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规范化问题和语言的自我调节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自我论文,语言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语言本质中的一个重要的东西是它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这使得它有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品格，要求人们尊重它。在进行语言规范化工作的时候我们应当重视同语言保持和谐的关系。在当前，我们对于汉语应当看得更全面一些，对于它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现象可以宽容一些。汉语规范化工作的内容是丰富的，不仅仅是一味地指责语病。
一
语言规范工作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语言规范问题从古到今一直是语言学家们工作的一个重点。当今世界上，各国的语言学家们都在语言规范问题上投入了相当的精力。一般地说，凡是在太平盛世，上从皇帝，下到平民百姓，对于语言的规范都是比较地重视的。只有到了兵荒马乱的年头里，人的生命尚且得不到保障，也就顾不上语言的命运了，这是可以理解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于汉语的规范是高度地重视的。50年代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人民日报》的著名的社论和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在汉语规范化的历史上，在世界语言规范化的历史上，都是很少见的。它在汉语规范化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应当充分地加以肯定。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汉语规范化工作是大大地被削弱了。文革以后，80年代以来，人们发现汉语的混乱现象又一次地空前地严重起来了。而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又空前地深深地感受到了汉语的重要性，整个社会对于汉语规范的要求又空前地迫切而多样，语言规范的问题便就成了社会的热点，在我们的报纸刊物上不时地会出现有关汉语规范的文章，而且许多的作者都不是语言学家，可见这个问题早已牵扯到社会各界人士了。语言是人们的交际工具，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权关心和参与语言规范的工作，当然他们各自都是从他们自己的立场出发的，难兔有所偏差。这是不必也不可责备什么的。问题是语言学家应当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个问题。语言学家对于语言的规范化问题负有更加重要的责任，所以应当更加全面地调查研究现实状况，提出比较合理的方案来。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个人以为应当从语言观方面开始，只有有了一个比较正确的语言观，我们才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合理可行的具体办法，才能在实践中对于具体的问题不至于出太大的偏差。应当承认，在以往，我们的语言学家一方面在汉语规范的工作上做出了成绩，起到了好的作用，但是也常常有所失误，有时候我们所批评的所否定了的，同一般民众相矛盾，同汉语自身的发展规律相矛盾，于是一般说话人，不理睬我们，语言自身也嘲弄我们。往往有这样的事情，一个新的说法用法最先出现的时候，是我们语言学家站了出来抨击说：“不规范！是语言的污染！是语言的垃圾！是汉语的纯洁和健康的大敌！必须……”但是，一旦这一种说法和用法多起来了，用的人多了，说的人多了，法不压众，这个时候我们语言学家就又站了出来，宣布说：“这就是规范！语言是可以积非成是的。”这个时候运用语言作为自己表情达意的工具的人们，却又不肯守着这个规范了的形式，他们又一次地突破了偏离了这个新的规范。这个时候我们语言学家就再一次站了出来，为了维护语言的规范而战，这一次是在为我们过去所反对的那一种形式而战斗。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们对于语言学家有所不满，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由于在语言规范问题上我们的某些个做法，或者是我们错了，不太错而方式方法不太高明，或者是我们没有错儿，但人家不理解不谅解，于是语言学家们的社会形象大不妙。有一位小说家叫韩少功，写下了一个中篇小说《火宅》，大大地发泄了对于语言学家的不满情绪。在这篇小说中，作家虚构了一个城市，这里有语言管理局，有语言监察总署，有大批专业和业余的语言警察，还发布了各种语言管理条例，搞了许多大型的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更妙的是还有各种各样的高科技的禁止说话的仪器和器械，如：禁语器、禁语膏、HP-401喷枪、电子语测仪等，更加可怕的是许多违反了语言法规的人被大批地投入了监牢，最后引起了社会的动乱。这对于我们语言学家是够刻薄、够挖苦的了。这代表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一种情绪，是值得我们语言学家注意的呢。我当然不认为这个小说家是全对的，但是我以为也不可一味地全部地否定它。我们语言学家也应当从中思索一些问题，清醒一些，更加自觉一些才好。我想，我们应当丢掉法官警察贵族的架势和意识，同千百万说话的人，同我们的语言保持一种和睦和谐和平的相互关系。这样会更好一些。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应当从语言的本质从语言观方面入手，重新认识我们的语言。
二
语言科学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生活的进程都要求我们重新认识我们的语言。这是因为语言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日益地重要起来了。各种各样的语言问题已经提到了我们的面前，它要求我们尽快地去解决它。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正是一个对于语言的本质如何把握的问题。因为这个语言观也是人们的哲学观人生观的一个部分，是受到这个大的总的观点制约的。在认识语言这个问题上，东西方是存在着差异的。在中国的传统中，人们把语言当做表情达意的工具，提倡“得意而忘言”，主张“辞达而已矣”，“修辞立其诚”，“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反对“巧言令色”，指责“巧言如簧，颜之厚矣”。这样一种追求人同语言保持和谐一致的关系的传统，是中国文化中的主流。于是在中国文化中，对于语言采取了一种宽厚宽容的态度，留给我们的语言以更多的活动空间。而在西方，一些人的运用语言的传统是，把语言当做为奴隶奴才奴仆，现代西方的外交家把语言当做他们的一个奴婢，一个把真的说成假的、把假的说成真的的工具，一件掩盖自己真实意图的漂亮的外衣。在古代的希腊、罗马，语言是辩论的手段，是战胜别人的一个工具，运用语言的目的是要不择手段地去把对方制服压倒打垮，他们研究语言的运用规律就是为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在这样的目的之下，研究者和说话人、写作者在同语言行为的关系上就很难做到平等友好和谐了，也许他们本来就没有想到过这一点。
在对待语言的态度上东西方的区别可能还有一点，那就是：东方人从整体上把握语言，在处理语言的时候强调的是人们自己应当知言，即理解谅解语言，不可以以自己的偏见来对待语言，只抓住语言外部的某些形式就机械地主观地来歪曲语言，孟轲主张不以辞害意，庄周主张忘言，都是很高明的意见，都抓住了语言的根本了。而在西方，一些人强调的是分析，他们抓住的是语言的局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把语言当做一种人们可以任意地分解组装的玩具之类的东西。东方人把语言当做为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了独立于人们之外的品质的一种存在物，它虽然是我们人类创造的，但它一诞生就取得了相对的独立性。西方一些人认为，语言既然是我们人类创造的，那么它就只能完全地服从于我们人类。当他们发觉了人类的自然语言具有了许多的所谓缺陷的时候便考虑创造出完全合理的人工的语言，来代替自然的语言。东方人似乎不那么苛刻地对待自然语言，他们并不十分计较自然语言的缺点，很是宽容，反而努力去利用自然语言的这些个所谓的缺点，来为自己的交际任务服务，也取得了 积极的效果。从这样的两种根本观点派生而来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规范观。一种是夸大了人的作用，贬低了低估了语言自身的能量，于是便可能对语言强行加以干预；另一种则是努力同语言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尽量少地对语言进行不必要的干预，而寄希望于人同语言的相互理解和妥协。前一种态度将导致在语言的规范化工作中的强制性的做法。后一种则努力顺从语言的内部发展演变规律。
在我们看来，语言之所以成为语言就在于它具有一种自我调节的功能。换句话说，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大系统。是这样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使得语言具有相对的独立品质。重新认识语言的本质，可以、也应当从语言整个功能着手。研究汉语规范化问题也可以抓住这个自我调节功能，这样，许多的具体问题就比较地容易解决一些。
三
在语言的发展演化过程中，语言自身并不是完全地消极无能的，并不是完全地被动的一切听取于语言之外的某物的。语言之外的某物对于语言的干扰不但是存在着的，而且是影响到语言的发展和演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但是这样一个因素的作用并不是直接地强加到语言头上的，它只能通过语言的内部的运动来进行自己的工作。从古到今，人们对于语言的纯洁健康规范的确是做了许多的工作，但是这一点比起整个的语言的发展和演化来，是很微不足道的。而且人们的自觉地有意识地规范化工作，的确是有的成功了，有的并没有收到效果，或者干脆说是失败了的。而且对于许多许多的语言来说，似乎人们并没有自觉地主动地去对它进行过规范化的工作，它似乎也没有因此而就从混乱走向混乱，它也还是在健康地向前发展着。说到人对于语言的规范化工作，这又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人的自觉地明确地干预。另一个则是人们的集体的无意识地一种干预。也许后一种比起前一种来是更为有力得多的吧。这样的现象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语言自身可能存在着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它自身有一套调整调节内在的各种关系的功能。正是这样一种功能保证了语言在满足人类的交际需要的前提下不断地发展，而没有解体。语言虽然是人类的创作物，但是它一旦诞生了，它就是一个独立于人类之外的存在物！它就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品格，它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独立于人类之外的。人，尤其是一个人，不管你这个人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间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你都不能对语言随意地发号施令，随便地更改变动语言的系统。因为语言有自己的运动规律，人不能够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来改变和创造语言的运动规律。
现在的问题是：1.语言为什么要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呢？2.语言是怎样进行自我调节的呢？即，语言的自我调节的功能是怎么一回事儿？3.既然语言自身具有了自我调节的功能，那么我们人对语言是不是就只能一切听其自然，无能为力，无所作为，消极被动的旁观呢？还要不要规范化工作呢？如果要，那么这时候又是如何利用语言自身的这种自我调节功能呢？
在我们看来，语言之所以要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就是因为它是人类的交际工具。人类社会是多层次的多变化的，它对语言的要求是多种多样的，不断地变化着的。如果语言僵化静止不变，就很难满足社会和人类对于它的多方面的要求。而作为交际工具的根本职能就在于满足社会和人类的这样一种交际的需要。如果语言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它就不能够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存在。正是语言的这种自我调节的功能帮助语言完成了它的交际工具的职能。也是交际活动丰富了发展了完善了语言的这种自我调节的功能。
一般说来，凡是封闭的小系统就不可能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只有开放的大系统才有可能具备自我调节的功能。语言就是这样一个开放的大系统。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个自我调节的功能正是一个开放的大系统的最本质的特征。自我调节的主要的内容有两点：一点是它具有能产性，能够不断地自我增殖——产生新的要素；二是在变动中总能够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约束着整个体系不要走向破产和毁灭。过去我们说语言具有能产性，有限的语言材料能够生成无限的句子，这只是语言的能产性的内容之一。其实在语言的各个子系统之中都具有能产性，即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不断地生成新的单位。语言的这个方面的潜在的能力要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多得多。这就给语言进行自我调节提供了广阔的自由空间。应该说，任何一种语言所提供的组合的可能性都巨大无比，而已经开发的不过是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罢了。换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我们可以把语言的世界分为显性的世界和潜在的世界两个大部分。所谓显性语言就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在使用的并且得到社会公认的那个部分，是我们大家都很习惯了的东西。所谓潜在的语言世界指的是，按照语言的结构规则和组合规则所构造和组合起来的一切的可能的语言形式的总和，但是它们还没有被这个语言社团所利用和开发。正是它为语言的自我调节的功能提供了可能性。例如说，在我们这个新时期里，“霸”字家族非常繁荣，如：水霸、电霸、车霸、路霸、房霸、市霸、菜霸、鱼霸……。这是我们汉语的显性的世界。虽然是多了起来了，已经叫人有点儿受不了了。但是一旦进入汉语的潜在的世界，那么，36行，360行，720行，行外之“行”，都已经存在着一个个的“X霸”的形式在那里了，随时等待着我们去开发和利用它们呢。至于我们开不开发利不利用这个问题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和我们的交际需要所决定的。正因为我们的语言有这么庞大的潜在的宝库，才有了一个自我调节的可能性。
语言系统是一个多层次多等级的组合，它的内部又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矛盾，它是一个多种矛盾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的结合物。语言的增殖过程中，有多种多样的选择的可能性，这种多途径的增殖必然会带来语言系统的混乱现象。从理论上说，没有一种语言没有混乱，任何一种语言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混乱现象。混乱是有生命力的语言的一个特征。混乱是语言发展中的一种必然的现象。语言的发展就是一个在混乱和规范之中保持着某种动态的平衡的过程。过去认为，语言的发展就是从简单走向复杂，这样说是片面的。所谓发展不但表现在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而且也应当包括从复杂到简单，从多到少。发展正是这样两条路线相互对立相互牵制相互约束的一个过程。如果只有某一个方面，那么就很难很好地充当人们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了。在某种程度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定量的混乱是语言正常发展的伴随物，甚至是发展所需要的。但是必须看到，如果这种混乱超过了语言系统的承受能力，超过了语言自身的自我调节的能力，那么整个的语言系统就面临着毁灭的可能性。
四
在讨论汉语规范化工作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对汉语的本质和现状有一个大体上比较清楚和清醒的认识。这里有两种态度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一种是，出于对母语和祖国的热爱而一味地美化我们的汉语。这在某些情况下是对的，允许的，必要的。另一种是，指出并批评我们的汉语中的不足和问题。这又有两种，一是哲学家，他超然地冷静地科学地分析汉语的不足和缺陷，这无可指责，因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东西。二是带有某种偏见来对待我们的汉语，如过去的一些老外，由于我们的国家不富强让人瞧不起就联带到了我们的汉语也受到了攻击。现在，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汉语的确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发达最成熟的一种语言，它有许多优点，但是无庸讳言，汉语也并不是一个止于至善的存在物，当前的汉语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必须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这一工作，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汉语规范化工作。
谈到汉语的规范化问题，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展开。可以从语音、语法和词汇三个角度出发。可以从古语词语和文言句式及文言虚词、外来语的词语和欧化句法、方言词语和句法、生造词语和杂糅句法残缺句法等方面着手。一般说来，引起比较广泛注意的往往是在词语方面。这是因为这方面的问题面广量大，又最容易被发觉，而且看法也最为分歧，人人可以发表意见，个个都有一套见解。在目前就词语而言，问题的确不少，是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但是也应当有一个最基本的估计。有人认为问题已经是大得不得了了。这在我看来是不符合事实的。问题是有，但是也还并不那么严重，基本情况是好的，是很好的。目前我们的汉语词汇正处在一个大发展的阶段之中，是大有前途的。在语言的系统之中，词汇的体系性往往受到人们的怀疑。其实语言的词汇理所当然的是一个系统。不过，这个系统与语言的其他子系统有不同的特点罢了。词汇系统是一个离散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有远离开核心点的外围部分，有处在系统的中心点的核心部分。这核心部分是最稳定的，甚至是超稳定的，而外围部分则是很不稳定的。在我们讨论具体的词语的规范与否的时候，首先就应当考虑到这些词语在我们的语言中所处的位置。一般说，对于那些处在这个系统的最中心部分的东西我们理所当然地应当从严要求，而对于那些外围的东西则可以从宽发落，比较地宽大为怀。同时又要考虑到这些词语所使用的时间、空间和场景，区别对待。对于正式场合，对于书面语，对于文学语言，理所当然地要从严要求。但对于日常会话则可以从宽从轻发落。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应当抓紧对报刊影视广告社会用语的规范化工作，而且是从词语做起。抓紧对外语词语的管理。这个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17年里，在文革期间不是一个问题。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就比较地严重起来了。在短短的十多年间，大量的外语词语潮水一般地涌现了。这当然是有其社会根源的。在这个音译词语的大潮中，主流还是好的，是时代的需要，是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人民生活、精神消费等方面的需要的产物，它的出现丰富了发展了汉语的词汇系统，推动了汉语词汇的发展步伐，是应当充分地加以肯定的。在这个问题上同样的是不能搞国粹主义，不能推行排外方针，那样做不利于汉语的前途。汉语的词汇也要现代化，也有同国际接轨的问题，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术语方面更是如此。现在谈规范化，已经不同于50、60年代了，那时候，西方国家封锁我们，台港澳的问题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现在的形势是我们参加到了国际的大循环之中了，中国的统一大业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而且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大事情，同时我们要团结全世界的华人共同为中国的四化大业而奋斗，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汉语词语的规范化问题上尤其不能搞排外主义。这不仅不利于汉语词汇的发展，也不利于我们的经济的腾飞。所以我以为当前汉语词汇规范问题上对于大量的外语词语还是要有宽容的雅量。当然在今天的汉语中的确是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即不必要的有害无益的一些外语词语的泛滥。这当然也是有其社会根源的，有的是因为崇洋思想在作怪，有的只是青少年人的好奇心理的一种表现，这要求我们正确地进行导向工作，这也要区别对待的。对于好奇的社会心理要有一定的宽容。对于崇洋心理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要进行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的教育。这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途径，而不能只是在报刊上就某些外语词语本身来做文章，要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则是中外合资或者外方的独资，由于我们没有在这个方面加强管理，产生了他们的广告等方面用外语词语冲击干扰汉语词汇的现象，这我们应当加强立法工作，有必要采取某些强制性的措施。有的是我们自己的企业家为了赚钱而滥用或者干脆生造出一些外语词语来，显得不三不四。这同样是要在加强教育的同时加强立法工作。在当前词语规范化工作中，尤其要抓住广告语言。目前广告上的词语不规范现象是比较严重的。这对于社会的精神文明和中小学生的文化教育都起到了一个负面值的影响。这也是应当加强立法，运用行政手段来加以解决的。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宣传所能解决好的事情。
但是总起来看，目前汉语词汇方面的一些局部的混乱并不可怕。其实每个国家，每种语言，每个时期，都会有这种现象存在。只要汉语的核心，基本体系，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部分没有变动，正在健康地运动着，拥有强大的自我调节的功能，它能够控制约束住一切外围的东西的运动的方向；那么这些外围部分的局部的一时的混乱就有可能被克服被调节掉。所以在我看来，认识到语言的自我调节功能可以使我们在汉语的规范化问题上更加乐观更加自觉，同时也可以改善语言学家的目前还不那么好的人际关系，更加有利于语言学的普及和繁荣。
五
一般说来，语言学家大都对于语言的毛病十分敏感，并且要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改正它。这是一个语言学家的强烈的规范意识的很自然的产物，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语言学家应当更为全面地看待语言和语言的毛病。在我看来：
1.语言有时候不但允许人们出现一些语言毛病，甚至是喜欢这些个毛病的。这些毛病甚至于对于语言的发展还有好处呢。2.有许多的语言毛病是语言所讨厌的不能接受的。但是语言有一套办法对付它消化它或者清除它控制它。3.有一些语言毛病则是语言所无法忍受的。这一类语言毛病将破坏语言的肌体，摧垮一种语言。语言对于它可能也无能为力，因为已经超出了语言的承受能力。这就要求使用语言的人们来加以干预。
语言毛病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模糊的说法。应当具体地加以分析。一种是违背了语言的规律，即不合乎语言性的东西。另一种是它符合语言规律，但是不合乎人们的社会文化规范，是不可接受的东西。不可接受并不等于不合乎语言的规律。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三是它显然是不合语言规律的，但是却满足了交际者的某种交际消费的需要，是有意识地临时创造的一次性语言消费行为。四是，它既没有社会文化方面的依据，又破坏了语言自身的规律系统。对于这样的四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毛病我们理所当然地应当加以区别对待。
对于语言毛病我们还应当丢掉一些不太妥当的看法，如：在此以前从没有人说过的东西我们还不习惯的东西就是语言毛病。这不妥当。如果凡是从前没有过的东西就都通通地不让它出现，那么还谈什么语言的发展和演变？那这语言岂不成了僵死凝固的东西了么？说写从前没人说写过的东西这可能是对语言发展的一个贡献，不该一概受到指责。在这里，我们应当区别开合语言性同合规范性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合语言性是属于语言自身的，是语言内部的事情。合规范性这是从社会文化角度观察问题的结果，它虽然是建立在合乎语言性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却又有自己的非语言的标准。我们不可以把它们混为一谈。在谈到语言的毛病的时候，我们常常使用“生硬、别扭、不习惯”等术语，但是生硬、别扭、不合习惯的东西也不能同不合语言性简单的等同起来。这也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再就是，我们习惯于把不合语法性等同于不合语言性。其实语言是一个多层次多等级的复杂的大系统，不合乎其中的某一个子系统的规则也并不等于不合乎语言这个大系统的规则，因为在这个大系统之中，各子系统各个属的部分之间是不平衡的，在这个大的系统之中所占有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以往的语言评论，由于混淆了这些界限就常叫人们不那么心服口服。
在谈到语言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常说，语言的发展中常会有一种现象，那就是积非成是，错误的东西用的人多了，就成了规范的形式了。这其实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层现象，还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本质部分。一般说这一类的非，其实只是不合乎以往的规范的形式罢了，只是不合乎人们的使用语言的习惯，它从根本上看其实是符合这一语言的内部结构规律的。而人们的使用语言的习惯是可以改变的。一旦人们使用语言的习惯有所改变，这些个合乎语言的规律但在以往的日子里不习惯和不规范的东西就被接受而成了一种新的规范。这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就是语言的潜在的宝库中的财宝的一个显性化的过程。这就是语言的发展。这种从语言毛病到语言的规范的现象，在表层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选择，在深层已然是语言内在规律在发挥它的威力。这已然是在语言的自我调节的功能之内运动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是在语言的规律系统所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语言允许它的使用者大胆地突破现有的规范，因为它的潜在的能量本来就是很大的，这样的开发它的潜在的能量有利于它的发展，语言就在它的不断地发展之中而存在着。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搞语言学的人，一个搞语言规范的人就应当更加地允许支持鼓励人们对于现存的语言规范的突破和偏离，这一点不但可以容忍，而且应当作为语言规范的一个出发点，这同语言规范的概念是并不矛盾的，而是对立统一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如果说汉语是分层次的，那么，目前当务之急显然是语音和词汇的规范。在语法方面问题还并不那么尖锐。对于语音和词汇来说，语音的规范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标准，问题要好办得多。而对于词汇，一来它是面广量大，二来词汇规范的标准很难确立，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三来词汇问题牵扯到非语言的问题也比较的多得多，四来，词汇本身和词汇规范的标准都是在变动着的。总之一句话，在词汇的规范化问题上，由于变量太多，是很难把握的。但是在词汇的规范化问题上，我们要始终坚持的是，分别语言的内和外，在尊重语言自身的自我调节功能的基础之上来考察词语的运动，对于影响和制约着词语运动的社会文化因素采取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