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扩大利用证券投资势在必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势在必行论文,证券投资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我国利用外资的方式主要有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海外借款和国际证券投资三种。1979—199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2294亿美元,其中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333亿美元,占58%,利用海外借款和国际证券投资961亿美元,占42%,这当中的国际证券投资仅100多亿美元,多数属于海外借款。这说明在我国实际利用的外资中,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第一位,利用海外借款第二位,利用国际证券投资第三位。许多人认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不构成外债,而利用海外借款和证券投资均会形成外债,特别是利用国际证券投资还会对我国金融的稳定造成巨大冲击,因而主张我国今后仍然应按照三种方式的上述排序、把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上,而对利用国际证券投资严格控制。我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勿庸置疑,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今后仍然是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方式,进一步改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软硬环境也无可厚非。但是,从目前国内外条件看,我国要进一步扩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和海外借款规模,已经出现了困难和障碍,而扩大利用国际证券投资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利用国际证券投资将成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途径的必然选择。
一 扩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内外制约因素
(一)国内的制约因素
1.1994年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幅度呈下降趋势。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幅度,1993年、1994年、1995年分别比上年增长150%、23%、12%,增加的绝对额分别为165.1亿、62.5亿、39.3亿美元。增长幅度和绝对额均呈下降倾向。这说明我国继续扩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出现困难。
2.沿海地区早期易于进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相对饱和,外资希望进入的新领域,目前还存在进入障碍。我国已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80%以上集中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多用于出口,而出口扩大又受到国际市场容量约束。一些产品受配额限制,扩大出口已无很大潜力;还有一些产品因价格太低,出口已受到国外反倾销指控;还有一些产品,市场容量已趋于饱和,产品需更新换代。这说明沿海地区原有水平上扩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遇到困难。出路可以有两条:一是把外资引向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实现投资结构升级;二是开放外商急于进入的金融、服务等领域。但目前这两条都有困难。首先,沿海地区许多基础设施不完善,并缺乏技能资本,资本密集产业并不发达或生产效率相对低下,因而形成投资结构升级的困难。其次,目前我国金融、服务业总体水平很低,缺乏国际竞争能力、市场准入只能逐步扩大,近几年不可能有大的突破,因此,以此作为扩大引资的突破口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
3.中西部招商引资仍然相对困难。近几年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有了很大成绩,但要进一步扩大引资并不容易。原因有两方面:首先,国际经验表明,引进外资可能性最大的生产部门往往是那些原来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就轻型加工业而言,中西部的生产效率远不如沿海地区,因而竞争不过沿海地区。就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言,虽然一些内地省区还有一定基础,但生产效率普遍不高,缺乏产业内部和外部的规模经济条件,致使外商投资裹足不前。其次,我国招商引资工作基本上处于自流状态,尽管国家有关部门制订了产业政策条文,试图对外资投向结构进行指导,但没有约束力。限制性规定往往因不符合地方利益而难以实行,鼓励投资的产业和地区因无具体有效措施而流于空谈。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中的国内配套资金,均未纳入各级政府的投资计划,全靠中方合作者的自有资金和信贷资金,由于我国企业自有资金都很有限,因此实际上只能靠中方合作者可得到的信贷资金。而信贷资金的投放量取决于地方存款和储蓄的多少,沿海地区人均收入较高,存款和储蓄多,信贷资金较易获得,而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低,信贷资金少,从而无力提供外商投资企业的国内配套资金,使招商引资项目难以落实。
4.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成本较高,外商投资企业亏损严重,对进一步扩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造成负面影响。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成本高表现在三个方面:(1)外商投资的资金到位率不高,截至1994年底止,资金到位率仅为28.2%,协议金额与实际投入额之间差距大,说明我们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付出的谈判成本是相当可观的。(2)不少外商利用设备、实物作价投资的机会,低价高报,谋取不正当利益。这几年我国商检部门鉴定的外商实物投资降值率均为20%左右。由于大多数外商实物投资并未鉴定,由此所付出的成本就不是一个小数。(3)最近几年来,我国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的同时,国内储蓄被大量闲置,外汇储备剧增,从而增大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社会成本。1994年、1995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为338亿美元、377亿美元,而同期我国银行存款大于贷款差额分别为2223亿元、2988亿元,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起了一种替代国内储蓄的作用。银行大量存差意味着银行利息负担加重,这无疑既降低了资金利用效率,又加大了引资的社会成本。同时,1994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1996年7月底达到908亿美元,大大超过这几年贸易顺差总额,说明我国外汇储备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外商直接投资转化来的。外汇储备大量增加,意味着外汇占款增加,无疑加大了通货膨胀压力。这也增大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社会成本。
外商投资企业亏损问题严重。目前外商投资企业中有1/3以上亏损,部分地区亏损面达50%以上。这中间有正常性亏损,如企业处于试生产期,或经营管理未步入正轨,成本费用大。有大量的则是非正常性亏损。非正常性亏损有两种情况,一是外商通过把持进出口权,“高进低出”,高价进口设备和原材料,低价出售产成品,从中牟利,使企业发生转移亏损;二是虚亏实盈,制造帐面亏损,用这种手法达到既获取利润又逃避税收的目的。这也是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付出的代价。
由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成本较高和三资企业亏损严重,以及诸如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技术结构等不合理,使得人们有种种理由对进一步扩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提出质疑。
5.外商大面积抢占国内市场,节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保护民族工业的呼声高涨。90年代以来,外商大面积抢占我国市场问题引人注目。外商抢占中国市场主要从三类产品切入:一是日用工业品,如洗涤用品、胶卷、食品、快餐等。这些产品我国市场容量大,弹性也大,外商大举进攻。二是高科技产品,如通讯器材、电脑等。这些产品市场我国自己没有能力占领,外资趁虚而入。三是名牌产品,这些产品在国内已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但普遍存在设备老化,生产规模难扩大,资金紧张等问题。外资趁机投其所好,花钱收编,致使名花易主。最近两年西方大型跨国公司开始进入我国,而跨国公司更是把抢占市场作为其第一目标。几年来已经丢掉或基本丢掉国字号旗帜的行业已有饮料、化妆品、洗涤用品、彩色胶卷等行业。目前,全国61家年产量超过5万吨的啤酒厂,已有50家在忙于与外商合资,啤酒行业的国字号旗帜能打多久也令人堪忧。国内市场一个一个地丢失,无不震撼国人的心理,在宣传舆论上也给进一步扩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造成障碍。
6.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妨碍我国进一步扩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污染产业,从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环境污染,是西方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内容和动机。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其中以港澳台资企业最甚。据外经贸部统计,1991年港澳台对大陆投资项目10614个,协议金额89亿美元,分别占大陆当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和协议金额的81.8%和74.3%,其中高污染项目2378个,金额20.96亿美元,分别占当年港澳台对大陆投资项目和协议金额的22.4%和23.5%。随着我国对环境事业的重视和限制污染环境的外资项目的进入,无疑会制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扩大。
7.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存在缺陷,有关外商投资的法规不健全,以及三资企业日益增多的劳资纠纷,也是制约我国进一步扩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
(二)国外的制约因素
1.1993年以来,我国每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在发展中国家排名第一位。我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占全球发展中国家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总量的40%左右,这一比重已相当高,要再上升甚至维持这一比重,决非易事。
2.目前发展中国家纷纷放宽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政策,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和印度等的优惠政策比我国更甚,给我国进一步扩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形成强大的反向拉力。
3.目前我国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很大部分来自美国、日本、台湾等西方国家和地区,由于政治性因素,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很不稳定,进一步扩大面临的可变因素太多。
4.从当前国际资本流动态势看,虽然国际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扩大,但国际证券投资规模增长更快。比如1994年,流入中南美和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超过流出605亿美元,而流入这些地区的证券投资超过流出835亿美元,证券投资流入比直接投资流入多38%。因此,只是注意扩大利用国际直接投资,而不注意扩大利用证券投资是不符合潮流的。
二 扩大利用海外借款的内外制约因素
(一)国内的制约因素
1.扩大外债规模,增加还本付息压力。1995年底,我国外债余额为1066亿美元,成为世界五大债务国之一。随着外债规模扩大,还本付息压力增大。1986年我国还本付息44亿美元,1994年为120亿美元,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0%和18%。同时,在我国的海外借款中,利率高、期限短的商业性贷款比重不断上升,1994年已达61%,超过发展中国家58%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我国借贷成本不低。1990—1994年,我国国际银行贷款年均增长率为16.7%,90年代后半期若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则国际银行信贷余额将从1994年的574亿美元增至2000年的1450亿美元,若按1994年我国国际银行信贷余额占外债余额比重61.8%计算,到2000年我国外债余额可达到2340亿美元,届时我国将会成为重债务国。
2.西方国家汇率频繁波动,由于我国外债币种集中,进一步扩大海外借款面临较大汇率风险。在“八五”后期,我国的美元债务占48.7%,日元债务占27.8%,二者合计占76.5%。这种集中型的债务币种结构,承担着很高的汇率风险。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料,1985—1992年,汇率变动使我国债务扩大额高过97.5亿美元。在短期内我国不可能改变这种集中型的债务币种结构,而按照这种债务币种结构扩大海外借款将面临更大损失。
3.扩大优惠性贷款余地不大。优惠性贷款主要是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获得优惠性贷款的对象主要是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至1994年底,我国实际利用22个国家政府贷款216亿美元,实际利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约140亿美元,我国已连续3年列为世界银行的最大贷款国。这类优惠性贷款在我国利用的海外借款总额中占有很大比重。改革开放18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度增长,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一些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认为,中国应逐步从获得优惠贷款的落后国家中毕业出来,他们明确表示,要减少对我国的优惠贷款。因此,扩大优惠性贷款已经无望。
4.扩大商业性贷款受到我国现行管理体制的限制。我国对企业的对外借款采取了统一的计划管理,国外借款的主体一直是各级政府和国有银行,债务最终由国家偿还,使得目前仍然缺乏有效的风险约束机制的国有企业,可以在对外借款上吃国家的大锅饭,从而使外债使用效率不高,项目出口创汇能力有限,虽然我国债务指标还比较低,但结构性的偿债困难已经出现,这种国家对企业外债大包大揽的管理体制,不利于我国进一步扩大利用海外借款,而要改变这种作法,由企业独立承担债务责任,则不是短期内能做好的。
(二)国外的制约因素
1.1995年3月国际评级机构将我国对外金融机构的信用等级由原来的AAA级降为BBB级,这对我国扩大海外借款产生不利影响。
2.自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证券化趋势加强,国际债券市场融资规模迅速扩大,国际信贷融资地位下降。1975~1994年,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总额中,国际信贷融资所占比重由68%下降到32%,而国债券融资所占比重则从32%上升到68%。这说明国际信贷市场的巨额资金被国际证券市场所吸纳,国际信贷市场的资金供给相对减少。
3.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的复苏,东欧和前苏联地区走出经济转轨形成的谷底,以及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力度进一步加大,国际金融市场资金需求更旺,各国为获取国际信贷资金更大份额的竞争加剧,这也是我国进一步扩大海外借款的不利因素。
4.非经济因素的干扰。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越来越露骨地把对外信贷,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作为实现其政治目的与外交目标的重要手段。比如,出于政治目的,美国不仅对其国内银行给我国的大额贷款横加阻拦,而且凭借其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最大出资者地位,设置越来越多的障碍来减少这些国际金融组织给我国的贷款。同样,原来给我国贷款较多的日本政府,也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正在调整对华贷款政策,减少对华援助和日元贷款。
三 扩大利用国际证券投资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一)扩大利用国际证券投资的必然性
1.扩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海外借款遇到困难。如前所述,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海外借款都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扩大其利用规模困难很大,而工业化进程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的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国内储蓄远远不能满足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对投资的需要,对外部资金需求旺盛,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利用国际证券投资是必然的选择。
2.国际金融资本急于以证券投资的形式进入中国。国际上真正能大量用于投资的资金不是来自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而是来自投资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基金这样的金融资本。80年代以来,国际融资呈现证券化趋势,金融资本的外投更多地采用证券形式。中国经济的长时期高速度增长,向国际金融资本提供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目前国外资本已设立许多以直接投资于中国企业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目标的投资基金,许多外商表示希望或已提出申请要求在中国设立投资公司、扩大在华投资。所以,目前我国调整引资政策,加大证券引资力度,扩展利用外资的领域,是既抓住重点、又抓住机遇的明智之举。
3.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规律性。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一般都经历了吸收国外借款——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证券投资这样三个阶段。例如韩国,在80年代初以前,韩国利用外资以引进国际援助和国外借款为主,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逐步转为以利用国际直接投资为主,90年代初以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金融市场的开放,吸收国际证券投资成了韩国的主要引资方式。拉美国家利用外资也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三部曲。80年代初,国际债务危机爆发以前,拉美国家利用外资以向国外借款为主,债务危机爆发之后,由于借贷双方的原因,国外借款大为减少,转而重视吸收国际直接投资,90年代初以来,随着拉美国家金融体制的改革和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推进,这些国家利用外资的重点已转变为吸收国际证券投资。1994年中南美国家证券投资净流入648亿美元,而直接投资净流入185亿美元。前者比后者多2.5倍。我国利用外资也正沿着这样的运行轨迹前进。1991年以前,我国利用外资以吸收海外借款为主,当年底累计海外借款占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70%,1992年以后转变为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这一阶段已经进入鼎盛期,目前我国利用外资已开始走向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外部特征就是国际金融资本开始直接进入我国,外商对华投资正由开始的工业资本、商业资本举办合资、合作企业阶段,逐步进入到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外商多采取股票投资,债券投资,资产并购,控股投资公司、海外上市、投资基金等新的证券投资形式。因此,我国从现在起扩大利用海外证券投资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一般规律性。
4.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相比较,利用国际证券投资有其优越性。一是外方一般不参与企业经营管理,中方可保持企业经营控制权,从而避免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嫁接改造国有企业所引发的矛盾和磨擦。二是筹资规模大,资金到位快,运用起来灵活方便,便于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上规模上档次。三是改善企业资本结构,克服单纯依赖银行贷款的弊端,特别是吸收股权资本,既不形成债务,又可以长期使用,从而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四是企业发行国际证券,经营状况要接受国际性评估和监督,从而迫使企业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改进经营管理。
(二)扩大利用国际证券投资的可行性
1.中国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具备扩大国际债券发行的实力。具体表现是:(1)出口创汇能力强。改革开放18年来,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在80年代年均增长9%的基础上,90年代前5年年均增长率高达12%。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使我国出口创汇能力大为提高,1980—1990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率为11%,1990—1993年年均增长率为13.5%,1994年和1995年分别比上年增长36%和18.6%。(2)外汇储备不断增加。1995年底我国外汇储备736亿美元,比1994年增加220亿美元,1996年头7个月又增加172亿美元。(3)轻度负债国。目前我国的偿债率约为10%左右,债务率在90%以下,均不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按世界银行1994—1995年最新世界债务表采用的指标衡量,1993年我国PV(已安排债务的折现值)/GNP(国民生产总值)为17%,PV/X(出口额)为76%,属于轻度负债国(世银认为,当PV/GNP超过80%,PV/X超过220%的临界线时,属重负债国,超过临界线比率的60%为中等负债国,以下的为轻度负债国)。这些情况说明,我国具备扩大国际证券发行的经济实力和信誉。
2.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为扩大利用国际证券投资创造了条件。18年来国有企业通过实施二步利改税、企业承包经营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改革举措,产权约束加强,经营机制逐步转换,市场主体地位初步确立,一大批经营管理好、效益较高的国有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改造成为股份制企业,从而为利用国际股权证券投资提供了微观基础。
3.多年来我国在发行国际债券,向境外投资者发行B股和国有企业赴海外发行股票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从1982年开始我国向境外发行国际债券,至1994年底,对外发行债券107亿美元,债券种类从外国债券扩大到欧洲债券,债券币别有美元、日元、马克、港元等,还发行了双重货币债券。从1991年开始我国向境外投资者发行B股,至1995年底已有70家上市公司发行了B股。从1993年起我国国有企业试行股份制改革并开始分批赴海外上市,至1996年5月,已有6家中国公司股票在纽约上市,20家中国公司股票在香港上市。至1995年底累计,国有企业赴海外发行股票和向境外投资者发行B股共筹集资金72亿美元。上述成果说明,我国在利用海外证券投资方面已走过了起步阶段,取得了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为我国进入利用国际证券投资发展阶段提供了工作基础。
4.我国金融业的初步开放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为扩大利用国际证券投资提供了条件。近年来,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取得了长足进展。据统计,截至1995年底,我国已有24个城市允许设立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的代表处已达519家;营业性金融机构达142家,其中外资银行分行120家,中外合资银行5家,独资银行5家,外资财务公司5家,外资保险公司6家,中外合资金融公司1家。从1996年7月1日起,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银行结售汇制,1996年底基本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提前达到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8条款的规定。这些改革开放成果,为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和外国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等的进入,以及人民币走向完全的自由兑换打下了基础,也为扩大利用国际证券投资提供了条件。
有人担心,扩大利用国际证券投资会对我国金融稳定造成冲击。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国际证券投资的最大特点是追逐高额利润、缺乏稳定性,具有很强的投机性,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瞬间抽走,转移他处。但是,只要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把好债务安全指标关,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其负面影响是可以控制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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