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成长中双重网络嵌入的演化规律研究——以正泰集团和温氏集团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团论文,为例论文,规律论文,正泰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剧烈变化，技术进步、产业革命和网络社会的崛起使得创业经济蓬勃发展，创业研究也成为理论界的热点(陆园园，张红娟，2009)，创业成长是其中的核心和前沿领域之一。与早期关注创业者特质不同，创业成长研究更关注创业环境及其变化的影响。网络由于联结了创业者与创业环境，并在创业资源的传递和运用上起着重要作用而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网络分析方法也由此成为创业成长研究的主流方法。
“谁创业”和“创什么业”是考察创业成长的两个基本问题，由此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主体：一个是作为创业活动主体的创业者；另一个是作为生产主体的新创企业，从而存在两种与创业成长相关联的网络，即个人网络与企业网络。个人网络主要是指以创业者个人社会关系为主的网络，揭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因此也被称为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企业网络主要是指各个独立的企业间通过价值链网络、销售网络或者供应链网络分工协作组成的一个生产系统(张杰，刘东，2006)，揭示的是生产同一产品的企业之间基于分工协作的商业联系，所以被称为产业网络(industrial networks)①。创业成长一方面要注意社会网络的嵌入，通过创业者的“人际关系”纽带，获取更多的网络资源支持；另一方面要注意产业网络的嵌入，使新创企业获得参与产业分工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加速企业知识与能力的积累。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的双重嵌入，是创业成长的内在要求。
那么，新创企业如何实现对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的双重嵌入呢？已有研究对社会网络资源获取与新企业创立及成长的关系有较多的涉及，但对新企业的产业网络嵌入以及双重网络的嵌入关系则关注不够。从现实看，新创企业对产业网络的嵌入分为两种不同方式：一是交易性嵌入，即基于市场交易规则的嵌入；二是关系性嵌入，即基于信任关系的嵌入。从交易性嵌入到关系性嵌入的演进意味着网络嵌入程度的深化，这一过程值得深入探讨。论及新创企业的双重网络嵌入关系，现有研究认同格兰诺维特关于“与工作相关的交易活动往往与社会关系模式相重叠”(Granovetter，1985)，即业务关系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观点，却忽略了这种叠加关系是如何形成与演进的。笔者认为，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创业企业对两个网络的嵌入可以是分离式的，也可以是叠加式的，“业务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叠加”是创业成长中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互动的结果。因此，概括地说，新创企业成长中的双重网络嵌入关系演化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从单一网络嵌入到双重网络嵌入的演化；二是从交易性嵌入到关系性嵌入的演化；三是从两个网络分离式嵌入到叠加式嵌入的演化。
二、创业成长中双重网络嵌入关系演化
1.从“单一网络嵌入”到“双重网络嵌入”的演化
创业成长过程包括新创企业从无到有，从萌芽到早期成长，进而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当一个潜在的创业者试图实施创业行为时，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获取创业资源。尽管从理论上说，创业者无需借助任何别人的帮助也可以通过自己拥有的资源进行创业，但从现实来看，由于创业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富有挑战性的活动，仅凭借创业者自己的力量难以应付，因此，借助外部资源几乎是每个创业者完成自己创业活动的必由路径。那么，创业者一般是从何处获取创业资源的呢？社会网络研究者认为，可以运用网络理论来揭示新企业的创建、生存和成长(Baum et al.，2000)，社会网络的运用是新创企业获取资源及创造竞争优势的工具，创业者的个人关系网络是新创企业接触与获取外部资源的管道(曾一军，2007)。
在中国，个人社会网络关系是一种很重要的资源，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社会关系的支持，取决于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信任度，信任与“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关系”成为信任的保障(周冬梅，鲁若愚，2010)。根据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新创企业早期的社会网络来自于与创业者有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网络成员，这种泛家族化成员组成的社会网络对于新创企业早期获取资源起到关键作用。Birley(1985)的调查发现，获取原材料、供应商、设备、场地、员工、订单所依赖的基本社会资源，是创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包括家人、朋友和同事。西方学者提出的“网络创立假说”，揭示了新企业创建过程中社会网络的作用(耿新，张体勤，2008)。
随着新企业的建成，如何创造实质性价值成为新创企业的工作重心。这时，仅依靠创业者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已经难以为继。为了实现市场绩效，企业必须跨越个人关系网络，参与到产业分工当中，寻求互补技术、信息、知识的支持，逐渐嵌入到企业所属的产业网络当中。新创企业嵌入到产业网络当中，通过以下四条途径来影响企业成长：一是打破企业边界障碍，获取企业边界之外的资源以激活企业内部冗余资源；二是通过与产业网络其他节点的交流互动，开展协作创新，捕捉新的市场机会，拓展成长空间；三是通过与产业网络其他节点的联系，获取研发能力、生产技能、管理组织能力，累积成长知识，激发成长欲望；四是通过与产业网络中其他节点的比较，认识自己的不足，强化成长的动力(邬爱其，2005)。
由此可见，创业者首先通过个人社会网络获取资源支持创建新企业，之后需要逐渐嵌入到产业网络中以获得成长。因为随着分工深化，产品从生产到运输、销售、再到顾客消费是一个产业链式的结构，那些不能与其他企业建立起必要联结的企业，将遭受“未联结之负债”的困扰，使企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大为减弱(马汀·奇达夫，蔡文彬，2007)。正是从单一的社会网络嵌入向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的双重嵌入，使新创企业获得更多的互补性资源，推动新企业不断成长。
2.从“交易性嵌入”到“关系性嵌入”的演化
那么，新创企业是以何种方式嵌入到产业网络当中的呢？科斯提出产业组织的“企业—市场”两分法之后，威廉姆森发现，存在着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中间性组织。在产业组织中表现为产业内众多企业的网络连接，早期以分包制、战略联盟、虚拟企业、产业集群等形式出现，人们将产业内企业间的协作网络称为产业网络。论及产业网络的形成原因，制度经济学用节省交易成本加以解释：一方面，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分工已经从产品之间深入到工艺之间，形成了上下游企业在价值链上的高度关联性；另一方面，分工的深化直接导致了垂直一体化模式的解体，使企业将一些非核心业务分离出去，转而依靠外部供应商来供应。产业网络组织有利于降低因分工导致的交易频率上升而形成的交易成本，使企业共享合作收益，提升竞争优势。
可见，产业网络是解决分工经济和交易成本两难选择的利器。因此，企业嵌入到产业网络当中，既可以享受分工带来的收益，又可以避免分工导致交易成本增加的困境。然而，我们知道，网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外封闭对内开放，那么，新创企业作为产业网络的外部成员，如何才能突破网络闭锁，嵌入到产业网络当中呢？大多数的网络实证研究指出，企业建立网络是出于经济动机，企业对互补性资源的需求是其协作的主要驱动力(许小虎，项保华，2006)。社会学研究表明，“关系”是企业获取资源的重要渠道，尤其对具有“新创弱性”的新创企业来说，关系网络是重要的获取机会和资源的途径。然而，“关系网络”既可以是基于社会关系的、非商业化社会合约构建的，如亲戚关系、朋友熟人关系，也可以建立在单纯的商业交易原则上，通过市场合约和履约过程来执行。前者是基于信任和情感因素以及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后者是建立在市场商业规则基础上的(李新春，刘莉，2009)。我们称前者为“情感性关系”，后者为“交易性关系”。由此，对网络的嵌入可以区分以情感性关系为依托的“关系性嵌入”和以市场商业规则为依托的“交易性嵌入”两种。
对新创企业来说，由于存在“新创弱性”，在初始阶段总是处于产业网络的外围，要与对外具有封闭特征的产业网络发生联系，只有遵循市场商业规则，通过“交易性关系”与网内企业进行连接。华人关系网络具有明显的“差序格局”，创业者与产业网络内的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应属于“生人关系”，差序格局下的“生人关系”是一种典型的交易性关系。由此可见，新创企业对产业网络的嵌入大多是从“交易性嵌入”开始的。威廉姆森指出，交易频率的提高可以增进交易双方的信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而交易频率提高所增进的交易双方的信任，为创业者与创业网络中的企业家之间的“生人关系”转化为“熟人关系”打下了基础，从而有效促进新创企业对产业网络的嵌入由“交易性嵌入”向“关系性嵌入”的演化。这种演化对新创企业有着重要的意义：①可以更有效地参与产业分工，分享分工协作的溢出效益；②可以节省获取创业稀缺资源的成本，包括技术、人力、资金等支持。比如企业间的赊销关系可以缓解融资压力，但这种关系的形成依赖于企业间的信任，在“交易性关系”下很难发生，“情感性关系”则可以成为企业赊销关系的基础；③可以累积企业成长所需的知识与能力。知识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显性知识较容易复制与交易，隐性知识只有通过长期交往潜移默化才能获得，“交易性关系”不能解决新创企业与产业网络内的企业之间的隐性知识交流，只有通过“情感性关系”对产业网络实现“关系性嵌入”才能获取，而这种不可复制的知识能力，往往是企业成长的关键要素。
由此推测，新创企业对产业网络的嵌入，先是以“交易性嵌入”方式启动的，随着交易频率的增加，新创企业与网内企业的信任提高，逐渐形成“情感性关系”，对网络的嵌入也逐步实现“关系性嵌入”。对具有“新创弱性”的新企业来说，实现对产业网络从“交易性嵌入”向“关系性嵌入”的演化，可以获取更多更经济的互补性资源，同时累积知识与能力，尤其是隐性知识，促进创业成长。当然，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后，由于有能力和资源进行短期交换，使市场交易性变得更为容易，反而是维持“情感性关系”需要支付大量成本，这时，产业网络内企业间的关系会向“交易性关系”复归，但这时的企业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业企业而是一个成熟企业了。
3，从“分离式嵌入”到“叠加式嵌入”的演化
新创企业对产业网络的嵌入方式由“交易性嵌入”向“关系性嵌入”演化，意味着“业务关系与社会关系叠加”的形成，那么，双重网络这种叠加关系形成与演化的一般过程是什么呢？在初创阶段，企业尚不能够创造出实质性的价值，新创企业的经营方向尚不明晰，交易对象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此对产业网络的连接也呈现出偶然性和或然性。这个阶段，新创企业主要通过创业者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来获取外部资源以维持企业的生存，新创企业“单一网络嵌入”特征明显，这一时期的“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处于分离阶段，业务关系与社会关系没有出现交集。随着新创企业的不断发展，创业者个人的社会网络也会逐步扩展和延伸。当交易频率增加使得产业网络内部的企业家成为创业者社会网络的节点时，业务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叠加就出现了。但这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新创企业经营方向相对明确，交易对象相对稳定，具有基于交易频率的信任产生基础；二是基于信任的企业间合作能够形成共享的收益。因此，新创企业能够创造出实质价值，是创业者个人社会网络延伸到产业网络，形成社会关系与业务关系叠加的重要门槛。我们将业务关系与社会关系的交汇情形称为两个网络的“叠加”，所有业务关系都融入到社会关系之中，即“所有生意上的伙伴都是朋友”是叠加的理想状态。由此，新创企业对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的嵌入，可以区分为分离式嵌入和叠加式嵌入两种，如图1所示。
图1 新创企业的双重网络嵌入关系演化
由此看来，新创企业对产业网络的嵌入，尤其是“关系性嵌入”，是通过创业者这一桥梁完成的，我们不能忽略产业网络中的企业间分工合作关系背后的企业家之间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的性质是情感性的，但需要通过交易性关系表达出来，而这种情感性关系的形成，则是以交易频率增加产生的信任为基础，交易频率增加则表明新创企业经营方向相对稳定。因此，新创企业对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从分离式嵌入到叠加式嵌入，本身就包含着企业成长的内涵。
三、创业成长中双重网络嵌入关系的演化规律与机制
1.创业成长中双重网络嵌入关系的演化规律
新创企业的双重网络嵌入关系演化过程与企业成长过程具有某种统一性。从“单一网络嵌入”到“双重网络嵌入”、从“交易性嵌入”到“关系性嵌入”、从“分离式嵌入”到“叠加式嵌入”的演化过程，也是新创企业逐步成长的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业研究者们，从网络对创业者的工具性作用，到网络关系中注入一定的情感因素，对新创企业的网络嵌入过程进行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方世建，蒋文君，2011)，我们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新创企业双重网络嵌入性关系演化过程刻画出一条清晰的脉络，从而识别演化规律。
Kock and Galkina(2008)认为，创业过程可分为构想(conception)、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和成长(growth)三个阶段，蔡莉、单标安(2010)则将新创企业成长过程分为企业创建期、存活期和成长期。笔者认为，两种划分方法具有内在统一性，后者刻画的是新创企业成长的时间阶段，前者则是刻画在这一时间阶段中新创企业的活动。也就是说，在企业创建期，主要活动是进行创业构想，思考的问题包括“创什么业？”、“需要哪些有用资源？”、“从何处获取资源支持？”、“如何将获取的资源运用于具体的创业活动？”等；这些问题解决后，将创业计划付诸实施，新企业得以诞生，接下来的事情是确保企业的生存。企业生存的最大挑战在于是否有能力创造实质性价值(简单地说就是生产商品)，即能否将创业构想实现商业化，因此，商业化能否成功决定着企业能否存活；如果能够度过这一关，企业步入成长阶段后，关键任务是对资源开发利用，获取波特所说的“产业位势效应”。创业过程不同阶段的活动内容不同，开展网络化活动的目的和资源来源都会发生变化，体现在网络依赖的差异性，表现为新创企业网络嵌入性关系的演化。
(1)企业创建期。创业者通过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产生了创业构想，由此开始进入资源动员阶段，创业网络的构建就是从这一阶段开始的。由于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获取创业资源，尚未有实质性的商业交易活动，资源获取主要来自于创业者的强关系网络。但Larson and Starr(1993)认为，创业者基于情感建立起来的，以亲戚朋友为关键节点的初始关系网络，起初只是一种自然的日常生活关系网，不一定能支持创业活动。因此，随着创业者创业构想的不断成熟，需要对日常关系网络进行筛选，有选择地保留和强化能为创业活动提供关键资源的关系，并不断拓展自己的关系网络。这一阶段网络关系表现为单一的社会性关系，即以情感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关系。
(2)企业存活期。新企业诞生后，第一阶段获取的资源经过企业组织的转换，成为可以商业化的对象。商业化过程充满着不确定性，是创业者不断试错、学习、发现和开发利用机会的探索过程。这一时期，仅仅依靠以情感为基础的初始网络已经难以满足企业生存所需的资源要求，创业者需要通过商业交易渠道寻求合作者。起初，与其他商业者的合作仅仅依凭交易关系，而且这种交易关系经过一定时间不断累积与叠加，形成多元复杂的市场交易关系。与其他企业进行的市场交易，多发生在具有相同产业属性的企业之间，新创企业也以这种方式逐渐参与到产业分工当中，并通过对这种复杂市场交易关系的不断适应，增强自我保护的能力，提高生存机会。新创企业的网络关系也由原有的单一社会网络嵌入转变为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的双重嵌入，只不过这时对产业网络的嵌入方式是以市场商业规则为基础的，是一种“交易性嵌入”。显然，新创企业与产业内其他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是一种弱关系，它的引入可以弥补强关系的信息同质性缺陷。但是，与强关系动员的资源通常不受所有权约束，也不用承担相应的风险不同，基于市场商业规则通过弱关系获取的创业资源，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并需承担相应的风险(Kock，Galkina，2008)。
(3)企业成长期。在企业存活期累积起来的与产业内企业之间的联系，通常具有多重商业功能：从交易关系中可以获取互补资源、产品销售、知识溢出等种种好处。但问题是，对产业网络的“交易性嵌入”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或然性，必然使新创企业承受较大的风险。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Jack and Mouzas(2007)认为，随着创业的发展，创业网络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弱关系，创业者通过与新出现的弱关系发生交易，拓展自身的创业网络。但是，创业者在与弱关系发生交易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等问题。在契约不完全条件下，创业过程中必然存在“交易重谈”问题，即创业者要经常与同自己缔结契约的行为主体就交易契约进行重新谈判。交易重谈会改变关系的内容和性质，进而重塑网络秩序。对新创企业来说，经历了存活期与产业网络内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的累积，为了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和或然性，创业者必须及时与创业环境进行互动，在不断的“交易重谈”过程中，就累积的交易关系进行选择与保留，使新创企业对产业网络的嵌入从“交易性嵌入”转变为“关系性嵌入”，新创企业最终成为产业网络的节点，并通过交换关系背后的企业家的关系连接，突破初始社会关系网络，社会网络节点拓展到产业网络内部，实现双网融合，获得自身成长的能力。“生意上的伙伴成为朋友”是双网融合的表现，它意味着“网络叠加”关系的形成，即所谓“业务关系叠加在社会关系之上”。
2.新创企业双重网络嵌入关系的演化机制
那么，新创企业双重网络从分离到叠加动态演化的机制是什么呢？根据网络理论，信任被认为是最具解释力的网络治理机制。也就是说，网络关系的变异、选择、保留是网络节点联系变化的结果，而这种变化源于节点间信任程度的改变。信任既是网络成员互惠互利的需要，也是网络演化成长必不可少的润滑剂和推动力(高静美，郭劲光，2004)。因此，需要从网络中信任的演化来理解网络嵌入性关系的演化机制。Smith and Lohrke(2008)将创业网络赖以建立的信任分为情感信任(affective trust)和认知信任(cognitive trust)，并认为创业网络中信任的形成与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情感信任阶段、认知信任形成阶段和认知信任提升阶段。笔者认为，新创企业成长过程中双重网络嵌入关系的动态演化源自于网络中信任关系的演化。
(1)企业创建期，通过创业者个人的情感性信任，实现创业活动对社会网络的嵌入。在企业创建阶段，创业活动的主要任务是获取创业资源，资源获取渠道主要是创业者初始的强关系社会网络。创业者基于强关系的社会支持是在频繁的互动中形成的，主要依靠高频率接触、深度沟通和亲密无间的交往形成的信任。这种基于创业者个人特征的信任，即为情感性信任。在现实中，创业者创业动机一旦形成，就会对社会网络中强关系进行筛选，创业者的个人特性，决定了强关系可选择的范围，经过筛选后的创业者社交关系，与经济交易关系连接交织，成为创业资源获取的管道。情感性信任不仅有利于信息交换，降低资源获取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降低市场条件下不完全契约的履约监管成本，提高网络的经济有效性，这些对于初始创业者来说，起到降低创业门槛的作用，使创业动机转换成创业行为，从而催生新企业。
(2)企业存活期，情感性信任向认知性信任转化，使新创企业获得互补性资源，克服企业生存障碍。新企业创立后，如何创造实质性价值，突破新企业的“合法性障碍”，获得市场认可是新企业生存面临的最大压力。从现实来看，新企业的生存不仅仅取决于它们的生产和组织设计效率，往往由于某些非技术性或非效率性因素，会导致新企业难以得到消费者和市场的认可，导致创业构想的商业化失败，新创企业夭折，这就是创业活动的所谓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为了克服新创企业的“合法性”障碍，创业者必须进行资源拓展，尤其是从商业联系中获得一些互补性资源。为了获得这些资源，就需要和拥有这些资源的所有可达性关系发生互动，因此会有许多弱关系被引进到创业网络当中来。从经济学的观点看，经济行为的动力来源于对自我利益的功利性追求，因此，与互补性资源拥有者的互动，是建立在交易关系基础上的。随着新创企业的商业性交易增加，新创企业的交易对象由偶然性变成相对稳定性，网络中的关系各方不断熟悉，交易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具体，交易各方出于利益考量，对彼此之间的信任开始有了共同的认知，从而形成认知性信任。基于认知性信任，创业网络突破了个人社会网络的边界，不断出现企业间的组织交易关系，新企业开始嵌入到产业网络中，新创企业的网络嵌入关系也从单一社会网络嵌入向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双重嵌入关系演进。
(3)企业成长期，随着企业间交易的稳定性增强，认知信任与情感信任交汇形成复合信任，促使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的融合，不断提升企业能力，推动企业走向成熟。企业间频繁发生的“交易重谈”，会使新创企业与其他的相关企业在相互的生意往来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情感性关系，由此出现认知性信任和情感性信任的不断汇集，形成一种包含认知性信任和情感性信任的复合信任。这是因为，一方面新创企业和产业网络中的企业进行频繁的交互行为会产生积极的情感需求，使网络趋向于形成一个有内聚力的群体(Lawler，Jeongkoo，1996)；另一方面新创企业有了足够的资源积累，就可以主动地寻求网络管理(慕继丰等，2001)，随着网络管理能力提升，企业间的认知信任水平不断提高。这种复合信任关系的存在，表明产业网络和社会网络叠加关系的出现，使企业知识和能力累积变得更为迅速，企业从此渡过存活期，进入成长期。
综上所述，从基于创业者强关系网络的情感性信任，到基于企业间“交易重谈”形成的认知性信任，最后发展为基于情感信任与认知信任交汇形成的复合信任，是创业网络中信任关系的演进轨迹。伴随着信任关系的演化，新创企业从创建(构想)、存活(商业化)到成长，不断与社会网络和产业网络发生互动，网络关系不断产生变异、选择和保留，新创企业对创业网络的嵌入实现从单一社会网络嵌入到双重网络分离式嵌入再到双重网络叠加式嵌入的演进，形成合乎逻辑的演化过程并表现出内在的规律性。这种规律及发生机制可以用图2来表达。
图2 创业成长中双重网络嵌入关系的演化及其机制模型
注：◎表示活动；虚线圆圈表示“交易性嵌入”；实线圆圈表示“关系性嵌入”；阴影部分表示“叠加”。
四、创业成长中双重网络嵌入关系演化的案例分析
1.案例选择与分析框架
根据本文研究目的，案例选择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①从时间上来看，企业须有较长的发展历史，经历过从创建期、存活期、成长期乃至成熟期的完整周期过程。②从产业特征看，企业所在行业要有较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关系，以便识别新创企业成长中产业网络嵌入的影响以及嵌入关系的演化特征。③从企业性质来看，企业须拥有完全经营自主权。综合这三个条件，我们选择浙江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正泰集团)和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温氏集团)作为案例。这两个企业均创立于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典型代表：一个属于制造业，一个属于现代农业产业化企业，均有较长的产业链；一个在长三角，一个在珠三角，均属于我国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发达地区，因此案例企业能够较好符合我们的研究目的要求。根据前面关于创业成长中双重网络嵌入关系演化及其机制的理论分析，我们建立如表1所示的案例分析框架。
2.案例分析
根据表1创业成长周期的划分标准，两家案例企业均经历了创建期、存活期和成长期这三个阶段(如表2所示)。
(1)新企业的创立和初期发展，主要依赖社会强关系网络的支持。两家案例企业在创建期的网络嵌入关系如表3所示。从创业资金资本来源看，都来自于家族或泛家族成员的支持。正泰集团的初始资金来自于创业者南存辉父亲抵押房屋的贷款5万元，而温氏集团的初始资金来自于创业者温北英联合同乡7户8人集资的8000元；从创业人力资本来源看，都来自于血缘、地缘等强关系。正泰集团创始人南存辉选择的是小学同学，温氏集团创始人温北英则是联合自己的同乡和原工作单位的同事。由此可见，创业网络最初由创业者的初始社会网络构成，成员多为包括血缘、地缘和学缘关系在内的泛家族成员。正是这些社会强关系网络成员的支持，才使企业得以成立，由此证明“网络创立假说”的合理性。
(2)新企业的存活期，通过双重网络拓展获取互补性资源，打造企业竞争力。新企业创立后，经过一定时期的探索，未来发展的产业方向日益清晰，进入实质性价值创造阶段。由于存在“新创弱性”，新创企业需要获取外部互补性资源的支持。对新创企业来说，资金、技术是最重要的资源，而产品能力和渠道能力则是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表4是案例企业存活期的资源获取和能力提升情况。
从表4可以看出，两家案例企业在存活期基本确定了自己的经营方向：正泰集团以低压电器生产为主攻方向，温氏集团以肉鸡和肉猪养殖为依托。为了事业发展，案例企业积极地参与产业分工协作，通过延伸产业链，嵌入到产业网络中：正泰集团业务逐渐拓展到高低压电器及输配电设备、光伏电池及组件系统、仪器仪表、建筑电器、汽车电器、工业自动化等相关产业；温氏集团则将业务逐渐拓展到包括乳业、养鸭、蔬菜、食品加工、生物制药、农牧机械等相关产业。随着业务的拓展，渠道能力成为业务发展的重要依托。因此，两家案例企业在渠道拓展上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建立自己相对完善的渠道网络。两家案例企业在拓展业务，打造渠道网络过程中，产品能力得到提升，企业也由此深深嵌入到产业网络当中，获取产业分工合作的收益，使企业的生存能力不断增强。
业务拓展需要资源支持，新创企业面临的资金和技术瓶颈，必须通过外部渠道来解决。两家案例企业获取外部互补性资源过程中，发挥着网络的资源获取功能：一是通过将社会网络关系从血缘、地缘、学缘关系拓展到业缘关系，两家案例企业均通过股份制的形式，将公司员工纳入社会关系网络当中，以获取员工闲散资金的支持，实现集团资金的自我累积；二是通过加强与产业网络的联系获得知识、技术支持，两家案例企业均有从同行业企业中引进设备、寻求技术支持的经历。比如，正泰集团获得上海人民电器厂技术工程师的帮助，温氏集团通过技术入股方式获得华南农业大学技术人员的支持等。
以上表明，通过网络嵌入获得互补性资源，提升企业能力是新创企业渡过存活期的关键。这个过程中，网络关系突破原有社会强关系网络界限，开始引入弱关系，同时向产业网络延伸。新创企业的网络关系由原来的单一嵌入社会强关系网络向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双重嵌入过渡。
(3)社会关系与业务关系叠加，推动企业进入高速成长期。企业渡过存活期以后，面临的任务是迅速占据市场有利地位，取得波特所说的“产业位势”与价值创造的高成长。根据价值链理论，企业价值的高速增长，需要来自企业内部和外部，主要是企业员工、供应链合作者的支持，与员工和供应商维持良好关系，可以大大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主要是交易成本)，这就是格兰诺维特所说的“社会关系与业务关系的叠加”的重要性。这种叠加关系的形成过程与创业网络拓展过程具有某种意义的统一性。表5显示了案例企业推动员工关系和供应链关系重塑的具体情况，这些措施是上述叠加关系形成的重要因素。
“业务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叠加”首先开始于业务关系的发展，也即新创企业对产业网络的嵌入。在企业创建初期，对产业网络的嵌入是以交易方式进行的。比如，正泰集团在创立之初主要依靠“穿梭于温州和上海之间，一边跑购销一边做产品”的传统企业经营方式维持生存，依托市场契约的交易关系使自己成为低压电器生产链条中的一个成员，这个过程经历了5年时间；温氏集团成立之初也是一个纯粹的“养鸡企业”，养鸡卖鸡(苗)是其主要业务，成为肉鸡产业链中的一个节点，这个过程持续了4年。以交易关系维持的产业链条十分脆弱，需要付出较高的交易成本。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单体经济逐步向群体经济演变，企业之间供应链管理的竞争愈演愈烈，而供方作为“战略性源头”无疑在企业成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此，两个案例企业均在与供应商形成战略联盟上做足了文章：正泰集团成立的供方优抚办、温氏集团的“公司+农户”、“公司+运销户”的经营模式，均以打造供应链战略联盟为目的，与供应链合作者形成利益共同体，而不是简单的市场关系或购销合同关系。我们称这种网络嵌入方式为“关系性嵌入”，它对“交易性嵌入”的代替，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在打造供应商关系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供应商合作伙伴成为创业者社会网络节点，这种弱关系的引进与强化，不仅为公司发展提供了互补性资源，而且降低了交易成本，极大地推动了企业业绩的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弱关系是一种“工具型关系”，即“关系”被看做是一种“投资”，是以功利性的“回报”为基础的，有别于不以功利性为目标的“表达型关系”。比如，员工入股累积企业发展资金、供应商之间的相互支持等，均是以“回报”为基础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弱关系引入，新创企业的社会网络关系出现“表达型关系”为主向“工具型关系”为主的演化。这种变化使新创企业的社会网络关系建立在“回报”基础上，才出现“社会关系与业务关系的叠加”。随着叠加关系的规模和程度提高，导致双重网络嵌入方式从分离式嵌入向叠加式嵌入演化，这在客观上推进了企业的业绩增长，因为关系回报的压力，成为企业不断累积自身能力的动力。
五、结论与思考
通过以上理论分析和案例解剖，我们得出：社会强关系网络在支持新企业创立中发挥着重要的资源支持作用，随着业务关系的发展，新企业不断加强与产业网络内企业成员的联系，使网络嵌入关系由单一社会网络嵌入转变成社会网络和产业网络的双重嵌入；产业网络嵌入方式由初始的“交易性嵌入”向“关系性嵌入”转变；社会网络关系类型由强关系网络的“表达型关系”为主向弱关系引进后的“工具型关系”为主转变；双重网络嵌入由分离式向叠加式转变。这就是新创企业成长的网络嵌入性关系演化的基本规律。这一规律的形成是以创业网络中信任关系从情感性信任到认知性信任再到复合信任的演化为基础的。正泰集团和温氏集团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印证了这一结论。
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目前正面临创业型经济发展的困境：一是城乡失业形势严峻迫切需要发挥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二是创业资源紧缺，信任缺失，产业发育不成熟导致社会创业参与度和成功率偏低。从网络嵌入对创业成长影响的视角观察，本研究在探索创业网络嵌入性关系演化规律过程中引发了如下几点思考，以期对政府提高我国创业参与度和成功率的决策有所裨益：
(1)社会强关系网络不仅是创业初始资源的获取渠道，网络示范效应还有助于提高创业参与度。理论和案例分析表明，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很大程度来自于创业者的社会强关系网络。正泰集团创始人南存辉16岁时创业，就是受到当地同乡先行创业者的影响，温氏集团温北英创办簕竹鸡场后，在簕竹这个山区小镇，先后出现了温氏集团、温树汉养鸡公司、温木辉养鸡公司、古章汉养鸡公司(万益公司)等全国有名的养鸡企业，这就是创业示范效应。创业是一项极具风险的活动，在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尚不高的情况下，民众普遍是风险中性甚至是风险规避者，除非受到强有力的刺激，才有冒险的动机。社会网络中强关系是信任程度最高的层次，强关系网络成员的创业成功对网络内成员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尤其是对于生存型创业来说，“亲帮亲，邻帮邻”的创业模式，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庄晋财，2011)。以农民工为例，中国大量的外出农民工，他们在不同区域有着许多不同的创业感受，如果政府能够通过建立恰当的信息交流平台，让这些具有地缘、业缘关系，并具有强烈的“网络亲同性”的农民工有交流的机会，会大大提高农民工的创业参与度。
(2)社会网络拓展中，网络关系特征从“表达型”向“工具型”转换，可能增加创业资源获取难度。社会学认为，“特殊主义的表达型关系”和“特殊主义的工具型关系”是两种功能不同的社会网络关系。网络关系的特殊主义，是指这种关系强调血缘、亲缘、情缘、地缘、业缘等强关系特征，网络关系的表达性，是指这种关系不以功利为目的，而工具性则是指这种关系具有功利性目的。有研究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关系中，特殊主义关系模式在上升，特殊主义的“工具性关系”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张缨，2001)。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观念下的功利思想深入人心，导致依托社会强关系网络获取资源仍然要以回报为基础，这样无疑增加了资源获取和使用的成本。例如，正泰集团和温氏集团在创业企业的存活期所需要的资金来源，尽管是依靠社会网络关系来得到的，但这种资源大多是需要回报的，不管是来自家族的资金还是来自企业员工的资金，均以入股形式获取，需要以参与公司利益分配为代价，导致创业者初始资源获取渠道受阻或者成本上升，这也是大量潜在创业者无法转变成创业实施者的重要原因。因此，政府通过创业扶持政策，降低创业资源获取门槛，对创业活动进行必要的资源扶持，可能会减轻创业者对社会网络关系的依赖，提高创业参与度，促进创业成长。
(3)创业企业对产业网络从“交易性嵌入”到“关系性嵌入”演化的所需成本，有可能阻碍创业成长。从理论上说，对产业网络的嵌入从交易性转向关系性，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推动创业成长。但是，从“交易性嵌入”到“关系性嵌入”需要支付“创业网络经营成本”，即网络的创建和维护成本。这种成本对许多创业者来说十分高昂，甚至难以承受。企业之间的关系背后是企业家之间的关系，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多数“关系”都具有“工具性”特征，基于交易频率产生的企业家之间的信任转变成一种网络特质，以达到维护企业间长期合作的程度，有赖于合作产生的收益以及这种收益的均衡共享性。对新创企业而言，在嵌入产业网络过程中要获得这样层次的信任，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由于许多创业者无法负担这种成本，只有用“交易性关系”维持着与产业网络的联系，从而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甚至导致创业失败。所以，笔者认为，政府承担或者转移部分这种成本，比如，通过建立行业协会、地方商会、企业家协会、鼓励同类企业空间聚集等方式，提供企业家交流平台，可以在一定程度减轻创业者“网络经营成本”的负担，促进“社会关系与业务关系叠加”的形成，对提高创业成功率是有帮助的。
①从严格意义上说，产业网络的节点除了包括产业链中的上下游企业外，还在更广的范围上包括政府、技术研究机构、中介组织等，所以，企业网络是狭义上的产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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