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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海外移民已有悠久的历史，秦朝徐福之东渡或许可看作是最早的移民事例。中国人向东南亚移民始于唐朝，至明代逐渐增多，鸦片战争之后则达到高潮。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长期压迫剥削、政治动乱及帝国主义的侵略等原因，沿海地区人民尤其是广东、福建两省广大人民被迫背井离乡、出国谋生，其中不少是被帝国主义诱骗和强迫去当“契约工”（俗称猪仔）的。这种移民同西方列强以炮舰为后盾，以压迫和掠夺为目的对外殖民是根本不同的。
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海外华人大约在3000万以上。他们分布极广，足迹遍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东南亚国家。 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相当广泛，但主要从事商业和服务业。海外华人在当地经济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华人经济已成为当地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千百年来，移居东南亚的华人为所在国的资源开发、经济发展、政治独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而赢得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依赖与尊重。但同时，移居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华人也受到了种种不公正待遇。二战以后，东南亚各国摆脱殖民统治，民族主义者获得了政治上的统治权，而华人却在东南亚某些国家受到排斥甚至迫害。印度尼西亚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严重。1998年印尼发生了“五月骚乱”，华人受到很大的伤害。华人在印尼的地位和未来再一次为世人所关注。
一、印尼排华的过程
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人口2.02亿，华人约占4%（800万），是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华人在明朝时已广泛分布在爪哇北部、苏门答腊岛南部等地。他们带去了先进的技艺、勤劳的美德，与原住民和睦相处，同甘共苦。1602年，具有殖民统治政权性质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到印尼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掠夺活动。印尼华人和当地人民一样备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并和当地人一起进行过不少次反抗外来侵略和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为所在国的独立事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印尼独立以前，荷兰殖民统治者经常制造华人和印尼原住民之间的矛盾，以转移印尼、荷兰的民族矛盾和印尼国内的阶级矛盾。印尼独立以后，排华事件仍时有发生，这是印尼政府中的右派势力转移阶级矛盾，限制中国影响和打击国内进步势力的一种手段。
苏加诺执政时期，印尼政府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制定华人政策。在印尼独立初期（1945—1949），为了维护、巩固新生的政权，印尼政府基本上对华人采取了团结、利用和保护的政策。但自五十年代起，印尼的反华势力逐渐成长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从那时起，印尼进入重建国家经济的时期，政府对华人采取了形式不尽相同但实质一致的歧视政策，即强迫同化和排斥、驱逐。从堡垒政策开始，到1959年的总统第十号条例，短短7年间印尼政府便出台了近30项对华人的经济限制政策。
印尼的反华、排华高潮从1959年开始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的“九·三○”运动之后。1959年，正当西方国家、印度某些势力在国际上掀起反华浪潮之际，由于美国挑拨离间，印尼一些有势力的集团为了讨好美国，解决其经济困难，将排华事件逐步升级。1959年第10号条例宣布禁止外侨零售商在县以下地方营业，从而揭开了印尼大规模反华、排华活动的序幕，从此华侨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遭到侵犯，不断发生流血事件。1965年9月，印尼发生“九·三○”事件后， 印尼一些人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与此事有牵连，掀起反华排华浪潮，使数十万华人惨遭杀害。
苏哈托执政以后，对华人的政策是政治上限制、经济上利用、文化上强行同化。尽管95%以上的华人都已经加入印尼籍，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与其他民族平等的地位。印尼政府一直对华人实行同化政策，关闭了所有华文学校，不许华人学中文、讲华语，不许起中国姓名，否则就是对印尼国家不忠。
印尼华人已在不同程度上与当地人同化，并且认同于他们的出生国而不是祖先的国家。尽管如此，华人仍无法摆脱受歧视的地位，这种情况有时还会酿成暴力事件。每当印尼发生动乱，华人便成为最无助的族群，往往成为任人宰割的“替罪羊”。而且每当华人遭到劫掠和凌辱时，印尼军警往往熟视无睹，实际上是放纵暴徒的打、砸、抢、烧，待到暴徒们满载而归，他们才娜姗来迟，装模作样地收拾残局。
自1997年以来，受东南亚金融风暴冲击，印尼国民经济陷入最严峻的困境；与此同时，长期潜伏的各种矛盾，如财富分配不均、种族冲突等也急剧升温，华人则成为这场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替罪羊”。印尼许多地方爆发排华暴乱，暴徒抢劫、焚烧华人的商店、工厂、仓库甚至住宅，数百名华人妇女遭到强奸，有的华人为此丧生。这场由严重的经济危机引发的大规模排华暴乱，反映了印尼朝野一部分人企图借此转移民众对国内积弊的视线，掩盖人民群众要求改革的浪潮，以及维护苏哈托独裁政权的统治。
印尼的排华活动是种族主义性质的。印尼种族主义者现在组织得更好，手法也更老练。对华人来说，在雅加达“五月骚乱”中所犯下的大量强奸及极度虐待是一种新的犯罪现象。事后帮助受害者的人们及受害者本身还受到威胁恐吓。一位曾担任人道主义志愿小组秘书的罗马天主教士记载了168起强奸案件，结果收到了带有警告信的手榴弹。 一位目击者试图与其他被强奸的妇女去国外，后被杀害，喉咙被割开。她的姐姐还被迫声明此谋杀与受害者想去国外作证的意图无关。现在，有些组织还公然将“反华”字样印在他们的招牌上或粘在小汽车上，如“Posko Anti - Chinese People's Commitee”（波斯科反华委员会）等。
二、排华的根源
印尼的排华暴行，究其原因，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甚至还有文化的、种族的、宗教的等方面的原因。
历史上，东南亚诸国长期形成一种对中国强大的惧怕心理。
荷兰殖民统治时期，殖民主义者长期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制造了华人与原住民的隔膜、矛盾。日本占领东南亚后，为了报复移民们支援中国内地抗战，除对其进行大清洗外，还大力扶植原住民，极力挑拨原住民与华人的关系。战后，这种分歧与隔阂仍在不断加深。
在文化认同方面，178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设领事馆，这是中海外移民认同祖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东南亚的活动进一步激励了移民们对中国的认同。抗日战争时期，声势浩大的支援祖国抗战运动进一步巩固了海外移民的中国人意识，无论从思想文化上还是政府倾向上，移民们大都强烈地认同中国，且把所赚的钱大笔大笔地汇往国内，这不可避免地招致了东南亚日益兴起的民族主义者的怨恨。
在种族宗教方面，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曾写道——造成穆斯林、非穆斯林冲突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穆斯林的“不相容”；在穆斯林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发生了反对华人的暴乱或暴力活动，华人在那些社会里的作用仍然是非常敏感的、可能爆发的潜在问题。对以上亨廷顿教授的观点，我们不敢苟同。不同的种族、宗教（包括伊斯兰教）虽有可能导致冲突，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和谐共处的。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印尼的原住民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在特定的情势下，这使华人和当地人之间除了种族隔阂，更增添了一层宗教隔膜。
战后形成的冷战局面更加剧了印尼对华人的仇视和打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受强烈的反共意识支配，极不愿见到华人进入当地主流社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不了解及别有用心，华人们甚至被怀疑是中共的第五纵队，被认为有朝一日会夺取政权。要求入籍华人完全割断中华脐带以及废除双重国籍条约、禁止华人移民等做法明显地反映了印尼担忧中国利用华人干涉其内政的政治顾虑。
印尼的华人在经济上的成功，也是令排华势力忌恨的，并使印尼原住民的心理严重不平衡。长久以来，印尼国内存在一种煽动种族主义情绪的舆论，将印尼客观存在的社会贫富悬殊现象片面地归因于华人对国民经济的“控制”与“垄断”。印尼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均，是引起国内矛盾的根源之一。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忌妒被错误地引向华人。政客们往往利用本国人民对贫困生活的不满及对华人财富的妒忌心理，以通过或执行排华法案、法令的方式或通过传媒进行排华煽动，以期在选民中扩大政治影响或作为自己措施失当的解窘手段。
三、前景分析
印尼社会发生排华的主客观因素仍然存在着。主观因素是统治阶级中的种族主义以及某些利用排华取得好处的利益集团依然存在着；客观因素是过去殖民统治者和当地民族的剥削阶级为排华进行宣传鼓动的影响并未肃清。因此，每当印尼遇到经济困难、政治危机和政局动荡不安之际华人便成为替罪羊，其右派势力常常从制造排华事件来寻求出路。这在印尼是有历史传统的。种族冲突已造成巨大的毁坏。许多林荫道、商场、住宅区被烧毁，资金大抽逃，失业和生活费成倍地增长，普遍老百姓的生活更加难过。而且种族主义的势力还在不断扩张他们的影响，只要他们存在，几十年的重建成果就会很快遭到摧毁。但是，没有人因为反华的过度行为而被惩罚。相继上台的印尼政府应对此负有一定责任。
如果不采取重大措施并落实执行，排华暴行还可能发生。排华的种族主义者也不难找到另外一个理由或借口。种族主义者认为他们的目标在将来会实现，这种幻想由于下列因素而得助长：一、印尼政府的驼鸟政策。二、长期以来，华人与原住民之间缺乏直言不讳的对话。在危机爆发以前，如果采取适当的措施的话，骚乱是有可能避免的，但是当局缺乏这种意愿。在危机爆发以后，政府对付的也只是一些现象，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种族认识问题应系统地、彻底地从根源上来解决。在印尼，人们对于使经济基本上运转起来的华人似乎并没有感激之情。相反，华人与原住民间仍存在着严重隔阂。
虽然大多数印尼人是抵制种族主义势力的，但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消极的，并且总是采取一种等着瞧的态度。而种族主义分子正是利用了这种消极扩展自己的势力。通常在骚乱之后，会有几年的休眠时间。在此期间，人们放松了警惕，政府官员重新开始他们的日常工作并且不再考虑采取防范措施，直到种族分子在条件合适时通过有计划的挑衅而开始下次骚乱爆发为止。这是印尼的一个众所周知的模式。对于国际社会来说，至今为止，没有那个政府要求结束不仅对印尼，而且对整个东南亚的将来都有害的种族主义。
对于印尼华人来说，命运曾经给予他们一些可能改变未来的机会，但他们没有好好把握。原因在于华人内部派野分明，有时陷入分裂、敌对之中；而且由于殖民当局的长期灌输，印尼华人缺乏自信。这些都影响了华人力量的壮大，影响了华人在印尼取得适当的政治地位。
经济问题也是影响印尼局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印尼经济在金融危机后一直处于崩溃边缘，尤其是最具活力的华人经济深受摧残，国外投资大量撤离，IMF的援助迟迟不到位。现在， 人们倾向于把经济振兴的希望寄托于新政府的成立及改革的成功上。但无论如何，受各种因素制约，印尼经济在短期内无法恢复。
虽然除了种族主义分子以外，一场席卷印尼的种族冲突对谁也不利，然而从以上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印尼的排华会发生根本转变。前面的路还很长。这需要印尼的原住民、华人以及国际社会，特别是印尼政府作出巨大努力。
在全国层次上，对华人的唯一保证是消灭种族主义集团。否则的话，很可能只是一种对公众情绪的一种不负责任的安慰。政府不应只搞一些权宜之计，没有人能保证这些权宜之计不会再失败。那么多华人的命运不能依赖于它们。
地区自治也是一个较好的方法。对这些地区在国内事务中拥有自治权将会给绝大多数华人少数民族一个机会。那么，他们会逐渐移居到那些地区。在那里，种族主义集团不被容纳；并且，华人能安全地投资，再加上华人的勤劳智慧，将会对该地的福祉做些贡献。同时，它还会缓和爪哇等地的紧张局势及人口密度。
印尼政府应从根本上改变对华人的政策，印尼政府应当真正接受并通过联合国的《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公约》，取消在华人“居民证”（KIP）上特有的标志，放弃把原住民和华人人为地区分开、 把华人作为“二等公民”的做法，实现公民的真正平等。
年轻一代的华人应担负起更大的责任。现在，绝大多数华人已经加入印尼藉，并且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应该保持在某些特定领域仍占有的优势地位；他们还应吸取历史教训，团结起来，积极争取平等权利。哈比比上台后，随着党禁的解除，华人也成立了名为“印尼融合党”和“印尼华人改革党”的政党，旨在实现印尼民族的真正融合，反对种族歧视，保护华人的正当权利。但这些都有赖于建立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和公正的新社会。多党竞争本身也有可能给政局稳定、民族团结增添复杂因素，如果它们是建立在狭隘的地方主义、种族主义或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的话。人们正拭目以待今年的新的大选及明年初新政府产生后，政局会如何发展？
经济的恢复、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印尼种族间的团结。经济形势的好坏关系到政局稳定与否，改革能否成功，华人的生存会不会受到冲击。经济如果发展不起来，其他问题也难以解决。若措施不当，还可能引发新一轮危机。
印尼那些具有善意的人们还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以便能够与有组织的种族主义犯罪活动及其它侵犯人权的活动作斗争。外部世界不应该不加辨别地坚持不干涉政策，并让事态继续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