式下，比较分析了汉英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在社交称谓语方面的具体异同、冲突、空缺、交叉等现象，发现汉语称谓比英语称谓更丰富、表达意义更精确、色彩义更浓重。［24］尚婷（2004）认为中英社交称谓语的巨大差异是中英文化在语言层面上对社会等级权势、血缘亲缘关系及个体社会地位的投影与折射。汉语中普遍存在非对称性称呼，而英语中更为普遍存在的是对称性称呼。［25］陈芳芳等人（2012）从跨文化的角度对比分析汉英社会称谓语的差异，并探究其主要影响因素中中西价值观的不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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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光（2015）［27］和陈玉珍（2018）［28］都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分别对比了中印尼社会称谓语和汉法社会称谓语的异同，并提出相应的对外汉语教学策略。
除此之外，还有关于社会称谓语缺位的专项研究。例如郝媛媛（2005）从社会、历史、文化角度分析了当今女性社会称谓缺位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补位策略。［11］陈硒（2006）以广州市的社会成员为调查对象，对现代汉语社会称谓语的缺位现象中一些“难点”进行了抽样调查。［12］刘洋（2009）将南宁社会成员作为调查对象，分析社会称谓语的使用情况，总结出社会称谓语缺位类型和缺位原因。［13］
王德仙（2016）从描写现代缅汉语口语中的称谓语系统入手，对缅汉称谓语进行比较，指出缅汉社交称谓语最大的不同是缅语称谓系统比汉语称谓系统多出“僧尼俗称谓”。缅甸人和中国人都重视人名的使用，但却存在较大的差别。［29］
三、社会称谓语的泛化现象
徐银（2018）运用李宇明先生于2002 年提出的“词语模”理论，对以“×哥”“×男×女”为代表的新兴性别称谓语等进行了结构分析，认为新兴性别称谓语所形成的“词语模”框架实则是社会文化发展与语言本身发展规律相互促进的结果。并提出新兴社会称谓语在语义变异方面体现出称呼观念趋于平等化，娱乐化、趣味化凸显和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的特点。［5］
四、社会称谓语的跨语言对比
肖倩（2007）的调查发现，社会称谓缺位现象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主要表现为语言的不对称：性别的不对称，最典型的是女老师或女性上司的丈夫的称谓问题；亲疏的不对称，出现了称呼陌生人的社会称谓的空缺；社会通用称谓内部的不对称。她认为缺位现象的出现实质上是现代社会言语交际需要和语言现状之间的矛盾，提出通过不使用称谓语和部分称谓语的泛化使用来补位。［9］
王萌、李冰燕（2015）的研究表明，造成这种缺位的主要内部原因有词义的发展变化，语言规律和交际原则的限制以及无标记性和有标记性称谓转换。并提出通过旧词新用、创造新词进行社会称谓语内部调整、社会称谓语模糊化和社会称谓语泛亲属化来补位。［10］
社会称谓语在人际交往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称谓语的缺位俨然会给日常交际造成一定困难。孟万春（2010）［14］等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零称呼语、亲属称谓语泛化、通用称呼语泛化的补位措施。李晓文（2011）的研究表明，革新语言伦理观念才是进行补位的最有效措施，也是首要措施。［15］
酒店业属于服务性行业，中国有传统认为被认为是伺候人的工作，饭店服务员在古代被社会称为“店小二”，其中就包含了对这一行业的轻视。社会和传统观念对现在学生与年轻人的求职观有很大的影响，许多学习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不愿长期从事酒店服务工作，往往是工作一两年就转行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最终导致旅游专业人才的大量流失。传统观念不是一朝一夕能转变的，饭店企业要加强员工培训与宣传，并营造良好的企业氛围，从思想上影响让转变员工从业观。
称谓语缺位指的是在汉语里缺乏专有名词来对某一关系进行准确描述。例如用于称呼老师配偶的称谓词，有称呼男性老师妻子的词语“师娘”，却没有适合的称呼女性老师丈夫的词汇。［7］郭熙（1997）首次从语言系统性的视角命名这种现象，称之为“称谓语的缺位”。他认为社会称谓的缺位中最明显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与“先生”和“小姐”相关的称谓的缺位，女师傅、女老师的配偶的称谓的缺位，同事或一般朋友的配偶称谓的缺位，普遍性社会称谓的缺位。而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因素是男女社会地位的差异。他提出社会称谓的缺位是我国大众文化的一种比较特殊的现象，也是语言发展不平衡的一种突出表现。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汉语的社会称谓将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虽然语言具有自我调节功能，能主动从无序走向有序，但我们仍需为此作出巨大努力。［8］近些年，不少学者都对汉语社会称谓语缺位现象的分类、出现原因及补位措施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针对上述困境，绍兴城投对外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对内主动创新发展方式，走出了一条以项目和融资为基础、以资产和经营为助力的两翼发展道路，并且初显成效.
林如奕（2016）从职衔称谓、关系称谓、姓名称谓和拟亲属称谓方面论述了汉泰社会称谓语语中各自的使用习惯，并阐述了他们的差别。如中国在校学生可互称“同学”，不受口语、书面语、面称、背称的限制，而泰国需要根据不同年龄阶段来具体区分；汉语里唯有“副”为“正”的下级，而泰语里各个单位的职务名称中“准、次、副”都可作为“正”的下一级。［31］
马晶晶（2018）对比了汉俄社交称谓中姓名称谓、职务称谓和零称谓的不同，并从宗法制度、伦理道德、价值取向、政治制度等方面分析了形成差异的原因。［32］韩夏（2007）［33］、李侑信（2010）［34］、王斐 斐（2011）［35］、许昕（2012）［36］等人的硕士学位论文都对汉韩社会称谓语进行了对比研究。
2.原分类所得税制下，不同所得项目在纳税时适用的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不同，其税负水平也不同。在综合所得合并征税的制度下，对纳税人取得的收入，汇总后采用相同的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予以计税。此时，无论纳税人的所得来源于何种渠道，都应按照相同的税率以及费用扣除标准计算纳税，其税负不会因所得来源渠道不同而产生差异。
五、结语
从以往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相关研究成果显著，但仍有不足。在研究视角上有待进一步拓展创新。新兴社会称谓语数量众多、种类庞杂，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新兴社会称谓语的语言规范问题及其生命力的强弱仍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命题；为切实解决社会称谓语的缺位问题，新的行之有效的补位措施也尚待挖掘。在研究内容上存在不均衡性。社会称谓语泛化的研究较集中于“老师”“美女”“师傅”等已长期存在的称谓语上，对于一些新兴称谓语泛化使用的研究还很少；社会称谓语共时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汉语与英语、韩语的对比上，与其他语言的比较研究还较少。在以后的研究中应注重研究内容的丰富与均衡，以创新的眼光不断探索新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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