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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问题是当代世界的热点问题。围绕着这一问题，广大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推行人权外交，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挑起内乱。针对这种人权外交，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1〕“国家的主权， 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2〕， 发展权利是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人权的思想；提出了尊重人权、捍卫主权、反对霸权的原则，并特别强调社会稳定是人权的重要保障。
一、人权的条件性
人权是人按其本质享有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它是人的一种特殊权利。从表面看，人权具有普遍性和超越国界性，表现为整个人类的权利，但这只是一种理想。正如英国学者亚当·库伯等主编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所指出的：“人权经常被称为基本的和普遍的权利。‘基本’意味着这些权利不可剥夺，亦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否定”；“普遍性表示一种理想，一种目标，而不表示人权的现有性质。”〔3〕就人权的现实性来讲，它总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的现实利益的反映，只不过它不是人们现实利益的直接反映，而是现实社会中不同阶级的人将自己的利益要求普遍化的产物。因而人权在形式上表现为整个人类的普遍理想，是“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但在内容上却反映一定时代的人们的利益要求及其相互关系。所以，人权这种特殊权利，就表现为普遍的形式与特殊内容的统一。
人权内容的特殊性一方面在于人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要求。如现代人权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由于反抗封建社会的人身迫害、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要求而提出和确立的公民的自由权利和政治权利，并开始强调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但这一时期由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有所发展，所以在人权内容上没有涉及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没有涉及保障自由和政治平等权利实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条件。这一时期人权集中地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第二阶段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由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人权内容中确立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权利，不仅使人权内容有了很大的扩展，而且集中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到了本世纪70年代以来，人权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民族、国家和人类的集体权利开始逐渐成为人权理想的新内容。这一时期由于东西方国家发展不同，在人权保护的具体内容上，东西方国家也各不相同。西方发达国家本身不存在被别的国家侵略和干涉的威胁，因而在人权问题上，强调人权保护的核心是个人的自由、民主权利，而东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把国家、民族、人民的集体权利置于保护的首要位置。但是，这一时期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使人类整体开始面临一些共同的全球性问题，如核战争的威胁、全球性的环境污染、资源日趋枯竭、人口爆炸、粮食短缺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特别是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面对这些威胁，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提出了一系列人类集体人权，如和平权、环境权、人类共同遗产权等等，反映了人类整体利益和共同的要求。现代人权观的发展说明了人权内容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人权内容的特殊性还在于它本身是多方面的、具体的。它包括人的生存、自由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具体的权利。这些具体的权利也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因而也是受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制约的。
不仅人权内容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条件性，而且人权的现实性和理想性统一的特征也说明了它的条件性。人权作为人们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现实利益的反映，它是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需要，因而人权必然具有突出的现实性。但人权不仅是人的现实利益的满足，它同时也是人的行为的一种价值追求，即实现其自己价值的一种合理的欲望。从人权意识中的这种价值追求来看，人权不仅具有现实性特征，而且同时具有理想性特征，是现实性和理想性的统一。人权的这一特征说明在作为权利的人权之中，不仅包括“实有权利”，而且也包括“应有权利”。人权意识中的这种“应有权利”，一部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应当实现而暂时还不能实现的权利；另一部分则是属于人类对自身价值实现的更高层次的追求，有待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才能逐步实现的权利。 〔4〕所以，人权的现实和理想都是受条件制约的。
人权内容的特殊性和人权现实性同理想性统一的特征都说明了人权和其他任何权利一样“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经济文化的发展。”〔5〕人权的现实性的重要表现就是它的条件性。条件达到什么程度，人权的实现就到什么程度。所以，邓小平强调，我们不能抽象地讲人道主义、人的价值。他说：“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6〕从这种抽象的人出发去谈人权，那也只能是一种抽象的人权。
二、社会稳定是人权实现的重要保障
人权的条件性说明了人权不能离开现实社会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境界，而必须依靠现实社会为其实现创造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条件。社会要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为人权的实现创造这些条件呢？最重要的就是社会本身的稳定。所谓社会稳定，就是社会的结构、功能合理，社会各要素的协同作用以及社会运行的有序化，即社会整体的良性运行。这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人权实现的重要保障。邓小平特别强调社会稳定对于社会发展和人权实现的重要意义。他多次指出“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7〕“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 〔8〕没有社会稳定，就谈不上社会发展，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人权。
社会稳定作为实现人权的重要保障，首先在于只有社会稳定才能保障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生存和发展权利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所谓生存权，就是指每一个人都有权要求满足保存生命继续存在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在保证人的生存权的各种基本条件中，物质生活资料是最重要的。每个人都有权要求提供满足生存需要的吃、穿、住的物质生活资料，这是一项最基本的人权。人需要生存也需要发展，生存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生存的要求。所以，发展权利也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它主要是指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每个人都有权参与、并享受使所有人权都能得以充分实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对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仍然是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而其实现，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解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资料的需求，这就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邓小平指出：“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摆脱贫困。政治不安定，谁还有精力搞饭吃？更谈不上发展了。”〔9〕只有社会稳定， 全国人民才能齐心协力，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社会稳定对人权的保障，还表现在只有稳定才能保障人民和平权利的实现。对和平的渴望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特别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各国人民都普遍认识到人民享有国内和国际和平的重要性。适应时代和人民的要求，国际社会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把享有和平生活作为人的固有权利。198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庄严宣布“全球人民均有享受和平的神圣权利”；庄严宣告“维护各国人民享有和平的权利和促进实现这种权利是每个国家的根本义务”。宣言还强调指出：“没有战争的生活是促进各国物质福利、发展和进步，并充分实现联合国宣布的各种权利和人类根本自由的首要国际先决条件”。〔10〕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十分尊重各国人民的和平权利。在国际上，中国和印度等国首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一直在为维护世界和平进行着不懈的努力。邓小平指出：在国际上，我国外交政策的第一条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11〕并强调中国政府始终站在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行列，为捍卫人民的国际和平权利努力。维护人民的和平权利，在国内来说，是反对动乱，维护社会的稳定。社会稳定是人民享有国内和平权利的重要保障。现在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由于动乱，民族矛盾尖锐，武装冲突迭起，战火连绵，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没有丝毫的人权保障。事实证明没有社会稳定也就谈不上人权。而就我国来说，社会稳定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和平权利的保障，同时也是人类和平权利的重要保障。
同时社会稳定也是人民政治权利实现的重要保障。政治权利从来都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在现代人权观中，个人的政治权利主要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所应当享有的政治民主、政治自由、政治平等的权利。一个国家中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程度，是民主和法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一定社会中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反映。因此，保障人民政治权利的实现，最主要的就是要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在这方面邓小平提出了许多精辟的思想。首先，他提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12〕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就是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以“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13〕其次，他强调要通过改革，从制度上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指出“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14〕再次，邓小平指出要用法制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他强调要把人民的政治权利充分地体现在宪法中。要充分体现“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15〕；他还强调必须运用法律武器，运用人民民主专政来打击各种侵犯人权的刑事犯罪。他说：“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16〕，也就是对人民大众人权的有力保障。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有了很大的进展，正在为发展和扩大公民的政治权利创造日益优越的条件。而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来实现人民的政治权利，同样需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一方面只有社会稳定才能巩固在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人民才能在正常的情况下，按照正常的秩序享受法律赋予的各项政治权利。如果社会动乱，国家处于非常时期，不能保证政治运行的正常秩序，也就无法保证人民的政治权利。另一方面，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还不够完善，特别是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完善民主法制建设，更好地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的政治权利，这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邓小平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17〕政治体制改革尤其需要社会稳定，因为它涉及权力的调整，“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18〕这种情况下就特别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保证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改革的探索，理顺各种关系，真正建立起能充分保障人民政治权利的政治体制。
三、深化改革，发展经济，保障人权，保持和发展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是实现人权的重要保障，同样，也只有发展经济，人民的生存权利有了保障才能保持和发展社会稳定。邓小平指出：要保持和发展政治稳定，“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19〕
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本身又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消除自身的缺点和弊端，加快生产力的发展，才能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也只有通过改革，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这样才能保持和发展社会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邓小平始终是把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同社会稳定联系在一起考虑，把发展经济保障人民生存权利看作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把改革开放看作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
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还必须坚持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社会稳定才具有广泛的基础。我国社会主义人权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广泛性。享受人权的主体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某些阶级和阶层的一部分人，而是全体中国公民。中国公民所享受的人权范围是广泛的，不仅包括生存权、人身权和政治权利，而且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权利。国家不仅十分注重保障个人人权，而且注重维护集体人权。人权广泛性的这种特点是同社会主义本质相联系的。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0〕从人权的角度讲，社会主义本质正包含着解决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一直强调要通过改革和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他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多数人的权利得不到保证，那样“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影响社会稳定。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共同富裕。他指出坚持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坚持这一原则，主要的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为了达到共同富裕，他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富的带动后富的，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权利都得到保障，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广泛的持久的稳定。
注释：
〔1〕〔2〕〔6〕〔7〕〔8〕〔9〕〔11〕〔16〕〔17〕〔18〕〔19〕〔20〕《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45、348、41、216、313、360、353、34、177、176、355、373页。
〔3〕《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38—339页。
〔4〕参见宋惠昌著《现代人权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3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12页。
〔10〕《世界人权约法总览》第185页。
〔12〕〔13〕〔14〕〔1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322、 336、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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