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理论思维能力的培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能力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想从一次面试的感受说起。
在一次研究生复试的面测中，我问一位被保送来的本科生：“你认为读研究生与读本科的最大不同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简捷地回答说：“应该更加拚命读书，多读书。”这种回答很有普遍性，可看做多数本科生的想法。它意味着研究生进校之初，普遍地重视知识的积累，却很少考虑思维能力的提高，缺少理论思维的意念；即是说，没有把提高理论思维能力作为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重要任务，甚至没有把提高理论思维能力与增加知识积累并列提上日程加以重视。可以说，多数本科生考上研究生以后，缺少对理论思维能力的自觉追求，他们不懂得，一如知识的增多要靠日积月累一样，理论思维能力与习惯也有一个积累和培养的过程；而有没有理论思维能力的自觉意识，将直接影响作为高层次专门人才的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对于研究工作来说，理论思维能力是必需的素养。研究工作要求揭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而这，只有仰赖理论思维的能力，诚如恩格斯指出的：“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恩格斯还严格区分了理论思维与自然主义思维的界限，认为“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因而是不正确地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1]。根据这种理解，显然， 加强对研究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和习惯的培养，是研究生培养和指导工作中应有之义。不过，对当今的研究生培养来说，提出这个问题更有其现实的迫切性，我在工作中感受到的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首先，从生源状况看。近些年来，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中，大专或中专毕业后经过高教自学考试获得本科学历、几经拼搏终于圆梦者，所占比例日益增大。以师范院校来说，本科生在4年修业期间， 理论思维能力的培养原来就相当薄弱，多数学生到四年级写作毕业论文时，才开始动笔作较大篇幅的文章，“发蒙”从事科研的尝试；而自考生在这方面受到锻炼的机会就更少了。自考生的刻苦拚博精神大多数表现在对教科书上的专业基础知识的反复熟读甚至强记硬背上，却很少把精力放在理论分析、抽象概括上；在应试高于一切的现行考试制度下，他们也没有机会进行思维能力的训练。因此，即便以高分录取入学，而从研究生在学业和素质（包括理论思维水平）应该高于优秀的应届本科毕业生这个要求来衡量，起点却仍是很低的。近年招生中，导师们常不免有每况愈下的感叹，每当录取之后， 便感到肩上的担子格外沉重：在短短3年里，如何把起点甚低的学生培养成具有一定的理论思维能力的专门人才呢？
其次，从学风看。我们所说的理论思维能力，是指对研究客体进行宏观理论把握和抽象思维，高屋建瓴地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根本上说，它是与世界观和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有一个培养和形成的过程。学术研究中有一种不良风气，即拈来某种时兴理论，急切地附会到研究对象上去。这种急于事功的学风和先入为主的方法，使部分青年学生忽视理论思维能力与习惯的形成和积累的过程，误将对理论教条的生吞活剥视为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
再次，具体到本专业来看。在文学史研究中，过去常有“史”、“论”分立的主张，即所谓“以史为主”和“以论带史”之类。殊不知历史（包括文学史）是一种双重的存在：首先是客观的存在，原初的存在，即史实；第二，历史又是存在于人的理解——人的历史观念之中，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写出什么样的历史著作。因此，史的研究从本质上说是理论的创造。作为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应该明确地认识到自己从事的是一种理论的创造活动。对导师来说，这种理论意识的自觉性更是不可或缺的。与此相关联，还有一个克服学术传统中的弱点的问题。我国的学术传统中有许许多多优点值得继承和发扬（这里姑且不表），但与近代西方开放的治学方法相比，却不免显得拘谨和守旧，这便是如有人指出的：论证典故重于建构理论，维护师统重于独辟新说，因而思想观点难于出新，创造性活力显得不足。看到这一点，对我们人文学科各专业的导师来说是很重要的。近年来学术界对某些学术成就和传统治学方法过头的推崇和颂扬，更加扩大了负面影响，使重学问轻思想、重知识轻创造的传统更加难以打破。
那么，怎样加强理论思维能力的培养？
根据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学科专业的特点，从当前研究生现状出发，我以为下列几个方面是很重要的。
一、坚持以科学的世界观作理论导向，提倡开放的理论视野
前已述及，理论思维常常跟世界观与方法论联系在一起，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中更是显然。什么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成长的大学生头脑里装着的答案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总是不能忘怀恩格斯和列宁的警告。《自然辩证法》提醒我们：“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回溯一下我们这代人学习理论的情形，毋庸讳言，当年的哲学理论教学中确实带有庸俗机械论和教条主义的色彩，宣扬辩证法的同时，却不自觉地违反辩证法；极而言之，如列宁在阅读黑格尔《逻辑学》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发出的“警告”那样：“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这简直无异于对我们的学习效果的棒喝。即便有时我们有正确的理解，现在看来也相当幼稚肤浅。然而，尽管如此，认定辩证唯物主义是最科学的世界观，同时也是在具体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的最科学的方法论，这种观念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这是因为“辩证法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它是黑格尔的认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2]在恩格斯看来，重视理论思维即是重视辩证法；相反地，经验主义正是因为轻视辩证法才受到这样的“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降神术中去了。”[3]我觉得， 要和学生进行对话与交流，尊重辩证唯物主义应是思想和理论的前提。我把这一点既作为自己治学的理论导向，也作为研究生指导工作中的理论导向。
从本学科专业来说，经常碰到的理论导向的检验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眼光去评价文学历史现象，评价作家作品。新时期以来不少学术研究成果在这方面显示了长足的进步，这不只是有拨乱反正的意义，更有实事求是的学风建设的意义。事实证明，只有真正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史研究，才会获得长久的生命力；而违背历史唯物主义，追求所谓“深刻的片面”，或可受到一时的捧场，却终究不会有生命力，诚如一位前辈学者告诫的：那只会留下“片面”，决不会有“深刻”。历届研究生都有切身体会。85级有位研究生以鲁迅小说观研究为题，把论题放在近、现代学术思想变迁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初步理出了鲁迅小说观念的变化过程，并照射出小说观念和小说创作现代化的径路。89级一位同学以鲁迅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选择的最佳范式”进行研究，将鲁迅置于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广阔背景下，置于鲁迅生前研究过的几代知识分子历经的道路的背景下，从鲁迅自身（他的历史意识和个体生命意识）的角度出发，并以探讨鲁迅对待两种意识之关系的把握为切入口展开论证，角度既比以往的研究新，又渗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因而甚有说服力。
在强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作指导的时候，有一个观念是必须同时强调的，便是把它理解为开放的、充满生机的理论系统。这也正是我们在五六十年代的哲学学习中留下的又一条历史经验。本来，辩证唯物主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便是其创始人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继承、检验、重新探讨而创造的成果。列宁“警告”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4]前文所引那句“半世纪以来， 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的“警言”，便是据此而发出的。它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我们也都熟悉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本质”是“革命的、批判的”的名言；而开放性正是它的“革命”的活力的表现。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非但不排斥而且尊重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广泛吸取和运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于学术研究之中，不但不与辩证唯物主义相悖，恰恰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开放性所应包容的，辩证唯物主义正是在吸收各种科学理论之所长补充和丰富自己，不断向前发展的；而这，也正是促使学术研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手段。20世纪被西方学者称为“批评的时代”，近百年来，文艺美学及其批评方法流派迭起，层出不穷，各种类型的理论方法（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文艺学本体的，接受美学的等等）在批评舞台上进行着各种演示；在对外开放的大潮中，我国学术界也大量引进西方种种旧的、新的观念和方法，批评界真是多元并立，色彩纷呈。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应该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善于吸取、继承和改造人类19世纪的优秀成果那样，善于学习、探讨、吸收、检验、融会和发展自己。实践证明，明确的理论导向和开放的理论视野在指导和培养研究生工作中是会带来积极的影响的。85级有位研究生，对半个多世纪以来汗牛充栋的《阿Q正传》研究资料进行清理和反思， 既尊重前人在现实主义典型论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中任何一点合理的部分，更从长期以来单一的现实主义思维模式中跳出来，第一次站在现实主义“界柱”之外，从广义的表现主义角度出发，运用布莱希特的“间离”说，去阐释阿Q形象的反常性和怪诞性。正是这种开放的眼光， 融会的意识，使他能采取客观公正的批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分析方法。这篇学年论文被专家们誉为新时期“阿Q新论”的代表作之一， 推荐辑入70年来阿Q研究代表性成果的《阿Q——七十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书中。
二、把科学的世界观化约为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的方法论
辩证唯物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实践性。实践性使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具有鲜明的方法论特征。实践性内在地要求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同研究客体的实际相结合，拒斥教条主义和庸俗机械论。
根据个人在指导研究生实践中的体会，我以为导师至少应该做到两点：
一是以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一致性（辩证统一）作为研究客观事物（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方法论的指南。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原本是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总结辩证思维的“两种方式”时提出的要求，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特征，适用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各学科的研究。“历史从哪里开始，思维过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过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是对二者辩证关系的科学阐释。恩格斯还进而指出：“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5 ]这就把思想和现实、理论和实践、逻辑和历史统一起来了，科学地阐明了逻辑认识过程与客观历史发展过程、思想史发展过程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承认，这种关于思维方法和思维规律的科学的经典性论述，近些年来在我们的教学中已经是相当陌生了，我们似乎心安理得地忘却了这种科学的真理，更不用说以它作为行动的指南了。为了有效地指导学生，我不得不选取一些研究论著为证，具体例说“两种方式”结合一致对于加强研究成果的理论力度的重要性。文学史既是文学科学，又是历史科学，归根结底是理论的创造，因此，应该自觉地将“两种方式”的辩证结合作为方法论的指南，使它在研究生头脑里根深柢固。这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实践过程。
再是在教学中注意介绍前人在方法论上的见解，以及在运用方法论上留给我们的启示。以现代文学史上的学者型作家来说，是很有方法论经验可以借鉴的。比如鲁迅和胡适就是适例。鲁迅早在留学日本时期就对弗兰西斯·培根的《格致新机》（即《新工具》）和笛卡儿的《哲学要义》（即《哲学原理》）里介绍的科学方法作了评论。他回溯科学历史发展过程予以“平议”，在充分肯定培根的归纳法和笛卡儿的演绎法“救正”时弊的作用的前提下，指出二说各有所偏的缺失，提出“二术俱用，真理始昭”的精辟见解，并以伽利略、哈维、波义耳、牛顿等科学家的成功来证明：他们正是既吸取了培根和笛卡儿各自提出的方法论的特点又克服了各执一端的偏颇，“卓然独立，居中道而经营”，终于人类科学发展史上各自写出新的篇章。[6 ]鲁迅在本世纪初得出的结论，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恩格斯概括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发展的成就时关于归纳和演绎的思想方法的论述，有着惊人的一致：恩格斯通过对科学史的考察，指出归纳和演绎一如分析与综合，“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我们运用这两种方法的时候，决不能有所偏颇，而应当注意二者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7 ]这种从科学史实中总结出的经验，对今天和将来仍然适用。至于作为学者的鲁迅在文学史、小说史研究实践中形成的独具品格的方法论，学术界早有精到的解说，此处就不赘言了。
胡适对方法论的重视同样给我们以深刻启迪。无论师承或治学，胡适最重视的是方法论的吸取与运用，这可以说是作为学者的胡适终其一生独领风骚之所在，也是他在学术建构乃至“文学改良”“发难”中表现出的创造性追求。他从杜威那里接受实验主义，却不重在学说或哲理本身，而只重其“哲学方法”——他干脆从方法论上这样概括杜威学说：“他（杜威）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做‘实验主义’”，并具体化解为“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二种。[8]胡适治中国哲学史， 倡导文学改良，其理论与方法的依据即在此。胡适从来把“方法”与“态度”、“精神”并提，是一种广义的“方法”概念。早年他把“新思潮”解释为“只是一种新态度”（即“评判的态度”；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是对它的注解）[9]； 晚年谈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的“民主”和“科学”，仍持早年的见解，同样说得很简捷：“科学本身只是一个方法，一个态度，一种精神。”[10]胡适师承杜威和他对待西方任何学术思想，都是通过学说本身去掌握其“方法”、“态度”、“精神”的，有别于只重吸取学术本身和学识累积的方式，其最大优点是跨过学术论说本身的制约，而坚持独立思考，举一反三，追求独创。我们这里暂且撇开对胡适学术思想的评议，单看他对方法论的与众不同的重视，今之学者不是可以从中获得启迪，加以借鉴么？
三、追求实证与思辨的结合，并将实证上升到思辨—理论的层次
实证与思辨是学术研究必备的两种能力。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不是概念而是事实。只有依赖于事实得出的结论才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从而使学术获得生命力。古人治学，讲究“锐意穷搜”，“竭泽而渔”，今天我们强调充分占有材料（事实），从学术积累去看一个人的功底和预测他的后劲。许多老一辈学者本固根深，堪称表率。据吴友如先生在忆念游国恩先生的文章里介绍，游老治学之道的“第一步”是“述而不作”——“就是指研究一个问题、一个作家、一篇作品或一部著作，首先掌握尽可能找到的一切材料，不厌其多，力求其全。”[11]实证正是以这种对材料的充足占有为前提的，它是基础扎实、功力深厚的表现。这是一种长久养成的“笨”功夫。前些年，出现过重概念轻事实，误将生吞活剥名词概念视为理论思维能力的现象，曾经受到过许多严肃的学者的批评。时下还有一种一味追求短平快、寻捷径的风气，反映出世界末的浮躁心绪。有没有“捷径”可寻？如果说有，便是利用前人提供的资料，不必步步从头走起；不过，利用已有的资料，也须有自己的鉴别和补充，仍然省却不了调查研究（向故纸堆调查，向实地实人调查）。比如，“五四”以来的作家的研究资料专集已出版数十上百种，这是许许多多甚至几代学人长期调查研究点滴积累而成的，为后人开展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仍不能说这些史料全都包罗无遗、确凿无误了（如作家回忆录，因年代久远记忆难免失准，加之别的原因，以致难以实录，因此尤须细加鉴别和检验）。每当研究生研究某个作家，我先是要求他们熟悉上述资料，充分利用这批宝贵成果；接着便叫他们广泛接触旧报刊，查考原始史料，重新编出一份供自己研究用的作家生平和著述的年表来。这样做，往往有新的发现，能对前人提供的材料进行补充以至正误。掌握了事实，就具备了实证能力，以此做基础去进行研究，心里就踏实多了，可以消除未来成果中的隐患和硬伤，也可以切身感受到任何学术结论的得来是多么地不易。
在具体方法上，实证离不开考据。仍以鲁迅和胡适为例。鲁迅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象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12]作为学者的鲁迅的根柢由此可见一斑。他也非常重视别人的考据成果，如将胡适对红楼梦的考证结论加以吸收。胡适治学之始便在考据上苦下工夫，留美期间的学术成绩最先也集中表现在考据上，引起前辈蔡元培的注意；回国后他在所撰《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表现出来的“清儒方法”很快被梁启超视为“有正统派遗风”[13]，也为蔡元培所激赏：认为他“禀有‘汉学’的遗传性”[14]，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可看出，“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15]不过，必须看到的是，实证只有上升到思辨的层次才具有理论的意义。固然，实证本身自有其独立的学术价值，但它还不是理论思维层次的研究。从理论思维的要求上说，实证是为了支撑理论的发现，为了使结论建立在实事求是的科学基础上面；它本身却有待升华。鲁迅、胡适如果仅仅墨守清儒家法，最多只是朴学传人，而不会是学术史上的拓新之士。蔡元培既肯定鲁迅“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完全用清儒家法”的旧学根柢，更称赞他“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这种“为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着手”的学术开拓精神[16]。同样，这位学界泰斗在看重胡适的“汉学”功力的同时，更将胡氏哲学史著作的成功归因于“西洋哲学史”“很有心得”[17]（前已述及，胡适本人着力追求的是西学的方法论）。游国恩力主“述而不作”，也只是把它当作“第一步”；在此基础上进而“以述为作”；最终目标是“得出自己的结论”，“创为新解”。[18]从哲学上看，理论思维即是思辨思维。思辨思维本质上是哲学的思考。我们要在实证和思维两种能力上给研究生以切实的指导。上几届研究生研究鲁迅思想，我们都从细读鲁迅早期文言文入手，辅之以近代思想史资料，从占有第一手材料上把握鲁迅早期思想资料，进而提到哲学的层面作形而上的思考，收效甚好。研究生们或者从某一小点出发，引申出一个大的哲学命题来，或者试图全面地展开对鲁迅哲学思想的研究，都取得了初步成果，并受到学术界好评。
四、取法中西治学方法各自的长处，融会互补
这也是将理论原则化约为方法论所应注重的。当代学者在学术实践中融中西知识于一炉，合中西方法于一体，成就特异者首推钱钟书。就治学而言，钱氏在科学方法论和文化史（沟通中西）上的意义比他的学识上的博大精深还要大。向研究生们介绍钱氏的《谈艺录》、《七缀集》，选读《管锥篇》，使他们不仅在知识面上大开眼界，而且可以领悟到融会古今中外的开阔的治学方法。
老一辈国学家钱穆晚年著有《现代中国学术论衡》（1983）、就中国的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12学科分门别类，将中西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予以参照比较。作者从各个学科论证了他一贯的观点：“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和合会通，主张“通人”；分别独立，提倡“专家”。不能简单地说谁新谁旧，谁先进谁落后，“比较异同，乃可批评得失”。他说“分门别类，加以研讨”的目的，“非谓：不当有此各项学问，乃必回就中国以往之旧，主通不主别；求为一专家，不如求为一通人”（标点为引用者所改）。[19]重要的是“比较异同”。姑不论作者在各学科中进行比较时发表的意见如何（这不是本文的任务），仅就通过“比较异同”求得中西方法的融合互补一点上说，这是学术工作者应该思考和认识的问题，我也是从这个角度将本书推荐给研究生参考，以便引出治学方法的课题来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学者既要做“通人”，又要是“专家”，专与通是一种趋势。现今的研究生课程中，哲学与历史学没有摆到重要的位置（这两个专业除外），不利于研究生将文史哲“会通”；我们往往是在没有会通的功底的情况下从事专门“分别”的研究的，所以底气不足。有位研究生从黑格尔、汤因比的著作里看到了以形而上为先导，以演绎思维为基本方法建构体系的史学特点，又从钱穆的《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以及他过去写的《中国学术通义》）中比较了中西思想和方法的异同得失，深感中西沟通、融会互补乃是最好的治学之道，说这是三年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悟到的“大道”。
五、自觉养成理论思维的良好习惯
在理论研究中，如果理论思维（抽象思维）形成了一种习惯（习性），研究也就上路了。从这个角度看，习惯常常是能力的表征。习惯也要靠培养，在研究的全过程中，在每个环节中，逐步养成。研究生各有各的具体情况，有的理论兴趣较浓、修养较好，喜好抽象思维，在方法论的追求上表现出自觉性；有的形象思维活跃，重感悟轻理性；有的上路甚快，有的甚慢。这就要求导师善于因材施教，因势利导，不可千篇一律，“以不变应万变”。
就文学专业的部分研究生来说，形成理论思维—抽象思维的习惯有一个过程。文学研究首先须有艺术的感悟，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家都是艺术鉴赏家。鲁迅批评弗洛伊德“专一用解剖刀来分割文艺，冷静到入了迷”，终不免穿凿附会，那是文艺研究的大忌。[20]但是，如果只知停留在艺术敏感的层面，不能推向理论思考的深层，就不会有学术上的发现。这就需要导师的正确引导。有位研究生善于捕捉住情感的流云化为诗章，也能比别人更快地走进诗人的心境去解读一首诗，可写作起论文来，常以激情代替思辨，多是感情的宣泄，少有理性的开掘。我曾借助权威的论述启导她：“义愤创造诗人”，科学却需要“确证”，“无论道德上的义愤是如何的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是证据，而只能看作是象征”。[21]经过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的痛苦磨砺，她开始习惯用理论思考问题，终于对艾青诗歌的悲剧精神提出自己较新的一说。她深有感慨地说：“从艺术感知到抽象思维，这是三年攻硕中的‘大彻大悟’。”
再有就是培养怀疑的习惯。“学者先要有疑”（程颐），“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胡适）。怀疑精神的重要表现是经常提出问题，并且善于提出问题。须知“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往往只是教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但是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因而标志着科学的进步”（爱因斯坦）。所谓“善于”提出问题，正是所提问题体现了“创造性的想象力”。导师要在课堂讲授中起潜移默化的示范作用，尤须在论文和作业指导中因材施教予以启迪。
此外，在写作习惯上，要特别注意逻辑思维严密性的培养。这也是当前研究生指导中要切实加强的工作，拟另著文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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