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资本的嵌入性发展：资本下乡的个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文,个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资本下乡是指城市工商资本进入农村，从事规模化、集约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按照资本投入的主体不同可以分为公司经营、合作社经营以及私人承包经营三种形式。2013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其实质就是试图通过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实现农业产业化和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资本下乡将成为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的外生变量，为新一轮农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资本下乡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普遍认为，资本下乡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持农业”的新举措，对于促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具有重大实践价值。一些学者认为，“资本是农业商业化和产业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没有资本也就没有今日的农业市场化”。[1]徐勇指出资本下乡所带来的是一种资本农业。将现代化生产要素以资本形式进入农村，而农户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资本加以转让，从而实现了资本与土地的结合。[2]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对资本下乡表示担忧。贺雪峰认为“资本下乡将会与农民争夺本来不多的农业收益”。[3]由于存在资本的逐利本性与农业生产低效性之间的凸出矛盾，最终会导致资本选择出逃或选择经营调适的策略改变，将会对农户的土地出租产生不可预测的风险。[4]同时，资本也被认为具有吸纳村庄非正式权威，破坏村庄稳定环境的嫌疑。[5] 相关研究基本置于资本与农业、资本与农民的关系框架中。在资本与农业的分析框架中，学者们肯定了资本下乡对于现代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积极作用。在资本与农民的关系框架中，学者们关注资本下乡对于农民权利、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不同的研究框架展示了不同的资本下乡图景。 本文尝试从资本与村庄社区的关系入手，具体运用“嵌入性理论”来探讨资本下乡所面临的困境及出路。嵌入性理论是由波兰尼率先提出，在他看来，“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括在内是极其重要的。”[6]此后，嵌入性理论得到不断发展，并被运用于不同的研究领域。格兰诺维特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明确“嵌入”作为分析概念的地位，并且把“社会关系网络”纳入到人们对经济行为的解释框架之中，指出“经济行为是嵌入在具体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之中”。[7] 嵌入性理论不仅适用于宏观上分析经济发展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于微观层面的外部资本与村庄之间的关系同样具有重要的分析工具价值。本文第二部分主要提供一个外部资本嵌入性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三部分结合个案对资本下乡所面临的困境展开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从认知嵌入、组织嵌入以及关系嵌入三种方式，探讨外部资本如何实现嵌入性发展；最后提供一个简短的结语，把外部资本的嵌入性发展放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角度揭示其价值。 二、资本下乡与嵌入性发展的理论分析 资本下乡把现代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管理等引入农业生产领域，促进农业经营体系的变革和创新。但是，资本下乡，首先需要实现与乡村各种资源的结合，这些资源主要包括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相对于强势的外部资本，农村各种资源处于分散状态，因此，资本与农村各种资源的结合主要采取资源吸纳的方式，通过资源吸纳，资本与村庄社会发生各种关系。因此，资本下乡并非是一种单向度的资源流动，而是一个与村庄持续互动交流的过程。外部资本在村庄的发展深受村庄个体、组织环境、村庄人情关系网等因素的影响。 农业非集体化运动之后，村民个体成为一个重要的行动主体。村民个体对外部资本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外部资本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针对外部资本对村庄资源的吸纳，村民会采取个体行动，形成对抗外部资本的“保护性反向行动”进行自我保护。所谓“保护性反向行动”是指村民对“脱嵌”于村庄的企业采取的维护个人利益的集体行动。[8]“脱嵌”的企业由于缺乏对农村社区的社会责任，以及尚未同村庄村民形成一种互惠关系，外部资本的经营管理活动也必然会面临村民的不合作甚至抵制。 在当下的中国农村，在经历农村改革和农业市场化发展的洗礼之后，村庄社会建立了以村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核心的各种类型的农民组织。村庄组织基础好，便于外部资本下乡从事农业经营活动；而村庄组织基础差，直接影响外部资本下乡及其经营管理活动的开展。 在熟人社会里，人情关系维系着村庄社会的联结与互动。虽然资本下乡给农业生产带来了资本、技术和管理，但来自人情社会的拒斥，更加剧了资本在村庄生存以及发展的困难。外部资本处于村庄场域之外，相离于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缺乏与村庄稳定的人情互惠关系基础，无疑就成为一个比较陌生的外来者以及土地的掠夺者。因而，外部资本进入村庄之后，必然会面临村庄社会本能的拒斥问题。总之，如果外部资本“脱嵌”于村庄，不仅无法获得所需的发展资源，而且容易形成与村庄的对立关系，并最终导致资本与村庄的冲突，阻碍资本在村庄的发展。 如何处理资本与村庄社会的关系，便成为资本下乡后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嵌入性发展理念提供了一条资本下乡从事现代农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出路。嵌入性发展的概念来源于嵌入性理论。所谓“嵌入”是指嵌入主体通过某种机制进入客体的过程，进而形成一种稳定的发展状态。嵌入客体是主体发展的影响因素，主体的发展需要与客体环境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嵌入客体与嵌入主体之间呈现的往往是一种因果关系的特征。根据祖京(Sharon Zukin)和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对嵌入类型的划分，即结构嵌入、政治嵌入、文化嵌入和认知嵌入，[9]可以说，组织结构、政治环境、文化背景以及个体的认知水平不仅被纳入到作为嵌入类型划分的依据，而且也是影响嵌入主体发展的主要因素。外部环境系统对主体是否能够取得嵌入成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力。因而，嵌入性发展能否成功实现，主要依赖于主体能否实现对于客体所在环境系统的成功嵌入。 就外部资本而言，村庄内的村民成员个体、社会组织以及村庄社会关系网充斥且包围着外部资本，而且深刻影响外部资本在村庄场域的生存与发展。本文把外部资本嵌入村庄社会的主要方式概括为三种，即认知嵌入、组织嵌入以及关系嵌入。认知嵌入，是指外部资本对于村庄个体的态度从强制性索取向尊重村民个体需求的转换过程，并且引导村民个体重新认知资本下乡，以博取村民群体对于资本下乡的认同与信赖。组织嵌入，则是指外部资本依赖村庄社会组织，并且成为其中成员；以及逆向吸纳村庄社会组织成员成立资本公司新的管理团队。关系嵌入，则是指外部资本主动向村庄承担社会责任，建立与村庄的人情互动网络。嵌入性发展的实现机制主要来源于主客体之间的互惠与互信。外部资本通过承担社区责任的方式建立的以信任、互惠为基础的社会资本，构成了嵌入客体与嵌入主体之间形成稳定人情关系的基础。总之，外部资本在村庄中的发展，必须通过嵌入性发展的途径，成为村庄中的一员，并且活跃于村庄公共领域，主动树立责任意识并承担相应的社区责任，而不是“脱嵌”于村庄社区孤立发展。
三、荷香人间现代农业科技公司：一个资本下乡的个案 B县位于广西中部，是广西著名的人口大县和农业大县。为了发展现代农业，培育农业经营主体，县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大力推动资本下乡，推动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广西荷香人间现代农业科技公司(以下简称荷香人间)就是2010年经县政府通过招商引资方式，由广西昊润投资有限公司在该县黎塘镇青山村委里仁村投资建立的现代农业公司。公司项目从2011年开始实施，截至2014年3月止，已经流转土地1122亩，其中，2012年流转土地192亩，2013年流转土地600亩，到2014年4月，流转土地330亩①。基层政府以及村干部在土地流转以及完善资本下乡项目配套设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荷香人间现代农业科技公司的个案中，基层政府和基层组织在农地流转中承担着中介者与协调者的重要角色。通过召开座谈会、讨论会等形式，向农民宣传土地流转政策，解答农户的疑问；在流转户以及承包户之间及时传递信息，鼓动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热情，搜寻具有土地流转意愿的农户，及时向承包方传递土地流转信息。同时，将承包方的信息及时向农户反馈，以保障信息在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及时顺畅地传递。此外，对于土地流转风险的预防，当地镇政府积极参与到《土地流转租赁协议书》等规则的制定之中，以协调双方的利益、合理划分双方责任，从法律等角度对于土地流转纠纷予以指导，确保参与其中的企业和农户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同时，在项目落地后，基层政府加强和完善了项目配套设施。2013年协助完成1000米游道步道建设、对项目周边道路进行路基加固和路面拓宽等，这无疑促进了荷香人间更好地发展。荷香人间农业公司对外开放，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效益，比如曾经举办的“2013年‘荷香人间’赏荷节开幕式活动”和“首届‘金威’杯山歌比赛活动”，无疑增强了荷香人间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可以说，荷香人间在前期由于得到了基层政府以及村干部体制内权威的支持，获得了较好发展。但是在发展后期，荷香人间由于脱嵌于村庄，来自村庄的拒斥限制了农业公司的持续化经营。村民以日常反抗这种“弱者的武器”来对抗强势的外部资本，比如村民不愿意流转土地、对农业公司不信任、务工农民消极怠工等，增加了荷香人间在村庄发展的农田管理难度、协调成本以及人员管理成本。 1.村民不愿流转土地，增加了农业公司的管理难度。在荷香人间项目下乡过程中，尽管政府作了大量的宣传准备、政策解读、疑惑解答等工作，但仍有一部分农户坚持不参与土地流转，导致了农田规模化管理难度的增加。据公司负责人介绍：“部分农户坚决不愿意流转土地，最终导致了一些插花地的出现。在一大片承包的土地中，有一小块土地还是农户自己的，这样非常不利于农业公司的大规模耕作，包括土地平整，以及水土管理等。而我们在与承包该地农户交谈的过程中，企图采用‘异地’的方式，甚至不惜以更多面积或是条件更好的农业用地与农户进行交换，但是农户还是坚决不换地”(访谈录音整理)。农户坚决不参与土地流转，破坏了农业公司进行规模化、整体性耕作的可能性。但同时要看到，这也是农户出于维护自身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考虑。农户拥有自己承包经营的土地，就是拥有了生存的基本保障，拥有满足感和踏实感。因此，对于外部资本而言，如若让农户主动将土地流转出来，则需要其为农民的生活提供基本保障，以解决农民生存的后顾之忧。这也就需要农业公司进行认知嵌入，充分尊重农民的发展意愿，从而获得农民对土地流转的认同。 2.农民的直接反抗行为，增添了农业公司的协调成本。农业资本作为异质于村庄的外部力量，缺乏在村庄的人情互动网络，从而导致了村民对农业公司的不信任。因而，当面临外来资本干扰到自身私有财产甚至私人利益时，农民往往采取明显的反抗行为，以挽回自身的利益。据公司负责人讲述，“项目(荷香人间)在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时，不小心把几块建筑材料掉在一位未参与流转的农田里，农户发现后跑到农业公司办公地点，找到管理负责人，要求他们尽快派人来处理。但实际上，农户自己可以处理掉，因为也就只有两三块砖而已。本来，从集体效率上来讲，农民自己处理要比农业公司通过层层调拨人员，并且层层下派人到田间，然后再进行处理要高效得多，但是，农民却是硬要通过直接上门找我们来进行处理，这给我们的管理徒增了许多成本”(访谈录音整理)。可想而知，假设将这两三块砖掉入农户田里的是村里人，那么该农户就会自己捡起来扔掉，并且也不会投诉村里人。由此，农民这两种全然不同的行为对比，表明了农民对于外来资本鲜明的抵抗态度。在农民看来，农业公司是通过外部力量强行植入村庄并谋取发展资源，这是对村庄资源的一种占有。并且农业公司经营所得的利润也仅供农业资本分配，村民无法享受农业公司发展所产生的经营利润。因而农业公司缺乏与村民的互惠关系，更加剧了熟人社会本能地对农业公司产生怨恨与抵抗的态度。 农民对于外来资本的不信任，还体现在农民“先私人利益，而后公司利益”的行为选择。农业公司为确保正常运作，一般都会雇佣当地农民来协助大农场的播种、施肥、收割。“我们首先考虑让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来管理农场，但是参与农场管理的农户大部分都是属于零工性质，并没有与农业公司签署任何劳动协议”(访谈录音整理)。这也就决定了农业公司无法建立规则来约束农民行为，导致农民对于上班与休闲的时间分配比较自由。并且对农业公司而言，也存在农忙时节出现用工短缺的风险。“因为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基本相同，而且在同一地理环境下，农业公司大农场中的农作物播种或是收获时节也正好赶上家庭的农忙时节。农民会弃农业公司的集体利益不顾而选择忙于自身事务。此外，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尤其是碰上传统民间节假日，农户们也会选择回家与家人团聚，而丢弃了在农业公司的所承担的任务。这给我们公司的整体运作和经营都带来的损害”(访谈录音整理)。农民的行为选择，一方面给农业公司带来雇佣工人不稳定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农业公司由于用工短缺而错过农作物丰收最佳的时节，进而影响农产品进入市场交易的最佳时机。然而，站在农民立场来看，每一年流转出去土地的收入仅有土地租金和劳务收入，无法参与农业公司的分红。加之，农业公司的老板为追求个人利益来村庄投资农业，其利润分配就仅在农业公司内，而并非真正发展致富建设新农村。因此，农民在权衡利益天平后，往往会选择关注村庄内的公共利益，而抛弃仅被私人所拥有的农业公司的利益。 因此，由于农民的不信任行为，以及农民对农业公司缺少责任心，导致农业公司管理成本的增加。鉴于此，农业公司需要站在村庄农户的角度进行换位思考，充分理解村民的所忧所虑，充分尊重农民的发展意愿，并且维护农民的发展自尊，与农民分享发展成果，而非一味地以自身利益为发展根本。 3.农民消极怠工，增加了农业公司的劳工管理成本。在农业公司承包经营的现代化农场中，“消极怠工”也是农民日常反抗行为的一种。作为劳务工的农民在农业公司从事劳务活动时，往往会采取“磨洋工”的方式来消磨时间。农民成为公司的农业工人，在已经拥有相当可观的日工资收入的前提下，他们所产出的工作效果却是日常的一半。相比较而言，农民在村庄场域中，邻里亲戚之间相互帮忙，不仅不用支付劳工酬劳，反而能够竭尽全力，实现较高的劳动产出。在访谈农业公司的管理人员过程中，听到他们谈到，“大部分农民存在消极怠工的情况。有时候我们巡逻查看劳务情况的时候，发现有一亩地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就问相关的农田负责人，农民却回答，‘我在查看的时候还是完好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而且我在农场的另一头工作，也是没法来得及看到的’。农民总是有很多理由来逃脱责任。并且农民本来可以在一天内完成4-5亩的工作量，但是到了农业公司，他的工作量却降低到仅为3-4亩。对此，我们也无法采取科学化的方式进行避免。并且农民的一些主观因素，比如工作态度、工作责任心我们都无法有效地测量，所以对务工农民进行有效的科学化管理是我们管理的一大难题”(访谈录音整理)。农民的消极怠工，很显然增加了农业公司的人员管理成本。而工人消极怠工的行为在泰勒时期就已经普遍存在。但是不同于企业工人的是，农民对于农业公司采取消极的态度，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策略选择，而非泰勒所说的“故意磨洋工”和“本性磨洋工”。在农民看来，在农业公司劳作纯粹只是作为谋取生活收入的一种途径，以及由于流转出土地而导致农业附加值减少的一种经济补偿。因此即使暂时地消极怠工，也不会给自身带来多大损失，也不会因此而被农业公司“辞退”。而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在农忙时节村民间彼此相互帮助，已经成为一种生活常态。由于彼此顾及人情关系往来，也就会全力以赴地对待邻里亲戚所托之事。因为，一旦消极怠工，面临的后果就是来自整个村庄的谴责与议论，而最终导致自身声誉在村庄的损害，甚至遭遇到来自村庄的孤立。这对生活于乡土社会中的人们而言，是不愿尝试的。相比而言，农业公司所给予农民的经济回报甚至任何物质报酬仍比不过乡里乡亲之间低成本的人情交易，人情互惠已经成为村民之间交易成本的象征。因此，对于立足于村庄发展的外部资本而言，如若想要改变农民的消极怠工态度，就必须要消除外部资本与村庄的樊篱，淡化与村庄社会的边界线，并且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构筑与村庄的互惠关系，成为农村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 由上可知，外部资本脱嵌于村庄场域，将会遭遇来自村庄无言的抗拒。在村庄差序化人情格局下，农民使用“非暴力性的抵抗”来阻挠外来资本在本村的发展，一方面增加了外来资本的额外成本；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外来资本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逐步激化，进而带来农民与外来资本之间冲突的恶性循环。 四、外部资本嵌入村庄社会的途径 (一)认知嵌入：尊重农民发展意愿 认知嵌入，就是外部资本转变对村庄个体的认识，从强制性索取向尊重发展意愿转变，以及通过与村民个体之间的互动，获得村民群体对于资本下乡的认同。认知嵌入不仅需要农业公司与村民直接互动，宣讲有关资本下乡知识，解答农民的疑虑，培养村民个体对资本下乡的认知，从而逐步消除村民对农业公司的抵触心理；而且需要农业公司改变对农民强制性索取的态度，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充分理解农民的发展需求，帮助农民解决十分迫切的问题，博取农民的认同。一是理解农民对于土地流转价格的不满。农业公司应当以企业家精神来关注村民们的基本生活条件，尽可能地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要且给予适宜的流转价格。目前农户不愿意参与流转，一方面是担心流转后的土地收回来之后，土地耕种质量下降或是收回后的面积跟原有土地面积不一样；另一方面是担心拥有逐利本性的资本会存在中途撤资的风险，从而导致自身流转出土地的收益受到直接损害。对于农民们的困惑，农业公司需换位思考，切实考虑农民的担忧与诉求，并通过交流与访谈，逐渐消除农民的担忧与顾虑，参照流转市场价格以及考虑当地村民的生存状况，确定合理的能够保证农民基本生存的土地流转价格。二是适当提高劳务用工价格。农业公司需树立合作共赢的意识，尤其是在分配经营利润的过程中，更需要有所舍得地倾向于农户，让农民分享农业公司发展所带来的成果。通过向农户合理化地分配经营利润份额，不仅能够满足农民基本生活的物质需求，而且还可以在农民心中留下互惠的良好形象，从而获取农民的信任与支持。三是支持农民承担家庭责任的做法。尽管务工的农民“顾己弃彼”的行为，会对农业公司的发展造成影响，但是，换个角度思考，如若农业公司鼓励农民关注家庭生活，并且支持农民对于节假日活动的传承，不仅可以获得农民对农业公司的感激，而且也能够激发农民心中对于农业公司的强烈责任感，更加努力投入工作。四是农业公司加强与村庄的人情互动。通过给村庄施以恩惠，培养互惠关系，展现其作为农业企业具备的公共精神，比如，在大农场丰收时节，将农产品分发给村庄的人们，回报村民，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同样地，来自农民的感激也会为农业公司立足于村庄的发展提供更加融洽的环境。 (二)组织嵌入：依托与吸纳村庄权威资源 所谓组织嵌入，就是外部资本依托村庄权威资源进入村庄并且吸纳村庄精英成立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团队。 1.依托村庄权威组织进入村庄场域。外来资本作为相离于村庄的异物，嵌入村庄社会并获得持续发展，首先需要依托村庄权威资源。村庄的权威资源主要分布于村庄正式准政权组织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既包括村庄体制内的精英也包括体制外的精英。体制内精英的政治权威以及体制外精英的能人权威能够在熟人社会中形成一种具有带动性的领导力。因此，外部资本充分利用村庄的权威资源，能够为其进行组织嵌入创造有利的条件。 就体制内权威资源而言，其对资本下乡项目的重视度高于村庄内的其他成员。原因在于，资本下乡作为一项国家的支农政策，并且通过自上而下的执行方式，不断将资本下乡的具体执行推向基层。而体制内的精英，即村委会，作为基层政权的“代理人”，处于执行这一国家政策的末端，也是这一政策执行的主要承担者。对于村委会集体而言，资本下乡政策较好地执行是提升本村在乡镇政府影响力的一个较好的契机，项目的成功实施可以成为日后向乡镇政府获取更多资源倾斜的筹码。而对于村委会中的个体成员而言，资本下乡项目的执行则是追求“政治生涯”攀升，实现个人“政治抱负”的极好机会，政策较好地执行能够为自身赚取“政治资本”，获取升迁的可能性。因此，无论是基于村庄整体利益还是私人利益的考量，体制内的精英对外部资本进入村庄的发展状况都具有较高的关注度，同时，对于推动外部资本在村庄更好地发展也都具有积极性。一方面，承担减少外部资本与村庄其他成员之间隔阂的润滑剂作用，为外部资本进入村庄铺路。比如村委会组织召开村民民主会议，介绍外部资本进入村庄的基本状况，并持续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另一方面，为外部资本进入村庄安排渠道，在村民民主会议中，外部资本充分表明自身的投资目标以及发展愿景，当面解答农民的疑惑并及时解决问题，消除村民对外部资本的疑虑。村庄内德高望重的人士、种植大户、经济能人等这些体制外精英要么在村庄治理中担任重要角色，要么是村庄经济合作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负责人。村庄体制外精英的支持也是外部资本进入村庄社会的重要凭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公司嵌入村社组织，需要明晰农业公司与其他村社组织边界，防止借依赖村庄能人资源之名而乘机操纵村庄组织。因此，农业公司嵌入村社组织，需要给予村社组织充分的自主性，而非垄断社会组织，否则同样会招致来自村庄精英的抵抗。 2.吸纳村庄精英成立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团队。除了依托村庄权威资源之外，外部资本的组织嵌入也包括逆向吸纳村庄权威资源进入现代农业公司管理体系之中，成立新的农业公司管理团队。农业公司通过聘任制，用高薪聘请村干部成为农业公司经营管理体系中的管理者。因为村庄精英往往能够成为农业公司处理与其他村民之间纠纷的协调者，能够为资本在村庄持续发展奠定稳定的权威基础，村庄权威的存在，为资本与其他村民之间冲突的良好解决提供了根本性保障。村干部作为村庄权威的同时，也是村庄熟人社会中的一员，人情关系纽带为冲突的化解提供了良好的润滑剂作用。具体而言，在资本参与土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的角色实际上成为了“代理人”，代理资本向村民发放和签订转让合同，向村民发放土地流转租金等，成为了连接村民与农业公司的“中间人”。除此之外，村干部被纳入管理组织体系，成为农业公司的管理人员，负责管理被雇佣而来的本村农民，能够减少农业公司的员工管理成本。可以说，整个公司形成一种层级化的管理体系，由农业公司资本持有者负责统领，由村干部担任中层管理人员，村民则是基层务工人员，负责农田的管理与维护。因此，相比于外来资本对农民进行直接管理，村干部被吸纳进管理组织体系的运作模式能够减少外来资本用工管理成本。 (三)关系嵌入：承担社会责任 外部资本的关系嵌入，就是指外部资本通过融入村庄公共生活，承担村庄社会责任的方式，嵌入村庄人情社会关系网，从而成为“企业公民”。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为村庄提供稳定的就业保障。农业公司在村庄中获得大量土地资源，进而导致原先依赖土地获得生存资源的农民暂时失去了土地。因而农业公司需要主动承担起为村民提供生存保障的责任，吸引村庄的人们进入农业公司就业，妥善解决农民的生活之忧。二是积极参与村庄公益事业建设。赞助目前村庄正在建设的一些惠农项目，帮助农民构筑便利的生活设施，帮助农民改善生活环境；借助于传统节假日的契机，开展惠农的文化娱乐等公益活动，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捐赠建设村庄的基础教育，提高村庄的整体教育水平，改善村庄人们的文化水平，以企业家的精神回馈村庄发展。三是关注村庄的环境保护。外来农业公司在村庄获取发展资源的同时也需要村庄承受其发展所带来的环境破坏。因此，农业公司需要为改善村庄的环境付出相应的努力，关注村庄的环境保护，积极主动为改善村庄的环境做出行动，修建污水处理池、垃圾处理场，以及进行土壤修复、耕种植被等恢复土壤的肥力。四是维护村庄的安全。农业公司作为外来资本进入村庄社会，为了其后续的发展，会吸引更多的外村甚至外乡人进入农业公司务工，随着越来越多外村人聚集村庄，必定会导致村庄发展的安全隐患，给村庄带来不稳定，发生诸如外村人偷盗的事件。农业公司为此需要主动采取行动，积极组织并且安排人员昼夜巡逻，维护村庄安全，恢复村庄稳定祥和的乡村环境。最后，农业公司需要承担起维护村庄团结稳定的责任。村庄社区是一个共同体，长期以来奉行守望相助、邻里相关的人际交往原则。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村民的原子化、理性化发展，削弱了这种邻里精神，但在村里人的内心深处，对于村庄邻里关系仍然持有一种敬畏感。因此，农业公司入驻村庄，应当维护村庄团结稳定，减少村民之间的冲突，维护和谐稳定的关系，并且重振村庄公共生活，构筑村庄公共空间，提升村庄公共生活品质。 五、结语 资本下乡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外生变量。外部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必将推动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然而，资本下乡所遭遇的来自村庄场域农民的抵触与反对，构成了外部资本在村庄持续生存和发展的障碍。嵌入性发展提供了一种外部资本的发展战略。外部资本只有嵌入村庄社会，实现嵌入性发展，才能获得村庄社会的支持，减少外部资本从事农业经营活动的阻力。外部资本嵌入村庄社会为外部资本在村庄场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组织保障和社会基础。资本下乡能否成功，也就取决于外部资本能否实现在村庄社会的嵌入性发展。 注释： ①宾阳县农业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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