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定位、形态与变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量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427(2014)10-0003-11 教育改革与收入分配的差距、就业、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五个问题，已经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和全面深化改革中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和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而且教育改革又成为这五个问题之首。我认为，高考改革则是五个最关心、最直接和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首的教育改革问题中最难的问题之一，是教育体制改革中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衔接机制，社会利益和公众情绪的聚合点，高考改革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高考改革既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也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问题，明确高考改革的定位、了解高考的历史与现实形态，认识影响高考改革的变量，进而提出能够实现高考改革目标的操作性模式，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研究高考改革并认识其自身的客观规律。 1 高考改革的定位 1.1 高考的含义与基本规定性：高考改革不等于考试改革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从严格意义上说，所谓高考，指的是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制度，是一个覆盖高考制度中所涉及的各种相关活动与因素，以及各种利益相关者的系统，包括高中教育及其学业水平考试与综合素质评价，高中的推荐、大学入学的报名与考试，考试的命题与判卷、大学的招生与录取，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考生及其家庭的参与等活动或因素的系统或综合，以及与这些各种活动相关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与政策规范的体系。高考只是这个制度或体系的一种简称。因此，这样一种作为制度和体系的高考绝不等于单纯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后者只是一个单一的考试活动本身，是整个高考制度的一个部分。所以，高考改革本身是一场体制或制度的改革，而并不能等于考试改革，而且考试改革应该服从整个制度和体系的改革。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近年来的高考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被简单地变成了单纯的考试改革，包括考试形式的变化、科目的增减、内容难易的调整、考试次数的多少，考试主体的统一或多元，以及考试管理的权限，等等。这实在是高考改革的一个很大的误区，也是高考改革难以成功的一个原因。 因此，高考是一个结构性的概念。它作为一个多变量，多因素构成的系统和结构，是否合理往往取决于这些相关因素与变量之间的协调程度与整合方式，高考制度的质量取决于这个结构的优化程度与其中不同因素的协调。而高考改革实际上也就是这个结构的优化，以及其中不同因素和变量的重构。而且，在这些诸多的因素和变量中，高中与大学及其之间的关系是最主要的因素和最主要的基本矛盾。而这个矛盾关系的性质及其变化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高考的形态。 1.2 高考的基本定位——衔接 由于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是高考的主要矛盾，所以从整体和本质属性来看，高考的基本定位就是一种衔接，是青少年学生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之间的一种衔接，是高等教育(大学)与基础教育(高中)之间的衔接。这种衔接是一个教育体系中不同阶段或层次之间的连接机制。而且，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教育体系的衔接机制的合理性与否常常是决定和评价这个体系是否合理的关键。实际上，学术界和现实中关于高考定位的各种看法，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个矛盾和衔接而展开的，是关于这个矛盾和衔接的不同看法。例如，有人强调了这个矛盾和衔接中的大学方面，认为高考应该成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要适应大学选拔人才的需要；也有人则更加重视这个矛盾和衔接的基础教育或高中的方面，认为高考应该是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其责任是引导素质教育的发展；当然也有人认为高考的定位是这两方面的综合。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种矛盾和衔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常常侧重于不同的方面，进而展现出不同的特点。 应该看到，这种衔接是教育学中的一个基础理论与问题。衔接问题涉及个体成长的连续性与教育的阶段性之间的矛盾，不同教育阶段之间的矛盾，不同教育类型之间的矛盾。衔接也是教育体制改革中最关键的问题，衔接合理与否是评价一个教育体制设计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直接关系到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中国教育体制中具有高度关联性的战略要点。而且，这种衔接还是一个教育体制的人才培养质量高低的重要的边界条件，特别是关系到创新人才出现和成长的重要体制性基础，是人才培养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而这也才是高考之所以重要的真正的根本原因。必须清楚看到的是，这才是高考改革的真正目的。著名教育家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一书中提出分离是教育中最大的浪费，而衔接的反面自然是“分离”。 1.3 定位中的问题 不难发现，目前高考，或者大学与高中衔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大致概括为：以选拔代替衔接，或者说以大学对学生的选拔作为两者相互衔接的基本机制，甚至误认为选拔就是衔接，高考就是选拔。应该说，高考当然包括选拔，但绝对不等于选拔；如果以选拔代替衔接，必将造成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成本太高。包括高中教育和学习时间的浪费，各方面的巨大投入；社会家庭等方面的过度关注，以及各种相关的问题，等等。根据有关国家的网站称，中国的高考可能是世界上压力最大的考试。 第二，束缚人才的成长。由于以选拔代替衔接，造成衔接途径的狭窄与单一，束缚了多样化人才的成长、发展与培养，并且导致“一考定终身”和“用一把尺子衡量不同人才”的现象。 第三，加剧高中与大学之间的矛盾。高中埋怨大学绑架了高中教育，而大学则将人才培养质量的问题归咎于高中教育。更加重要的是，高中学生和毕业生成为了这种选拔和矛盾的牺牲品。 2 衔接与高考的三种基本形态 高考本身与社会经济教育发展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它的形态也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教育改革发展不断变化的，因此，研究高考的不同历史形态，是我们认识高考规律，把握高考改革思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 2.1 高中与大学相互衔接的三种历史形态 高中与大学之间相互衔接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随着社会和教育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而且，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之间的不同衔接方式就是高考形态发展变化的重要基础。 考察、研究和分析高中与大学之间的衔接，必须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数据的基础。由于所谓的衔接主要是学生发展的衔接，因此这种衔接的具体内涵，正是高中学生规模与大学学生规模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所以，仔细地描述高中与大学招生和在校学生的规模及其变化，是分析和研究这种衔接的重要基础。
图1 各类教育招生的人数
图2 1870—1980年美国中等教育的两次转型 如图1所示，在1967年之前，中国高中的招生规模和大学的招生规模几乎相同；从1967年开始，高中学校的招生数量有大幅度攀升，1977年到达峰值，高中招生人数大大超越高校招生人数。到1997年、1998年、1999年，我国高校开始扩招，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开始逐年增加，2007年的时候，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几乎达到一个同步的阶段。图2为美国1870—1980年中等教育的两次转型。从这两个图的比较可以看出一些相似之处，在开始的时候，高中教育都是规模很小，跟大学相似，后来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高，社会文化程度的提高，这个时候，高中的发展先行一步，大量的扩充，并且形成大众化的高中教育，然而大学还是精英型的，随后，大学也逐渐从精英高等教育发展为大众化，甚至普及化的高等教育，并且与高中教育的发展达到了一种几乎同步并行的规模和程度。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形态的变化，正是分析彼此双方相互衔接和高考形态变化的基础。 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教育发展的历史事实，从这种高中和大学的招生与学生规模之间的差距，作为一个讨论的切入点来分析、总结高中与大学之间的相互衔接的三种类型。 第一，控制性衔接。是一种大学对高中的控制性关系，或者称为两者之间关系的控制性类型。这种控制性衔接的主要特点是，高中和大学的学生规模都非常小且大体相当，都属于精英教育的形态，高中教育的主要目的也是为大学输送学生；而大学则是从管理、课程、教材、教师以及评价标准等方面，实施对高中的全面控制与制约，以至于高中教育成为了大学的附庸。 根据美国著名教育学家马丁·特罗在“美国中等教育的第二次转型”一文中的观点，在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都是精英教育的历史阶段，大学对高中教育具有一种非常直接的控制关系，是一种高等教育对高中教育的主导，包括课程、教师以及评价等。按照马丁的观点，由于这个阶段高中具有精英型的特点，主要功能是为大学输送生源，而且规模非常小，因此，在这种高中学校里，校长和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生，他们所接受的训练也大都是学术性的，他们在高中学校所讲授的科目、课程与学生，与大学和学院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这些高中的学生和教师之间也经常去大学学院上课。用马丁·特罗的话讲，“在这些学校与大学学院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高中成为“一个由学院院长和教授控制”的教育机构。 第二，选拔性衔接。选拔性衔接是一种大学对高中的选拔性关系，或者说两者之间关系的一种选拔性类型。这种选拔性衔接的主要特点是，高中教育已经从过去的精英形态发展为大众化的高中，而大学仍然属于精英教育。由于高中学生和毕业生已经大大超过了大学招生的名额，大部分高中毕业生将走向社会和职场，为大学输送学生也逐渐降低为高中教育的次要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系统或高等教育通过一定的机制，选拔部分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学习，并由此形成与高中之间的选拔关系。这种选拔性形态的实现方式与途径往往是多方面的，包括高等教育系统中不同层次与类型的高等学校的选拔、不同学科专业的选拔、不同办学模式与项目的选拔，也包括高中教育系统中所出现的分化，如部分以为大学输送学生为主要取向的学术性或普通高中，出现了为上大学而设计的学术型课程，出现了以上大学为主要取向的学生群体以及相应的选拔性考试评价系统，等等。 根据马丁·特罗的观点，高中的这一次转型不仅体现在功能(终结性而不是预备性的)和组织(公立与地方控制，而不是私人教学和捐赠学校)等方面，更加重要的是，它已经开始摆脱了大学的控制而具有了自己的独立性。它需要以生活为目的，以培养合格公民为目标，以及提供有实际用处的新的课程；它需要自己的教师培训项目和教师培训学校，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大学培养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中等教育的需要，另一方面传统的大学培养的也都是学术性的教师，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因此建立了新的教育系和州立的教育学院，为这些新的高中培养教职工。 由此，不仅形成了大众化的民主的终结性中等教育体系，而且使高中教育体系真正获得了它的独立性和系统性。为此，马丁·特罗在他的论文中引用了当时的一个评论：“到目前为止的20世纪，中等教育已经经历了一个由大学的校长和教授的控制，到那些更加直接地与中等教育相关的人进行控制的稳定的转变。”实际上，我们从中国中等教育特别是高中教育发展历史中也可以发现这样一种大学对高中的控制形态及其转变的特征。大学与高中之间的这种选拔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大学与高中之间定位的差异造成的，即大众化的终结性高中与精英型的高等教育之间的差异造成的。显然，精英型的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主要培养学术性人才的教育类型，其规模是非常小的，接受高中毕业生的人数也相当有限，因此在以培养合格劳动者和社会公民为主的大众化的终结性高中学校里，大部分学生毕业以后将走向社会和职业，只有极少部分毕业生能够上大学。由此，形成了大学对高中的这种选拔性。所以，大学与高中之间的这种选拔关系具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在大学和高中发展的过程中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然而，这样一种选拔性衔接关系却很有可能成为目前高中教育，以及大学与高中教育之间关系中各种问题的重要根源和缘由。如果未能协调好这种选拔关系中所包含的各种矛盾，这种选拔性衔接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引起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矛盾，以及高中阶段不同类型学校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的矛盾；这种选拔性也可能在一定层面上冲击和干扰了整个高中阶段的素质教育，成为所谓应试教育的“罪魁祸首”。从现实的角度看，这种选拔性形态的最极端的变形，就是将大学与高中教育之间的选拔关系简单地曲解为高等学校入学考试，以至于在最大程度上导致了高等教育考试制度的变形与扭曲，使之成为全社会和教育的批判对象，由此从整体所破坏了大学与高中的关系。 第三，共生性衔接。大学与高中之间的共生性关系，或者说两者之间的共生性类型。这种共生性衔接的主要特点是，随着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也逐渐从精英形态发展成为大众化形态以及普及化的形态，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也逐渐达到与高中大体相当的规模。大学与高中各自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但彼此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得益彰的紧密关系。这种共生性衔接的基础是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共同发展与交集。绝大多数的高中学生或毕业生将成为大学生，而大学教育的模式与质量也越来越取决于高中的教育。而这种共生性的内涵则表现为：一方面，大学一定要充分尊重高中教育发展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充分认可高中教育在人才培养和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独特价值，不能仅仅将高中教育单纯作为自身优秀生源的来源，而是主动地、自觉地努力为高中教育的发展服务，参与高中教育的教学与课程改革。另一方面，高中也应该积极主动与高等教育联系，了解大学教育对高中教育的要求，为青少年学生从普通教育向专业性教育转变进行必要的准备，进而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指导。由此，促进大学与高中教育共同发展，并且为青少年学生从高中到大学之间成长的连续性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与基础。 应该说，大学与高中之间这种共生性衔接并不是一种理想化的假设，或者一种理论的空想。它正在成为一种现实，至少可以认为具备了现实的基础。显然，在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均进入大众化教育以后，在高中教育及其学生群体与高等教育及其学生群体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由于高等教育在整体上对高中学生的选拔性程度日益降低，大学教育与高中教育之间关系的选拔性衔接，已经落后于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发展的现实，而应该转变为一种共生的关系形态。不难看出，这种共生性衔接不仅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大学与高中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而且也意味着整个国家或社会教育形态的重要进展。因为这种共生性衔接将为大学和高中的改革发展创造了极大的空间和可能性，也为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大学与高中之间的关系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条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共生性的衔接形态中，高考制度将获得新的更加广阔的改革空间，以及新的改革机会与新的改革资源，整个高考制度的结构也将获得更加合理的优化。因此，能否与时俱进地抓住大学与高中之间关系的变化与转型的机会，进一步深化大学与高中及其高考的改革，建构更加和谐合理的教育体系，是一个时不可待的要求。 2.2 高考的三种形态 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三种历史性的衔接关系决定了高考的三种形态。 第一，控制性高考。控制性高考是完全由高等教育或大学所控制或主导的高考与衔接机制。控制性高考的基本特点是高考或衔接机制的设计几乎完全根据高等教育或大学的要求，基本不考虑高中作为基础教育的特点。所以，这种控制性高考也就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具有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高中教育在其中可以认为是没有发言权的。 第二，选拔性高考。选拔性高考是充分体现和服从人才选拔需要的一种高考或衔接机制，它基本上也是以高等教育或大学为本位的，但由于高中教育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和自身的功能，所以，它也不得不考虑高中的要求。这种选拔性高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高中教育与高等学校的矛盾与冲突的存在与激化。由于高中教育本身作为基础教育的部分，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功能与利益，高等学校的选拔造成高中学生的分化，以及引发高中教育的不同取向，并由此成为矛盾的焦点。其次是高等教育的升学具有非常广泛和激烈的竞争性。由于上大学对于个人发展具有很强的收益性，并且直接影响个人的社会地位，因此，这种选拔性形态必将带来高中教育系统中非常激烈的竞争。普及化的高中教育与精英型高等教育的差异及其矛盾，是以选拔代替衔接的重要原因。在这种选拔性高考中，高等教育仍然具有决定性的权力，而高中教育尽管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在大学生选拔的博弈中，大多数仍然是“低声下气”的。 第三，共生性高考。一种以共生性衔接为基础的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共赢和相得益彰的高考形态。这种共生性高考的特点是能够最大限度地缓解选拔性高考中存在的矛盾，而照顾到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双方利益，以及大多数学生发展的要求。共生性高考应该是一种广谱的，而不是狭隘的，应该是多样化的，而不是单一的，它能够顾及高中与大学的差异性。而且，相对于选拔性高考而言，这种共生性高考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高中教育将改变过去在高考中非常被动的地位，而逐渐“扬眉吐气”地获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而高等教育则必须对高中教育，包括教育教学的成绩、评价和水平，给予更多的尊重与认可，并且与高中教育一起共同构建新的高考制度。显然，这种“共生性高考”应该是我们高考改革的一个基本选择。 3 高考改革的变量与取向 3.1 影响变量 高考的形态及其变化，包括从控制性高考到选拔性高考，进而发展到共生性高考的变化与选择，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根据的，并受到一定变量制约的。根据对高考不同形态发展变化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变量主要是两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第一，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越高，规模越大，大学在招生中的选择性越小，上大学的“门槛”越低，它在高考制度中的权力或影响的权重就越小；反之，它的权力则越大。目前，我国高考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31％，根据国家规划，到2020年要达到40％。因此，可以预计，高等教育的选择性将会越来越小。 第二，高中毕业生的入学率。如果高中毕业生中上大学的升学率越高，比例越大，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直接的“交集”就越大，彼此之间的联系越密切，那么，高中教育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就越大，进而在高考制度中的分量就越重，权力也就越大；反之亦然。而从近年来中国高中教育毕业生进入高等学校的入学率越来越高的现实也可以看到，高中教育在高考中的影响力也将越来越大。 如同经济学中所谓“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的关系及其变化一样，这样两个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高考制度结构性的具体内容与实现方式，特别是高考制度中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的矛盾关系。而根据这两个指标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进而确定高中教育相关因素与高等教育相关因素在整个高考制度中的不同地位，则是高考改革的现实取向，也是现阶段实现高考制度结构性优化的具体可行的路径。 这两个变量实际反映了高中与大学之间的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在研究这对主要矛盾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时，在考虑和设计高考整体结构的合理性时，这两个变量是基本的思路和参数，根据这两个指标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进而确定高中教育相关因素与高等教育相关因素在整个高考中的不同的地位，这是实施高考改革以及高考制度结构性优化的具体途径。图3中，从1977年到2010年的34年来，高考报考人数超过1.52亿人次，录取超过6661万人，录取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图4中，1979—1985年的录取率激增缘于报考人数锐减，而2008年之后的录取率的变化缘于报名人数锐减和录取人数激增的双重压力。(图3、图4引自：中国教育网、中国教育在线、高考频道)
图3 1977—2010年高考报名和录取人数
图4 1977—2010年高考录取率 据南京财经大学程瑶、章冬斌教授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人口出生率的分析，2008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达到了最高峰，2009年以后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将逐年下降，到2020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将减少30％左右(见图5)。今后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稳定的增加。因此，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将会自然增长。表1与表2显示，全国初中在校学生近年总数变动接近20％，相比小学在校学生变化略好，但招生数量从2001年起逐年下降是不争的事实。2009年的初中入学率也达到了99％。高中在校生数量在2007年达到顶峰，但其招生数量从2005年开始缓慢下滑。可以清晰看到，当前的生源减少是刚性减少，即绝对人口的减少。2014年高考报名人数为930万人左右，而录取人数为698万人，录取率为75％。
图5 1984—2020年适龄人口变化趋势(引自人民网教育频道)
3.2 当前高考主要问题的分析 当前的高考制度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则是忽略了上述变量的变化及其意义，没有能够适当地体现其中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忽视和弱化了高中教育过程中各种评价活动及其结果对高考的价值与功能。 据省市考试院的有关领导和专家介绍，目前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功能，特别是在整个高考制度中的地位，已经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甚至几乎是“名存实亡”。只有部分自主招生的大学，以及实行免试入学的部分高职院校会适当地参考学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而一般院校在招生录取过程中，虽然也有参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要求，但一般都来不及看。过去曾经作为高中毕业生报考大学的“门槛”功能，现在也差不多丧失殆尽。至于高中教育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在高考中的作用，则更是无从谈起，根本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当然，同样必须看到的是，尽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这一国家教育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政策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要“建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全面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但是，这个国家政策并没有得到真正全面的落实。一方面，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在现实中并没有很好地实施，在某些地方甚至只是毫无意义的形式，或者是单纯的“走过场”。而另一方面，综合素质测评则由于本身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往往也是形同虚设。这些现象对于实现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之间的衔接是非常不利的。因此，进一步加强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与管理，特别是综合素质测评的建设，对于深化和完善高考改革是非常必要的。 高考制度中这种忽视高中教育功能的结构性失调，还将直接影响基础教育中素质教育的实施，甚至在实际上降低了基础教育的价值，扭曲了义务教育的功能。同时，这样的结构性失调不仅引起了高中教育及其相关评价活动的“失落”，而且也造成了高等教育的“负担过重”。可以想象的是，当高等教育在高考制度中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和压力时，它的“动作”不变形才怪呢? 因此，如果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仍然非常低，高中毕业生入学率也比较低，那么，高考的选拔性形态是不得已的；而如果这两个变量都发生了变化，都大大提高了，仍然采用选拔性高考就不合适了。换句话说，如果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将成为大学生，那么，高中教育在高考中的地位和权重也应该提高和扩大。 3.3 共生性高考的现实基础与基本取向 实际上，共生性衔接与高考形态已经不再是一种空想，它正在逐渐成为教育改革的现实，并且具有越来越广泛的基础。目前，在我国部分省市高中与高等教育相互衔接的改革实践已经取得了若干进展：一是建立高中阶段创新人才培养的实验学校，通过与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合作，探索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课程体系、教学方式与考核方式，总结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机制与模式。二是部分高中与若干重点大学建立合作协议，联合建立科技新体验实验室，请科学家到学校做讲座，为学生搭建健康成长的平台。三是在培养机制上，着力构建高中与大学和科研院所等机构协作培养的整体体制。高中教师进入大学，了解大学的知识发展与进步，使得高中教师能够进一步胜任创新人才的培养，建立大学学科前沿知识与高中的桥梁。四是引导高校对高中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由“早介入招生”转变为“早介入培养”，形成高中与高校的合作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学校面向学生开设大学先修课程，将大学先修课程学习所获得的学分纳入自主招生的重要依据。五是建立若干联合培养计划。大学与高中的深度联合，是高中学生创新素质培养与发展的必由之路，共同设计配合计划。六是选修课的建设，参照大学学科和专业的方向与体制，建设大量选修课，扩大学生在课程中的选择性和自主性。 这些改革项目和实验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高中教育的改革，也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进展和效果，形成了新的课程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同时，这些改革也非常有效地促进了高中与大学之间的衔接，促进了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和发展。根据进行改革的学校和有关部门的总结，其对高考改革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形成和建立多样化和差异化的衔接机制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由于这些改革本身发挥和搭建了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之间的桥梁，促进了双方的互动，因此，它们非常有力地增进了高中和大学之间的相互了解。这样的相互认识和了解对于高中和大学的改革及人才培养质量都是非常有益的。 第二，有效地促进了高中与大学的相互合作。由于越来越多，甚至绝大多数的高中毕业生将走进大学校园，成为明天的大学生，所以，这些改革将进一步推动高中教育从终结性教育向预备性教育的转变。另外，这些改革也将促使大学更加清楚地看到自身与高中之间的交集已经越来越大，进而更加积极主动地加强与高中的合作与衔接。 第三，进一步为高考改革提供了现实的经验和内在的动力。不难发现，这些改革实际上已经为大学与高中衔接机制的改革，为整个高考改革，提供了非常鲜活的经验和政策的资源基础。同时它们的实践也在呼吁政府管理部门在高考政策和改革中，给大学和高中提供更多的自主权和更大的空间。 3.4 共生性高考的基本实现形式 根据上述高考改革的两个基本变量的变化，以及近年来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相互合作的现实经验，我认为高考改革应该以进一步提高高中教育在高考中的权重为主要思路，在保持高考本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拓展新的高等学校入学形式。为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高考形式的变革。 第一，申请入学。高中毕业生可以根据自己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等，在相关的某些高等学校申请入学。而且，这些选择申请入学的学生同时也有权利参加考试入学。考虑到目前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比例越来越高，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大，关系越来越密切，提高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及其综合素质评价等在高考制度中的地位，并且切实加大它们在选拔中的分量或权重，是合理且必要的，也能够有效地促进高中的素质教育和高中学生的全面发展。在进一步改革、建设和完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的基础上，建立依托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测评的高等学校申请入学制度，即凡是通过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测评的高中毕业生，都有资格向愿意建立这种申请入学制度的高等学校提出入学申请。一般而言，这种申请入学制度可以具有两种不同的功能。首先，对于所有大学而言，它可以直接替代高考的功能，成为大学选拔和录取新生的主要依据。当然，不同的大学具有自主权决定自己是否建立或提供这种申请入学制度和通道。而且即使是提供这种申请入学制度或通道的高等学校，对于高中毕业生的这些申请，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其次，对于不愿意或者暂时不通过这种通道的高等学校，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成绩及其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则是作为报考的必要的重要门槛。显然，这是体现扩大高中在高考中权重的具体举措。 第二，考试入学。指考生按照自己的水平与意愿，根据不同高等学校的学科与专业特点，有选择地报考若干大学、学科与专业。这些大学也应该充分尊重这些考生的自主权，科学地安排考试时间与空间，为考生提供更多的机会，改变“一考定终身”的现象。这种考试入学的制度安排是保证高考制度稳定性和延续性的重要体现，而且在高考制度中，考试仍然是非常重要和比较公平的制度安排，是不能完全废弃的。同时，这种考试入学与申请入学制度也是不矛盾的，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选择申请入学的高中毕业生同样可以参加考试入学。而且是否选择这种考试入学制度，或者这种考试入学制度与申请入学制度是否兼容，也都是各个高等学校的自主权。当然，这种考试制度也可以继续实行统一的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入学考试，或者是已经实施的自行或者联合举办适合本学校或者某类高等学校特点的各种类型的自主招生考试，包括目前的各种联考等活动。但必须明确和坚持的是，这种考试入学制度同样必须以高中的学业水平考试的成绩和综合素质测评的结果作为必要的基本条件或“门槛”，否则将不具备参加考试的资格。 第三，推荐入学。针对那些的确在某些方面具有天赋的学生，包括一些专才、偏才、怪才，以及确实展现出某种特长潜力的学生，通过公开、公平和公正的途径，实施具有诚信保障的推荐入学制度。作为一种专门人才的培养机构与教育层次，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大学应该为上述这些学生提供必要的空间与发展路径。这些学生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或者综合素质评价中，也许并不具有优势，或者成绩和结果并不非常，甚至可能会名落孙山，但如果他们通过某种形式的考察确实具有某些特殊的发展潜力和素质，也是具有培养前途的。这种推荐入学的制度安排至少应该有两个非常重要并相互关联的边界条件：其一，他们只能是极少数人，在规模或体量上不影响整个高考制度的公平性；其二，一般而言，选择推荐入学的学生必须具备明显的特质，进而在总体上区别于申请入学和考试入学的学生，否则便失去了推荐入学的意义。在这种推荐入学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中，必须充分考虑和重视高中阶段教育的各种特色性的评价结果，并将它们纳入对这些学生的考察中，以利于这些大学对人才的选拔，以及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同时，在通过长期合作而形成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给予高中在推荐与录取中更大的权力。 综上所述，我的基本观点是：在新的形势下，我国高考的基本定位应该是衔接，而不应仅仅是选拔。我国高考改革的基本选择应该是努力拓宽大学与高中之间衔接的机制，以共生性高考作为当前高考改革的基本取向。我国高考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进一步重视和扩大高中教育在高考中的作用和分量，体现共生性，为促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以及创新人才的涌现，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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