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华裔小说家水仙花的中国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美论文,水仙花论文,小说家论文,华裔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水仙花（Sui Sin Far），本名埃迪思·冒德·伊顿（Edith MaudeEaton，1865—1914），是一位具有一半中国血统的欧亚裔作家。 其父爱德华·伊顿（Edward Eaton,1838—1915）是英国人，其母格拉斯·特列皮西司（Grace Trepesis，中文名字是荷花，1847—1922）是中国人。他们俩人在上海相识并结婚，返回英国后在爱德华的故乡居住数年。因爱德华的父母不赞成这门婚姻而举家移居美国，住在纽约的哈德森市，后于1874年迁往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埃迪思·伊顿是他们的长女，曾在美国旧金山、西雅图等地生活十余年。她从上个世纪末就开始为提高妇女、特别是华人妇女以及整个华人社区的地位和权益而奋笔疾书。因而在华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一位当时在纽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是这样评价水仙花的：“在美华人永世感激水仙花为捍卫他们而采取的勇敢的立场。”
19世纪50、60年代，广东沿海的中国人开始大批地被运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来修建铁路和淘金。他们为加州的繁荣兴盛作出了贡献，但是他们却受到了非人道的、不公正的待遇。一位蒙大拿州新闻记者在《高山人》（1873年3月27 日）中讲述了他们听到中国人被杀害时的麻木不仁的态度：“时不时地听说中国人被杀害的事件，我们也不太当回事了。但是最近这种事件接二连三来得太急了……不久廉价的中国劳动力就要枯竭……若非罪有应得，大可不必杀了他们……若非杀不可，何必成群地杀呢？”〔1〕中国人对于加拿大的发展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可是加拿大首任总理约翰·麦克道诺尔德爵士却毫不掩饰地说出了他们对中国人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我与人民有同感……反对让在我国的蒙古种人或中国人作为永久定居者呆下去。我认为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他们不会是一个健康的成份。从任何一层意义上来讲，他们都属于外国的种族，他们不会，也不能指望他们与我们雅利安人融合在一起……然而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选择问题——或者你必须雇佣这批劳动力，或者你就别修这条铁路。”〔2〕白人的歧视、公开的迫害、政府的排华政策， 使得在北美的华人生活在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之中——华人聚居的华埠变成了单身汉的社区。吸鸦片、聚赌、嫖娼等不良习气致使华人的形象很糟，华人成了连日本人都不如的贱民。有些白人以与华人为伍而感到羞耻：“我要是你的话，我就不跟水仙花讲话，她妈是个中国人。”（水仙花：《一个欧亚裔人的回忆书笺》）一个美国青年说他“宁可娶一口猪，也不愿意同身上流着中国人血液的姑娘结婚。”（同前）对华人的这种不友好的态度并不是个别现象，这与深深地植根于人们思想中的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埃迪思·伊顿在《回忆书笺》中回忆了一件她亲身经历过的事。
埃迪思的雇主摇着他那毛发蓬松的头说道：“不知怎么回事，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中国人和我们一样也是人。他们或许有长生不老的灵魂，但是他们的面孔全然没有任何表情，我不能不怀疑这点。”
“灵魂？”一位镇上的办事员应声道：“他们的肉体就叫我够受的了。中国人在我眼里比那些黑鬼还要讨厌。”
“一见到他们就叫我长鸡皮疙瘩，”一个年轻姑娘笑道。
“我可不让他们住在我这里，”房东太太宣布道。
“日本人可大不一样。他们身上有些闪亮的，让你喜欢的东西，”K先生继续说道。
埃迪思·伊顿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说道：“K先生， 中国人民也许没有灵魂，面部也许没有表情，干脆就说他们不在文明社会的圈子之内，但是不管他们是什么，我想让你知道我是——我是华人。”
房间里沉默了片刻，K先生把盘子推到一旁， 站到我身边说道：“我不该说那些话。对于中国人我一无所知。纯粹是偏见。请原谅！”
上面所引的几段话反映了在世纪之交北美主流文学中经常出现的对华人形象歪曲的认识和描写。但是水仙花怀着对母国人民的赤诚爱心，为改变华人在白人心目中的形象作了许多努力。她用朴实无华的文章为在北美的华人的权益大声疾呼。她的几十篇文章收集在一部题为《春郁太太》的短篇小说集中。1995年出版了由林英敏和阿奈特·怀特帕科思编辑的《春郁太太及其他作品》。本文中所选的几个短篇故事围绕着以下几个主题，即人与人平等、男女平等，相互尊重问题，生活方式的改变与文化传统的继承问题，混血儿的苦恼和他们对华人看法问题，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变而使一些人对华人的看法也产生变化的问题等等。这些故事贯穿着水仙花的爱华情结，成为她毕生为华人鼓与呼的精神支柱。
一、在水仙花的作品中，比较深入地探讨了美国社会白人与少数民族的“平等与相互尊重”的问题，揭露了美国社会广泛存在的种族歧视，对于丑化华人形象、给华人以不公正待遇等现象，进行了愤怒的抨击。
在美国一般民众的心中，美国是一个人人都能过上高贵生活的国家。这会是真的吗？我们从《春郁太太》故事中不难看出那只不过是神话而已。春郁太太出远门，春郁先生想举办一个只有男人参加的“高级晚会”。他邀请了一位年轻的邻居参加。
“在美国什么东西都是‘高级的’。”春郁先生对这位青年人说。
“那当然，”青年人快活地回答道。“你听说过没有，所有的美国人都是王子或公主。外国人一踏上我们的海岸，就成了贵族啦——我是说成了皇族成员。”
“那么被扣在拘留所的我的兄弟呢？”春郁先生冷冷地问道。
“好，你将了我一军，”年轻人说道，摸了摸他的头。“唉，羞耻哟——像英国人说的丢人现眼哟。可是你要明白，老哥，我们这些真正的美国人反对这种做法——甚于你们。这种做法是违背我们的原则的。”
“我倒要向真正的美国人表示慰问了。他们被迫去作违背他们的原则的事情。”
“哦，唉，总有一天事情会顺起来的。我们不是一群坏人，你是知道的，想一想山姆大叔退给大龙天朝的赔款。”
春郁先生抽着烟袋，沉思良久。使他忧虑的还不只是政治问题。（《春郁太太》，《春郁太太及其他作品》，23页）
那个年轻人的话应该怎样来理解呢？显然事实并非如比。并不是每个新移民一踏上美国的土地都能过上公子王侯的日子。新的不平等在美国还存在于物质方面和思想意识方面。下面这个故事就说明在人们的头脑之中还是有等级的区别，以及精神的不平等现象。
《美国的下层女子》讲述的是一个叫卡门的男青年与一个所谓下层女子恋爱的故事。这个姑娘出身贫寒，靠个人的努力当上了秘书。卡门的母亲反对儿子同这个姑娘交朋友。而这个姑娘也坚持说：“如果你的母亲不高高兴兴地欢迎我，不为有我这个儿媳而骄傲，我就绝不做你的妻子。”后来卡门的母亲在春郁太太说服下，终于同意了儿子的婚事。故事似乎有了圆满的结局。但是在当时的美国社会里，等级观念还是很重的。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常常会受到父母的反对。而春郁太太虽然来自中国，她的看法却很开明，由于她的劝说而促成了这对美国青年的结合。
《一个嫁给中国人的白人妇女的故事》是关于一个离婚的白人妇女带着一个孩子嫁给了一个中国人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白人妇女嫁给中国男人所感受到的对人的价值的尊重。
她的第一任丈夫比她年长15岁。虽然他对妇女问题很感兴趣，在家中还是有些大男子主义。按照美国人的习俗，只要丈夫挣的钱够花，妻子一般呆在家里操持家务。当她想出去找点事做以贴补家庭生活开销时，丈夫变得不高兴了。他并不是喜好酗酒或骂人的男人，但是他有时说起话来十分刻薄。后来丈夫把对她的爱转移到他的秘书身上，她决定离开他。她抱着孩子走了，没有目的地走着。一个好心的中国人把他们母女带到一个亲戚家中暂时住下。这个中国男人就是后来成为她的第二任丈夫的刘光喜。
“我的切身经历告诉我，并非白人才有高尚的品德。我对刘家的一切都觉得很有意思，我与他们的朋友结识。对于外国人的偏见——我生下来就教我懂得的偏见——全部消失了。（74页）
这位白人妇女的话正与埃迪思·伊顿的看法相合：“接触可以消除偏见。”她与中国人生活在一起，观察到中国人的许多优秀品质。这和那些“远离中国人”的作家所描绘的漫画式的人物大相径庭。
她为刘光喜绣花维持生计。经过一年相处，他们彼此有所了解。刘光喜向她求婚，说她的孩子就是他的孩子。但是她很慎重。她搬出了刘光喜的亲戚家。她的前夫又来骚扰她。而她则将压在心头的话和盘托出，比较了两个不同种族的男人在对待婚姻态度方面的区别。
虽然他的口气变软了，但是我的恐惧有增无减。要不是他再次抓住了我的臂膀，我就会跑上楼了。
“回答我，老婆，”他说道。
我顾不上害怕，甩开了他的手，回答道：“你不是我的丈夫，法律上不是，道义上也不是。我对你毫无感情，只有瞧不起你。”
“好啊！你堕落了！”他的表情十分可怕。“油乎乎的小个子中国佬把你赢到手啦！”
我不再怕他。
“赢得我！”我大声说道，没有理会别人是否会听见。“对，很体面地，像一个男人的样子赢得了我。你竟敢嘲笑像他一样的人，你还算什么东西。尽管你有六英尺高的个子，你的渺小的灵魂比不上他的高尚的灵魂。你不愿意保护照顾是你妻子的女人，或者是你使他出生到这个世上的小孩。但是他却拯救了这个陌生的女人，把她当成女人来对待，尊重她，敬爱她；给了她的孩子一个家，并且使他们两个都能自立，不仅不依靠别人，也不依靠他。现在听到你在他的背后侮辱他，我明白了我从前不明白的事情——即我爱他。我要同你说的话就是，你给我滚开！”（76—77页）
这个白人妇女在与中国男子的接触中，懂得爱的真谛是尊重——对女人的尊重，对人的尊重。这种强烈的对比使她更觉得中国人的可爱。
“我爱刘光喜，我做了他的妻子。诚然有许多美国人为此而瞧不起我，我却无怨无悔。即便是男人们向我投来鄙夷的目光，就像他们冷眼看着放荡的女人那样，我也不觉心中有憾。我接受了作为在美国的卑谦的中国男人的美国妻子的命运。爱着我的男人的那种幸福对于我来说要比得到那些人们的赞同或反对更重要——他们在我最难的日子里把我遗弃不管，不在乎我会像狗一样死去。我的中国丈夫有他的毛病，他的脾气暴躁，有时专横；然而他是个男子汉，他从未想剥夺我作为一个女人所应该享有的那些权利。我可以靠得住他。我感觉得出他站在我的背后，保护我，呵护我，而这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人要比其他任何东西更为重要。”（77页）
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男孩。她为有这样一个孩子而感到骄傲，但是她也担心她的混血儿子的命运：“以后他能站立在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的人民之间吗？假如两个民族之间没有了友好关系，没有了相互谅解，我的儿子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呢？”她的忧虑不无道理。混血儿的命运多桀，认同危机正是埃迪思·伊顿体会最深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与社会开放程度和社会进步密切联系的问题，与社会交融和观念改变均有关系。
埃迪思·伊顿在上述的故事中，试图证明所谓的“反异族通婚法”是荒谬的，有悖人性的。她用对比的方法叙述了一个白人妇女先后嫁给白人和中国人的经历，说明中国男人有许多优秀的品质是白人男子所不及的。《春郁太太及其他作品》一书的编辑林英敏认为，对于异族通婚最重要的是“精神价值和对人的尊严的尊重，而种族的差异是不足为虑的。”〔3〕
二、为了深入地剖析美国社会种族隔阂的根源，水仙花也进一步揭示了华人和白人在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指出了他们在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等方面存在的不同。
中国人来到美国，想尽快地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这一转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从下面的两个故事中，可以了解文化碰撞给人们带来的一些思考。
《旁观者的智慧》讲的是一个女气十足的男子来到美国后的故事。他叫吴绅贵，他告诉母亲他要赴美留学，争取得个学位。即便得不到学位，掌握一门外语，回国以后也可以得个一官半职。母亲只有一个要求，即要她的儿子在走之前结婚生子，以填补儿子走后的空虚。吴绅贵听从了母命，娶了一个媳妇。不久他就独身一人乘船到了美国。吴绅贵来到美国之后就开始打工，先是当洗衣工，以后做起了生意，实际上他并没有去读书。吴绅贵对那个是他妻子的女人的记忆十分模糊。因为妻子没有文化，所以7年来他没有给家里写一封信。后来母亲去世了， 他把妻子宝莲和6 岁的儿子接来美国。宝莲遵守妇道，从不过问丈夫的事，而吴绅贵也尽丈夫的责任，关心她的生活。但是他还是有些大男子主义。关于儿子的教育问题，他以为不关妻子的事。但他的妻子反对把他们的儿子送去上学。她的反对不无道理。有一个邻居的儿子娶了一个白人妇女，生下的孩子见到奶奶如同路人。正如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许多事看不惯一样，中国人也看不惯美国人的许多事。这种文化的差异和逆反心理是阻挠华人与美国社会同化的一个重要障碍。
吴绅贵有两个要好的美国朋友，迪因太太和她的外甥女阿达。宝莲看到这个美国年轻女子的照片就有些醋意。所以连儿子剪掉辫子，她也以为是丈夫为了讨好他的情人才那么做的。在中国一个男子可以有两三个老婆，他们可以在一起生活。可是宝莲很难想象她怎样同一个白人女人一起生活。他们又有了一个孩子。迪因太太和阿达前来祝贺。宝莲望着丈夫凝视他的美国朋友的神情，心里很不是滋味。客人走后，宝莲对丈夫说：“她拿走了你整个的心，但是她却没有给你生个儿子。是我给你生的。”
宝莲不愿意把儿子送到学校接受西方教育，以及她无端猜疑的事传到了迪因太太那里。她百思不得其解。她以为宝莲比其他中国妇女要幸运得多。她有个好丈夫，该有的都有了。阿达回答了她的疑团：
“您说一个中国女人所需要的一切，是吧。我不认为一位中国妻子和美国妻子之间的感情问题上有什么真正的区别。吴绅贵对待宝莲就象他在中国生活时那样对待她。然而对于她而言情况不一样，不能当成她是在自己的国家那样——那里他不会遇到美国女人。女人就是女人，她有直觉和知觉，不管是中国女人还是美国女人，不管受过教育还是未受过教育。绅贵的妻子甚至在她刚到的那天起，就一定已经注意到了她丈夫对我们的态度，并且跟他对她的态度加以对比。您没有告诉我她有些嫉妒之前我还没有想到这一层上。但愿我能早点想到就好了。看得出尽管她对内情毫无知晓，这位可怜的人儿在船上的半个小时之内的变化比起您所器重的吴绅贵在七年内的变化更美国。”（53页）
阿达找到了答案。她是个深明大义，开朗豁达的女人。她要亲自向吴绅贵点破这场误会。说明要想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习性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不，你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可是绅贵你呀，你变了。你变得太美国了。我的姨鼓励你这么变的。她是个好人，心最好，目的最高尚，但是我们会犯错误。试图把一个中国人改变为美国人就是一个错误——如果他有个妻子，而她却想一直当中国人。如果你没有结过婚，你是一个自由人，情况就不同了。但是你不是这种情形。”（57页）
还是这个美国妇女告诉吴绅贵应该怎么办。
“首先你必须惦记着你的媳妇。她为你做了许多，而没有哪个美国女人会为你做这些事情。她来到你这里当你的妻子，甚至还不了解你就要爱你，服待你，把自己托付给你。你要记住多少年来，她被拴在一幢小屋里，伺奉你的多病的老母。对于一个年轻的姑娘来说，的确这是一项多么难做的事情。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她唯一的亲人，你是她唯一照看过的人。想一想你在这里的那些岁月里，她孤独地生活，辛勤地劳作，只有一个婴儿和一个老人作伴。为了这些她离开了她所有的亲属。没有哪个美国女人会作出这样的牺牲的。”（58页）
中国妇女与美国妇女的认识不同，在爱情和性的问题上，美国妇女较为开放，而中国妇女深受传统道德的影响，对男子的婚姻行为有着较为强烈的约束要求。中国妇女对幸福的追求往往系在一次婚姻上，而美国妇女则把幸福的婚姻寄托在新的婚恋上。
《宝珠的美国化》讲的是一个中国媳妇在美国所经历的西方文化冲击。温咸兴在美国经商，他把侄儿温连科带到美国来帮忙。几年之后温连科把他的童养媳接到美国成婚。他为她准备了一个美国式的家。可是不久她就用从家乡带来的东西把他们的家装饰成了一个中国式的家。丈夫想让她尽快地适应在美国的生活，融入当地的社会，尽快做到“入乡随俗”，可是宝珠并不理解丈夫的用心。
“尽管连科作了许多解释，她还是搞不明白，为什么她非要学习洋人的语言，接受洋人的生活方式。丈夫和她讲的是同样的话，小丫鬟也讲的是同样的话。总是要看看这个，听听那个，教人弄不明白为什么——她所见所闻对她来说都没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几乎是每天晚上都要招待客人呢？——客人们听不懂她的话，她也听不懂客人的话，尽管他们脸上挂着奇怪的笑容，直勾勾的眼神，她都忍受了下来，像是不愿意出来会贵宾的波斯王后瓦希绨第二一样。嗨！为什么她非要使用看上去又笨又凶的美国餐具，而不使用又灵又巧的象牙筷子呢？”（87页）
不久宝珠对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感到有些厌倦。丈夫为她买来一套美国妇女穿的衣服，可是她的内心并不愉快，她觉得这是丈夫要她打扮得像他的女友阿达一样。她有了病，但是不情愿让男医生来诊断。她像一只就要被宰杀的绵羊，紧张而无奈。她终于觉得自己不如她丈夫认识的那个美国女人。她决定离开她的丈夫，好让他能够找到意中人。
温连科在街上遇到阿达·雷蒙。倒是这位美国女士一语道破其中奥秘：
“嘿，你可真够呆的！”姑娘大声说道。“你是个中国人，但是你跟美国人一样的愚蠢。你的不近人情在于你强迫宝珠当美国女人，可是老天爷从来也没打算让她当一个美国女人，让她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适应并且采纳我们全部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我早就看出来了，只是由于宝珠太温顺而看不到她的男人有什么毛病，我也就不忍心跟她点明——也不能对你说。她离你而去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对不对？”（91页）
“你想让你的妻子变成美国女人而你自己却还是中国男人。尽管你很巧妙地适应了我们美国的生活方式，你依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男人。你觉得一个美国人敢像你一样对待他的妻子吗？”（91页）
宝珠的美国化过程说明，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完全是一个自愿的过程，来不得半点强迫，尤其是没有参加工作或社交活动的华人很容易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生活，这样他们就很难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
三、水仙花作为一个混血儿，对混血儿的生活处境有着切身的体会，她在自己的作品中，就十分真实地反映了混血儿的复杂感情。
《摇曳的形象》讲的是一个有一半华人血统和一半白人血统的彭姑娘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旧金山的华埠。四邑人和三邑人发生了冲突。报社记者马克·卡尔逊前来采访。他见到了彭姑娘。马克感到有点好奇。他的总编告诉他这个姑娘可不寻常，能从她那里听到许多故事。于是以“为了一个故事可以出卖灵魂”而有名的马克决定认识这个混血姑娘。果然彭姑娘知道很多有关华埠的故事。他们成了朋友。彭姑娘为有一个中国父亲而骄傲，“我宁可要中国人也不要白人做我的父亲。”可是当马克问她想嫁给中国人还是白人时，她第一次无言以对。马克想劝说她离开生养她的中国父亲，让她离开华埠。可是彭姑娘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她深深地爱着她的亲人和许许多多的中国朋友。
“或许这所房子并不漂亮，”彭姑娘回答道，“但是这里是我生活的地方。”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他把身子向她靠近，捉住了她的双手。
“彭，”他大声说着，“你不属于这里。你是白人，是白人。”
“不！不！”彭姑娘抗议道。
“你是，”他武断地说。“你没有权利生活在这里。”
“我出生在这里，”她回答道，“中国人把我看作是他们自己人。”
“但是他们不理解你，”他继续说道。“你的真实的自己对他们来说是外国人。他们对你所读的书，所想的事感兴趣吗？”
“他们对我有兴趣，”彭姑娘老实地回答说。“噢，不要再那么讲了。”
“但是，我偏要说，”年轻人坚持说道。“彭，难道你不明白，你必须决定你要做什么人，中国人还是白人？你不能两者都是。”
“嘘！嘘！”彭姑娘要他住口。“你这样对我讲话，我可不喜欢你了。”（63页）
经过这次长谈，马克开始写他的报道。彭姑娘的父亲看到了这篇文章，他勃然大怒。他把报纸丢到彭姑娘眼前。彭姑娘被马克的背信弃义激怒了。她感到一种莫名的耻辱。她深感内疚：“我被出卖了，我被出卖了。我被出卖而成为了出卖者。”（64页）彭姑娘陷入了迷茫痛苦之中。
两个月之后，马克又来找彭姑娘。只见她身着中国衣裳。马克问她为什么这身打扮。她说：“因为我是中国人。”马克坚持说彭姑娘是白人。彭姑娘气愤地回答：“我决不当白人。你是白人。承诺对白人算数嘛！”（66页）在彭姑娘看来，一个人的信誉以及对于别人的尊重是最重要的品德。所以彭姑娘拒绝了马克的要求。彭姑娘作为一个混血姑娘对她的父国人民的爱是真挚的，她容不得别人对她所爱的人有半点侮辱。
埃迪思·伊顿的个人生活经历和她的所见所闻使她对于民族的团结与融合想得很多，也很深远。她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母亲的种族和我父亲的种族一样都有偏见。只有全世界都变成一个大家庭，人类才能够看得清，听得明。我相信总有一天，全世界的一大部分都会变成欧亚人。我为自己鼓劲——我只是一个先锋。作为先锋应该以经受磨难为荣耀。（《回忆书笺》223—224页）
四、水仙花在自己的作品中，还提出了华裔儿童适应美国的生活环境、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问题。作者对社会现实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揭示，并从正反两方面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对于成年人来说，要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是件十分难办的事情。但是对于儿童来说，他们会很快地适应新的环境，对它产生感情，并且对原来的环境和原来的亲人产生陌生的感觉。
《在自由的土地上》讲的是在美的一位华人接妻子和儿子到美国的一段令人心酸的经历。咸兴兴高采烈地来到旧金山客运码头，接到了他盼望已久的妻子丽初和他们的儿子。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过海关时竟出了麻烦。因为他们的儿子是在中国出生的，没有任何证件可以证明与父母的关系而被扣留。
咸兴作了解释，但是无济于事。孩子被交给一个白人妇女照管。半年时间过去了，他们拿出了全部首饰送给一位黑心的律师，在这位律师的安排下，他们在教会见到了儿子，可是儿子却不认识他的妈妈了。“走开！走开！”的稚嫩的呵斥声使人感到心酸。在标榜自由的土地上，难道就找不到一个更有点人情味的解决办法吗？难道那些愚蠢的文牍主义就不能通融一点么？而那个年轻的律师又乘人之危大敲竹杠，怎能叫新移民对这个社会产生好感呢？
《帕特和彭》说的是一个中国珠宝商人收养了一个白人男孩的故事。他们待他视如己出。后来他们又有了自己的女儿，但是他们对他的爱并没有减少一点儿。“如果林太太偏爱谁的话，她偏爱的就是帕特。因为他是头一个躺在她的怀里，头一个用他的微笑和哭叫声让她心里乐开了花，头一个叫她阿妈，头一个爱她的小孩。”但是这位中国妈妈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莫名的忧虑。在孩子8岁的时候， 她对丈夫说：“白人女人的儿子就是白人女人的儿子，有许多人在说三道四，就是因为他住在我们的房檐底下。我的心沉重得像最黑的天。”她的忧虑不无道理。因为也有些白人在关心这个男孩的命运。他该如何生活，如何长大呢？小学教师哈理逊小姐认为要让这个白人男孩在华埠长大，成为中国人，是不可思议的。她要招收这名男孩到她的小学来念书。但是这个小男孩离不开中国小女孩彭。于是他们两个一起来上学。后来帕特被一个白人家庭领养，可是他不愿意离开小妹妹彭。
“我不离开我的彭！我不离开我的彭！”他大声喊道。
“可是你必需离开她！”林玉难过地说。“你是个白人男孩，彭是个中国人。”
“我也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帕特大哭道。但是他还是被接走了。（164页）
一年之后小兄妹俩在大街上巧遇。他们十分高兴，互相问长问短。但是当他们第二次相遇时，情形就不太一样了。
帕特离开学校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次是和别的白人孩子在一起。突然他听到有一个小孩的声音高兴地叫他——是彭的声音。
“哎，帕特！”她高兴地唤着他的名字。“我找到你了！我找到你了！”
“听听这个中国小孩！”有一个男孩笑着说。
帕特转过身子对彭说：“滚开！给我滚开！”
彭扭头就走。当她走到坡脚下时，她朝坡顶望了望，难过地摇了摇头：“可怜的帕特，”她说道，“他不再是中国人了。”（166页）
虽然说孩子们对于环境的改变能够很快地适应，这一道理自然不错，但是，当我们看到孩子们在脱离中国人生活的环境，在白人的生活环境中生活一段时间后，对中国人的感情不仅仅是疏远，而且是憎恶，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怀疑使他们变成这个样子的成年人的动机是什么了。社会群体舆论在很大的程度上起着导向作用。对于一件事如此，对于一个民族亦如此。我们从孩子们的态度的变化可以看出当时白人对于华人的态度是什么。而这种做法是一个多民族社会还不成熟的表现之一。我们还应进一步看到，对于某一个民族产生偏见并加以歧视，那么这个社会就不能说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它也就不能产生一种凝聚力，而使全民族团结起来为之奋斗。进而言之，在美国当今的社会中，其新闻媒体、国会议员等对于中国仍不能全面看待，而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使民众对中国产生偏执的看法，不能不说是白人至上主义仍然在作祟。
注释：
〔1〕参见Stanford Lyman,"Strangers in the City:the Chinese in the Urban Frontrier,"in Roots:An Asian American Reader,ed.Amy Tachiki,Eddie Wong,Franklin Odo,Buck Wong.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1971.pp.159--187.
〔2〕Sir John A.Macdonald speaking to the House ofCommons,1882,file on Chinese Canadians,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Archives,Montreal.参见 Annette WhiteParks,Sui Sin Far/Edith Maude Eaton:A Literary Biography,pp.73.
〔3〕参见林英敏为 Mrs.Spring Fragrance and Other Writings所作的“序”，第1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