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基于“中等收入陷阱”视角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亚洲国家论文,陷阱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历史上，有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和经济发展体制的改革，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韩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与大陆文化相似、国情相近，并且都通过经济转型冲破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对于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的中国而言，这四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转型经验，或者可以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经验，具有极为有效的借鉴意义。
一、日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经验
上世纪60-70年代初，日本人均GDP达到了4000美元左右，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三位，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跨入了成熟经济阶段的门槛。但是，从整体的经济实力和经济质量上看，日本经济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当时日本整体产业素质不强，产业竞争力不高。其次，当时日本的增长模式比较粗放，过度依赖于设备投资和出口拉动。再次，由于长期追求高速增长，导致环境的破坏和公害的泛滥。面对这些经济困境，日本政府开始改变基本经济发展战略，寻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体来说，转型举措可以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力培育自主创新能力[1]59
上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为了解决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日本加快了培育国内自主创新能力的步伐。
首先，日本政府设计了一套培育国内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战略。20世纪80年代初，通产省提出“技术立国”的战略口号，科学技术厅也提出了“科学技术立国”的战略口号，力图成为世界科学技术大国，这标志着日本技术进步从“模仿时代”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阶段”。
其次，通过优惠政策扶植民间研究开发活动。加大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力度，在政策上对民间部门研究开发进行大力扶植，如实行税制优惠措施、补足金与委托费低息融资等。再次，大力支持自主创新平台的建设。上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专门制定法律，促进“创新中心”型科技园区的建立，加快向电子工业时代迈进。1983年，日本政府制定了《高技术工业集中开发促进法》，旨在创立集产业、学术和居住功能于一体的高技术产业都市。
同时，加大培育具有战略性的高新产业。政府进一步明确了企业技术创新的重点项目，并把物质材料科学技术、信息电子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软科学、尖端性基础科学技术、宇宙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和地球科学技术等“基础性、先导性”科学技术作为技术创新的重点，并将物质材料、信息电子、生命科学及宇宙开发作为重点开发领域，配套实施优惠和扶持政策。
最后，切实提高技术成果的转化率。日本政府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加强对民间企业的技术转让，如通过设立专门机构，进一步密切同企业的关系，使技术转让得以更顺利地进行等。与此同时，“产官学”结合是日本在工业技术上通过引进、吸收、改良和发展等方式赶超欧美国家的成功模式。
(二)实施收入倍增计划
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经济进入“萧条”阶段。经济萧条暴露出日本经济存在经济二元结构显著、过度依赖投资带动增长、人口红利即将耗尽、个人消费不足等诸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日本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该计划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2]。
首先，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日本政府主要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以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增加农民收入。6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农产品价格上涨大幅领先于其他商品。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方面，日本通过加快水利化、化肥化和机械化进程，提高农业产量和劳动生产率。
其次，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高工人工资。为了提高工人工资，倍增计划明确规定了“按地区与产业不同，将全部劳动者分为若干集团，每个集团确定统一的最低工资”，最低工资的确立对于缩小工资差距和提高整个工资水平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倍增计划还肯定了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并建立了大小企业之间的分工体系，确立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紧密协调的社会分工合作体制。
(三)积极构建节能环保型经济[3]248
上世纪70年代初期，面对石油危机带来资源匮乏的实际情况以及产业发展和环境污染的现实矛盾，日本政府加快实施了以产业“绿色化”为核心的产业结构调整。
首先，70年代开始，日本从治理恶性通货膨胀入手，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开发节能技术，开发新能源，开展“企业能耗瘦身”运动，工业化发展的重点从基础材料型产业向汽车、机械、电子加工等组装型产业转移。
其次，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大力开发节能技术、新能源和石油替代技术。日本分别于1974年和1978年提出了“日光计划”和“月光计划”。前者是太阳能、煤能、地热和氢能等新能源开发计划，后者强化对节能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提高能源转换效率，回收和利用尚未被利用的能源。政府还鼓励和支持生产厂家通过技术创新的手段，尽量降低家用电器的耗电量。
此外，加大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力度。虽然60年代日本对环保设备投资的比例很低，但一直保持上升趋势，特别是1973-1976年，平均增速达到14％。在1970年的临时国会上，日本一举通过十四部公害与环境相关法律，并在1971年设立了环境厅，统一管理全国的公害治理和环境保护事宜。在国民、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工业化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二、韩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经验
上世纪70年代末，韩国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核心的“汉江奇迹”开始出现增长乏力的困境。此后，韩国政府开始大力实施经济转型政策，顺利完成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冲破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了经济的快速腾飞和长期持续发展。这个过程中，韩国政府主要实施了以下三个层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4]：
(一)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后期，为适应日趋激烈的世界市场的竞争，韩国把“科技立国”作为其发展的战略定位，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从而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首先，政府从经济管理体制入手，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强化了市场机制在产业优化升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985年底，韩国通过了《产业发展法》，突出强调市场在产业发展和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政府的产业政策从倾斜型转向功能型，从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市场力量，为产业优化升级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其次，重点培育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韩国1973年颁布《技术研究开发促进法》，经1977年和1981年两次修改，从税收等方面给创新企业多种优惠政策。同时，政府还不断推出促进企业创新的激励政策，包括对创新企业免征特别消费税，对企业研究所不动产免征地方税，为国内服务的外国技术服务人员给予免征5年个人所得税的待遇等等。政府还通过实施技术转让所得税及市场开发减免制度、促进国内技术产业化优惠政策以及对技术集约型企业的发展给予税收优惠等多种手段，促进科技成果的市场化和产业化。
此外，韩国政府还实施了战略性的贸易政策，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本国市场和扩大出口的政策。1987年，韩国制定了“机械零件和材料国产化”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提出了包括汽车、造船、电子等产业的机械国产化产品目录，并制定了相应的国产化扶持政策。1992年，韩国制定了“机械零件及材料国产化”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提高影响制造业竞争能力的机械零部件及材料的国产化程度，大大降低机械产品的贸易逆差和对进口的依赖。
(二)调整国内收入分配格局
韩国作为后发国家，在经济腾飞之初，与其他国家一样，二元经济结构显著。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严重的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成为影响社会分配状况的主要因素。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推进国内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首先，通过税收政策调整，调整初次分配格局。1971年降低了工薪收入者的税率，增加了免税额，银行存款利息所得由原来的免税改为征收5％的预提税。1975年实行了比较彻底的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并对储蓄与投资所得单独设计了税率。
其次，通过社会保障措施，调整再分配格局。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大力推行“增长第一，分配第二”的发展政策；尤其是1987年韩国进入民主化转型之后，韩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迅速发展，形成了社会保险、社会补救和社会福利服务三个层次的完整社会保障体系。
同时，通过“新社区运动”缩小城乡差距。1971年政府启动了“新社区运动”，大量的政府投资通过“新社区运动”分配到农村地区，集中力量支持农村的经济建设。政府除了在经济建设上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外，还对农民的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事业加大投资力度。为了吸引年轻人到农村创业，韩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废除农用耕地购买面积上限，优惠出售农机具，提供低息贷款，免除因继承农业或经营农业而回乡者的城市住宅转让费，设立农庄法人以及扶持农村第三产业等。
(三)提升整体人力资本质量
韩国在经济转型中，特别强调人才对于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具体而言，韩国在转型中提升人力资源质量的措施可以归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增加全社会教育投入。韩国不断增加政府公共教育经费投入，1950年，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2％；1984年，韩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4％。韩国还多次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教育资金，同时鼓励国内民间和私人投资，扩大对教育的经费投入。
其次，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增强各类学校的办学活力。为了加快教育普及，上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大大放松了对各类学校自我发展和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控制，特别是鼓励私立中等、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增加对私学的补贴，并区分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对私学进行税收减免。
最后，政府主导优先发展基础教育。上世纪70年代，韩国制定了“教育立国、科技兴邦”的发展战略，推行“巩固初等义务教育、普及中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的方针；并从1974年开始实施“高中平准化政策”，以人文主义为导向，其总目标是培养21世纪所需要的人才，实施系统的国民精神教育，适当增加科学技术教育的内容，以最终实现全民教育的目的[1]58。
三、新加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经验[5]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加坡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出现了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的危险。为此，新加坡政府加快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变，同时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扩大经济对外开放，形成经济转型的良性循环机制[3]256。
(一)实施“第二次工业革命”
由于20世纪70年代末东南亚等国纷纷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使新加坡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核心的外向型经济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新加坡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失去了竞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政府于1979年提出了在经济领域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制造业发展朝着高附加值、高技术密集方向转变[6]。
首先，鼓励高附加值产业发展。为促使经济顺利转型，政府提出“自动化、机械化、电脑化”发展战略，开始重视通过教育和培训开发人力资源。鼓励高附加价值、技术密集型投资和发展高附加价值服务业等，提出了减少个人所得税、降低各种公共费用和金融成本，出台创立促进高技术投资的综合措施，大力引进和培育高附加值的制造业，逐渐实现产业的接续和更替。
其次，加快总部经济建设。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吸引“总部”的差别性优惠政策，包括特准国际贸易计划、商业总部计划、营业总部地位和跨国营业总部奖励等。新加坡与其他国家与地区签署了50个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和30项投资保证协议，使选择在新加坡进行跨国业务的总部公司享有税收优势。
此外，提高劳动力价格，淘汰落后企业，加快转型升级。从1978年开始，新加坡连续3年提高员工工资，用提高劳动成本的方式迫使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淘汰劳动密集型工业。这期间，新加坡工资有较大幅度增长，生产率亦有所提高。
(二)重视人力资本积累
“人才工程”是新加坡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新加坡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调整，其始终通过教育培训对人力资本汰旧换新和持续积累，不断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首先，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学校教育。上世纪以来，新加坡每年的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都在3.6％以上。政府还十分注重教育硬件和软件的建设，重视各类学校教学设施的完善和教学设备提升，也注重教师待遇水平的提高，其教授的薪金普遍高于欧美国家。
其次，强化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多形式、多渠道地进行职业教育。1979年，新加坡成人教育局和工业训练局合并成为职业工业训练局，各种专科技术教育学院根据行业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8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倡导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群众性训练计划，通过设立工人基本教育课程的方式，发动各行业以及社会团体参加这项计划。
此外，新加坡也采取了十分开放的人口政策，以世界上最优厚的待遇吸引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人才，保证其自由地出入，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较好解决了高端人力资本匮乏的困境，保证了国家长期人才储备的稳定性。
(三)扩大对外开放交流
由于是小国经济，所以，新加坡在转型过程中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借力实现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首先，大力引进优质外资，加快国内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新加坡政府加强向全球推销新加坡，设立了经济发展局，建立大型工业园，作为招商引资主要载体，并对被引进项目的前景进行科学评估，依靠技术专才跟踪了解全球行业发展的最新情况。同时，实行区别对待，利用“超国民”待遇，促使外资服务本国产业发展。
其次，新加坡还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从产品出口转向资本输出。新加坡政府在政策上规定，凡向海外投资的企业可以申请减免税、享受优惠贷款等；在国内设立促进企业海外投资委员会，对企业的海外投资情况做出评估和向政府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议，在国外设立新加坡海外投资俱乐部，帮助新加坡企业到当地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开发区，为海外投资的企业提供信息和联谊服务。
四、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遇到了资源要素短缺、劳动成本上升过快、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国际贸易摩擦频发以及环保压力增大等多重问题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台湾地区开启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幕。具体来说，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转型战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快产业发展转型
首先，以缩小城乡差距为目的，大力发展农业产业。由于长期实行工业化赶超战略，上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业产业化进程大大慢于工业化进程。面对经济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中国台湾地区逐步从“以农补工”战略转向“以工补农”战略，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同时推出“第二次土地改革”，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而在农业产业化方面，中国台湾地区政府通过农业救助、农业保险和农民补贴等举措，加强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力度，发展设施农业、观光农业和生态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其次，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大力发展策略性产业和服务业。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台湾针对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开始优先发展策略性产业和服务业，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颁布了《促进产业升级条例》和《“国建”六年计划》，推行“知识导向战略”，重点发展以电子通讯、高端机械、航空、高级材料、生物工程和环保产业为代表的策略性工业，并加快促进以生产型服务业为重点的服务业发展，建立起符合世界科技革命潮流的现代产业体系。
此外，调整产业外贸策略，促进对外投资发展。为了开拓更加广泛的海外市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台湾开始逐步解决对外贸易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问题，出台了《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经贸工作纲领》，加快实施对外贸易“亚太战略”。同时，通过采取投资保障、资金支持、帮助建设基础设施等措施，鼓励岛内资本“走出去”，通过对外投资和对外产业转移“倒逼”岛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二)提升科技水平和人才素质
首先，制定长期科技发展战略，明确科技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台湾陆续公布了《科学技术发展方案》、《加速培育和延揽高级科技人才方案》和《鼓励民间企业从事研究发展》等战略计划，将科技的发展视为未来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
其次，明确科技发展方向，以“策略性产业”技术作为发展重点。以光电、软件、工业自动化、材料应用、生物科技和能源节约等具有战略性的重点关键技术作为科技发展的重点，从财政金融和产业战略等方面为这些技术的研发提供优惠政策，并着重加强在这些领域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技术人才储备制度。
再次，强化科技投入与合作，促进产业研发。一方面，大幅增加研发投资，设立创业投资基金，资助高校和专业研发机构进行技术孵化和产业化，并加强产学研的紧密合作。另一方面，从健全市场机制、强化金融税收优惠和研发奖励、增加政府采购力度以及关税保护和非贸易障碍等方面来强化技术进步，并设立新竹科学工业园区，通过产业发展的集聚效应加快科技进步。
此外，大力培养、引进高端人才，保障科技进步的人才供应。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着重培养技术型和策略型人才，建立多层次和多渠道的人才培养体系。重视高等教育的关键性功能，扩大高等教育的覆盖面，鼓励岛内优秀人才到海外接收高等教育。通过多种优惠政策和设立相关资助基金吸引海外优秀人才赴台工作，通过制度化措施建立吸引岛外人才的长效机制。
(三)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
首先，推进产业主体市场化，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制订了《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从制度上规范中小企业发展。建立健全统一的中小企业发展辅导体系，通过建立发展基金、信用保证基金以及鼓励发展风险投资产业等措施，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融资服务。同时，加强财税等方面的资金扶持，实施“两税合一”的税制改革，规避对企业的重复征税，鼓励中小企业的规模扩张[7]。
其次，推动民营化和金融自由化改革。专门成立推动公有企业民营化专案小组，将公营事业进行全面民营化，通过多种资产重组方式实施公有企业民营化改革。加快金融自由化改革步伐，通过扩大利率浮动幅度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通过实行浮动汇率制度逐步实现汇率市场化，同时通过放开金融管制和实施金融创新实现金融业务自由化。
五、对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启示
通过对亚洲典型国家和地区经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冲破“中等收入陷阱”经验的总结，可以得到以下四条对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启示：
(一)转变发展方式包含经济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区别在于，前者特别强调经济发展需要社会和谐和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因此，各国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纷纷制定政策，加快社会公平建设和实施资源环境保护职责。首先，多数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特别强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格局调整同步进行。同时，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前普遍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的重工业化过程，能源耗费量较大，对产业持续发展形成了约束瓶颈。由此，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特别强调产业发展需要与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坚持市场导向与政府干预相结合
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坚持以运用市场机制加快转变进程，但是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也都对转型进行了较多的干预。从微观政策层面出发，各国和地区的政府一方面依靠市场的自由竞争，促进产业发展转型和培育企业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又通过某些措施扶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未雨绸缪地引导经济向更高层次跃进。因此，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既包含了以市场为导向的适应性转变的成分，也明显地表现为政府有效干预下的引导性转变。
(三)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方向
从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验看，经济结构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是整个转变过程的重点方向。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可能出现新的结构性问题，因此需要针对这些问题进行适时调整。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因此，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特别注重通过经济发展战略转换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8]。同时，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会导致不同要素拥有者之间分配格局的变化。因此，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加快了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
(四)自主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9]
从理论上来说，技术革新引发的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路径。因此，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各国和地区都普遍采取了多种政策，加快国内和岛内的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首先，各国和地区都积极打造技术创新的公共平台，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其次，各国和地区政府都特别注重对具体产业领域自主创新的引导和扶持，大力培育具有高端技术和发展前景的战略性和策略性产业。同时，各国和地区把人力资本积累作为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重点任务，将人力资源视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此外，各国和地区纷纷加大政府教育投入，积极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顺应全体国民自我发展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知识结构的人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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