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安全要靠王道而非霸道——再论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论文,而非论文,王道论文,要靠论文,霸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1)08-0112-15
[修回日期：2011-07-12]
一 对可持续安全战略概念的再认识
21世纪的全球治理须重视“可持续安全(sustainable security)”问题。①这是因为，只要世界上存在仇恨，人类就不会有真正的安全。2011年是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和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10周年。2011年5月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电视讲话宣称，美军在巴基斯坦的阿伯塔巴德地区发起了针对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定点”行动并将其击毙。正当一些美国民众为此欢呼雀跃时，美国政府则向美国人发出了海外旅游安全警报。这说明美国十分清楚，此举可能刺激对手，而这个对手已经在全球形成看不见的恐怖活动网络。②美国在“后拉登时代”仍将面临十分严重的安全挑战。
2011年3月在日本发生了地震和海啸，导致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引发了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对核泄漏的恐慌。2011年1月，俄罗斯首都机场发生爆炸；同年4月，白俄罗斯的首都地铁发生了爆炸。在北非和中东地区，一些国家相继发生了街头政治，进而演变为流血冲突与社会政治动荡，普通民众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利比亚战争陷入焦灼状态，北约对其实施军事打击将导致利比亚的未来无穷后患。事实证明，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这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任何一方。如果没有“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发展就没有保障；如果没有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安全”也会缺乏必要的基础。如果没有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和稳定安宁的国内秩序，一国根本就谈不上可持续发展，即使有发展机遇也会丧失。利比亚战争与日本福岛核事故告诫世人：可持续安全有时比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
可持续安全的基本含义是指一个国家、地区乃至全球通过和平与国际合作方式，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长时期和平与安全的一种客观状态。“可持续安全”追求的是以低成本方式获得高安全状态，而且这种安全是具有可持续性的。近年来，国际社会维护安全的成本升高与安全感下降的矛盾日显突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曾经从安全成本的角度出发，明确反对伊拉克战争。他指出，这种成本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作为‘志愿者联合’一员的盟国参与进攻的直接成本；第二是波及世界经济和特定国家的原油价格上涨成本”；第三是引起“文明冲突”，中东民众普遍认为，西方世界正在对伊斯兰世界发起新的十字军远征。③美国为了本国的绝对安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并没有获得可持续的安全，反而增大了安全的风险。因此，从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生态等成本角度研究安全的可持续性及其科学性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
有人认为，持久和平就是“可持续安全”。笔者认为，即便在长期的和平条件下，国家与公民仍然会受到传统安全以及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仍可能处于不安全的状态。也就是说，持久和平并不等于可持续安全。即便在和平的条件下，人们仍会受到传统安全或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而缺乏安全感，因此，持久和平只是维持可持续安全的必要前提。可持续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比持久和平的概念要宽泛得多。一般意义上的安全观通常是针对国际安全而言的，并未包含国内安全。可持续安全作为一项国家安全战略，涵盖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领域，包括国内长治久安与不受外部战争威胁两大方面。可持续安全的理念如果能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理论，将有助于我们在科学安全观的基础上形成更为有效的国家安全战略系统。
有人认为，可持续安全是难以实现的理想，但笔者认为，可持续安全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它是可以实现的，并非单纯的理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其关键因素之一是得益于中国自1979年以来没有卷入对外战争，自1989年以来没有发生重大的国内动乱。这就是一种可持续安全的状态。未来30年，只要中国能继续保持这种可持续安全状态，中国的综合国力就必然出现新的跃升。正因如此，一些别有用心的国际势力千方百计地制造和利用中国国内外的各种矛盾，企图破坏和干扰中国的可持续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可持续安全包含了中国必须维护的实实在在的核心利益，而不是一种单纯的理念。
可持续安全注重以人为本，它不仅重视国家的安全，而且重视人的安全，强调国家生存的安全环境与生态环境的统一性、国内稳定与国际和平的统一性、国家主权与公民人权的统一性。可持续安全要求一国政府对内重视改善民生、防止腐败、尊重人权、健全法治；对外必须营造和平、合作的国际环境，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尤其反对单边黩武的行为或以“暴力的多边主义”侵犯他国的战争行为。
自2011年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国家安全危机。例如，在西亚、北非地区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前领导人或是受到街头政治的冲击而下台，或是因国内矛盾激化越过和平的红线而爆发冲突和内战，甚至遭到外来军事打击。如图1所示，这些危机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内因和外因，虽然外因不可忽视，但内因起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图1 部分发展中国家安全危机形成的系统图
在图1中，左侧内容表示引发外敌入侵和国际冲突的国内社会与政治因素；右侧内容表示导致和加剧国内冲突的外部国际因素；箭头所指方向表明的是事物发展的顺序及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当危机的状态还处于红线以下时，联合国尚可发挥一定作用。然而，一旦矛盾激化，国内发生的动荡突破危机红线，则可能演化成流血冲突与战争等失控状态。
自2011年以来，西亚、北非等地区发生的动荡表明，当产油国发生内乱而又孤立无援且力量对比严重失衡时，西方多国的军事介入就可能出现。而产油国的政治动乱和军事冲突势必会导致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的炒家采取投机行为大举购入石油、黄金，大量抛出美元，从而引发油价、金价暴涨和美元的大幅贬值。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将在所难免。高通胀率、高失业率、高腐败发生率等，又会造成一些国家国内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并形成社会政治动荡的直接原因之一。这种国内外因素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形成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外交主张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这在美国的小布什政府搞单边黩武、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历史阶段是必要的、正确的。相比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虽然放弃了单边主义，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空袭利比亚打出的则是多边主义旗号，采取多国联合“打群架”的方式。尽管北约在出动地面部队问题上仍态度慎重，但其针对利比亚的空袭看上去则很像1999年科索沃战争的“北非版”。这种“暴力的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看上去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是多国军事干预取代一国军事干预而已。事实上，针对军事打击的对象，美国一直企图形成以本国为主导的多国军事优势和军事介入，而单边黩武只不过是在不得已情况下采取的一种特殊做法。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美国入侵伊拉克“对和平与安全的恶劣影响超出中东，传遍世界”，国际上的民意调查显示，所有被调查国都认为，美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程度超过被美国小布什总统点名的所谓“邪恶轴心”国家。④笔者认为，目前和今后对国际安全构成较大威胁的则恰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暴力的多边主义”行径。
可持续安全要求不得以战争方式解决主权国家之间的纠纷，尤其反对使用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以破坏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某一国或某一国家集团的片面安全利益。无论拥有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多么先进的武器系统，依靠强权政治、军事打击，不仅不能获得可持续安全，反而可能造成高成本、低安全的安全异化现象。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无内乱则外患难至。中国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国内事情解决好，同时需要着眼战略全局，提出新的战略理念和外交主张，引领世界潮流，防患于未然。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不能只是停留在笼统地倡导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原则上，而是要对多边主义的情况加以新的界定和区分，倡导国际社会通过“和平的多边主义”来解决国际争端和对立冲突，反对实行“暴力的多边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损害。
二 “和平的多边主义”与可持续安全
自奥巴马总统上台执政后，美国开始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中国支持和参与的多边主义与美国主导的多边主义这两者间存在本质的区别。如表1所示，无论在全球还是在地区范围内，中国参与的多边主义是“和平的多边主义”，而美国主导的多边主义则是包括依靠军事优势针对主权国家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暴力的多边主义”。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如果它能更多地参与或支持“和平的多边主义”，放弃“暴力的多边主义”，美国自身及世界的可持续安全就会多增加一些希望。
“和平的多边主义”充分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联合国宪章》第一条规定了联合国宗旨为：第一，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第二，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第三，促进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⑤《联合国宪章》确立了普遍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原则，即除了对宪章所允许的针对武力攻击的自卫以外，任何国家都不再享有使用武力的一般权利。⑥因此，“和平的多边主义”不仅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国际道义的追求，而且应该被作为一项国际法准则来理解。
《联合国宪章》之所以倡导“和平的多边主义”，主要是因为它表达了人类社会对两次世界大战出现的“暴力的多边主义”的彻底否定。“暴力的多边主义”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传统做法。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深知，只有促使世界各国推行“和平的多边主义”，摈弃和抵制“暴力的多边主义”，可持续安全才有希望。中国作为和平发展的大国，提倡“和平的多边主义”，强调通过对话协商的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60多年来，虽然没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但局部战乱频发，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的相互交织，国际社会并没有实现可持续的安全。更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人类社会付出了极高的安全成本和代价，但似乎还没有认识到可持续安全的价值与真谛，大量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军备竞赛、战争冲突导致的“战争碳排放”等问题把地球搞得满目疮痍，即便如此，一些发动军事打击的国家还在以防止气候变暖为“道义制高点”和“话语议题”，对主张和平的国家发号施令，竭力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碳排放”。这些问题都使人类在可持续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议题上面临着巨大的困惑与挑战。
世界各国决策者应该认清的是，在全球治理进程中，世界上出现了两大潮流：一是“暴力的多边主义”的潮流，二是“和平的多边主义”的潮流。这两大潮流间相互较量的结果将决定人类社会能否实现可持续安全。自冷战结束后，世界上爆发了五次高科技的局部战争，除了美国单边黩武发动的针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外，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都与“暴力的多边主义”有关，都是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或北约部队对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军事行动。事实证明，无论它们打着什么样的旗号，“暴力的多边主义”不仅难以形成，甚至会直接破坏可持续安全，这是不争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自2010年以来，“暴力的多边主义”的影子开始在东亚游荡。一些国家分别与中国在黄海、东海、南海发生争议和摩擦的重要背景是，伴随中国的发展壮大，美国与日本在强化双边同盟的同时，开始针对中国谋划建立“美日同盟+1”的三角军事网络。美日两国在2010年6月举行的外长和防长(“2+2”)会上提出的亚太共同战略目标就包括关注中国的海洋活动，强化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美日+东盟等方面的防务合作。不过，由于日本受到其和平宪法的制约，尚难与美国采取类似北约的联合军事行动，但美日两国企图联手介入中国南海问题的倾向则越发明显。2011年7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首次在中国南海附近海域举行了具有试探性质的联合军演。美国企图利用其亚太盟国以及中国与邻国在岛屿、海洋权益方面的矛盾，对中国实施战略牵制、打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开始在涉海权益问题上有恃无恐地对中国示强，甚至炫耀武力。
在东北亚地区，上述两股潮流的较量表现为：一股潮流是以美日、美韩联合军事演习为标志的“暴力的多边主义”；另一股潮流是以六方会谈为象征的“和平的多边主义”。遗憾的是，自2010年以来，“暴力的多边主义”倾向有明显抬头的趋势，而“和平的多边主义”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2010年先后发生的“天安号事件”以及“延坪岛交火事件”曾造成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局势处于一触即发的紧张状态。2011年以来，由于日本发生了特大地震和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美日、美韩联合军演暂时被迫推迟或取消。各国出现了支援日本抗震救灾及谋求重开“六方会谈”的努力，“和平的多边主义”似乎春风又起。但是，“暴力的多边主义”仍阴霾未散，并可能再度带来局势紧张与冲突的恶果。2010年以来，日本政府开始把钓鱼岛问题与防卫战略挂钩，并积极呼应美国，介入南海问题，企图使南海问题国际化，加大对中国的战略牵制。
在东南亚地区，这两股潮流的较量表现为：一股潮流是某些得到美国支持的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发难，潜在域外强权及“暴力的多边主义”介入之虞，其表现形式有可能是美国的“代理人冲突”，而非中美之间的直接冲突。对美国来说，只有东亚国家之间出现“鹬蚌相争”而又不失控的情况时，美国才可坐收“渔翁之利”，进而主宰东亚。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引发了全球性对核电安全的质疑与非议，世界各国将更加重视拥有石化能源的战略意义。另外，国际互联网已被用来制造反华民族情绪。据报道，在2011年6-7月间，越南连续几周出现了反华游行；在美国境内的菲律宾人也首次通过互联网组织全球反华示威。这些都是越南、菲律宾等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态度强硬的动因之一。另一股潮流是2002年中国与东盟各国发表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体现出的“和平的多边主义”。该宣言首先强调，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该宣言要求“各方承诺保持自我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并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它们的分歧。”⑦美国和日本并非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中国反对美日等国介入中国的南海问题。东南亚地区能否维持可持续安全，关键在于上述哪一种潮流占据主导地位。就“和平的多边主义”而言，我们应在全球范围倡导联合国(UN)、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BRICS)、非洲联盟(AU)、不结盟运动等多边体制发挥更大作用。在亚太地区，应鼓励东盟地区论坛(ARF)、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东盟“10+3”机制、东亚峰会、上海合作组织(SCO)以及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多边机制发挥积极作用。
可持续安全所涉及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果仅靠双边关系互动则很难解决。“和平的多边主义”能够为缓和双边关系提供某种接触、对话的政治平台，有利于双边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与此同时，“和平的多边主义”也需要良好的双边关系来提供保障。例如，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有利于促成朝美之间的直接对话与朝韩关系的改善。又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双边关系上都得到了普遍改善，进而推动了中国同东盟“10+1”等多边机制的形成与发展。与之相反的是，泰国与柬埔寨在边界发生的冲突恶化了双边关系，这将削弱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另外，如果越南、菲律宾等国误判形势，不仅将损害中越、中菲双边关系，而且可能损害本地区多边合作气氛。因此，在推行“和平的多边主义”的进程中，妥善处理领土及海洋权益争议、防止外部势力介入，努力缓和与改善双边关系将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三 非传统国际格局的出现与美国的战略困境
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能否放弃“暴力的多边主义”、更多地参与“和平的多边主义”，这与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安全密切相关。美国采取何种战略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所面临的国际格局有关。从实际情况看，美国是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世界贸易组织(WTO)、二十国集团乃至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重要成员。因而可以认为美国是“和平的多边主义”的重要参与者。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放弃单边黩武后会放弃“暴力的多边主义”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直接影响美国安全战略决策的国际战略格局的新变化进行梳理。
2011年是海湾战争爆发20周年、九一一事件和阿富汗战争爆发的10周年。20年来，国际社会至少发生了突出的五大变化：一是信息化社会既带来了便利又带来了麻烦；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既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又造成贫富差距拉大；三是多边主义的兴起一方面既限制了单边主义的横行，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新的挑战；四是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美、日、欧则相对衰落；五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导致非传统国际格局渐显雏形。
所谓“非传统国际格局”是指在以主权国家及国际组织等为行为主体的传统国际关系框架之外，出现了非国家、非政府、非国际组织行为体与特定国家形成对抗并对传统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全新的国际格局。这种非传统国际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是非传统安全因素中的国际恐怖主义。2010年5月，美国奥巴马政府发表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急速变革的时代。近几十年来，自由国家、开放市场和社会进步成功地使全球化进程前所未有地加速发展，在全球开启了机会之门，为亿万民众带来了民主，并使大国间和平共处成为可能。然而，全球化也加剧了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危险，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的扩散、经济动荡和气候变化等。”⑧随后，该报告又强调：“在过去近十年时间里，我们的国家与遍布各地的暴力和仇恨网络处于战争状态。伊拉克战争虽已结束，我们的军队又奉命再次以阿富汗为重点，完成瓦解、摧毁和击败‘基地’组织及其追随者的承诺。这是一个广泛的多国正义行动的一部分。我们保卫人民、盟友和伙伴安全的承诺坚定不移。此外，面对由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和失败国家等构成的多样化威胁，我们将保持军事优势。”⑨
上述局面是近10年来逐渐形成的。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足以影响大国安全战略的新变量——国际恐怖主义网络等非国家行为体。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以主权国家之间权力结构与相互关系变化为特征的传统国际格局之外，事实上出现了一个“非传统国际格局”。自2011年以来，发生在北非和中东地区的多米诺骨牌式的政治动荡与街头流血，进一步增添了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一旦这些地区的局势恶化，可能会导致该地区处于长期的失控状态。
对美国的“一超”地位而言，实际上受到了来自传统国际格局与非传统国际格局中各种因素的双重挑战，而非传统国际格局对美国安全的影响在不断增大。“基地组织”等国际恐怖主义蔓延，正逐步形成松散的、网络化的“隐形一极”。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而是一种跨国的非国家、非政府行为体的行动网络。在21世纪的前10年，有史以来且第一次形成了以“隐形一极”与“霸权一极”相互对抗为主要特征的非传统国际格局。这个“隐形一极”正在全球范围向美国发起挑战，美国也可能会因此而陷入长期的战争状态。美国被缠绕在非传统国际格局中而不得不向其盟友求援，甚至向传统国际格局中的对手呼吁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传统国际格局中大国关系的对抗性。出于“反恐”目的，美俄之间、中美之间也展开了合作。传统国际格局与非传统国际格局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对企图维护全球霸主地位的美国来说，这意味着它全面驾驭和掌控这两个格局的难度将增大，其维护安全的成本也将上升。中国在传统国际格局中受到来自美国直接和间接战略打压的风险在增大，但在非传统国际格局中并未处于尖锐对立的漩涡中心（见表2）。
2011年2月5日，美俄两国签署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开始生效。新条约规定，美俄双方各自拥有的战略核弹头数量不能超过1 550枚。美国还有意与俄罗斯进行更多谈判，旨在削减包括非战略武器在内的更多的核武器削减条约的谈判以及进一步削减核战略武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击毙本·拉登一事进行评价时，认为这是国际反恐的重要进展，但中俄两国都与对美国关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对北约轰炸利比亚等军事行动表示不满或反对，避免在传统国际格局中陷入对抗或被卷入非传统国际格局内对抗的漩涡之中，这显然符合中俄两国的利益。
美国政府认定国际恐怖主义是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现实威胁。美国需要通过多边主义，强化其全球领导地位。为此，美国首先要巩固同欧洲、亚洲同盟国的关系。其次要与21世纪的“影响力中心”建立合作关系，其中包括与中国建立积极合作全面关系，与印度构建战略伙伴关系，与俄罗斯建立稳定、务实、多维的关系。最后，美国认为它还需要提高促进和平、安全与把握机遇的能力和多边协调的能力，在联合国、地区组织、国际金融机构、专业机构中“发挥全球领导力量”。⑩奥巴马政府虽然强调美国将奉行多边主义，但遗憾的是，美国的所谓的多边主义仍然是为维护其主宰世界的政策服务的。由于这种所谓多边主义并没有排除使用武力，所以很可能产生“暴力的多边主义”倾向。它与小布什政府时期推行的单边主义没有本质区别，同样也难以缔造美国的可持续安全。
四 可持续安全不能靠“霸道”而要靠“王道”
“暴力的多边主义”与“和平的多边主义”之间的较量实质上是“霸道”与“王道”之争。西方权力政治理论中基本上没有王权的概念和王道的思想，而只推崇“霸权”思想。美国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创始人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认为，国际政治的目标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权力斗争在国家之间表现为一国企图控制他国的行为，而外交就是为谋求、保持、扩大和显示国家权力服务的。摩根索虽然也主张通过势力均衡、国际道义、外交手段、多边机制等维持世界和平，但其局限性在于，有关国家利益理论是建立在人是自私的“性恶说”基础之上的，其描述的国际政治权力斗争的实质是利己的，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建立和维护霸权，在权力斗争中不存在“共赢”或“无私”等王道的概念。就权力斗争中的道义而言，也只是限制和控制他国的手段，而不是对霸权国家本身的自律。
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难以回答霸权国家获得霸主地位后新的国家目标问题，而早在2000多年前的《管子》一书中，中国的先哲就把霸业视为获取王权的基础，在霸权之上又提出了建立王权的国家更高目标。国家要获得王权就必须既有实力又有道德，而不是一味追逐控制别国的权力。《管子》首先就“霸”和“王”两个不同的概念做出界定和区分：“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11)也就是说，能使国家强盛者称为“霸”，而能匡正天下者称为“王”。《管子》强调：“爱民无私曰德”，“利民不得，天下亲之，曰德”，“无德而欲王者危”。(12)德被视为一种无形的巨大感召力和成就王业的必备条件。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内政有德，外交才能有德，只有对内“悦众在爱施，有众在废私”，才能对外“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备长在乎任贤，安高在乎同利”。(13)管子这句话的大意是，要使民众喜悦就要乐于施舍；要获得民众拥戴就要除去私心；要使远方宾客前来就要修好近邻；要避免灾祸就要消除别人之怨恨；要谋求长治久安就要任用贤才；要安然处于高位就要与民同利。
对内，《管子》主张“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14)《管子》认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15)也就是说，要确保国内长治久安，就必须以人为本，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清廉，推行民主，正确决策。对外，《管子》强调，“兵不义不可”，“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是故张军而不能战，围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实。三者见一焉，则可破毁也”。(16)这句话的意思是，非正义的战争必败。出兵而不能战胜，围城而不能攻取，占地而不能充实自己，这三者当中只要见到一项就意味着自取灭亡。
以美国为例，美国在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并成为超级大国，其根本原因不仅在于战争没有发生在美国本土，美国得以利用战争促进本国经济、科技的发展，而且也在于美国参加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具有正义性。虽然21世纪初的美国是唯一的“霸”者，但它也逃不出管子所说的“兵不义不可”的定律。尽管对于何为“义”，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但不争的事实是，美国小布什政府以所谓“错误情报”为依据而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显然是不义之战。结果，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没有转化成国家安全利益，单边黩武的政策反而导致“安全异化”现象的出现。美军虽然凭借高科技武器能顺利攻占阿富汗、伊拉克，但这不仅没有给美国带来更多现实利益，反而使该地区成为美军的“坟场”和美国军费财政支出的“无底洞”，国际恐怖活动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多。
美国发动的上述战争使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迅速下滑，2008年美国的金融海啸还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战争政策造成的大量财政赤字又大大削弱了美国政府运用财政手段缓解金融危机的能力。美国今天的境况不幸被2000多年前的《管子》所言中。《管子》认为，要想建立王权首先必须有霸权的实力，既重视实力的重要性又强调不能滥用实力，而要用“德”约束“霸”，通过对霸权国家决策者、统治者进行教化，让它们形成自我约束。遗憾的是，迄今美欧国家的决策者似乎尚不了解也更未接受王道的思想，缺乏王者必备的修身养性。正因如此，当今世界“暴力的多边主义”所体现的霸道仍在横行，而“和平的多边主义”还难以作为王道而引领世界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的中国要推行王道，争取可持续安全，就必须和所有坚持“和平的多边主义”的国家一道，继续增强综合国力并加强合作，彻底打破“暴力的多边主义”横行的霸权体系。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1924年曾提出奉行王道，反对霸道，济弱扶倾，谋求和平的“大亚洲主义”。他于1924年在日本神户发表演讲时指出：“欧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是一种武力的文化。欧洲人近有专用这种武力的文化来压迫我们亚洲，所以我们亚洲便不能进步。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们东洋向来轻视霸道的文化。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我们中国的古话就说是‘行王道’。所以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自欧洲的物质文明发达，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国的道德，便天天退步。”(17)孙中山认为：“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18)
与此同时，孙中山十分清楚，“对于欧洲人，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要请在亚洲的欧洲人，都是和平的退回我们的权利，那就像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19)因此，孙中山强调：“要学欧洲的科学，振兴工业，改良武器。不过我们振兴工业，改良武器，来学欧洲，并不是学欧洲来消灭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的，我们是学来自卫的。”(20)他在广州发表演讲时就曾激励告诫国人：“日本学欧美不过几十年便成为世界列强之一，但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十倍，领土比日本大三十倍，富源更比日本多，如果学到日本，就要变成十个列强……所以，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么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道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重蹈它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上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若是不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便没有希望。”(21)
面对日本，孙中山曾发出肺腑之言：“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22)这些话对应到今天的日本，难道不是也同样适用吗？80多年过去了，看看当今世界，美国在伊拉克的进退两难、英法等国在利比亚的所作所为、日本在亚洲的战略彷徨，更令我们对孙中山当年的深邃思想与远见卓识肃然起敬。
五 结论
2011年是中国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近百年来，中华大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沧桑巨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中国，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未来的中国就是要在实现富强、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倡和奉行“王道”而永不称霸。这既是中国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的内在需要，是中国特有的战略文化决定的，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只有王道才能济弱扶倾，化解民族与宗教仇恨，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讲，孙中山的上述理想正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政府付诸实践。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09年2月2日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的演讲中表示：“国强必霸，不适合中国。称霸，既有悖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也违背中国人民意志。中国的发展不损害任何人，也不威胁任何人。中国要做和平的大国、学习的大国、合作的大国，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23)2011年4月，温总理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庄严承诺，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国家，也永远不会威胁任何国家。中国将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世世代代走和平发展道路。(24)可以认为，这是中国确保可持续安全的必由之路。
21世纪世界能否实现广泛的可持续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暴力的多边主义”能否让位于“和平的多边主义”。对于中国来说，未来不能只靠良好的王道理念，而要学习美国，拥有不逊于霸主的超强实力。对于美国来说，目前其实力地位比中国更具备推行王道的条件，故美国不能只谋求确保超强的实力地位，而要学习中国，懂得王道的精髓，超越霸权，放弃暴力，大行王道。展望未来，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在相互竞争、合作与学习中，一道成长，同行王道，必将为中美双方乃至世界的可持续安全做出贡献。这种奉行王道的中美合作或许可以成为未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大国关系的一种全新模式。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中肯意见，文中疏漏由作者负责。）
注释：
①关于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建构，是笔者于2004年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上提出的一个命题，具体参见刘江永：《论“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建构——关于21世纪安全战略的哲学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第45-49页。
②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本·拉登参加了美国支持的阿富汗“伊斯兰圣战组织”，建立起“圣战者服务中心”。1988年，本·拉登在阿富汗建立起“基地”组织的军事大本营及训练营地。20多年过去了，伴随国际互联网的普及，国际恐怖组织已遍布全球。
③Joseph E.Stiglitz,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The True Cost of the Iraq Conflict,New York:W.W.Norton,2008,[日]榆井浩一译：『世界を不幸にするアメリカの戦争経済』，東京：德間書店2008年版，第186頁。
④Joseph E.Stiglitz,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The True Cost of the Iraq Conflict,榆井浩一译：『世界を不幸にするアメリカの戦争経済』，東京：德間書店2008年版，第205頁。
⑤《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一条之宗旨及原则，参见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3/19/content_787113_2.htm.
⑥许光建主编：《联合国宪章诠释》，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页。
⑦2002年11月4日，中国和东盟各成员国政府在柬埔寨王国金边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http://www.chinamil.com.cn/sitel/2009zt/2009-03/17/content1692028.htm.
⑧⑨⑩白宫网站公布奥巴马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全文(中译本，上)，参见网址：http://www.cetin.net.cn/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lDocumentAction;jsessionid=FD720A3DA179859B56AB5BFC96360FB2?baseid=1&docno=423145.
(11)(14)《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12)《管子·正第四十三》。
(13)(16)《管子·版法第七》。
(15)《管子·牧民第一》。
(17)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5页。
(18)(20)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407页。
(19)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408页。
(21)孙中山于1924年1月27日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的演讲，参见孙中山：《三民主义》，载《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3页。
(22)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409页。
(23)温家宝总理于2009年2月2日在剑桥大学发表的演讲：《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http://news.xinhuanet.com/school/2009-02/03/content_10754383.htm.
(24)温家宝总理于2011年4月30日在印度尼西亚卡尔蒂妮宫的演讲：《加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yjh/t81923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