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悲剧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悲剧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已成定论。论者多循其“实录”精神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写作目的进行研究，而对《史记》悲剧性的系统论述则为少见。如果说，《史记》溶入了作者强烈的爱憎而使它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怎样理解《史记》的悲剧性呢？歌德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①司马迁身受宫刑，是一场意想不到的横祸，对他的打击也是异常惨重的。“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②因此，司马迁在忍辱发愤的境遇中写成《史记》，当然不可能以客观主义的冰冷态度来看待历史，而是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中，融入强烈的爱憎感情，带着浓厚的个人身世之感，从汉代的现实生活出发，来关照历史的。这就造成了《史记》全书的悲剧气氛，形成了《史记》浓厚的悲剧色彩。
（一）司马迁“放言无惮，为他人所不敢言”，写出了封建帝王的大悲剧。汉高祖刘邦，由平民崛起而成为封建帝王，但晚年却由于残杀功臣、诛除异己而处境凄凉，以至于在内忧外患相继来临之时，无可奈何地唱出了“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凄凉心境。再如秦始皇，在东巡时死在沙丘，李斯等怕引起动乱而秘不发丧，赵高等立刻便篡改了诏书，杀扶苏，立胡亥，紧接着陈胜、吴广举旗造反，一代江山，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断送了。难道这不是大悲剧么？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封建帝王，表面看来功成名遂，得意非凡，实际上，他们虽握有生杀予夺大权，晚年的心境却是凄凉寂寞、惶恐不安的。司马迁极力描写这些人的伟大痛苦和伟大人物的死亡，使《史记》具有一种强烈而悲怆的悲剧气氛。
（二）司马迁不以成败名位论英雄，写出了对历史有贡献人物的悲剧。信陵君为保卫魏国，抵抗秦军的入侵，立了大功。晚年却受尽魏王猜忌十分抑郁，借酒浇愁，病酒而死。白起为秦国屡建赫赫战功，却受到应侯等人的嫉害，竟落了个赐剑自杀的悲惨结局。蒙恬不仅帮助秦始皇统一了中国，而且为巩固统一，他北筑长城，抵御匈奴，却由于受到赵高等人的嫉害，被迫吞药自杀。韩信是一位精细、勇敢，而又明智的将军，在建立汉帝国的斗争中他的才能和功绩无人可比，却被刘邦、吕后罗织罪名斩于长乐钟室。司马迁以同情、惋惜的心情，描写了这些有大功于世的人，由于受到嫉害而遭遇不幸。揭露了统治者刻薄少恩，对功臣横加打击以致残酷杀害的罪恶行径。
不仅如此，司马迁还“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他写了失败英雄人物的悲剧，以总结历史经验。最典型的莫过于项羽。项羽力拔山、气盖世，叱咤风云，在灭秦过程中建立了丰功伟绩，但由于他的政治理想落后，政策和策略方面屡犯错误以及个人性格上的种种缺点，最后陷入“四面楚歌”的悲惨境地，被迫自刎于乌江。这些英雄，在痛苦和磨难面前，能够凭着一股傲然之气和倔强之劲，不怕一切苦痛，不顾一切阻力，不惜一切牺牲，直到最后毁灭自己，读来令人惊心动魄，感佩不已。
（三）司马迁不随世俗论是非，写出了身处逆境，而其志不屈有所作为的人的悲剧。屈原忠贞爱国，义薄云天，面对朝政昏乱，国家分崩离析的局面，两次遭到放逐，但仍不肯听从渔夫的劝告而改变从俗，最后竟怀石自投汩罗而死。李同是邯郸传舍吏的儿子，在秦军围困邯郸的紧要关头，他不但及时劝平原君散财励士，而且率领三千人给了秦军一个迎头痛击，最后壮烈牺牲。等等。这是一批忠于国家、坚守节操，为了某种道德信念而死的悲剧人物，他们矢志不二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
还有一些中下层人物，为人排难解纷而不惜从容赴死，他们的死是“重于泰山的”。如荆轲，本是卫国的一名普通百姓，到了燕国，与狗屠乐人为友，身份很低贱，但在燕国山穷水尽灭亡在即之时，他却挺身而出，为反对侵伐反抗强暴做最后的斗争。郭解尚侠重义，到处为人排难解纷，最后竟被舞文弄法的公孙弘加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而杀害。这些人在封建正统史学家眼里不过是“小人”或“奸雄”，司马迁却第一次把他们请进了向来被帝王将相独居的神圣殿堂。用生动酣畅的笔墨为他们立传，赞扬他们见义勇为，重诺守信，扶弱济困，为反抗强暴而置生死于度外的英雄行为。“以致产生了不是个人的偶然因素造成的，而是两种带有实体性的伦理力量的冲突”③，导致了他们的悲剧结局。
（四）司马迁述往事，思来者，论为国者治政之得失，写出了一批作为新生事物代表人物的悲剧。陈涉顺应民意，率领900戍卒首难反秦，把貌似强大的秦王朝打了个落花流水，真可谓“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④。然而，陈涉只为王6个月，就被反动势力残酷地镇压了。原因在于胜利后，陈涉没有注意巩固内部团结，骄傲忘本，用人不当。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历史上却产生了巨大影响，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再如晁错为巩固中央集权，不顾诸侯割据势力的反对，力行削藩，最后竟被斩于东市。这些人都是代表着历史的某种必然要求同暂时还很强大的旧势力作英勇斗争时壮烈牺牲的。他们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司马迁写历史变革，并着重写治乱，意义在于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洞察事势变化，借前车之鉴，以避免覆败之祸。
（五）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坚持“实录”，写出了一批在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的斗争中无辜被害的悲剧人物。这些人不是什么伟大的英雄人物，而是普通平凡的小人物，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是统治集团中的弱者，虽然多数谈不上什么作为，但他们遭遇了一个人不应遭遇的厄运，引起了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如申生本是晋献公的太子，因为献公宠爱的骊姬欲立其子奚齐为太子，竟设下毒计，把申生逼得走投无路最后自杀。通过这一类悲剧人物，司马迁戳穿了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温情脉脉的面纱，暴露了他们凶残狠毒的品质。
以上所写五类人物，其中主要的都是一些叱咤风云、名震千古的人物。他们处于政治斗争的中心，站在时代洪流的浪尖上，即使是那些地位比较低下的人物，如李同、王躅、荆轲等，也无一不与那些大事件、大人物有关，他们的精神气质，他们的豪迈行为，他们的历史作用，都足以使他们跃居大人物、大英雄的行列，因此，可以说《史记》是一道光芒四射的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
（六）朱光潜说：“希腊悲剧是一种特殊文化背景和特殊民族性格的产品，它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那个民族的必然产物。”⑤我认为，对《史记》的悲剧性也可套用这句话。因为，一部《史记》的诞生，不仅仅是司马迁个人努力的结果，还有时代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是主客观条件统一的产物。西汉的大一统和文化高涨，汉初的无为政治与言论开放，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及其宏伟事业，都为《史记》悲剧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1)时代气氛的熏陶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从战国到汉初，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多灾多难、战乱不休的悲惨时代，此起彼伏的建国、亡国，说不清的组合、分裂、瞬息万变，连绵不断的烽火、刀兵、掠卤、屠城，司马迁置身其中，感受到了社会的动荡。作为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的太史令，他积极参与了汉武帝事业的兴作，并从巡汉武帝，目睹了各种盛大的典礼场面、阅兵仪式以及游猎活动，领受了宏阔昂扬的时代精神。这样的社会现实，促使司马迁把心中郁积的压抑之情抒发出来。这样，《史记》带有悲的情调，染有悲的色彩，就不足为奇了。
(2)文学艺术本身的继承、沿革
春秋战国时期，音乐“尚悲”思想的萌芽及楚声悲的特征极大地影响了汉代音乐并进而影响到汉人的审美趣味。汉代艺术中，音乐歌舞场面必和演奏悲音联在一起，通过欣赏悲音，使人产生“乐”、“美”之感，获得美的享受。汉代文学作品，渲染悲的气氛，抒发悲的情怀，以悲为要，以悲为美。如汉代大赋中，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哀秦二世赋》，班彪的《北征赋》等，或借临江凭吊古人而抒发心中悲愤情绪，或是对谪居异地的哀伤进行自我排遣，或是描写宫怨的深盛，或是怜惜二世的速亡，其悲的实质显而易见。另外，对屈原的学习与继承，不仅奠定了《史记》的批判精神和慷慨悲壮的英雄气质，更赋予了它某种深沉的忧患精神和感愤淋漓的激情。司马迁继承汉代这种“以悲为美”的美学风格并在创作中发扬光大，形成了《史记》特有的悲剧特征。
(3)个人经历的影响
《史记》不仅是实录，而且使人动情。清人袁文典说过：“余读《太史公自序》而知《史记》一书，实发愤之所为作。……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诚不禁其击碎唾壶拔剑斫地慷慨而悲歌也。”⑥的确如此，这是因为其中渗透着司马迁用血泪所换来的感受。受宫刑，对司马迁的肉体和精神都是一种莫大的摧残，但对他的思想却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并促进了思想的升华。这件事，使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统治阶级的本质和官场仕途的恶浊，所以，他写历史人物，往往带有个人的身世之感，并特别好写悲剧人物。在描写时又总是灌注全部感情，以致于他们人虽死了，精神气质却经天贯日，永世长存。试看《游侠列传》中那种无限深沉的感慨，《太史公自序》中那种江河横溢一般的满腔义愤，试看伍子胥、廉颇、韩安国等人的列传中，那种伴随着叙述时而迸发出来的弦外之音和火花四射，都是“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的产物。同时也准确地勾出了悲惨身世与司马迁的审美观之间的必然联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史记》的悲剧性，实际上是司马迁人生悲剧的表现，它体现了历史，为中国的人生，中国的历史打上了悲剧烙印，也透视出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
注释：
①歌德：《歌德谈话录》。
②司马迁：《报任安书》。
③④司马迁：《太史公自序》。
⑤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⑥袁文典：《永昌府文征》卷十二《谈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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