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面临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导向论文,经济发展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种经济发展战略和两种发展经济学说
世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采取的两种经济发展战略此消彼长。
自40年代开始，拉美的一些国家利用中心国家控制削弱的国际形势推行从初级产品出口战略向进口替代战略的转变，“利用本国资源为本国制成品开拓国内市场，用贸易保护政策保护本国新生民族工业的成长，用国产品替代舶来品……”（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在50～60年代，巴西、墨西哥、智利等拉美国家以及包括中国、印度、埃及在内的亚非国家通过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初步建立起了相对独立的民族工业，改变了以往畸形的经济结构，拓展了国内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通过对战后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的总结诞生了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注：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在理论上发源于19世纪德国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F ·李斯特主张当时经济落后的德国利用国家权力保护本国的幼稚工业。）。其代表学说，即阿明、佛兰克等人提出的“依附理论”的主要观点就是经济发达的中心国家通过经济依附的新殖民主义形式占有了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唯一出路是从与发达国家相联系的链条中解脱出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注：参见箫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第157～302页。巨流图书公司，1985。）。激进主义的自主发展理论由于在战后初年符合新兴民族国家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政治需求，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然而，与长期坚持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国家相比，主要集中在东亚的一些国家与地区却由于及时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获得更大成功。这些国家和地区以出口为龙头来带动一国或一地区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国内生产多面向国际市场，经济增长依靠市场力量更多的自由化而非依靠国家力量的控制。在明治时期就已确立了“依靠出口实现工业化”的方针并在二战前业已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的日本在二战后依靠外向型发展战略重新崛起。1955～1969年间，日本GNP年均增长率约为10 %，出口年增长率为16.27%，而同期美国的出口年增长率为6.63%， 英国为5.74%，西德为11.47%，法国为8.61%，意大利为14.15%（注：日银统计局：《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比较统计》。1971。）。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和东南亚的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也由于在60年代开始向外向型经济转变，从而在第三世界工业化浪潮中所取得的成就最为令人瞩目。统计资料显示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和出口增加之间的关联性。东亚8 个高增长经济体（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的出口额占世界出口的份额1965年为7.9%，1980年增长到13.1%，到1989年则上升到18.2%。从1965年到1990年， 日本的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所占份额从8%提高到12%，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国。在70和80年代，新兴工业经济体取代日本成为出口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其制成品出口额的增长速度比日本约快4倍。而到80年代初， 东盟的3个高增长国家（印尼、马来西亚、泰国） 也在商品输出方面取得显著成就。1990年，上述8个经济体中除日本外的7个经济体的出口额占世界发展中国家出口总额的46.3%（注：参见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第38页。英文版，1993。）。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82～1992年世界总出口额增加了1.2倍，1972～1992年增加了8.2倍，而同期东亚地区出口总额却分别增加了2.5倍和27倍，1965～1989 年东亚地区出口增长率，新兴工业经济体为15.5%，东盟四国（印、马、泰、菲）为 7%，而世界平均增长率是6 %（注：见经济合作开发组织：《国际贸易和开发统计手册》，英文版1994；亚洲开发银行：《亚行成员国主要发展指标》，英文版，1994。）。正是由于东亚发展战略的成功，发源于坚持贸易自由、鼓吹比较利益原则的古典经济学、主张全面的“外向主导”和“市场主导”的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80年代以来又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
东亚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成功的外部条件
其实，东亚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对激进主义经济学说的完全否定，因为这一成功主要在于独特的国际环境下政治经济的相互作用。
美国的援助和市场开放是导致战后东亚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同时并存迫使美国放弃了传统的孤立主义，担当起世界反共军事集团的领袖，也使资本主义阵营中其它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富有战略意义。以退出它们的殖民地为条件，美国同它的欧洲同伙制定了可使这些贫困国家早日从战争的创伤中得到恢复的马歇尔计划；为把更多的贫困国家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而脱离苏联的控制，美国率先向那些同意疏离共产主义的贫国提供援助，以鼓励它们效仿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虽然关贸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某些部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惠国”贸易规则）在铁幕落下之前设计的，但最终形式（关于取消关税壁垒和配额制的一系列谈判、美国的领导地位和管理、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以及对各国商品都开放的美国市场）则形成于冷战的高峰期。残酷的战争结束后世界几乎无处不满目疮痍，唯有美国的经济实力更加强大，因此这个“帝国主义的头号列强”对谁进行援助，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对谁开放都至关重要。为在东亚建立“反共堡垒”，作为东亚当时唯一的工业国的日本成为美国扶持的主要对象，同时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台湾和韩国也被纳入扶持范围。
东亚主要通过发展对美出口带动自身经济的增长这一结论可通过对这一地区贸易的国际走向的分析得到些证明。1935年日本出口的65%面向亚洲，其中18 %面向中国， 对当时工业国的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额的25%，其中对美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额的17%。而在战后，日本出口的主要对象则转向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1960年，日本对发达国家的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的47.6%，其中27.4%出口美国；197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4.0%，其中对美国出口高达30.7%。1960年，在美国进口总额中来自日本的进口占7.4%，而到1970年，这一数字就升至15 %以上（注：中山伊知郎等编：《日本经济事典》第627、631页。讲谈社，1983。）。而据美国官方统计，“60年代日本对美出口占出口总额的35%，80年代亚洲“四小龙”对美出口占出口总额的48%。”（注：参见L ·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第1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下资本主义经济在50～70年代初进入一个全球性的生产和贸易快速增长期，并主要通过贸易活动将这种增长冲力传送给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家。1950～1973年，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平均GNP增长达4.9%，比战前年代高2.5倍。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发达工业国开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升级的同时，将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尤其是日本由战争初期的劳动导向型出口阶段步入更高层次的工业化阶段（规模导向、生产线导向和知识导向），使在战后获得美国援助经济得到一定恢复又确立了出口导向的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等迎来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与日俱增的国际市场，尤其是对低附加值产品的需求，消化了东亚地区生产的商品。刘易斯在1979年12月接受经济学诺贝尔奖时的演说中曾指出：“当较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较快时，它们进口的增长速度也加快，而欠发达国家就出口得更多。”他根据1873～1913年间和1953～1973年间的统计数字得出结论：“欠发达国家初级产品的出口增长正好是根据发达国家生产增长率所能预测的2／3，不多也不少。”（注：威廉·刘易斯：“增长引擎的减慢”，转引自《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八辑）第251 页。商务印书馆，1984。）这一结论符合东亚实际。1962 ～1964年， 东亚在世界纺织品和其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就已高达19.5%，到1973～1975年间这一数字提高到26.2%，到1982～1984年间上升到34.6%。1962～1964年，东亚在纺织品和其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上已占北美市场的32.4%，欧洲市场的6.4%；到1973～1975年， 则提高到40.2%和10.4%；到1982～1984年上升到58.4%和14.2%（注：参见德赖斯代尔：《国际经济多元主义》，第164～165页。英文版，1988。）。东亚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为提高国内技术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在积累资金、引进先进国的技术和设备等方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世界情势的改变与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终结
任何有政治因素介入的经济活动总难免带有一些不和谐的成分。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增强凸现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原孕育的种种矛盾，也规定了东亚主要面对西方市场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发展模式历史使命的终结。
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贸易不平衡状态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又得到了新的扩展，其突出表现是美国已无力弥补它为维持“世界霸主”地位付出的代价，并给太平洋贸易圈留下隐患。80年代以来，在美国、日本、新兴工业经济体和东盟四国及中国之间形成了一个贸易三角，其特征是：在最终技术上高度依赖日本，在资金上依靠日本和新兴工业经济体，在生产上选择劳动力低廉的东盟四国和中国沿海地区，在生产技术上多为加工装配业，而在出口市场上则高度依靠美国。1994年，美国的经常性项目赤字为1450亿美元，而同年日本经常性项目盈余为1300亿美元。1993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为500亿美元，1994年660亿美元，1996年312 亿美元，但到1997年又有上升，而1993年美国以外的太平洋圈国家对日贸易逆差达570亿美元。 结果是日本以外的东亚经济体不得不通过对美的贸易顺差来弥补对日的贸易逆差。如1993年，中国对日贸易逆差为170 亿美元，靠对美贸易的200亿美元的顺差来支付。 “太平洋圈国家对日贸易赤字很大，它们是用对美贸易的盈余来支付这类赤字的。若没有美国这个愿意接受亚洲商品的开放型市场，亚洲内部贸易明天早上就会瓦解。日本的贸易盈余、美国的贸易赤字以及谁都无法渗入世界第二大市场的困境到了某一时刻会使目前的贸易体制窒息而亡。”（注：L.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第203页。 上引数字亦参见该书及日本朝日新闻社编：《1998年日本年鉴》等。）
以目前美国的实力，它还可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维系贸易逆差，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二战结束时，美国的GDP约占世界的2／3。 而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 则有欧洲的复兴和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 1995年，以GDP 规模来衡量世界各地区所占的比重分别为：欧盟十五国29.7%，美国24.0%，日本18.1%。1990～1991年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世界的衰退表明美国已不再是救世主，尽管美国的经济在温和地恢复，但它已经无力把世界其它发达国家拉出衰退。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虽然还可以指望美国恢复自身经济，但“在没有共产主义威胁的情况下，……格林斯潘先生能够也会为自己辩白说，在其间的十年里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已经从一个有贸易盈余，联邦预算平衡，有充分的就业，世界上最大的净债权国转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净负债国，一个财政和国际账目有着持续性和连续性赤字的国家。它不再能做过去所做的事情。”（注：L.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第215页。 ）而人们看到的事实则是：目前的美国非但不愿再为安全利益而牺牲经济利益来扶持东亚，反而出于各种考虑开始对这一地区实施“适度的”遏制政策。
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达工业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进入90年代以后，东亚地区的商品供给，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供给，由于日本与新兴工业经济体资金与技术的海外转移和中国加入国际市场，有了大幅提高，而同时由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经济增长减速，需求却有所下降。1992～1996年西方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不足2%， 而且新形势下西方世界的经济增长并不就意味着扩大面对东亚的市场需求。例如美国经济虽然依旧保持3 %左右的增长，但这种增长的1／3是靠数字信息产业的发展拉动的，从而对需求弹性较低的原材料、燃料以及劳动密集产品的需求少有扩展。
问题还在于世界经济集团化和一体化趋势也在一定范围上阻击了东亚的出口。90年代以来，世界区域性集团化趋势明显加快，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方共同市场、西非共同体等区域性组织方兴未艾，集团内部的贸易自由化和对集团外部的贸易保护主义相结合日益成为世界市场的基本走势。一体化程度最低、在出口上主要依赖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市场的东亚地区面对日益增强的贸易壁垒，1996年下半年的出口就已经是零增长。冷战结束后经济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战场，世界经济一体化脚步加快，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加强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鼓励出口产业的发展，由此带来出口产业和全球生产能力的急速扩大。不仅包括中国和越南在内的拥有33亿多人口的东亚地区在积极地扩展产能，东欧、拉美的经济体制转轨国家也都将经济结构转型的重点放在发展出口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上。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发展，使东欧转轨国家向欧盟市场整合，墨西哥等地（现在是加勒比海地区）向美国市场靠拢，都在给东亚的出口形成压力。“最典型的例子是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迅速摆脱出口配额的限制，成为美国最大的纺织品进口来源地，挤占了原属于东亚的市场份额”（注：朱文晖：《东亚经济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新秩序》，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2期第25页。）。由于经济、社会、文化、 政治等方面的基础薄弱，最早受惠于出口导向战略的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和东南亚国家未能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到90年代中期，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出口竞争的潮流中，韩国和东南亚前有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保护行为的挤压，后有中国、越南、拉美、东欧的追赶，而它的最主要产品恰好是全世界最为过剩的劳动密集、半资本密集产品，因此难免在金融危机中遭受沉重打击。
东亚各国固然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带动了自身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但也增加了本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和不稳定性，使经济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畸型状态。作为世界最为开放的经济，美国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贸易占GNP的比重）不到25%，日本不到20%，但1995 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高于40%，印尼为45.4%，而韩国、台湾、菲律宾、泰国都超过了50%，马来西亚更是达到175.5 %（注：参见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发展指标》，1996年，第40页。）。1965～1989年，新兴工业经济体的出口由原占GDP的26%上升到72.1%，东盟四国由27%上升到35.8%， 中国则由6.8%上升到15%。 高外贸依存降低了经济本身抵御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尤其是东盟的制造业虽然发展迅速，但又大都是以出口为目的依靠外国投资所兴建。80年代末马来西亚电子产品出口的99%以上、机械出口的90%以上、橡胶出口的80%以上、纺织品出口的75%以上均为外国企业所控制。显然，这种主要依靠外来企业的制造业难以发挥对本国市场和本国供应商的“后向联动效应”。如前文所述，东亚各国基于比较优势发展的出口产品大都集中于纺织、鞋帽、电子元件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结构比较单一，从而不但各国厂商竞相压价竞争而使贸易条件趋于恶化，还造成出口市场的脆弱。例如，1995年以来电子、半导体元件国际市场价格暴跌，致使泰国和韩国的对外贸易损失惨重。
东亚经济发展战略应该如何调整
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一年之后克鲁格曼发表文章，主张东亚应该采取汇率管制等保护手段振兴经济，题目就是《拯救亚洲，是采取激进措施的时候了》（注：参见《财富》1998年9月号。）。 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的某些观点再度引人注目并得以重新尝试。
为重新将经济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面临困境的东亚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必须调整。调整的内容应该包括：
（1）改变以往以单一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局面， 积极介入高新科技产品领域的竞争。普雷维什和辛格等人曾指出，外围国用所生产出的需求弹性低的初级产品同长于技术创新的中心国所生产的需求弹性高的产品进行交换，其结果只能是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因此外围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必须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大量需求弹性高的制成品，才能改变现存的国际关系格局（注：参见L.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1990；H.辛格：《贸易条件的争论及软贷款的发展》，载《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这一观点既有可供商榷的余地也富有启发性。东亚努力继续发展同发达国家之间的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需求弹性较高的产品的出口，加入水平分工行列，将提高自身经济的自主性，弱化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这种调整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可能性：在科技创新方面，日本和中国具有一定的科研基础，在某些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技术传递方面，90年代的经济技术的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数字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实质上推广和完成第三次产业革命、新技术的商品化、市场化、标准化和扩展的速度大大提高。过去世界商品生产体系中美国创造、日本产业化的模式被打破，美国—日本和欧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其它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和产业传递过程被迅速缩短。新技术和新产品可以从创新地美国跨越日本到达台湾和韩国，甚至可以直接进入中国、东盟等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
（2）改变主要面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出口的局面， 全力推动东亚地区化进程，积极开展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目前东亚已经具备一些通过地区化促进现代化的有利条件。1950年占世界人口66%的亚洲的收入仅占世界收入的19%。但到1992年，亚洲的收入已占世界的33%，大多数人口已经脱贫。尤其在东亚，1997年前经济一直在持续高速增长，已拥有一定的基础设施和一定规模的熟练劳动力。虽然面对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挑战，东亚依旧未能在集团化方面形成规模，但近年来由于与欧美贸易摩擦加剧，尤其是1985年日元升值以后，以日本为主的东亚地区内部贸易出现了增长趋势，东亚的出口导向战略已经有所调整。虽然日本1990年以来经济长期陷入衰退，而且这种衰退由于日本人口老龄化等原因一时难以终止，较为独特的文化传统又使日本人对“舶来品”格外挑剔等，使东亚其它国家短时期内难以指望依靠进入日本市场复苏经济，但作为东亚地区的第一经济大国和唯一的发达国家，随着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日本无疑将会在促进地区内国际贸易方面有所贡献，如成为东亚其它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劳务的另一个主要出口对象。
以往的国际贸易大都在发达国家之间和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以往的发展经济学也大都以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在看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刘易斯就曾指出欠发达国家要将外贸这一增长引擎的速率加以维持，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燃料的来源，即大力推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第312页。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这无疑是个富有启迪性的思考。东亚除日本之外各个国家与地区拥有不同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也不尽相同，各自的进口品需求弹性的比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比率也存在差异，存在比较利益等发展商品贸易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东亚的新兴工业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在开展贸易方面也存在一定潜力。显然，这是一个在实践上值得探索、在理论上值得认真研究的“空白”领域。
（3）改变主要以外贸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局面，积极扩大内需。 目前对东亚所有发展层次的国家与地区而言，更加日益重要和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成功地把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建立在强大的国内需求的基础上。出口导向确是岛国和小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或发动机，但也由于这一导向使东南亚经济成为“飞地式产业”，一旦出现危机便是出口能力和经济体制的双重破坏。因此调整的任务也最为紧迫。对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外贸对经济增长一般只起到相当程度的促进作用而非引擎作用，因而宜采取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发展战略。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加入东亚出口导向行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迅猛增长，成为在鞋帽、纺织、箱包、旅游等产品的世界头号生产与出口大国。1995年中国GDP的需求因素中，净出口占17.4%， 外贸依存度高达40%。对于日本而言，也“必须建立一个由国内市场拉动的经济而不是一个靠出口推动的经济才能重新开始增长。日本的经济规模实在太大了，它再也不能依赖出口导向的增长了”（注：L.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第200页。）。
东亚目前已经初步具备拓宽加深国内市场的经济条件。日本的情况自不待言。出口导向在以往对国内相关产业的刺激与发展，使东亚国家和地区已经初步具备一定的工业基础。如目前的中国国内经济行业齐全，市场庞大，各地区之间已具有相当强的经济互补性，国内消费需求一直是促使GDP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其贡献率达50.8%。 问题的关键似乎更在于价值观念的转变，如冯久玲所指出的：“节俭被证明是阻碍亚洲经济从外向型经济转变为消费内驱型发展的一种价值观”（注：冯久玲：《亚洲的新路》第1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东亚把辛辛苦苦赚来的外汇存在西方的银行里并在西方进行金融投资活动，而自己的国内经济却还没有摆脱对外国资本的依赖。1990年日本公司仅将不足30%的利润用于支付红利，而美国公司则高达80%。1989年日本股东平均可望获得的红利可能只有他们投资额的0.43%。廉价劳动力和货币贬值这两个以往促进东亚出口导向战略有效实施的重要举措更是在直接造成国内市场萎缩，东亚经济危机已经证明这些措施已不再足以推动东亚经济继续发展，也不足以满足亿万劳动者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期望，反倒使国内经济濒临险境。改变思想观念和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对中国尤其重要。有资料表明，泰铢在贬值50%之后，其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仍高于中国。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的调查则表明：珠江三角洲一带外来劳工的工资水平在过去10年基本没有增长（注：参见黄卫平、朱敏玉：《金融危机与中国涉外经济政策》，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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