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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50(2013)01-0063-10
进入新世纪以来，管理学理论框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人们对它的理解因此也在变化，并且开始接受一种新的认识论取向：客观、公正的管理科学基础并不存在，传统上认为组织及其管理世界以及管理学知识是一元科学理性权威产物的观点应当受到质疑。根据管理学批判理论，管理学知识是随着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一切管理学理论、范式或者论述都是由特定的社会建构形成的。这种认识论上的相对性与复合性颠覆了管理实践原有的意义，也颠覆了人们对管理实践方式的传统理解。这种认识论就是管理学建构主义与批判理论。
一、管理学批判理论概述
按照管理学界通行的说法，后现代管理学理论(postmodern theory of management)与管理学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in management)都属于管理学建构主义(management constructivism)的具体表现形式，但管理学批判理论是管理学建构主义的核心理论，两者在认识论基础方面的差异并不是很大。
严格地说，讨论管理学批判理论就会涉及对管理学建构主义的评价，而管理学批判理论的哲学来源是哲学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Jay Forrester，德鲁克、明茨伯格等都是带有强烈管理学批判主义色彩的管理学家。
管理学批判理论认为，组织及其管理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对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理解和赋予它们的意义是每个管理学家和管理实践者自己决定的。管理学家和管理实践者都是基于自己的经验来建构现实，或者说解释现实。管理学家和管理实践者总是用自己的大脑来创建个人世界。由于管理学家和管理实践者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因此，管理学家和管理实践者对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理解也各不相同，管理学建构主义更加关心如何以既有的经验、心智模式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管理学知识。
管理学批判理论的认识论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管理学知识不是对现实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纯粹客观反映，任何一种承载管理学知识的符号系统都不是绝对真实的表征。它只不过是人们对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解释、假设或假说，它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而是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而不断变化、升华和完善，形成新的解释和假设，并且创建新的理论。第二，管理学知识并不能绝对准确无误地概括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法则，提供对于开展任何活动或解决任何问题都实用的方法。在解决组织及其管理的具体问题方面，知识是不可能一用就准、一用就灵的，而是要针对具体问题和具体情况对既有的组织及其管理知识进行再加工和再创造。第三，管理学知识不可能以实体的形式存在于个体之外，尽管通过语言可赋予管理学知识一定的外在形式，并且通过实践使管理学知识获得较为普遍的认同，但这并不意味着管理实践者或学习者对管理学知识有同样的理解。真正的理解只能是由管理实践者或学习者自身基于自己的经验背景建构的，取决于特定情况下组织及其管理的学习活动过程。否则，就是纸上谈兵，死记硬背或生吞活剥，是被动地复制理论。
管理学批判理论首先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管理学指导主义(management instructivism)。管理学指导主义认为，管理学家和管理实践者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精神权威，他们可以通过指导组织及其管理变革活动来达到这个目的。但管理学批判理论认为，这个权威非常不稳定，因为所有的管理学知识都是高度可变的，是社会偶然的产物，或者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因此，组织及其管理发展的过程是辩证或互动的，管理实践者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建构的学习，是可以得到管理学家和其他管理实践者的协助，管理实践者与管理学家是相互促进的，而不是完全听命于某个管理学权威。
管理学批判理论抨击的主要目标并非是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而是实证主义背后的哲学基础，即在管理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哲学正统——笛卡尔关于认识者与认识物完全分离的二元论①。实证主义假设，事实上存在这样一个中立的立足点：观察者可以站在这个立足点上客观地观察外在的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管理学家的理论，是客观、中立的。事实上，管理学实证主义的哲学来源是法国哲学家Conte(1853)所说的“断然假设”——构成了外在社会与自然现实的事实。因此，管理实践者可以通过采用适当的方法来进行知识配置，这样他们的管理实践活动也就被解释为技术性的中性活动，或者被视为对现实的一种客观表征。本质上，管理者特权变成了高级知识的代名词，这样人们就认为这些特权是可以接触到现实的。这种实证主义认识论假设的关键在于，语言在中性的现实表述中发挥了作用。正如一位实证主义者所说，(语言)使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来检验理论，丝毫不差地对观察到的事物进行描述，并用它来进行理论检验，这就好像我们直接在理论和现实之间进行比较一样。如果两者不相符，那么理论就是错误的，因此也就可以抛弃(Hindess，1977)。
严格地说，管理学批判理论的认识论来源于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其著作《纯粹的推理批判》(Kant，1781)中对经验主义的批判。康德认为，我们的思想不是被动的感觉材料接收器，相反，我们能够自主地对外部现实的经验进行选择、限制、组织和解释。是我们赋予这个世界意义，而不是像经验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是世界赋予我们意义。所谓的外部世界就是一种思想建构，是思想对我们感觉输入进行加工或建构的产物。
管理学批判理论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由于经济学理论和规范研究方法的大举入侵，形成了一个足以同基于案例研究或经验研究本体论和实在论的方法论相抗衡的基于人的认知发展和学习过程的社会建构主义方法论(socially constructivism methodology)，而管理学批判理论则是管理学建构主义的核心理论。
社会建构主义方法论认为，管理学知识不是已有知识的理性、逻辑延伸，而是不同社会、文化、历史过程的偶然产物。社会建构主义方法论的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较好地解释学习如何开展、意义如何建构、概念如何形成，较为有效地说明管理学学习过程的认知规律。
20世纪80年代以后形成的管理学批判理论方法论同传统的实证研究、归纳研究和演绎研究有所不同，但管理学批判论者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托马斯·库恩关于科学总要通过现存范式或理解框架(framework of understanding)来进行观察和说明的观点，认识到知识的产生依赖于理论和经验的双向互动，并且承认管理学的发展是一个经验观察和先验范式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
在管理学批判理论看来，管理学家观察到的东西不是独立的，而是管理学家自己的方法论与他们关于组织及其管理事实的相关知识和他们的概念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管理学家不仅建构了他们对实验事实的解释，而且还建构了事实本身。因此，对于管理学批判论者来说，每个组织及其管理实践都是一种社会事实，都是按照某种“思维模式"(thinking model)形成的团体集体思维之协商产物。这就意味着“事实比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的要多得多”。自然，管理学不可能存在任何中立的基础，因为它是感觉输入的被动接受者。在管理学家做出任何观察之前，管理学家所使用的语言、理论和假设已经对他们要观察的现象施加了影响。
在管理学批判论者看来，管理学既不是通过证实或证明理论来进行归纳的产物，也不是通过扭曲理论来进行演绎的产物。因此，实证主义者宣扬的关于管理学家是中立的公正观察者的观点是荒谬的。建构主义者认为任何已经证实的管理学知识、管理事实和因果关系都受到了管理学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管理学家的证明根本不是普遍适用的管理学事实，而是具有局限性的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是由社会的语言游戏(Rorty，1979)、范式(Burrell和Morgan，1979)、隐喻(Ortony，1979)、利益(Habermas，1972)、传统(Gadamer，1975)、论调(Foucault，1977)、合法性危机(Taylor，1985)或世界观(Geertz，1989)等决定的。
我们发现，基于案例研究或经验研究的本体论和实在论的方法论、基于人的认知发展和学习过程的社会建构主义方法论以及基于社会心理学方法的行为主义方法论三者，在研究的基础和背景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管理学研究的最大障碍不是分析性的，而是哲学性的。秉持不同理论传统和不同经验传统的学者有着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导致在管理学研究的科学共同体内部存在太多的竞争性理论和观点，进而导致管理实践者无所适从，并且使这些理论和观点在频繁的交锋中模糊了经验蕴涵，引起了许多管理学家的极大忧虑。
在管理学批判论者看来，任何管理学陈述都是管理学家的社会建构产物。教育管理学家Foster(1993)认为，任何管理学范式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一种范式既可以是透镜，也可以是眼罩”，人们“选取何种范式，要由他们的情感投入、教育及其体验来决定，而不能由理性、中立的评价和选择来决定”。在管理学批判论者看来，组织及其管理世界与其说是一种客观存在，毋宁说是一种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是主观或共享主观(inter-subjectivity)的产物，是一种为他人所共享的理念，因而不能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组织及其管理的现实问题(Putnam和Pacanowsky，1983)。管理学批判理论强调，个体是实在的，而指导个体行为的是那些共同的决定和共识。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大多数事情就是不断地被建构和赋予意义的。在管理学批判理论看来，管理学原本就是由导致社会建构的常识构成的，管理学家作为观察者的作用就在于理解常识概念和那些作为人类交往基石的内在假设。管理学研究者的身份不是观察者，也不是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participant-as-observer)，更不是组织及其管理的立法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或是以参与者身份出现的观察者(observer-as-participant)，是科学共同体实践社群的组成部分。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肯尼斯·贝利(Bailey，1994)所说的那样，“自然科学家一般不是他所正在研究的现象的参与者，而社会科学家则是”。
由于我们的理论总是证据不足，因此，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理论陈述是否只是反映独立存在的社会现实，还是意味着社会现实是被创造出来的，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里，管理学家的意见出现了分歧：管理学批判理论(又称本体论现实主义)认为管理学范式是对独立存在的客观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反应和调适；而本体论主观主义(亦称管理学后现代理论)则认为管理学范式是对缺乏主体地位的现实的一种创造。Morgan(1986和1993)曾经指出，大多数管理学建构主义者似乎或多或少地在本体论现实主义与本体论主观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但仍有一些管理学家始终坚守着本体论现实主义阵营(Beck，1996)，或是坚决拥护本体论主观主义(Baudrillard，1983)。本文认为，管理学批判理论是管理学建构主义的核心理论，而管理学后现代理论只是管理学建构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人们对管理学后现代理论的兴趣或许是企业家精神在管理学界得到发扬的结果(Alvesson，1995)。
二、管理学本体论现实主义观与方法论
管理学批判理论是指管理学建构主义中的本体论现实主义观点，它不承认社会过程中管理和需求的认识论权威，尽管社会过程是所有组织及其管理知识存在和合法化的基础。本体论现实主义观认为，现实主义涉及很多问题，而最本质的问题就是管理学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管理学的本原、管理学的社会功效以及管理学发展的动因等问题构成了阐明管理学与实践关系的本体论。本体论现实主义制约着管理学认识论、方法论、批评论、风格论和实践论。因此，管理学批判理论摈弃了管理是一种技术性活动而非政治性活动的观点(Willmott，1984)，认为这种观点掩盖了小团体利益(clan benefit)在组织及其管理知识建构中的作用。管理学批判理论是一种解释性、规范性、实践性和自我反思性的社会理论。然而，不论对管理学前景抱持悲观还是乐观的态度，管理学批判论者仍在孜孜不倦地探讨一个共同的主题：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和现代社会组织形式均展现出的狭隘和非人性化的“技术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颠覆或扭曲了管理学启蒙理性的理想，这种技术理性又与管理学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形式串联在一起，而这正是管理学批判理论所要抨击的东西。
具体而言，首先，管理学批判理论对管理学实证主义认识论及其基础——笛卡尔的二元论观点——进行了强有力的批评。管理学批判论者认为，管理学实证主义关于管理学真实的理论会扰乱“知识”和“利益”之间的关系，因为这种理论假设存在一种理论上中性的观测性语言，人们在检验组织及其管理现实时可以用这种语言来重构现实。其次，管理学批判理论批评了传统管理学不假思索地采取偏重于狭隘的归纳法的实证主义方式。他们主张直接对个体的理解、行为和经历进行调查研究，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来解释现实世界，从管理学者自己作为行为主体而不是被动旁观者的立场，在复杂、动态的关系中不断形成和再造我们的未来。在管理学批判论者看来，组织及其管理世界是管理学者被迫与它们发生联系的世界，管理学者被迫成为这个世界的一分子；管理学者必须适应这个世界并成为这个世界的一分子，从而形成一个不同于传统管理学理论所认识的理性的客观化语境世界。再者，管理学批判论者强调，实证主义假设存在一种理论上中性的观测性语言，忽视了认知主体对认识对象的影响，因而缺乏任何形式的认识论上的弹性，最终成为了一种“掩盖管理学知识形成过程的客观主义幻想”。事实上，所有的管理学知识在其源头就受到了感觉体验方面的社会/文化因素的污染。在管理学批判论者看来，仅仅把组织及其管理假设成一套有利于所有人的中立的技术活动，只会暴露这种假设缺乏客观性。因为，即便是社会价值观、小团体利益和权力关系，也仍然在现实的组织及其管理实践中起到一定的“创造”作用。最后，管理学批判理论要揭示的是人们将组织及其管理的某种知识作为一种特权而产生的压迫结构，一种隐藏在主流管理学理论之中的、被管理学实证主义认识论所掩盖了的压迫结构。这种压迫结构排斥其他非主流声音，缺乏应有的对话与探讨。管理学批判论者希望能够为人们展示另外一种利益模式和价值模式，即在民主基调下，用关心集体利益和伦理道德问题来颠覆和取代正统的管理严密的技术性组织及其管理理论与实践(Forrester，1989)。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Forrester(1983)敏锐地将管理学批判理论概括为一种结构现象学，“管理学批判理论是一种现象学，因为它涉及熟练而暂时的社会建构与主体间的谈判。它是结构化的，因为它涉及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相遇、对话、冲突、倾听或是交战的历史发展阶段……行为主体通过沟通互动把每一天的生活都主观化了，但‘感觉’取决于周围的关系或环境，即取决于行为主体工作和生活的客观结构”。
管理学批判理论采取的是社会建构主义立场，主张用民主化标准来评判沟通被系统扭曲的程度，认为任何现有组织及其管理实践本身都可以被质疑和改变，即人们能够从那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解脱出来，通过批判性思考来获得推理和“理性自我”(rational self)的力量。因此，管理学不但要关注组织及其管理实践，而且还应当将注意力放在那些被排斥在主流管理学之外的利益上。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让人们认识到现有的组织及其管理实践和管理学本身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社会建构的。
在管理学批判理论看来，所谓的理性自我，就是自我在自由情境下的活动和建立民主的组织及其管理体制，而美好生活的本质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和以社群和谐为依归。管理学批判理论要重建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主要内容是：(1)同时重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关系的组织及其管理；(2)兼顾个人与集体的民主组织及其管理；(3)兼具自主与和谐的组织生活形态。管理学批判理论的近期目标就是维护与发扬人类理性与自主性，而远期目标则是期望人类能够建构美好的生活与组织及其管理。
管理学批判理论的方法论有一个三角支撑点，那就是辨证、批判和否定。在管理学批判理论中，辨证、批判与否定三者是交互运用的，辨证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否定的过程，所以辨证的思考方式也就是一种否定性思考方式。如果把它应用到组织及其管理现象中，那就是通过不断的批判、否定来使组织及其管理现实朝着更为合理的方向转变。因此，管理学批判理论强调管理学就是要发展管理实践者的个人能力，具体而言，首先要强化个人的批判思考能力，包括质疑能力、反省能力、解放能力、重建能力；其次是发展个人自我理性的能力，因而主张培养自主能力和提升民主素养；最后是提高自我能力，包括自我理解能力、自我反省能力、自我实现能力。
严格地说，管理学批判理论不是一种单一的理论，而是一群理论的聚集，旨在继续完成管理学的人类理性启蒙任务。管理学启蒙时代的真谛是把人从愚昧中解放出来，使人从“神”中解放出来，向自主迈进。管理学批判理论的基本任务就是以自我塑造来排斥诸如“神”和“理性”等意识形态主宰的过程，通过自我认识、自我反省和自我理性来实现。如果说管理学启蒙运动的任务是把人从“神”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的话，那么管理学批判理论的任务就是把人从“工具理性”中解放出来，使人具有自我理性与自我能力。管理学批判论者相信，经过自我反省获得的知识是融合自主性与责任的知识，除管理学家的自我反省之外，将管理学从理性中“解放”出来或“重建”新的管理学，也是管理学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解放的目的是要拯救人类理性，或者说使人从所谓的“理性”中解放出来，免受任何一种理论的束缚。
在我们看来，从本体论的角度看，管理学批判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唯名论。唯名论认为，现象是通过个人感知构成的，外部世界是人们在心目中主观创造的。存在的事物都是个别的，心灵之外没有一般的对象。只有个别的感性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而所谓的共相(universals)并不具有客观实在性，它们是隶属于或派生于个别事物的。管理学批判论者相信，我们其实可以不诉诸共相就能解释组织及其管理现象。既然我们可以这样做，因此，唯名论者认为根据哲学中所谓的“奥坎姆剃刀”(Ockam's razor)原则——不要假设在解释上不必要的东西，没有必要在个别事物之外设立普遍的实体，因为这些实体既无逻辑自明性，又缺乏经验证据。那么，如何能够不诉诸共相而又能够对这些现象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呢?管理学批判论者认为，一旦个体所属的组织及其管理空间被重新发现，那么共相就会失去意义，职能主义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就会分崩离析，管理学范式就会被瓦解为杂乱无章的单体(singularities)。于是，分崩离析后的职能主义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也会遭遇同样的处境，唯实论(realism)的理念会遭到唯名论的批判甚至摧毁，而理性和规律性在新发现的现象面前将会变得黯然失色②。
三、对管理学批判理论的评价
管理学批判理论的核心在于考察和理解在一个不断变化、充斥不对称权力关系的环境中如何建构组织及其管理实践并使之合理化。因此，管理学批判理论集中关心两个主题：首先是对管理学关于组织及其管理实践的主流观点进行分析和批判，以便揭开被管理学实证主义认识论所掩盖的压迫结构的面纱。管理学批判理论希望通过这样的分析和批判，为人们识别“真实的”利益提供解决方案，这就是“将生活从不必要的控制中解脱出来，使所有的生活形式都与真实相符”(McCarthy，1978)。其次是表达自己所关注的要点：如何通过建立组织及其管理民主来帮助人们摆脱主流理论的利用和压迫，实现解放与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学批判理论就是要显示某种特殊的沟通行为在精神、政治和实际三个方面的重要性，它要弄清某种特殊的社会建构对扭曲沟通行为产生多大的影响，而沟通行为的扭曲在现实中会对组织成员的生活产生微妙的影响。
当然，这两个主题都涉及这样一个基础：管理学批判论者必须抛弃管理学公正性这种自大情结，必须把自己看成是局部的参与者，承认局部参与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这就需要承认管理学原本就是由导致社会建构的常识所构成，管理学家作为观察者的作用就是努力理解常识性概念和那些作为人类交往基石的内在假设。如前所述，管理学研究者的身份不是观察者，也不是以观察者身份出现的参与者，更不是组织及其管理的立法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或是以参与者身份出现的观察者，是科学共同体实践社群的组成部分。要做到这一点，管理学批判论者必须对自己所做的分析进行反思，正如美国克莱姆森(Clemson)大学教育管理学教授Kinchloe和McLaren(1994)所说的那样，将“他们自己的假设放在桌面上供人评说，这样就没人会受到自己认识论和政治局限性的束缚了”。管理学批判论者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自我反思，才可能解决他们为自己设下的难题。
管理学批判理论从怀疑一切认识论权威的哲学观出发，对管理技术是否能够解决组织及其管理世界问题表示了不安与怀疑，因为这些问题来自于理性主义正统的知识建构观。管理学批判理论提出了解决组织困境的自我反思原则，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谓的“解放利益”(interest of emancipation)的目标——把人们从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从属关系和由这些关系导致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解放的知识是经过再思考而获得的自我知识的一种形式，能赋予个人以力量，使个人以更加理性自主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解放利益”的作用在于促进自我反思，即通过追求自我反省与批判意识来实现自治和提高责任心，它对应的研究方法是反思与批判。在管理学批判论者看来，管理学主流理论不具备实践相关性，因为它非但没有与这种“解放利益”联系起来，反而与霸权主义沆瀣一气。对于管理学批判论者来说，既然不存在绝对的真实，那么，只要是在一个具体的历史范畴内就能够通过理性讨论来实现管理知识和管理实践的合理化(Habermas，1990)。哈贝马斯提出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就是试图解决理性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人们可以依靠沟通理性来达成共识。但沟通理性需要一种“理想的语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即一种不存在权力和欺诈，而只有最佳论据发生作用的语境。在管理学批判理论看来，管理知识和实践的合理化不是依靠少数管理学权威的宣传就能够实现的，而要通过在不预设限制的前提下公开讨论管理知识和实践问题并达成一致意见来实现。只有在理性讨论中进行自我反思的管理实践参与者才能对合理化要求做出正确的评价，才能够评判要求是否合理，这样就能够进行更加充分的论证，进而解决此前发生的冲突。
尽管管理学批判理论是从组织成员的自我认识着手研究问题的，但也假设很多组织成员对自己所在组织经验的认识是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形成的，这种不对称权力关系在组织生活中无所不在。因此，很多组织成员会产生错误的理解和意识。管理学批判论者相信，在错误的理解与意识的作用下，组织成员不仅对自己受压迫的现实懵然不知，而且还帮助统治者把这种扭曲施加给自己。在实践中，管理层通过管理决策分析建立起来的表面上符合社会事实的、技术性的、中立的意识形态，起到了掩饰不合理的压迫结构的作用，而组织成员往往会认为这是合理的、不容置疑的，并不存在其他可选择方案。因此，管理学批判理论希望通过向人们揭露管理决策分析扭曲事实的本质，并解释管理决策如何导致错误的理解和意识，来揭示错误理解和意识的根源以及它们的影响。管理学批判论者希望这些叙述性元素能够促进人们树立批判意识，并把这种批判意识视为组织成员应该具备的一种素质。这样，组织成员就能从管理权威的意识形态霸权中解放出来，管理学批判理论本身就会成为一种推动组织意识形态和组织及其管理变革的强有力的力量。
应当看到，尽管管理学受到不同学派在观点和研究方法方面的争论的干扰(Kay，2003)，但实证主义与理性主义认识论一直以来支撑着概念化的主流思想。Browne等(1999)指出：“科学使我们能够理解‘自然之外’的事物，使我们有能力认识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尤其是认识关于这个世界的生存规则与法则，正是这种能力促进了我们的进步。居于主导地位的理论就是在这种环境中产生的，它大量使用诸如销售额、市场份额、资产回报率和利润率等的‘理性’指标来‘正确无误地’描述经营环境。”事实上，实证主义与理性主义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实证主义者承认理性主义者的信仰：人类能够揭示支配组织及其管理世界运行的内在法则。两者都认为，遵守这些法则能够减小组织及其管理的不确定性和无组织性，同时保证物质世界的进步。从方法论的视角看，实证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认识论都把一种中立的观测性语言作为自己的关键特征，并认为它是人类为发展知识所必需的操作化方式(Slife和Williams，1995；Delanty，2005)。因此，管理学主流理论可以概括为：为了研究组织及其管理世界而采用中立的观测性语言来精确地描述、说明和预测它们的经验现象。既然需要精确预测，就应该尽可能做到让研究对象免受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的干扰，尽量使研究对象保持原状不变，这样才能确保理论预测的有效性。这种研究的结果是管理学思想知识的分歧导致社会分化，即明智的管理学家、组织高管与无知的组织成员，这就是所谓的“技术专家治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实证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思路可以表示为：科学预测——方法论禁锢——技术专家治理。
例如，按照管理学主流理论的正统观点，组织与环境互动，而环境又独立存在于组织边界之外，组织可以从环境中获得很多其赖以生存的资源。环境既为组织提供机会，又会对组织构成威胁，不同的环境因素对组织的不同部门提出不同的适应性要求。因此，对于管理学主流理论来说，组织高管的责任就是理解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预测环境因素是否会发生变化，并考虑采取什么措施和方法来适应环境变化或利用环境变化来创造新的需求。Porter(1990)认为，伟大的战略家能够比一般人更好地理解环境，他们“能够感受到那些别人感受不到的东西”(Porter，1990)。这样的主观认知活动和活动结果被称为“技术性活动”，而不是权力活动。按照英国管理学家Stacey(1993)的说法，这些技术性活动对组织高管的认知模式起调节作用，帮助他们分辨什么有利于组织或者什么不利于组织，并且能够确保组织成功实施自己的战略和开展日常的管理实践。加拿大著名管理学家Mintzberg(1990)曾经推测，人们之所以偏好正统的标准化技术，可能是因为可用它们来抵制由组织内部政治斗争导致的混乱和非理性行为。而更多的管理学家(如Quinn，1980；Pettigrew，1985；Johnson，1988)则认为，组织及其管理实践更多的是涉及规则制定，而规则制定要涉及不同利益团体的诉求和偏好。组织内部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诉求和偏好会发生冲突。为了解决冲突，只能通过谈判和政治妥协来制定规则，尽管规则会限制管理者的特权。英国牛津大学教授Hugh Willmott(1984)认为，事实上，组织高管常常通过强调他们只从事无关政治的技术性理性活动来反映他们的权力非零和博弈观，并且有效地把组织及其管理变革所涉及的既定利益关系、权力关系和政治关系隐藏起来。这样一种乖巧的行为把管理者在日常工作中面对的现实掩饰成从事技术性活动的过程，而权力只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很小的作用(Buchanan和Badham，2008)。但是，这种掩饰也同时牺牲了组织内部理应存在的对话和讨论空间，最终必将扼杀组织的创造性(Peattie，1993)。
管理学批判理论认为，管理学主流理论的“科学性”是与管理层的局部利益联系在一起的(Grey和Mitev，1995)，把组织成员贬为“高管发动竞争的战略性工具”(Sievers，1994)。因此，管理学批判论者并不谋求维系组织及其日常管理实践，也不相信组织及其管理实践的现状，而是认为那种技术中立的假象和有关组织及其管理的主流宣传是站不住脚的，管理学主流理论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Shrivastava，1986)，主流理论推崇的理性仅仅是一种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管理精英们已经把组织的大多数成员排斥在外，而实际上他们都会受到高管决策的影响，因为组织的大多数成员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与能力，因而管理特权事实上集中控制在了管理精英们的手中。按照管理学主流理论，管理精英们才是制定战略方向的合适人选，是他们推动了组织变革，以确保组织“结盟”(Greenwood和 Hinings，1993；Trahant，1997)。在管理学批判理论看来，管理学主流理论把管理决策的目的变成了“计算如何在获得企业员工和顾客支持的同时降低成本，而不是考虑如何更好地表达员工和顾客的想法并得到大家的赞同”(Alvesson和Willmott，1996)。Peters和Waterman(1982)曾尖锐地指出：“我们因迷恋于管理工具而忽略了管理的艺术性。我们的工具偏重于计量和分析。利用这些工具，我们有办法计量成本，但却无法精确地计算某一企业士气高昂的员工所代表的价值，也不能计算某公司推销员为一个普通客户多跑一英里路所代表的价值”。因此，这种计算反映了一种功利的理性主义思想，只是一种关心如何以最适当的方法去实现目标理性主义。这正是管理学界的主流——技术主义，所谓的技术中立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在管理学批判理论看来，功利的理性主义只是一种门面，因为它无法反映这些目标的实质，因此必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倾向。而管理学主流理论试图掩饰这种价值取向和利益倾向，并下意识地把它们粉饰成符合道德、无政治性、由管理者负责实施的技术措施。这样，关于组织目标的讨论就受到了抑制，管理背后的伦理合法性也不再是讨论的对象(Alvesson，1987；Grey和Mitev，1995)。不过，这些却正是管理学批判理论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因此，管理学批判理论的思想可以用以下方式来表示：意识的启蒙或唤醒——集体行动——组织及其管理秩序合理化。
在我们看来，管理学主流理论强调的是对组织及其管理的“系统整合”(systemic integration)，这种系统整合要求组织及其管理变革必须与“管理专家”制定的目标和标准化秩序保持一致，要求组织成员的行为与它们保持一致。系统整合造就了一种目的性很强的态度，并“对他人的决策产生了普遍影响，同时又忽视了以意见一致为导向的沟通过程”(Alvesson和Willmott，1996)。在管理学主流理论的文献中，控制系统似乎通常被看成是可操纵的自变量，它们可以导致组织成员日常行为这个因变量发生变化。这样的理论模型表明，组织管理层必须具有这样一种能力，即可以使组织变革这个变量与为了成功实施组织战略而采取的特殊行动相互适应和调和。而实现系统整合的方法有很多，如科层制劳动过程、对员工行为与价值观再造的文化控制、人力资源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等。在管理学批判论者看来，系统整合过程是一种功利的理性主义在组织及其管理中不断合理化的过程，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只能通过技术标准来实现组织常规化和应对伴随组织常规化而产生的复杂性。这些技术标准包括社会互动的所有形式，并把它们涵盖在目的—手段关系体系之中。这种关系体系形成了超越个人的组织道德标准，但它往往与社会实践中的道德标准背道而驰。
管理学批判理论强调的是组织及其管理的“社会性整合”(social integration)。所谓的社会性整合就是把组织及其管理的不同因素或者部分整合为一个统一、协调的整体的过程和结果。它是一个与社会解体、社会解构相对应的社会学范畴③。社会性整合的可能性在于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以及在广义上对社会成员发挥控制、制约作用的文化、制度、价值观念和各种社会规范。这种社会性整合要求通过组织成员的自由、自主参与来形成一种一致的、能够包容不同价值观的标准化秩序，这就是社会学理论所强调的组织进步的最高层次——价值观一般化(value generalization)。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以一致意见为导向的沟通过程，因此，管理学批判理论更加关注社会性整合过程。彼得·圣吉(Senge，1990)认为：“一个团体可以从多个角度探讨复杂的问题。个体把自己的假设搁置起来，但可以自由地就自己的假设进行交流。结果是团体可以自由地探索个体完整的经验和思维过程，从而超越个体的观点。”Sinclair(1993)认为，组织文化的多样性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组织应当容忍多样性，并且学会从“百家争鸣”中获益。社会性整合要求组织通过支持和促进不同文化共存来重新规定管理层的任务：通过自省、讨论和行动来达成一致并鼓励组织成员进行批判性思考。这样，组织成员就能够在行动之前先评判自己和组织的责任与义务。
在管理学批判理论看来，组织的意义在于：在成员言论自由的条件下形成不受外力干扰、有关组织宗旨和实现方法的一致意见。显然，这样的一致意见并不是通过组织的日常社会互动来实现的，因为按照管理学批判理论的说法，权力与控制会干扰组织的系统化沟通过程。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谁能够在组织中充当合适的沟通者；二是既然权力与控制的本质都非常隐蔽，那么，沟通者怎样才能确定系统化沟通没有被扭曲。管理学批判理论认为，这就要求组织中保持沉默的个体与团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以使组织成员形成有意识的、自主的社会价值观。
四、结束语
管理学批判理论对组织及其管理世界不断变化的现实社会建构模式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质疑，揭示了这些模式所代表的利益、动机和权力关系。据此，管理学批判理论试图找到建构不同现实结构的必要条件，并为人们展示其他可能的方式。这样，人们就能够“通过提高自我意识和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Fay，1987)。
管理学批判理论高举社会建构主义旗帜，强调政治、伦理和知识之间可感知的相互联系，并鼓励对价值观和小团体利益进行深入分析，或许这正是管理学主流理论所讨论和证实的管理权威性。我们发现，管理学批判论者并不是不要管理权威，而是反对管理学主流理论想当然树立的权威，他们所推崇的是一种通过达成一致意见而产生的权威。
我们认为，管理学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否定了一切把技术需要看作是管理理论与实践基础的观点，并且认为管理理论与实践并不应该以提高管理效能为唯一的目标，因而不可能通过实证检验来对组织及其管理实践进行客观分析(Grey和Mitev，1995；Fournier和Grey，2000)，因为所有的组织及其管理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都是可变的、社会偶然的产物。从认识论视角看，管理学批判理论认为管理者可以通过自我反思来成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精神权威，他们可以通过组织及其管理变革来达到这个目的。
应当看到，管理学批判理论面临着这样一种危险，即分析缺乏权威性，而且这个问题有可能成为一个认识论的难题。一方面，管理学批判理论试图解释管理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和含义，行为主体正是运用这些知识来认识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现实的，无论他们是管理学家、企业家、企业高管还是一般员工；而另一方面，管理学批判理论也同样关心所有行为主体的意识，并且把这种意识界定为特定的价值观和利益，分析这些价值观和利益是如何表达出来的，是如何从经验中提炼出来的，这样就可以揭示它们的特定社会来源，同时发现它们是如何把管理学家、企业家、企业高管、一般员工和这些管理学知识与实践参与者的潜力联系起来的。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对权力的剖析是整个管理学批判理论的核心。按照管理学批判理论的观点，社会建构产生于理想之外，组织及其管理世界必然会被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所扭曲。因此，社会建构就会成为组织内部手握控制权和统治权的团体的一种重要工具。这些团体正是通过传播某些特定的意识来影响人们特定的价值观和利益倾向。这种传播不仅对行为主体日常经验进行描述，而且还解释这些经验的发展并分析它们的影响。这就产生了一个认识论的难题：如果描述与分析必须经过社会建构，并由此形成特定的价值观和利益倾向，那么，管理学批判理论自身的研究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严格地说，管理学批判理论是一种批判社会现象的理论。当然，要批判社会现象就必须先分析与了解社会现象，就此而言，管理学批判理论与管理学主流理论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前者必须包含后者，才能进行有效的批判。所以，管理学批判理论希望通过对事实或现实的批判与否定来唤醒或提高组织成员的意识，也就是希望管理学家的分析、诊断能为组织成员所取用，以破除他们的虚假意识，从而唤起组织成员采取自发性行动来改革组织及其管理现状，进而促成合理的组织及其管理秩序的形式。
在我们看来，尽管管理学批判理论有可能找到组织及其管理的最佳模式，但仍然显得过于理想主义：它与组织成员每天面对的现实相去甚远，且不合实际，因为组织在激烈的竞争中必须实施日常控制。管理学批判理论所面对的核心矛盾就在于：我们无法生存在没有治理和控制的组织中。从这一点看，管理学批判理论关于组织民主化的假设还是过于理想化。但是，管理学批判理论希望通过达成一致意见来实现管理学知识的解放与进步，这一点仍然具有价值。
注释：
①笛卡儿和笛卡儿学派的二元论(dualism)力图表明，根本的实在有两个方面：一是思维性(thinking)实体；另一是扩展性(extended)实体，即通常所谓的精神与物质二分法。
②唯实论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在许多个别事物之间看到它们在某个或某些方面的一致性，那是因为客观上有“同一事物”同时出现在这许多事物身上或同时被这许多事物所“展现”的可能性。唯实论者因此把客观世界中的事物区分成两种：一种是“整个儿”只能同时出现在一个空间区域的事物，这叫做“殊相”(particulars)或个别事物(individuals)；另一种是“整个儿”能够同时出现在许多空间区域的事物，这叫做“共相”(universals)。唯实论认为，在组织及其管理世界中，除个别事物以外，还存在一般的规律性。在较为严格的唯实论者看来，一般先于个别，个别由一般分化而来。组织及其管理世界存在于个人的感知之外，它是由坚实的、有形的、相对不可改变的结构构成的真实世界。组织及其管理本身就是一种实在，它存在于个人之中。组织及其管理现象只能用抽象的、普遍的本质来说明，但不能归结为个人因素。因为组织及其管理具有集体意识、集体特征，它们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必须把它们当作一种客观事物。唯实论者重视整体研究，主张摒弃个人的主观因素，对组织及其管理现象进行客观的描述。对管理学研究者来说，唯实论的最鲜明特点是它无条件地支持本质论，其精髓就在于个体、群体、组织都可以被合法地认为有自己的真实性。
③在社会学研究中，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cot Parsons)明确提出了“社会性整合”概念，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架构之中。他关于社会生存的四大基本功能前提假设，即所谓的AGIL理论，便包括社会性整合。在很长时间里，社会性整合曾经成为结构功能主义表示社会基本功能的特有概念，与“社会共意”或“一致性”假设密切结合。帕森斯在《社会体系和行动理论演进》(1977)一书中，把“社会性整合”规定为如下含义：(1)社会体系各部门之间的和谐关系，使体系达到均衡状态，避免变迁；(2)体系内已有成分的维持，以对抗外来压力。帕森斯还认为，一个社会要达到整合的目的，必须具备这样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1)有足够的社会成员作为社会行动主体受到适当的鼓励并按其角色体系行动；(2)把社会行动控制在基本秩序得以维持的范围之内，避免向社会成员提出过分的要求，以免形成离异或冲突的文化模式。继帕森斯之后，社会学家对社会性整合概念的解释及运用逐渐分化为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沿袭帕森斯的观点，继续将其置于宏观的社会理论体系中，从抽象意义上予以解释和运用；另一种则朝着经验研究的方向，将这一概念用来研究不同社会群体内部或群体之间的实际关系，特别是用来研究民族及种族群体之间的关系，研究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在文化上的接近和融合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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